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转型研究的新进展

一 关注近代文化转型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在很多方面仍在继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异常丰富，故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外学者对这个过程表示关注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80年来以来，关于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不少论著涉及中国近代文化转型问题，但尚缺乏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海外学者涉及这一问题，多限于模式化的讨论。例如，有所谓“冲击—反应”模式；有所谓“从内部发现历史”模式。前者过分强调西方文化的作用，视中国固有文化为“博物馆的陈列品”；后者专门致力于发掘中国固有文化内部的新质因素，而未能与外来文化的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显然，两者都有片面性。外国学者受种种条件的限制，难以从长时段和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某些特定领域，就某些特别的问题，提出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东西，已属难能可贵了。国内学者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种是文化史著作，它们对近代文化发展演变有所描述，但不可能着力去分析、揭示其演变的复杂条件和内在机制。一种是对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只能涉及局部的甚至是非常狭小的范围。一种是对某次文化论争，某次文化运动进行研究，只是对于一个特定的短时段的考察。还有一种是许多专业专门史的著作对此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以上所述各种类型的论著，不同程度上具有参考价值。但很明显地，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仍有待中国学者做出专门的努力。

所谓文化转型，就是由传统文化转变到现代文化。而传统文化之发生转变，一是其内部产生了某些新的因素，造成原有的文化结构失衡；二是传统文化遇到外来文化的渗透或挑战。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发生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政治落伍且极腐败，使得国弱民穷，因此，西方文化表现出强势作用。中国人一方面以有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傲视、鄙夷和排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却又滋生钦羡乃至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两种偏向长期存在，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困惑。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激烈地攻击和否定传统；另一方面是美化和迷醉传统。这种情况除了同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联系之外，也同人们未能充分理性地认识近代文化转型的客观趋势及其意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为了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科学地、充分理性地认识近代文化转型的大趋势，认识这个转型过程中，中西文化的关系，认识传统文化必然要发生的变革，认识西方文化——当然也包括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只有如此，才能摆脱近代以来因中西文化和古今文化的冲突而产生的种种困惑，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从而树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这是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必备条件。这正是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的重大意义所在。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经院内外和京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论证，于2000年正式立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耿云志主持。该课题涉及广大范围的复杂而深刻的问题，而以往的研究所提供的学术积累又很不足。所以，该课题立项之初就明确定位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决定采取类似社会学抽样调查的方法，先选择比较最受关注的几个方面作为子课题，约请相关专家担任研究和撰述，同时设一导论卷，就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长时段的宏观轨迹和若干理论问题作深入探讨。整个研究的基本框架共分九卷：导论；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

该课题研究的重点，是着重考察近代文化转型的两个关键时段。一是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到清朝灭亡的这段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围绕着政治转轨，即从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转变成某种类似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引发极大的社会震荡，从而带动了一系列的文化变动。深入考察这些变动，既有助于揭示近代文化转型的轨迹及其内在机制与外在条件，又可便于观察文化转型与政治转轨之间的复杂关系。二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文化转型的研究视角看，此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空前的震撼和冲击，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对传统文化有了比较系统的、深入的、批评性的反省。同时，先进的中国人也第一次表现出比较成熟的开放的文化观念，由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最为多彩的时期。所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变动，不仅最有利于切近地观察文化转型的轨迹，而且也最典型地展示出文化转型与政治转轨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 文化转型研究的创新性成果

耿云志主持的这套多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紧紧扣住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主题，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借鉴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深入分析材料，写成内容充实、观点明确、富有创新意义的九卷研究著作。这套研究成果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正式出版。这项研究成果包括九卷学术专著，共350万字。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比较宏观地勾画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首先是概括出明清之际以及清代思想文化的演变为近代文化转型所提供的基础。然后系统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和古今文化的深沉困惑中，中国近代新文化如何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过程。其中着重论述了晚清和新文化运动两个关键时段的文化变动，揭示了近代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形成的意义，以及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

《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着重分析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和制度结构——的变动与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深入探讨引起社会结构性变动的诸因素。书中揭示出社会结构性变动导致文化演变，是从嘉道时期初起，继而渐渐展开，至清末民初乃至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全面展开的历史轨迹。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晚清至民国初期的社会生态变动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空间、生活日用、衣食住行以及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演变的考察，揭示出社会生态—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指出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文化效应。这种实证的历史考察，及其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分析，生动地诠释了物质生活变动必然引起精神文化生活变动，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变动反过来促进物质生活变动的普遍真理。

