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新农村建设回顾

一、“翻身做主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动员”驱动

我党历来重视农民参与革命与建设的积极性。早在民主革命建设时期，我党就开始实行各种土地革命政策，号召农民以“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感来关心、参与、争取、保卫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我党正是靠着对农民的组织、动员，才真正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战争年代所积累起来的“土地革命”经验，也成为日后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

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成立，我党及时进行了土地改革，并根据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三大基本原则，进行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坚持走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的集体经济道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下，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大寨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挂帅、精神先导”，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民希望迫切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强烈愿望。总体来看，这种群众动员策略在战争年代能够最大限度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保证战争的胜利。但是在和平年代与自然、经济客观规律的互动中，表现出了对客观物质条件、客观经济规律的漠视。同时，这种源于外部理解的、典型的“强势社会阶层俯看弱势社会阶层”、以外部动员、宣传和外部引入为主的国家“符号殖民”过程必然导致农民自身创造性、主动性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难以“承继”。

但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理智地认识到，“动员”驱动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如下的特点与影响：

（一）农民追逐自己真实需求的刺激不足

在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时代里，“政府计划”往往会导致农民真实需求的遮蔽。当时的状况可概括为：城乡发展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业为重点，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缓慢。在那个时代里，在对乡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民公社化”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经营、按劳分配，它不仅成为一种土地所有制度，而且成为一种分配形式。导致的结果是，农村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农业内部不能自由流动，政府的计划调拨和交换成为主流。

这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农民干什么、什么时候干、为谁干，都不是由自己做主。在集体生产的粮食中，国家拿走多少，集体留下多少，对留下的劳动成果如何分配，最终农民能分到多少，生产这些粮食的农民都没有发言权和分配的决定权。当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能自己做主，而是按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形式进行统一分配的时候，当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经常被笼罩在饥饿的阴影的时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难得到维持。

（二）传统伦理与革命话语的复杂交织

费孝通曾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进行过概括，认为中国的乡村社会具有乡土性与熟人社会特点（费孝通，1998）。由于传统农村“家族式”的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组织结构等，农村基本上是熟人社会，当时传统的乡村伦理（比如尊老爱幼、孝顺、朴素、节俭、吃苦耐劳等）维系着农村基本的人际互动关系。在习俗的规范下人们彼此信任。这些优秀的传统乡村伦理需要在特定环境下才能保存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其无产阶级先进性和创造性，继承并发展了传统伦理中的精华，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与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接受群众监督、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公无私的干部工作准则。密切的干群关系也对农村集体的社会道德风气形成了积极的正面引导。江泽民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在此，传统伦理与革命话语有着复杂交织的关系。这也道出了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发展农村各项文化事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

（三）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

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总是与农业劳动力逐步减少，农村人口数量逐步下降相依伴。在我国，首先，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粮食供应紧张，人口迁移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其次，为提高农业积累，我国1955年开始实行户籍管理制度，户籍与国家计划资源控制连在一起，使不同户口类型的人享受不同的国家福利，由此产生的重大问题是农民与国家社会福利无缘。城乡之间自由的人际流动更被人为地隔断了。

农民无法自由地出入城市寻找工作与就业机会，城市也失去了进行各行各业建设的富余劳动力。城市化的推进缺少了自然的发展。在二元封闭的城乡关系背景下，乡村农民固守在封闭、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而代表城市文明的平等意识、公平意识、自由意识、竞争意识却无法在农村居民的狭隘意识中成长。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四）农村学校开始出现“逆知识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加大了小学教育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力度。乡村学校除了对适龄儿童进行正常的文化教育（语文、数学、美术、劳动教育）之外，还承担了对成年男女进行“扫盲”教育的重任。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主义建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互动关系。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当时学校教育的重要特色之一。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对教育领域造成了严重的摧残。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学生开始走向田间地头，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冲击，学生的厌学、逃学、弃学现象开始不断蔓延滋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停止了高考，阻滞了学生求学上进的途径。“文革”开始，首当其冲是高等教育，高考制度的废弃和大学的停止招生，粉碎了许多农村青年的大学梦。另一方面，教学内容简单化、政治化。如，“文革”初期，有不少的小学把《毛主席语录》作为唯一的教学内容，把诵读《毛主席语录》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使得教学内容走向简单化、政治化，教学方式变得日益粗暴、机械。农村学校教育的“逆知识化”成为当时农村教育衰败的重要表征。

