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转向

一 倡导社会文化史

文化有其相对独立性，又有其自身的传承性。文化和社会分不开，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都是20世纪初出现于中国现代史坛，均受中国历史发展的制约。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经历了较大的波折，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大致经历了民国年间兴起、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停滞与改革开放后逐渐复兴三个时期，各时期有各自阶段性的变化。文化史研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要为社会经济的研究寻求突破，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开始注意历史上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成就，而“文化生活和文化成就”是文化史研究的重心。事实上，“文化成就”的研究从未间断，而“文化生活”则是新事物。当文化研究进入社会生活领域时，文化史与社会史就相遇并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了。

特定的文化是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社会政治浪潮影响并推进了文化的发展。社会文化史是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出现的一个新兴交叉史学流派。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势，即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随着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感到，决定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除了文化这一精神层面的因素之外，还有更为广阔、更为深厚的社会因素，因而必须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才能求得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深入认识。于是，一些学者又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其标志就是1986年10月，由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发起召开的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会后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上，刊登了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以及冯尔康的《开展社会史研究》等一组专家学者们有关社会史研究的文章，呼吁大力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这一呼吁得到了史学界的热烈响应。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中国社会史年会，至2002年16年间，已经召开了9次，并于1992年正式成立了以著名社会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为会长的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国社会史遂迅速发展为一个热门学科，仅在1986年至1990年短短四年间，就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著作130多部，发表论文约900篇。[5]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并借鉴了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到了90年代以后，社会史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兴旺发展，并愈益成为中国史坛的新主角，每年发表的论文都达数百篇之多。[6]

文化史主要研究社会的精神领域，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的生活领域，二者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成为新时期历史学复兴的两翼。然而，到8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持续发展，也显露出一些问题。如文化史往往只注意精神层面，特别是精英思想层面的研究，而忽视大众观念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史又多注重社会结构和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而或显空泛，或显细碎，缺乏对人这一社会主体的关注及与观念领域的联系。所以，一些学者开始思考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可能性问题。

首先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问题的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志琴。她在1988年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一文，首次论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的连带关系：社会史“不同于其他史学范畴的特点，是在于突出社会的主体，以人的问题为研究中心。人的生存、发展环境、习俗、生活、群体结构、文化观念的变迁都是研究的对象。古往今来，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风貌、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人际关系的组合又形成文化体系的特质和传统。换言之，以研究人为主体的社会史的最高宗旨，是研究社会文化特质的形成、变易和流向的变迁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史实际上是文化的社会史，文化史则是社会的文化史”。[7]她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交织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概念。

刘志琴在同年发表的《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中，对这一看法进一步加以阐发。她认为，社会史和文化史是共生共荣的关系，社会史肩负重要的文化使命。社会史从一诞生，就与社会学、民俗学同根相连，互有补充。可以说回溯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历史，也就进入社会史的领域。揭示伦理价值深入生活表现出民族性，需要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联手完成。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对接，有赖于日常生活这一领域。李长莉则把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结合表述为社会文化史。她还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从探讨人类社会生活来说，它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均探讨社会组织、制度、教育、法律、风俗习惯、文化传播方式、娱乐休闲方式等内容。社会史与文化史也有区别，前者更注重社会结构和运动的客观性，而后者则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互补关系，关注的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精神因素。她在该文中指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已成为常见的规律性现象。社会史研究的终极对象是人，这与文化史异曲同工，从根本上说，是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依存关系。……这两个领域最广阔而又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它们的区别在于，文化史是从文化的要素、结构和功能上认识文化现象，融合社会、思想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社会史则从社会的构成和生活方式上认识社会现象，融合文化和社会学的成果，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社会史和文化史从不同的方位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8]

刘志琴在这两篇文章中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但致力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相互结合，以及将“社会文化特质”和“民族文化心理”作为研究的重心的基本思路已经形成。因此，刘志琴1988年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

此后，在刘志琴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开始明确提出以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为以后一个长时期的主攻方向，并开始进行系列性长期研究计划，组织编写多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990年，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社会史第三届年会上，李长莉又发表了《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并引入文化学的方法，对这一新学科概念作了比较完整的解说，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意义，以及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区别等作了集中系统的论述，提出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其重心是“对历史上某一时期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作出描述和解释”[9]。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与《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共同在北京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来自不同单位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围绕建立社会文化史学科的意义、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社会文化史”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给予了认可。[10]1993年，刘志琴发表了《从社会史领域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一文，进一步提出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路并指出：“伦理价值通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作用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意识，这样的文化才真正具有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内在机制。”[11]