西学东渐是目前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中涉及最多的论题，但大都侧重研究西学输入的途径、内容，而对于国人对西学的认知、选择过程，对于影响西学输入以及国人认知、选择西学的诸多因素缺乏足够的研究。该课题之《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着重探究文化观念的封闭与开放，社会的知识与人才准备，现实需要与社会风气、人才晋身体制，当局的决策等诸多因素，与西学输入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又研究国人对西学、西政、西教的迎拒与取舍，并探讨这种迎拒取舍与西学输入，风气逐步开放和新知识的积累，观念的更新等之间的关系。从而，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就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

以往，人们大体知道在清末民初，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近代演变起了很大作用。但究竟在哪些方面，通过何种途径，发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大多不甚了了。该课题之《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通过大量的中、日档案以及报纸等第一手资料，首先厘清了清末中日官僚士绅间的交流和日本人士在华办报的情况，填补了学界在此方面研究的空白。其次，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晚清的译业与清末民初日译学术名词在中国的传播，并分析了它们在中国的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书中还深入探究了通过留日学生及流亡政治家的宣传活动，日本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的进化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所发生的影响。

该课题很重视深入探索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演变，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在《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中，紧紧抓住秩序观和合理性这两方面，探讨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特别是从晚清人士如何认识和理解国际法、公理和强权这一视角观察近代秩序观和合理性如何展开。书中揭示了贯穿在众多问题和思考之中的一个主导性思维方式——“自强式思维”，它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王道论式”相对立，而且也不同于西方的“启蒙论式”，它是中国面临外部世界的巨大挑战而持续关注的主题。如果说西方近代思维是坚信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权力，那么中国近代思维则是追求在世界体系中的自立和自主，使自己重新强大起来。其他思维方式围绕它而展开，从而制约了其他的思维方式的演变。

《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嬗变》集中论述中国近代价值观嬗变的历史轨迹和主要特点，突出展示“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这个基本主题，重点阐明了近代中国价值观变革的启蒙性质，即由专制主义价值观向民主主义价值观转变。这其中包括揭示近代中国人由封闭意识向开放意识的转变；强调近代中国人“个体”—“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对专制主义价值观所造成的冲击，并奠定了近代价值观的基础；论证近代中国人由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其实质内容是个性解放思潮的勃兴、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以及对民主法治目标的追求。

《近代中国学术体制之创建》，主要考察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制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首先，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学术体制从传统形态转向近代形态的轨迹及基本轮廓。其次，深入地分析了学术研究主体、研究中心的变化，阐述了传统读书人转为近代知识人、从传统书院和官学转为新式大学及研究院所的复杂内涵，揭示了现代学术研究日益职业化、专业化和体制化的趋向。复次，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学术评估、奖励及资助体制的引入与创建过程。再次，书中指出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化与学术自由之间存在着张力，学术研究体制化既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制度性保障，同时也会限制学术研究自由的空间，现代学术体制的完善与学术自由精神的培育，是近代中国学术进步与繁荣需要长期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运用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梳理和建构了近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国科学体制化，既是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更是中国近代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书中具体分析和讨论了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科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与演化、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科研机构的创建与发展、科学社团的发展及其功能演化、科学评议与奖励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与变异等，并指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道路的政府化趋势。

各卷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全书紧紧扣住近代文化转型的主题，从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比较立体地展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这项研究成果，在四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第一，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既显现其总体演变的轨迹，又显现出若干具体领域文化转型的轨迹。以往的文化史方面的著作，虽然能够描述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但没有充分自觉地去揭示这种文化转型的历史轨迹。所以，这项研究成果为今后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可以肯定地说，今后学者研究这个课题，不能不从这项学术成果所提供的心得研究起点出发。

第二，非常用力地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机制和条件。在以往相关的著作中，不是完全没有注意这一点，就是做得非常不够。中国传统文化之发生转变，一是其内部产生了某些新的因素，造成原有文化结构失衡；二是传统文化遇到外来文化的渗透和挑战。在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作用下，传统文化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这便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主要机制。该丛书对近代文化转型内外机制所做的深刻揭示，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三，以扎实的文献资料为基础，特别注重实证性研究，超越了以往研究的“模式化”影响，注重时空的双向互动，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观点。如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发展方向，过去一般都认为是民主与科学，而本项研究成果，特别是其导论卷，对此提出了新的概括，即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这一新的提法，是经过多年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应能比民主与科学更深刻地体现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深层本质和特征。又如，分析了在转型过程中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既指出近代以来严重民族危机决定了政治变革的优先性，是政治变革带动文化更新；同时又指出文化的更新反过来会助推和深化政治变革。此外，该丛书还在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形成对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大意义、文化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等问题上，提出了很精辟的见解。