二、“摸着石头过河”——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驱动

正是在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过于公有化、集体化、教条化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反思下，我国农民开始有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反思与利用。正是政府上层无法找到具体有效的农村经济改革的方式，我国底层人民的创造力才有了被尊重与被重视的可能性。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而农村改革则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它首创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从此我国亿万农民开始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焕发出巨大的热情与活力。同时，户籍制度开始有所松动，农民开始去城市打工，中西部农民开始去东部沿海打工，在这种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农民有了追逐物质与精神幸福的个人权利。邓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仅仅反映一种对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的自觉反思，更是表现出对广大人民群众巨大创造力和积极性的尊重。在这一时期，我们真正把追逐幸福与界定幸福的权利交给公民个人去判定。正是有着对前三十年物质资源匮乏时代的“共同记忆”，我国人民才会把追求物质财富作为人生奋斗的巨大动力。

“经济”驱动之下的新农村建设，市场化、工业化、商业化、流动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个体的身份主体意识开始觉醒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开始由一个宽泛化的政治话语，日益成为农村开展一切活动的政治原则。只不过“人民”在过于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了农民经济自主权利的保障；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原则至高无上，忽视了对农民个体基本公民权利的尊重。农民不仅仅是淹没于国家、集体大机器中旋转的“齿轮”，更是有自己真实欲望与独特需求的现实“存在”。除了单一的、被动的“追随者”（政治身份）之外，农民在现实社会中追求物质利益与生活享受的经济欲望也被激发。每个人开始主动自觉地为了更好的实现小康“家庭”而不断奔波、流动。“农民工”、“下海”、“北漂”等开始成为青年农民走出大山，追逐新的身份认同的典型代表。

（二）“实用”伦理重获社会普遍认同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现实精神。从孔夫子的“不知人，焉知天”、“不语怪、力、乱、神”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从荀子的“人定胜天”到近代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我们将“神异世界”放在“不论”的层面，而专注于现世的生活。这种世俗意识已经渗透到我们中国人的骨髓中。在这种“实用理性”的支配之下，我们中国人在精神和信仰上不会出现盲目的精神迷狂。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农民会为了自己的生存，拜各种各样的神和图腾；如果某一天，这些神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现实困境，他们也会为了单纯的“活着”表现出巨大的忍耐力、吃苦精神与创造力。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逐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三十年巨大的“政治狂热”中挣脱出来。“普遍贫困”所造成的“生存焦虑”开始重新成为每个人思考自己行动的落脚点。农民也和整个社会一道，在价值与信仰真空的阶段，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也能激发起变革社会的极大动力。只不过，追求物质利益的强烈驱动使许多凝结着“经验、情感和智慧的传统文化”，在农村日益遭受着“破坏、瓦解甚至消失”，某些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道德伦理也受到了践踏，这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弊端。

（三）城乡互动开始加速，商业化、市场化、工业化气氛日浓

城乡“户籍”限制开始松动，原来横隔在城乡两边的严格的政治控制已不复存在。为追求更好的幸福生活（当时主要是物质生活）而出现的农村向城市、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开始受到认可、支持与鼓励。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自发产生的“调节”功能深刻改变着农民的思想意识与行为规范。农民的商品意识、开拓意识、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开始成为新的行动基因。伴随着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同步获得发展，农民的居住环境也开始与现代社会接轨；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它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居民的物质生活、推进城镇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