1997年年底，中国现代史学会在重庆召开“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鉴于以往现代史研究多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方面，对社会生活、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等社会问题研究不够，这次会议特别提倡研究者应该加强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当时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提出了以社会史研究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思路，主张着重加强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下层群众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拓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朱汉国则根据自己编撰《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的经验，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社会史学科的体系及如何研究社会调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社会史必须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考察社会在历史上的运行情况，揭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及规律。他强调，社会史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应该以考察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为主。他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问题的研究具体论证了这些观点。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通过上述一系列文章和会议讨论，“社会文化史”这一新的学科概念被明确提出来，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至今的二十余年间，社会文化史的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逐渐展开，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的兴趣，使这一新学科日渐发展成熟，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得到认可。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经过二十余年的讨论和积累，学界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梁景和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第一是涉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研究社会文化史既不能脱离大众文化，亦不能忽视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源于大众文化，是从大众生活和文化中产生、是对大众文化和意识的提炼和总结。精英在社会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精英文化同时又是对大众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体认、关注和指导。第二是要注意社会文化与国家意志的关系问题。第三是注重研究社会运动的社会文化意义；第四是要注重多维的层面和角度；第五是注意研究已经发生变化的部分及其变化的程度。[12]

江湄认为，文化史与社会史，一个重心在精神结构，另一个在社会结构，它们共同致力于恢复历史中人的生活的完整性，共同体现着多学科交叉和整合的现代学术趋向，又将共同成为史学范式变革与重建的两大生力军。[13]李志毓认为，社会文化史是在传统的社会史中引入文化史视角和研究方法之后形成的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它继承与发展了传统社会史“总体史”的和“眼光向下”的视角，反对传统社会史过于强调客观结构的倾向，要求历史学家在承认“结构”的限制的同时，寻找人类的主体性，呼唤人性在历史中的回归，最大限度地追求人类的自由。它不仅带来了史学领域的拓展，而且也导致了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14]左玉河认为，经过十多年的讨论和积累，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他将社会文化史的定义确定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15]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关注下层社会，打通文化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制度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层与下层的互动，透视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与观念世界，尤其注重社会生活与民众观念的联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梁景和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几位学者有关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及学科发展的代表性文章，记录了这个新兴学科从创生、奠基到探索、发展的历程，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总结，可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已走过初创阶段而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标志性出版物。《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发表的李长莉的《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一文，对中国社会文化史与西方新文化史作了比较，并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微观史与深度描述、建构理论与概念分析工具、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等趋向，同时也存在碎片化、平面化、理论与内容相脱节及“片面价值论”等缺陷。对于有些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史”应主要偏向所谓下层或大众文化的研究，“文化的社会史”则应更关注上层精英意识和精英文化的观点，黄兴涛并不认同，他认为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史”还是“文化的社会史”研究取向，其实都应该是全社会各阶层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如果偏要强调下层研究的意义，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在目前下层社会和文化研究还十分不足的情况下的一种暂时的策略而已。要进行包括两种取向在内的文化史研究，即使从策略上讲，现在更为迫切的，或者说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也应该是那些直接以上下层文化沟通为目标的研究实践。

经过较长时期的讨论，学术界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并对社会文化史作了基本的界定：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

二 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

“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被提出后，社会文化史的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的兴趣，使这一新学科日渐发展成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出版后，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新词语与观念变迁、历史记忆、身体性别史、社会风俗等，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如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文化等。

“社会文化史”概念提出后，伴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兴盛，社会文化史研究不断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并陆续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第一，专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即本身兼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相交叉的性质，反映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相交织的一些专史，如风俗史、宗教史、教育史、报刊史或传播史等。这些专史领域以往就存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只有少许继续，80年代后开始恢复，起初或归于社会史，或归于文化史范畴，却往往与同领域的其他内容有所不合，现在则可归于社会文化史范围。近二十余年来这些专史呈现兴旺之势，论著数量较多。如风俗史方面，有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严昌洪著《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等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特别是西方文明影响及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社会风俗的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综合性的论述，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开拓之作。