第四，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在各该领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有着长期的学术积累，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研究心得。在研究各具体领域文化转型的各卷中，提出并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如社会物质条件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文化转型的决定性作用问题，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演变在文化转型中的核心地位问题，近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创建问题，中日近代文化交流问题，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问题，西学东渐与国人选择西学间的互动问题；如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形成对于近代文化转型的重大意义的问题；如文化转型过程中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既指出由于特殊的内外环境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决定了政治变革的优先性，是政治变革带动文化更新；但同时指出，文化的更新反过来会助推和深化政治变革等。这些方面的新贡献，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三 文化转型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

耿云志主持的这套多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出版后，立即得到学界的普遍赞誉。著名文化史专家冯天瑜认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一个有着高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这项卷帙浩繁的研究成果，题旨宏大，布局周严，论述精到，于质朴坚实的考辨中，透显出平允而又不乏卓异的史识，是“立足朴实的创获”。他以该项成果的《导论》卷为例，指出该书对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发端、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动力、对于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中体西用”论、“改良”与“革命”、“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领域都贡献良多。既不菲薄传统，也不颂古非今；执守此一中道原则，又着眼历史实际，而不是从现成教条出发，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诸题，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多有创获的原因。他强调，有《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这样建立在扎实考索基础上的创新之作，更精深的研究便具备了前进基地。[89]

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称赞这部大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较高的研究起点，他以《导论》卷为例，进行深入全面的学术评价，认为该书有三个特点：一是表现了作者“思想史”研究者的特质，全书处处闪现了作者对近300年学术、文化独特思考的亮点；二是着力对新文化史重新探讨，提出一些深思熟虑的新见解；三是作者对近代以来学术、思想、文化评判的价值标准是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对近300年中国思想文化进行评判。这三大特点决定了该书的基本面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还指出，作者对一些富有争议的思想主张作了独特处理，提出了一些个性化观点，如抓住“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这个核心概念讨论清末文化转型，对学衡派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提出了新文化的未来趋向是世界化与个性化的新见解。[9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崔志海研究员着重对《导论》卷的学术内容和学术贡献作了全面评价。他指出，该书对近300年来中国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轨迹作了系统的勾勒和描述，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见解，对近代文化转型中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的关系作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对文化转型中出现的保守主义文化现象作了历史考察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精神困惑作了探讨，也对社会条件如何影响和制约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作了扼要的分析，同时，还对中国新文化源流中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作了新解释。他认为，将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及新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显然比学界以前所说的民主与科学更为深刻地把握了近代中国新文化之精髓，也更加具有普世性；它不仅概念更精确，而且对推动新文化的发展也更具有指导意义，更易于推动民主落实到位。他称赞说：“《导论》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研究，既有具体的历史描述，又不乏理论分析，富有哲理，并且还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不失为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中一部颇有新意的著作。”[91]

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对李长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这一卷作了深入评析。他指出，作者依据“生活方式”这个核心概念，从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衣服服饰、休闲方式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展开阐述，抓住了近代生活方式变化的主要方面；作者将近代生活方式变化归纳为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商业化和城市化，抓住了近代生活方式变化的主要特征，涉及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层机制。他还认为，该书探索社会生态、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次学术前沿的探索，在国内学术研究中还不多见，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他最后称赞说：“从生活方式的视角来研究社会文化史是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初始阶段，生活方式研究视角的意义尤显重要。这就是《生活方式》一书学术价值之所在。”[92]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双林教授对左玉河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这一卷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评析。他指出：该书从中国古代学术体制、现代学术研究主体、现代学术共同体、现代学术研究中心、现代学术研究机构、近代图书馆制度、现代学术讨论平台、现代学术成果交流、新式奖励评估体制、学术资助体制等方面探讨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创建的历程，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研究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学术专著。“通读全书之后，会发现，该书具有方法新颖、结构合理、材料翔实、选材精当、持论中允、视野开阔等特点，在许多地方均有所突破，为今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了思路。”该文最后总结说：“《创建》是以科学社会学为视角全面研究中国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成功尝试，它从关注学术思想层面转向关注学术制度层面，为近代学术及其制度转型研究方面搭建起厚实的基础，是一部真正的‘建基’之作。”[93]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邱涛教授在《近代文化研究的总结与创新之作》中，称赞该丛书是“总结近百年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果，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佳作”，并重点对耿云志著《导论》卷作了深入评述。他认为，该书在准确界定了近代文化转型的概念的基础上，对文化转型问题的理论方法提出了独到见解，梳理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脉络，对新文化运动在近代文化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确立新文化运动为近代文化转型的枢纽地位。该书思辨性强，新见迭现，展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如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评价，对学衡派的分析、对中国新文化趋向的探索等。他最后评价说：“《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导论》是作者厚积薄发之作，凝聚了作者几十年的思考和心得，更是作者研究近代文化的一次开拓创新，将该领域的研究引入新的境界。相信《导论》一书历经岁月，必将成为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必读之书。”[94]