（四）学校教育“离农”、“去农”趋势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得到恢复，教育开始步入正轨。农村家长和学生都把教育看成是改变自己家庭命运的唯一出路。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校逐渐成为独立于农村社会之外的独立王国。教育目标偏向于精英教育、应试教育，鼓励学生“脱离农村”、“走向城市”；课程教材偏向城市与城市生活，无法反映乡土文化与农村变迁；教师知识水平与经济收入同城市相比差距悬殊，改进教学质量的自身动力偏低。

三、“文化型塑”——农村建设新时期的“文明”驱动

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牵动着农业、农村和农民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中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感受到网络化、全球化、本土化的强烈冲击。无论是从实然意义上还是应然意义上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相互激荡，都成为我们进行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变革元素。推动新农村建设走向深入发展，就是要求我们吸取人类历史与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成果来建设我们的美丽家园。商业文明所要求的冒险、竞争、诚信、开放与创新意识正深刻催化着现代农民的产业化经营；工业文明所需要的严肃、认真、精确、守纪与标准“概念”也在强烈刺激着农民的行动准则；城市文明所催生的时尚、个性、浪漫、消费至上、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深刻改变着农村青年的现实追求；政治文明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自主、权利意识也不断“唤醒”农民摆脱潜意识中所深藏的依附人格的自觉勇气；生态文明所昭示的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荣精神更是引发我们进行新一轮“返魅”冲动。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居民，新农村建设也离不开国家与社会各界精英的大力支持。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必然要在新的起点上有开拓性的突破。作为一种新的“文明”或“文化类型”，农村文明应该比城市更“优雅”、更“自然”，我们应该在“后现代意义”上重新审视和重构我们的新农村文化建设。

（一）乡村文明的本土性信仰正经历由“失落”到“复魅”的阵痛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在农村，乡土文明以其独特的中华特色流传于世。中国古代有一种“安土重迁”、“落叶归根”、“慎终追远”的思想情怀。在这种祖先崇拜的思想下，我们的乡土保留着浓厚的婚丧嫁娶、崇神重鬼仪式。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同自己的祖先沟通。自己的长辈也会以自己独特的经验替自己的子孙指点迷津，本土性情怀同乡土社会独特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相信万物有灵，更坚信自然界以某种心灵契合的形式同人世间的荣辱盛衰联系在一起。朴素的乡村国人以一种勤劳、朴实、节俭、以人为善、真诚、忍让的精神同自己生存的土地进行着艰苦的工作交易。

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农民普遍向城市流动。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成为漂泊在城市孤岛上的“异乡人”，他们隐忍着自己真实的情感与思想需求，把自己全部的生活动力放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之上。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的满足在带领他们摆脱饥饿阴影的同时，也使他们把追逐舒适生活的享受当作最终的生活目的。失去“敬畏”感成为大多数农民走向城市后所面临的精神困顿。在传统的家庭伦理变得日益淡薄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赖以依靠的精神家园，他们一直苦苦追求的物质生活享受驱赶着他们日益疲劳的精神信仰。对他们来说，消费主义狂潮所掩盖的往往是农民最本真性的生存方式。农民在经历各种城市生活的种种不适中也希望回归真实的乡土生活之中，希望自己同大地、祖先保持一种真实的情感联系。