此后，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风俗史的著作，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是第一套贯通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大部头风俗通史。这套书记述了中国自原始社会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个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节庆、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诸项社会风俗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是中国风俗史研究的集成之作。民间宗教史在近年也有较快发展，教育史和报刊史更有多种问世。这些社会文化专史由于以前就有，所以大多是沿着原有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进行更广、更细、更深的开掘。

近十年来，学界对于近代社会风俗及礼俗的研究还出版多部专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张繁文等著《中国时尚文化史》清民国新中国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陈高华、徐吉军著《中国风俗通史》清代卷、民国卷；济南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耿光连主编《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卫才华著《社会变迁的民俗记忆：以近代山西移入民村落为中心的考察》；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杨秋著《变革时期的生活：近代广州风尚习俗研究》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潘家德著《近代四川民俗变化研究》等书，分别考察了清代、民国时期的各种风俗，如饮食、居住、交通、丧葬、服装、礼仪等问题。对于近代的礼俗文化，罗检秋著《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1895—1923）》系统地梳理了近代精英思想与礼俗变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从孝道、贞节观念和社会礼俗等层面，多角度地研究了五四新观念的确立、社会传播及其局限；另一方面，以此时期主要文化娱乐为个案，从社会文化史视角考察了清末民初的京剧繁荣、商业化和坤角走红现象。[16]

对于婚姻、女性与家庭的文化，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及其团队有专门研究，出版多部著作。如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的余华林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王栋亮著《自由的维度：近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嬗变（1860—1930）》等书，从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方面的几个重点问题作为阐述的对象，考察晚清、民国时期社会文化演变的特质和一般规律，揭示出婚姻家庭观念与行为变化背后的文化、价值冲突。

第二，综合史方面的成果，即对历史上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群体或某一历史现象，从社会和文化的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以求比较全面地展现社会文化的整体风貌。如综合史、群体史、地域文化史等。综合史方面的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是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生活。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3卷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10卷本，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著作。其中黄兴涛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充分吸收了近年来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在体例、观点上有新的突破，成为这一领域比较有权威的、影响较大的著作。

综合研究地域社会文化史的成果大为增多，如关于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史，及江浙、湖湘、岭南、燕赵等地域文化史，都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一书，从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上海人社会人格、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生活及价值观等多方面，对于1927—1937年十年间的上海社会作了全面论述，作者称该书是“全息社会生活史”。

近十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日渐活跃，学界出版多部通论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李长莉、唐仕春主编《社会文化史30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的同人有关近代社会文化史的代表文章结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收录了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及感知、空间等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郭莹、唐仕春主编的《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则为专题的会议论文集。梁景和主编的社会文化史学术辑刊系列，包括《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社会生活探索》（共5 辑）、《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三编》是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和主要研究成果的聚焦。此外，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还举办了多次有关社会文化史的学术研讨会。

第三，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的成果，即将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方法，注重探求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心态史、社会与思想变迁史、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史等研究领域中。心态史方面的著作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的周晓虹著《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王跃著《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韩进廉著《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乐正著《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运用城市史与心态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清末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史，是指研究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民众观念或社会思想的互动关系，这是最具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特色的一种路向。最早自觉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当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倡导者刘志琴。她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晚明城市风尚初探》一文中，分析了晚明时期消费生活的启动引发了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揭示了民情风尚与精英观念的互动关系。[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一书，汇集了多篇以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互动关系为研究视角和方法所撰写的研究论文，如李喜所的《民国初年生活观念和习俗的变迁》，罗志田的《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冯尔康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家族观》，左玉河的《由“文明结婚”到“集团婚礼”——从婚姻仪式看民国婚俗的变化》等。随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开始出现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专著，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李长莉著《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一书，以社会史的方法来解读文化观念的变迁，以民众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为该书主线，从西器洋货流行与近代工商观念、尊卑失序之风与社会平等观念、享乐崇奢之风与消闲消费商业化观念、妇女走上社会之风与男女平等观念及台基、姘居之风与自主择偶观念等方面，对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与伦理观念变迁的相互关系作了多面的分析，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伦理观念变迁的社会机制及特性。总之，十多年来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以上仅是以著作为主的择要介绍，至于相关专题论文更是数量繁多，举不胜举，而且近年来更有日益增多之势。