从总体上看，耿云志主持的多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领域一项宏大并极有学术深度的研究成果。它不仅正面回答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弥补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严重不足，而且对摆脱近代以来因中西文化和古今文化的冲突而产生的种种困惑、树立健全的文化心态，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项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问题的研究建立起扎实的基础，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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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毅：《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认知和认知解释》，《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2] 周质平：《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 其中比较重要者，有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3卷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马勇著《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10卷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汪林茂著《晚清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昭军、孙燕京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龚书铎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等。

[4] 左玉河：《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

[5] 吴吉远、赵东亮：《中国社会史主要书目和论文索引》，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6] 参见邹兆辰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7] 史薇（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8] 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9]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收入赵清主编的论文集《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10]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

[11] 刘志琴：《从社会史领域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

[12]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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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代表作《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和《制造路易十四》的中译本，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

[19] 其代表作《从理学到朴学》《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的中译本，分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8年出版。

[20] 其代表作《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的中译本，由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

[21]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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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敏：《略论辛亥时期的上海报刊市场》，《史林》2003年第2期。

[24] 罗福惠：《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与近代文化社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5] 李德英：《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史林》2003年第1期。

[26] 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

[27] 戴一峰：《多元视角与多重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共空间——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中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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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杜正贞：《上海城墙的兴废：一个功能与象征的表达》，《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30] 马敏：《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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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王笛：《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娱乐与休闲政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3] 姚霏、苏智良等：《大光明电影院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34] 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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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郑大华、张弛：《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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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李怡：《关于“世界”的学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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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刘学照：《上海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2期。

[61] 薛恒：《中国近代“封建”话语的兴起及其指义处境化》，《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

[62] 邵建：《近代城市用语的形成——以上海城市交通工具用语为例》，《史林》2003年第3期。

[63] 邵建：《新生活·新观念·新名词——以近代上海城市用语变迁为考察线索》，《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64] 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2012年第5期。

[65] 黄兴涛、陈鹏：《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66] 陈红娟：《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阶级”概念的演变、理解与塑造（1921—1937）》，《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67] 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68] 张帆：《晚清教科之“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化（1901—1905）》，《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69] 桑兵：《“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

[70] 郭卫东：《释“北洋”》，《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

[71] 胡勇：《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72] 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73]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74] 谭徐锋：《清末革命知识的制作与流动》，《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75] 刘龙心：《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76] 何卓恩、周游：《“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

[77] 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78] 李军全：《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79] 李军全：《节庆与政治传播：中共华北根据地的春节宣传（1937—1949）》，《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4期。

[80] 李军全：《肖像政治：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81] 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82] 侯杰、王晓蕾：《记忆·文本·性别——以20世纪30年代赛金花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83] 马建标：《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

[84] 孙江：《唤起的空间——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记忆伦理》，《江海学刊》2017年第5期。

[85] 郭辉、罗福惠：《“中共记忆史”研究的提出及构想》，《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86] 杨兴梅：《以王法易风俗：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干预缠足的持续呼吁》，《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87] 赵立彬：《西学驱动与本土需求：民国时期“文化学”学科建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88] 何建明：《中国近代宗教文化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9] 冯天瑜：《探索近代文化轨迹的新创获》，《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90] 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

[91] 崔志海：《读〈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92] 梁景和：《生活方式：历史研究的深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93] 郭双林等：《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研究的“建基”之作》，《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94] 邱涛等：《近代文化研究的总结与创新之作》，《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