（二）村庄利益共同体的组织准备、文化准备、情感准备正当其时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们的农村建设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公有制与集体化。在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下，我们的农村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农田和水利设施建设。不可否认，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不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饥饿和物质贫乏考验人性的时代，单纯的政治信仰与思想道德教化，还很难实现农村面貌的真正改善。当国家与社会所宣扬的相对公共价值远离他们自身的真实需求的时候，农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冲动。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去组织化”导致了当前农村日益严峻的贫困以及村庄利益共同体的“名存实亡”。农民自身改变命运的冲动就在于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需求刺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的世俗意识也有助于农民的个性解放。当我们以近乎“放任”的形式应对农村的衰败与穷困之时，我们的农民也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不断寻找新生活的尝试。“走向城市”、追求消费主义刺激的青年农民除了面对城市的灯红酒绿之外，无法从城市生活本身寻找自己的精神安息之所，国家也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的城市化。在失去同家庭、宗族之间的组织联系之后，个人的传统本土性价值有逐渐解体之意，精神、物质日益原子化的个人，在不断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变得越来越失去生活的批判力与原创力。党在基层的政治组织、传统农民自我管理所自发形成的宗族组织在个体农民的心中越来越边缘化。

国家以战略的眼光推动新农村建设，目的在于通过乡村组织的重建，希望乡村组织在整合农民个体精神价值与个体经济利益的同时，成为推动农村实现社会“良制”的基础；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完善与成熟，“大学生村官”的普遍推行，村设干部福利待遇逐步纳入县级财政编制等措施的实施，为建立公正、无私、服务、生态、高效的乡村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资源、政策、人才保障。

自上而下的乡村行政组织在聚合农民共同利益与共同关切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包办、代替农民“自组织”自觉开展建构“人生意义”、“村庄公共空间”与农村“价值系统”的主体性行动。

（三）“三喻”并存的当代农村社区（家庭）急需对话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在《文化与承诺》中，把有史以来人类知识传递方式归为三类：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后喻文化，分别对应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信息文明。在前喻文化中，父辈以自己过去的生活经历传递子女基本的生存技能、道德情感以及精神信仰；而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表示人类开始有了最初意义上的“代沟”，知识、经验之间的传递主要是在同龄的伙伴之间展开，同伴之间的技术技能交流是晚辈获取生产生活经验的主要源泉；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晚辈有比长辈更强的学习能力去适应这个日益不确定的未来。在当代农村，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未曾有过的强势文化对农民本土文化的“符号殖民”。后喻文化特征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露出对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深深忧虑。祖辈、父辈与孙辈之间以特有的文化优越性对彼此之间产生莫名的轻视与不满。祖辈所代表的前喻文化曾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对这个确定土地上最有发言权的权威，他们一直在恪守千年的规范，实践善良的操守，收获大地的馈赠。作为“空间上的移民”，父辈开始走出农村，追逐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物质宽裕与精神生活的新鲜刺激，同时他们也能从工业时代的技术劳作中产生改变一切传统，抛弃一切习俗的野蛮冲动。但是父辈却无法在城市生活与工业劳动中获得精神信仰与文化归属的认同感。而我们的孙辈却更多的是在农村同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他们有着比祖辈更多的学习能力去学习外在的技术世界，但是因为缺少父辈的中介，孙辈永远徘徊在现代文明之外去学习现代文明。

农村社会进行新农村建设，必须建立在祖辈、父辈、孙辈更多的知识共享、经验连接与文化对话之中。作为千年中华文化传承的“活化石”，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多丰富的仪式性、神话性、农业性、占卜性、民俗性知识，他们内心生活坚定而从不艳羡别人。如果缺少他们，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将只有“外在”，而缺乏“内在”；只有“重复”，而缺乏“创造”。作为农村最有文明知识的精英阶层，我们的父辈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同自己的土地连接，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使电子商业、生态工业、绿色农业、休闲产业在各个农村生根发芽，从而实现这个古老社会的美丽（文明）转型。而我们的农村晚辈也在一种全球化、网络化、少子化的社会大潮中逐步脱离祖、父辈的成长轨迹，能够更多更迅速地学习最新的知识信息，也能够敏感地意识到日益变化与迷茫的未来。他们需要不断谦虚地同祖辈、父辈保持一种持续对话状态。在这种平等的对话之中，我们的晚辈才会逐步形成一种独立判断是非的自由，农村社会也会因为晚辈的创新型参与而形成一种新的精神面貌。