“社会文化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法国年鉴学派明确批判传统史学重上层、重叙事的弊病，提倡总体史、社会史，标明了关注下层平民及注重分析综合的方法论取向。欧美学术界新兴起的“新文化史”学派同样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出现了以“社会与思想互动”为特征的观念史、语境论研究方法，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致力于民众态度和价值观念研究的“新文化史”路向[18]、美国学者艾尔曼致力于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新文化史”路向[19]、德国学者罗梅君讨论北京民俗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研究路向[20]，与中国大陆兴起的“社会文化史”路向是一致的。这种关注社会与观念的互动、民众生活与观念的互动，可以视为国际史学界致力于史学深入发展中不约而同选择的一个重要路径。

新文化史家着力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历史，正如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所云：“文化不再被理解为是精神阶层所专享的知识和审美的领域，倒不如说是全民都在经历的体验生活的方式。”作为一种新方法和新视角，文化研究可以运用到历史学的诸多领域，一切历史现象均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都可以用文化分析方法加以解释。意义、话语、叙述、表象、文本、语境等，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工具。新文化史家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可以作文化分析的核心理念，必然导致文化史研究范围的空前扩大。日常生活、物质生活、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符号、大众文化等，均被纳入文化史研究的视野而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这些研究的基本路向，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探索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基本上是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文化等。

三 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西方学者强调市民社会制衡与对抗国家的作用，并认为这是其所独具有的最为重要功能的这一观点，《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发表的朱英的《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一文认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只是其诸多功能之一，它还有另外一个主要作用，即在多维向度与国家达成良性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共同加快现代化进程。

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运用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的观点。但由于介入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路径不同，也产生了较大争论，出现了文化思辨派和商会研究派的分歧。前者侧重于辨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在近代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所得结论也较悲观；后者代表了目前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致力于近代商会组织建立和运作等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由此提出了独具创见的结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市民社会雏形”说。《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发表的刘增合的《媒体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晚清媒体形态问题入手，剖析了近代文化系统的扩张问题。他着重从大众媒介和辅助媒介两方面入手，研究了它们与近代公共空间不断扩张的有机联系。他认为，近代公共领域的扩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系统与文化精神系统各自从不同的领域构筑了近代公共领域的基础，由于各子系统运作规律的差异和封建政权对其采取的不同政策，导致近代公共文化和精神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呈现良性互动的性质，其疏离对峙的一面更为明显，从而成为封建政权最终颠覆的重要因素。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代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霍新宾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轫、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功能及其与国家关系等重大问题入手，对当前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途径主要有：一是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比较角度出发，在掌握市民社会有关理论及西方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身对中国近代史认识，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为“文化派”，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为代表；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在商会史研究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以本身在此方面的深厚功底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依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为“商会派”，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问题，“文化派”和“商会派”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主要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近代欧洲市民社会模式有着根本区别。

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尚处在拓荒阶段，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时空的不平衡。在时间跨度上，中国学者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晚清时期，特别是20世纪前10年的中国社会，而忽视了对民国时期市民社会状况的研究；在空间上，其研究亦仅涉足长江流域的成都和苏州两个城市，而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城市如上海，其市民社会研究却少有人问津。二是研究层面不平衡，存在“商会中心主义”倾向。三是对西方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和评论亦显滞后。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是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许纪霖的《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一文，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历史演变研究入手，以上海为例，分析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思想本土渊源、历史形态和舆论功能，并通过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进行比较，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普世性和特殊性。他认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其最初形态是由学校、报纸和学会组成的。民国成立以后，学会和学校从整体上不再是公共领域固定部分，而在公共领域继续扮演公共角色的主要是报纸和杂志。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儒家式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无可争议的中心，中国公共领域的命运，与上海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21]

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近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祝兴平的《近代媒介与文化转型》一文认为，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使得文化传播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出现了民间化的特点。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新式学堂的崛起、域外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造就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因素。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白话媒体空前活跃，反映了大众化、平民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传统，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22]

