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起落间的迷茫与执着

艰难的抉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妇女被赞为“半边天”。那原本低的女人的天空是否从此高远蔚蓝任凭女人展翅飞翔呢？中国女作家历经解放十七年的与男作家一样的创作后，便是遭受磨难的沉寂的十年“文革”，冰刀霜剑之后文坛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而蓬蓬勃勃的女作家群以她们作品的质量和数量让世人瞩目，以至不得不叹文坛“阴盛阳衰”。近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大旗高举，汇聚其下的潮流汹涌澎湃，但是起起落落，并无太大的凝聚力更无承继性趋同性，各说各的各写各的嘁嘁喳喳仿佛是女性书写的景观。可是评头品足的评论家理论家总爱急急寻找框架尺子来定型量长短：前代中代现代后现代理想写实新写实私人生活小女人等等，然而，合适么？

面对当代女性文学，评论家的学术视线多集中于新时期以后的女性文学，对十七年女性文学采取一锤定音的做法。有评论简单地认定十七年没有女性文学，是女性忘却了女性自己的时代。然而，十七年文学何尝以男人为中心了呢？性别差异在当时是一个不屑一提的话题。个性，熔化于整个时代的鲜红集体之中。尽管如此，十七年女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度并不低。《青春之歌》《乘风破浪》《春草》《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长长的流水》等长短篇小说、散文均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值一提的是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在大量“恢宏叙事”中这两例女性的倾诉却是格外的哀婉动听！《红豆》里的女大学生江玫正跨越时代的门槛，遭遇爱情与革命的选择，宗璞并没有回避这份选择的沉重与复杂，留下了这一个女子长长的叹息。《百合花》在文本中采取的虽是“同志式”的叙述模式，但女性的细腻和柔情在小说中如月光流泻。有人说《百合花》的主题是“军民团结，同生共死”，并没有女性意识。如果说女性意识只能是个性别概念的话，那么，女性意识于女人来说都没有多大价值了。革命意识与女性意识并不冲突。女性与人性当是统一的，很简单，把女人不当人就是没人性。在“男女都一样”的年代，女性作家仍放飞女性翅膀，拓展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写作空间。当然，女性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关于人类本身的问题。“文革”十年是整个文学荒漠化的“灾难季节”，非人化的写作环境不仅窒息了作家的艺术思想，也扼杀了作家的艺术生命。男女作家和文学中的男女都成为空洞之物，一切都在沉默中等待爆发……

云端的翱翔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可谓一波四折，在“反思历史—渴求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审视性爱—探索性心理”的转折链中，中国女性文学叙述的核心由女性的外部世界逐步向女性内部空间挺进。

新时期初，仿佛是五四再潮。女性文学亦再次崛起，主要以“人”的发现为动力，借助人文主义思潮，女性作家开始了“反思历史”的旅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以她们独有的历史智慧，对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杨沫的《自白——我的日记》，杨绛的《干校六记》，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我是谁》《蜗居》，都以极大的热情揭示了十年动乱中人的悲剧。的确，新时期初女性文学是以反思历史、重新发现人为其主导的，如张抗抗所说：“我写的多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危机。”（《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从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关心人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女性的命运，是女性文学在“反思历史”阶段的文学特征。

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话题”和女性写作作为“别种声音”凸显。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石破天惊，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让人欢喜让人愁，陆星儿《啊，青鸟》，程乃珊《女儿经》，无论雅俗，女人们仍在等待爱情、渴求在《在同一平地线上》的起飞。爱情是高尚纯洁的理想境界，好男人是高大宽厚供人仰视的背影。《方舟》载着女人间的情谊躲避人间风雨，拙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被言为“可以说是80年代的中国女性探讨自身处境与问题的代表性作品”[8]。其中的姐妹情可称“永恒”……80年代女性作家在主体意识上更注意人文主义和女性意识的立体结合，她们都尽力追求女性作为人在更高层次上的权力和人格与男人的平等和自由，时代给予了女性独立思考和选择爱的权利，与“五四”时代第一代女作家群书写的主题和形式相比较，似有着“螺旋式”的上升。由“人的发现”到“女人的发现”，从关怀历史到关怀女性命运，女性自觉状态恢复，用女性的眼光来认识自己。女性的爱情、女性的事业、女性的婚姻成为写作的中心，女性的命运成为文本中的“主角”。小说的主人公多以主动的姿态来抗拒在家庭和爱情之中的“附属物”的命运。然而一切都蒙上了理想色彩。