创造美丽新农村的“新”村建设，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形成祖、父、孙三代都愿意留在这里、恋在这里、开发这里的支持氛围。必须致力于在农村的土地上进行家园建设，必须让我们的“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获得父母深度陪伴；必须让我们的妻子不再“孤独”，获得丈夫的深情对待；必须让我们的老人不再“寂寞”，获得子女的时时问候。其实，也只有这种祖、父、孙三代的深度对话、主体自觉，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收获的才不仅仅是物质丰富，而更是“精神培育”。

（四）日渐瓦解的农村学校呼唤“价值转型”

政府通过加大资金与政策投入，不断刺激农民参与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但是这种从外部渗入的家园建设方式，必然会因为农民自身知识、经验与精神力量的局限性而导致持久动力不足。在国家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和发展乡村教育的运动中，乡村学校成为孤立于农村社区、与乡土文化渐行渐远的国家体制教育。离农、弃农、背农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使我们的学校教育成为面向“失败人”的教育与服务城市化的教育。这种应试化、科层化的教育发展思路，导致我们的乡村学校放弃自我，在教育的目的追求中过于强调精英价值、知识价值、职业价值。这种看似矛盾的价值谱系，实际都蕴含在农村学校错综复杂的教育发展现实之中。精英主义的教育追求，使我们的农村学校成为为城市培养后备人才的重要基地，我们的精英是日益脱离农村社会的精英，是日益与我们的乡土情感保持陌生的精英。在这种思路下，我们的学校教育从来没有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自己的人才储备，国家推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是没有农民话语权的农村建设；知识取向下的师生互动，没有学生的“灵性”参与和家长的乡土关怀，有的只是教师单向传递日益“套装”化的标准知识。在这个日益信息泛滥、日益“科技殖民”的“地球村”时代，为什么我们知道的如此之多，而我们的行动却如此之少？在这个乡村社会大变迁、农村经济持续推进的时代，我们的学校知识教育，又贡献多少呢？职业取向的农村学校价值定位，是在大多数人的应试教育失败下与家长、社会、学生的“共谋”。这种职业价值取向的定位，看似是学生的主动选择与社会的大力推动，但是它恰恰反映的是我们的农村学校更多的是为社会培养低竞争力的人才与自身学校质量的堪忧。

农村学校必须建立在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的基础上明确自身定位，实现“价值转型”：

首先，实现精英价值向全民价值的转型。农村学校教育不仅仅是面向适龄人的教育，还可以是面向全体人的教育。本来乡村学校就应该是这个古老社区中的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与社会活动中心。乡村教师（包括“乡贤”）也曾是当地最有文化的阶层，他们在维系乡村基本道德、传授文化知识与保持儒家经典传承方面功不可没。我们应该把乡村学校建设成为青少年的知识学习中心，中年人的持续充电中心以及老年人的休闲娱乐中心。专注于成年人再教育的社区大学可以与农村学校合二为一。农村学校应该为农村社会的“精神培育”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其次，实现知识价值向文化价值的转型。学校过于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日益受到了挑战。知识本身的静态性、确定性、不变性与僵化同具体时空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必然发生“时空错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关照教育同具体的不同人、不同文化之间的适切问题。新农村建设最难的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离不开教育参与其中。教育必然是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全体人的参与事业。我们的学校教育必须培养出我们的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与关心家乡的情怀。

最后，实现职业价值向事业价值的转型。自从制度化的学校产生之后，学校教育就同功利化的经济现实扯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农村学校不可能不考虑学生的职业生存问题。但是我认为农村学校教育仅仅定位为简单的职业人才培训，无法解决人深层次的“自我实现”问题。关照农村教育，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农村青年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支持、精神源泉与智力支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理想需要我们在农村这块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里，专注学生创新意识与创业意识的培养。强烈的事业精神与事业能力培养应该贯穿于我们学校教育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