学会、报纸作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重要角色，逐渐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张敏的《略论辛亥时期的上海报刊市场》一文，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报刊市场作了较系统的考察。他认为，成熟的上海报刊市场使革命派利用报刊鼓吹革命成为可能，教会报纸、外国商业性报纸为上海报刊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模式，租界的存在也为报馆的设立提供了场所。20世纪初，上海的报刊市场被包括革命派的各政治派别充分利用，革命性报刊对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起了重要作用。[23]20世纪的头二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社团最发达、影响也最大的时期。仅就学术社团而言，由于前近代的文化世家、地域性学派、书院已经基本消亡，一些能汇聚学人的高等院校、政府和社会开办的科研院所刚刚出现，所以知识分子无不热心于社团活动。故研究文化学术社团是研究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环节。现代意义的文化社团，不同于汉、唐、宋、明历代的朝中“朋党”，不同于古今不绝的下层民间结社，也有别于文人之间的雅集酬唱，而是近代中国处于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或新式知识分子因动员和集结而成的群体组织。罗福惠以梁启超、章太炎、谭嗣为中心，对他们的“学会”观，在“学会”背景下进行的学术文化活动的内容、特点作了考察。他认为，强学会封禁之后，梁、章、谭各自撰写了为“学会”鼓呼的文章，分析了学会在中国的命运，高度评价学会的作用，并对组建学会、开展活动作了设想。三人在学会背景下从事的学术研究，基于共同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时局，服务于改革救亡的目标，因而能把批判专制制度与讨论学弊结合，主张民族文化反省和强调民本位观念。但是三人在对待儒学、西学、孔教与佛教的态度上存有差异，对学会工作的重点及如何处理学会内部的人际关系看法有所不同。[24]

公园是近代城市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政治的产物，作为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它在开辟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多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成为当局进行社会教育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成为民众进行民主活动的舞台；既是精英人士附庸风雅的场所，又是下层群众谋生或小憩的地方。公园为公众所有，为各个阶层的人们提供了舞台，也就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之一，成为社会冲突比较集中的空间之一。李德英选择近代传统城市成都为例，以城市公园这种新兴的公共空间为载体，通过对围绕公园的开辟、管理以及以公园为舞台而产生的社会冲突现象的观察与讨论，探讨近代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25]

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最早出现于上海租界，而后逐步向华界扩展，又由沿海开放口岸向内陆城镇发展。作为舶来品的公园在近代经历了本土化过程，至民国时期公园逐渐成为人们旅游娱乐休闲的主要场所。公园的发展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在殖民主义影响下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特征。陈蕴茜在《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26]一文中，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公园作为近代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特征。作者认为，公园的发展与本土化折射出中国近代旅游娱乐空间变化的一特征，即将户外自然状态的旅游娱乐空间浓缩为狭小的旅游娱乐空间，由直接接触自然转向间接接触，由分散零星接受自然知识转向集中系统接受自然常识。近代中国公园的兴起与发展，直接映射出中国近代旅游娱乐空间在场所意义及文化内涵层面的拓展。政府过分强化旅游娱乐空间的意识形态功能，将“寓教于乐”的模式引入旅游文化中，使国家对旅游娱乐空间的控制增强，而旅游娱乐本身的身心放松功能则受到削弱，传统中国人追求的“知山乐水”“天人合一”的旅游精神逐步被消解，昭示出现代国家对人的控制逐步加强、个人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日趋密切的必然。对于近代公园研究，戴一峰则指出，公园作为近代中国城市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近年来引起一批学者的浓厚兴趣，问世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者揭示了中国近代城市公园萌生与演化的历史进程、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文化内涵、多重功能及其象征意义。这些成果既显示至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显示了有待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一是对不同城市公共空间的比较研究；二是关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倡议者和设计者；三是探索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四是处理好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辩证关系。[27]

