1.4.2 本书的创新之处

1.本书构建的“嵌入社会网络的供需均衡分析框架”是一种新的理论尝试

文献梳理的结果表明，由于受时代背景的限制，学界在农民工回流与农村养老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上还基本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而同时涉猎这两方面内容的研究则缺乏系统性，尚未揭示农民工回流对农村养老资源配置造成的深刻影响。

本书以经济学的供需理论为基础架构，综合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构建了一个用以分析农村养老资源配置机制的新的理论框架。首先，该框架从农民工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之间迁徙的现象入手，运用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从人的社会属性角度出发解释了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工，其养老观念与行为必然会受到城市社会网络的影响，揭示了回流农民工与居乡老人相比在养老资源消费上的“偏好效应”与“收入效应”。其次，也是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书还从理论上揭示了回流农民工对居乡群体养老资源消费产生的“示范效应”以及居乡群体对新的养老方式产生的“从众效应”，从而将农民工个体养老需求的动态变化推导至群体养老需求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扩展至整个农村社区养老需求的动态变化，解释了农民工回流对农村养老资源配置产生冲击的内在机理。最后，运用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分析了在“嵌入社会网络”的情况下农村养老资源是如何达到动态均衡的相关机制。

2.提出了一套用以预测农民工回流及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的新方法

一般地，分析养老资源的历史数据，并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与要求，通过设定相应的增长参数，可以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养老资源需求量进行预测。但是，对于劳务输出大省来说，由于有大量的回流农民工这样的“变量”，这给预测农村养老资源的需求变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来自研究人员可能并不清楚农民工回流的规模、速度，自然就没有办法掌握农民工回流农村养老之后，对农村养老资源带来的额外冲击究竟有多大。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先对农民工的回流情况进行预测。然而，目前的宏观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预测。从目前发布的关于农民工的统计数据看，最权威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该报告有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总数，但是未公布分省的数据及细分年龄的数据（有分段数据），也未公布回流农民工的数据。此外是各省的统计部门或农民工管理部门发布的统计公报中的有关农民工的外出情况统计数据。也就是说，单纯根据宏观管理部门发布的数据，很难挖掘出农民工回流的历史数据用以预测其未来的回流规模、速度、结构。

本书采用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统计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民工回流的趋势进行预测。以微观调查的农民工样本映射宏观统计数据的农民工总数，以样本中意愿回流的农民工占比映射宏观数据中的意愿回流农民工占比，在此基础上预测宏观层面农民工回流的规模、速度、结构，并预测农民工回流的关键时间节点和阶段压力。

在预测出农民工回流的规模、阶段之后，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及居乡群体的养老资源需求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根据回流及居乡人口对养老资源的评价得分、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及历史发展速度等指标，分“高、中、低”三种方案，制定了分居乡与回流群体的养老资源配置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就农民工回流农村养老对农村养老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冲击效应进行了预测。

3.首次提出了农村养老资源动态优化配置的“三阶段”模式

本书在综合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调查数据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发现农民工回流趋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结合人口结构演变、养老资源供需匹配、社会发展及转型、经济转轨等宏观因素，本书提出农村养老资源动态优化配置在战略上应该采取“三阶段模式”。

第一阶段为2020—2029年，养老模式为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为辅。第二阶段为2030—2035年，养老模式为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化养老服务并重。第三阶段为2036—2040年，养老模式为以社区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为主，家庭养老为辅。针对每个阶段农村养老资源的需求重点，分别从制度框架的改革、组织体系的完善、资源要素的配置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设想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