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学及其大学教育生涯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早期，刘若愚在北京接受了最初的启蒙开智教育，并度过了以后的中学和大学生涯。刘若愚就读的小学是一所新式的学校，其所设定的科目与美国的小学教育课程没有根本的区别。他后来相继在五所不同的中学就读（相当于美国初中和高中），由于资质聪颖在初三跳了一级，所以他只用了五年时间而不是通常的六年就毕业了。他上过的大多数学校都很重视科学和数学教育，同时也要求学生们必须熟练背诵大量的中国古代作品，其中既包括韵文也有散文，所有这些都为他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代文学基础。初中期间，刘若愚开始尝试用文言文写文章。[9] 也许正是由于刘若愚父母对文化和知识的重视，刘若愚得以接受当时比较先进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所传授的知识应该也是当时最潮流的，因而他从小就奠定了极为优厚的文化基础。

中学毕业后，刘若愚被当时北京名气很大的一所天主教大学——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辅仁大学为直系罗马教廷教育部之天主教大学。1925年由美国本笃会于北京创办，初期设大学预科名为“辅仁社”，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准予试办，并正式将校名改为辅仁大学。1929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因院系调整将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60年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10]）录取。辅仁大学在当时是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齐名的高等学府，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北京被日寇占领后唯一保持了正常上课课程的天主教大学。刘若愚在辅仁大学就读时的专业是西方语言和文学，这既可以说是受其家庭和教育影响的结果所在，也是其兴趣的出发点。

刘若愚的英文水平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凸显出上天赋予的才华，也就是我们在通常意义所说的语言天才。也许是从小受其父亲的耳濡目染，他很早就接触英语，而他的哥哥、姐姐零零碎碎地也教会他一些英语单词，他于初中一年级开始正规地学习英语，在几个不同国籍的英语老师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了五年，他受教的英文老师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英国人，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是西班牙人。刘若愚后来为了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还请过一位曾在牛津大学接受过教育的英国妇女为他私下授课，并通过社会交往结识了一些美国人。[11] 正是由于他自身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不断进取的精神，到他高中毕业时，其英语水平可谓出类拔萃，阅读英文原著几乎不费任何力气，而且其口语水平也较高，用英语写文章时也比较合乎语法规范。

在辅仁大学就读期间，辅仁大学的系、科设置是很全的，学校聘请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执教，可以说，这个时期刘若愚听到了真正是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声音，其所学到的知识也是世界性的。他跟随中国和美国教授研究英美文学，跟随两位中国教授学习法语（其中一位操巴黎口音；另一位带有很浓重的河南口音），教他们拉丁语的是一位德国牧师，他用英语授课，教他们学习带有意大利口音的教会拉丁语发音。他还跟着一位法国的汉学家学习法国文学，跟着一位德国教授学习英译本的希腊和罗马文学。刘若愚自己后来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时曾这样说：“我如何能应付得了语言方面这样奇特、这样混杂的教育呢？当时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谜，但在当时却并未使我感到惊奇。那时，我们还必须选修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用古文写文章。”[12] 从刘若愚自身的叙说中我们认识到：“也许正是这种中西‘混杂’的教育背景为一位语际批评家建构了广博的知识基础。”[13]

刘若愚并不仅仅满足于课堂上指定的应学的作家著述，他又从家中存放的一些书籍中发现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著作，这些书是一位被日本人送往山东潍县集中营的英国朋友为防止散失而藏到他家的。这是他文化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最后，他在读完那时可以得到的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4] 所著的全部小说、她写的一些随笔以及几篇有关她的著述的评论文章之后，用英文撰写了一篇关于她的论文，并因此获得了文学学士的学位。那时伍尔芙的名声还不是太盛，她的著作以及有关论述她的著作的文章和书籍在中国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刘若愚设法找到了一本翻译为中文的《达洛威夫人》（Mrs.Dalloway）、一本日文版并附有日语注释的《到灯塔去》 （To the Lighthouse）和一本平装陶赫·尼次版（Tauchnitz）的《奥兰多》（Orlando）。其他书籍多是借自国立北京图书馆、其他大学的图书馆和朋友家中。那时，刘若愚发表了一些译文，其中有T.S.艾略特早期所写的一首诗、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一则童话以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一部短篇小说[15]。

1948年结束了在辅仁大学西语系的大学学习以后，刘若愚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攻读英国文学专业，学习乔叟（Geoffrey Chaucer）、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peare）、多恩（John Donne）的英国现代诗歌，同时兼修法国文学。那时候，英国诗论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16] 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书，就这样刘若愚有幸成为燕卜荪的学生。他聆听了燕卜荪关于莎士比亚和现代诗歌的讲座，并努力看完燕卜荪的代表作《含混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一书，尽管作者本人并不建议学生去读它。[17] 刘若愚天资聪颖，他凭借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模式汲取着知识的养料，并且凭借自身的努力加之独特的机遇，所有的种种都为他后来走上跨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之路做着准备，也正是这些条件的集合才会成就后来在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打拼的学者——刘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