近十年来，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取得显著进步。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瞿骏著《辛亥前后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主要围绕清末民初上海的开放私园、街头、店铺、茶馆、戏园、车站、码头、会馆等城市公共空间展开，研究范围包括舆论中的“革命”、形塑革命中的舆论变迁、新革命英雄谱系、革命烈士的生成、追悼会的现实情境、革命形象在生意中的呈现与流变、革命后的上海城市乱象与城市控制、民众日常生活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王敏等编《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选取了1843—1949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几种典型类型，如公园、戏园、电影院、游乐场、咖啡馆、跑马场等，叙述其沿革兴衰的历史过程，或考察其内部组织形式、日常经营方式、功能，着重探讨其与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王笛为近年来考察近代城市空间最为用力的学者，出版多部产生广泛影响的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试图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象，勾画在公共生活的最基层单位上日常文化的完整画面，并通过挖掘在成都茶馆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建构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历史叙事和微观考察，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观察中国城市及其日常文化。[28]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的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则着力关注底层的大众文化，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王笛的著作《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从新文化史、微观史的视角，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展示了成都各种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庙会、节日、街头政治等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活动。他在2020年于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著作《显微镜下的成都》则通过成都地区代表性的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进行微观叙事，展示了成都地区民众的公众生活。此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王元周、徐鹏主编的《城市：生活空间权力结构与文化衍生》则是有关近代城市空间文化的论文集，涉及北平、上海、成都、南京及苏区根据地的城市文化、城市权力机构及城市景观与空间等问题。

在外在形态上，中国传统城市与西方近代城市的最大区别体现在城墙上，故城墙问题很早就受到中外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有以城墙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表，但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就事论事，或将它作为一种城防建筑，或将城墙的兴废作为城市发展的某种标志。杜正贞的《上海城墙的兴废：一个功能与象征的表达》[29]一文，通过上海城墙兴建和拆除，探讨人们对于城墙的观念的变化，以及上海城墙在功能和象征意义上的转变。他认为，城墙从古代的城防工具到统治权威的象征，在晚清以后被视为故步自封的标志，是中国城墙通常走过的道路。上海城墙经历了因“夷”而建，因“夷”而拆的兴废历史。其功能和象征意义随着城市历史的演变而变化。对城市定位的改变、华洋之间矛盾和竞争的激化，使上海官绅对城墙的观念发生分歧，引起有关拆城的争论，最后作为一个旧政权、旧时代的象征被拆除。马敏的《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一文，从思想演变和实际运作两个层面，对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科技与文化传播情形及其局限作了初步探讨。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朝野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从“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30]

四 大众文化研究

近代中国大众文化有其特殊之处，融入了通俗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多重文化，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推出了马敏、姜进、王笛、卢汉超、周锡瑞等参与的《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新星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姜进、李德英主编的论文集《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主要论述了城市空间的建构；城市与地缘社会；城市生活、休闲与情感；革命、战争与大众文化等问题。何一民指出：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历程，中国的大众文化于此时初现端倪。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发展历程，致使大众文化仅限于在少数开埠城市中发展。此一时期的大众文化已经初具商业性、娱乐性、媚俗性和技术性等特征。[31]王笛考察了成都的娱乐空间与大众文化后指出：晚清民国时期的茶馆戏园，作为公共空间为大众提供娱乐，从中除了可以了解人们在茶馆戏园的日常生活，还可以看到改良精英和地方政府竭力将改革戏曲作为控制大众娱乐的一部分，把他们的政治灌输在表演的节目之中，把他们所认为的“新的”“进步的”情节加入传统戏曲中，以“教育”民众。精英和国家对茶馆戏园的改良和控制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之间的斗争。[32]姚霏等关注了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后指出：创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以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建筑装饰，迎合并引领上海民众推崇西方娱乐方式和文化，带动电影院成为近代上海摩登生活的文化地标。大光明电影院通过对好莱坞文化的传播刺激着上海社会对好莱坞元素的消费和再生产；同时，近代上海社会的民族主义、族群意识甚至政治风云也影响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和对影院空间的态度。[33]

近十年来，学界出版多部研究近代大众文化的专著，涉及内容广泛。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姜进等著《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对20世纪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作深入的探讨，着重考察女性对上海通俗演艺市场的介入是如何影响了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女性又是如何通过参与营造这一都市的公众空间而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张英进编著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将上海电影纳入民国文化史的视野中加以讨论，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民国时期中国电影的丰富面向，以及上海的电影文化和城市文化特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叶文心著《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洪煜著《近代大众传媒与城市文化研究》为作者关于近代报刊与上海城市文化的文章结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连玲玲的《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从消费空间、消费观念出发对百货公司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胡悦晗的著作以1927—1937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勾勒出现代中国城市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考察了知识群体所处的阶层位置，及其在饮食、交往、休闲、服饰等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中发展出的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话语资源。[3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出版了郭立珍著《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研究》，考察了1861—1937年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基本趋势和基本特征、变迁的动力机制以及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五 心态史及观念史