迷惘中的执着

80年代后期以降，女性文学的主题转换和技巧的变化极其迅速。从追寻女性的自我价值到女性的自我体验到探索女性“全面”实现自我的轨道都并存于此。迷茫中的执着、执着中的迷惘，对女性传统审美意识亦进行了挑衅型的反叛。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走进《方舟》走进《祖母绿》，爱在哪儿？《红蘑菇》用自己的手颠覆撕碎爱的脉脉含情的面纱，结局让人毛骨悚然，“梦白”这个名字便一针见血。到得《无字》，已历尽爱的沧海桑田，欲说还休，一切都被解构。王安忆的女性探索一开始就另辟蹊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到《岗上的世纪》，审视性爱，对女性自身的欲望做现代性的阐释，从而把女性的生命本能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展示在读者面前。铁凝的《麦秸垛》《玫瑰门》到《大浴女》，对女性命运女性关系的阐释越来越深入且冷静。但王安忆、铁凝们并没有放弃“母亲的情愫”，其性爱成分多带有母爱的情感，“妇女却从未真正脱离‘母亲’的身份，在她的内心至少总有一点那善良母亲的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汁写作的”[9]。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审视性爱，对女性的自然属性进行展示，无论是在写作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其重大意义，但任何过度的宣泄，都会适得其反。至于姐妹情，如果说这话题在《方舟》里得到拓展，那么《弟兄们》却给予了清醒的解构。在男人的眼里，女人之间“老李老王弟兄们”般，就是“有了魔道”“疯癫”“反常”了，在女人身上，其实亦不过是虚拟的实现。80年代末期，池莉、方方、范小青等以其女性特有的敏感性，准确把握了人物的生存状态，她们以平实直白的叙述，形而下的经验直接性表露，对具有现系代性特征的宏大叙事进行了反拨，开启了90年代女性文学的多向度取向和多元化选择的新纪元。

个人化的写作

埃莱娜·西苏：“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10]她提出以实现“双性同体”为目标的女性写作理论，以消解顽固的二元对立立场中的女性她者位置。露西·伊瑞格瑞则将文化和生理因素相结合，她提出独特的女性谱系，核心为建立新型的母女关系以取代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男性中心。

假如说前期女作家的创作多以两个世界——女性的外部世界和自我世界兼顾为主的话，90年代以降的女作家则更自恋“私人生活”。女性文学发生蜕变，成为当代文学中的灼热之“热点”。陈染、林白、海男等年轻女作家进行着新的女性书写的纪实和虚构，在“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中，传达女性的生命本能与现实的矛盾和困惑，并成为一种群体性写作趋势。《一个人的战争》是一篇不同于以往的女人的心路的记述。其惊世骇俗处是她头一遭写出了以往人们所不敢写的，大胆言说和叛逆思考至少让人们大吃一惊。但作者对语言的感受力，文字于她，真是如鱼得水。当然这是一次致命的飞翔。是突围还是溃败？谁知道呢？主角叫多米，就像多米诺骨牌，轻轻一击，全线崩溃，即如是，也溃得流畅华美。不过，想当初，郁达夫的《沉沦》不也是“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11]吗？

应该看到的是：这仍是一个起起落落，既执着又迷惘、既飞腾又坠落的“尴尬局面”。90年代女性书写在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舞台时，又在这个“舞台”上成为“被看”“被展示”的角色。“私人性”书写越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文化现实命运就越悲惨。商业社会、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女性异化，在流传、阅读过程中的“炒作”“误读”“改写”“被看”的遭遇，使先锋派女作家的女性觉醒的“语言乌托邦”撕裂为碎片。文化探险是要付出代价的。如若抵挡不住，女性写作的颠覆性和超越性都只能沦落为一次软弱无力的自我宣泄而已。

的确，随着女性写作历程的不断深化，女性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创作空间和突破点，但同时女性文学本身也日益进入了两难境地。因为女性主体性的寻觅与张扬并不是一项单纯的文本虚构工程，女性话语的边缘化地位没有改变，“男女双性化”和“伙伴关系”，都只能是个遥遥无期的理想，必须走向未来的女性文学再次踏上茫茫征途。

（《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12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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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引自张京嫒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3] 转引自郑慧生《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1页。

[5]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6]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7] 萧红：《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8]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9]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引自张京嫒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

[10]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引自张京嫒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11] 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