21世纪以来，随着对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消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用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社会，并开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近代中国文化心态史的研究，便是比较典型的一例。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近代社会心态史逐渐为研究者注意。把社会心理确认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方式，可以启迪史学研究工作者通过社会风尚的演变，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识，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历史的场景和国民性。

赵泉民通过考察维新运动之后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揭示晚清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演变。他认为，作为一群处于古今中西新旧多重文化之间的“边际人”，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呈现出甚为驳杂的心态：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中立裁判者的心态；同情赞赏之态度。而造成诸种心态的背后质素是知识分子“历史心态”和“现实心态”的耦合。这种文化心态，最终导致了他们与下层民众运动的隔离，对随后的辛亥革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35]

对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问题，前人多有论述，但对会党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总让人觉得是仁山智水，意犹未尽。郑永华试图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会党的社会心态进行分析，以便从另一侧面来把握会党的状况。他认为，辛亥时期的会党社会心态，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寻求新领导成为多数会党的共识；联合起来共同革命受到会众的欢呼；民主共和得到了会党先进分子的认可；会党反教排外心态的变化明显。辛亥时期秘密会党的社会心态有了新的因素。他指出，由于这些社会心态变化只是极少数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接触较多的精英人物有些新的萌芽，而一般会众的心态往往变化较小；更因为当时会党的心态较为驳杂，并随地区、时间、人物不同而表现得或强或弱，会党心态具有不稳定性。所以，对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化的作用不能估计太高。[36]

此外，白纯通过考察台湾光复后的民众心态的变化，揭示了“二二八”起义爆发的深层原因。[37]孔祥吉依据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的数十封家书，分析了北洋水师上层人物在中国交战时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认为当时弥漫于北洋上下的畏惧、自私、不负责任的心理状态，是导致清廷在与日军较量中惨败的重要原因。[38]这样的研究思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居阅时在《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一文中指出，社会心态是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其表现形式较政治、经济难以把握，也容易为人们忽略，实际上社会心态却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主要有“接受”“回归”和“再选择”三种主流表现，这三种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和维护革命成果的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一起构成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共同影响着北洋历史的进程。这表现北洋历史运动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由政治和经济两项因素所决定，而是由更多的因素包括社会心态在内共同作用的结果。[39]

21世纪以来，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观念史逐渐被学界所注意，“观念”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气象。《史林》1999年第4期发表的方维规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一文，对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念进行了追踪式的考察，揭示了西方观念输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接受的复杂历程，是近代观念史研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刘慧娟的《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一文，对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的形成作了考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严重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逐渐觉醒，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条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三个阶段。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使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得到普及和被接受，对统治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40]蔡永明的《论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一文，则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认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洋务思想家的外交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家通过对主权观念的认识、对使节制度的建言、对交涉之道的探讨以及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理念，形成了他们的近代式的“外交”观念；这种新式“外交”观念的形成，推动了晚清外交观念的近代化。[41]

“谶谣”是一种利用隐晦而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述预言的神秘性歌谣。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颇有值得探研的意蕴。董丛林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的谶谣主要是围绕清朝与太平天国争斗事体者。这与当时战乱之下社会动荡、人心惶惑、迷信氛围浓烈的环境密不可分。[42]与太平天国时期相似，清末新政期间各地“讹言繁兴”，谣言蜂起，并逐步汇合为强大的反对新政的社会舆论，最终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黄珍德认为，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与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着相当大的联系。由于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动、普通群众的落后意识和清末新政给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捐税负担，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驱使普通民众视清末新政为“病民之政”，因而不断信谣传谣，乃至掀起反对新政的武装斗争，冲击了新政的深入开展，动摇了清朝的统治。[43]

义和团教民的信仰状态，同样可以折射出19世纪末民众的社会观念及复杂心态。程歗、谈火生的《灵魂与肉体：1900年极端情境下乡土教民的信仰状态——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讨论了1900年中国基层社会天主教教民的信仰状态及其文化含义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作者认为，只有将考察的视野从文本解析下沉到普通信徒的心态和行动领域时，才可能更深切地把握他们那种鲜活的跳动着的文化脉搏。这种由灵魂意识、神功崇拜和身体观念所表达的信仰状态，具有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乡土文化诸要素交错互动的特色。它表明激烈的拳教冲突并非两种信仰体系的决然对立，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冲突双方根植于政治和经济事实的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分别解释和重塑。这种解释和改塑，将同一种资源系统推向了表层分裂而深层相通的两个极端，在一个特定情境下浓缩和凸显了乡土教徒将本土文化向西方教义悄悄移植的文化景观。[44]

吴淞铁路是中国近代第一条正式营运的铁路，它的兴废成为中外铁路史上著名的事件。长期以来，学界笼统地认为民众因风水观念及民族意识而反对兴建铁路，实际上民众对待吴淞铁路的态度并非如此简单。孙昌富、陈蕴茜《从民众态度看吴淞铁路的兴废》一文，将民众分为乡民和市民，分阶段细致考察他们在吴淞铁路兴建运营过程中的态度，再现了上海民众对待吴淞铁路的复杂态度。作者认为，上海民众尤其是沿途乡民对铁路火车的反对多是由于铁路有损其利益，并给其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后才做出的被动反应，而不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而自觉的反抗。乡民的反抗活动是无组织的、一时爆发的，多是就事论事、持续时间不长。上海市民中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国家主权观念的人也并不多，持自觉主权观的只是部分具有远见的文人与绅商。吴淞铁路虽然被拆毁，但它对民众空间观念、时间意识及民族意识均产生较大影响，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众逐步形成了融利益观、时空观及主权观于一体的铁路观。[45]

中国近代国货运动迟至20世纪90年代方才引起学界关注。就迄今为数不多的成果来看，论者多注重长时段的通盘考察，认为国货运动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金普森、周石峰的《“国货年”运动与社会崇洋观念》一文，以1933—1935年的“国货年”运动为中心，试图探究国货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社会崇洋观念对国货运动的重大影响。作者认为，从“圣化”的传统社会转向“世俗”的近代中国社会，交通日益发达，“以洋为尚”的社会风气借助于各种传媒，大量洋货以上海等通商口岸为策源地散布至全国各地。此种风气，仅仅依靠对民族主义的工具性利用，实难遏止。以上海为中心的国货年运动未获预期效益，民众的崇洋心态是构成民族产品市场的重大阻力之一，而此种心态的形成，与洋货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式影响、上层社会的消费示范作用，以及消费风尚借商品广告和人员流动而广播蔓延密切相关。[46]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地方主义极端化的发展无疑是民国政治社会的一大特征，学术界对民国地方主义的研究近年来虽取得可喜的进展，但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学术价值相比，总体上仍显薄弱。地方主义可从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两方面考察，而思想观念又可分为地方心理观念和地方政治意识两部分，地方心理观念是地方主义的社会意识的内容；地方政治意识则是地方主义的政治意识内容。王续添在对民国时期地方心理观念问题以及民国地方主义的学理分析、政治行为、成因、历史定位等问题研究之后，进一步对“地方政治意识”作了专门研讨。他认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是指地方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尤其是国家的构建、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以及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是中央集团与地方集团利益及意志矛盾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的产物。其基本架构是在认同国家的前提下，以与中央对立意识为基础，以地方的“自主”“自治”意识为核心，以自保和扩张意识为动态特征；其本质是地方集团追求自我利益的扩大化和自我政治价值的实现；其存在形态只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它不仅是地方心理观念的偏执在政治生活中的某种反映，也成为其地方政治行为的先导。[47]

近代中国的社会观念在东西文化冲击交汇下，呈现出多重面相，学者们也给予分析。杨念群著《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一书，探研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及其内容，并考察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博弈过程中，如何逐渐丧失自身的操守，最终成为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胁从者的悲剧性命运。[4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增订本）》，则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沟通，提出“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法律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借助数据库，对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马敏著《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一书，则是关注了近代商人观念及法律意识、政治意识等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阎书钦著《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话语中的科学观念》一书，则是梳理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范式的构建、流变与派分，以其中蕴含的科学观念为主轴，系统反映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情况。

在相关论文方面，李育民研究近代中国排外观念后指出：近代民族主义是从“排外”产生的。辛亥时期，国人对传统“排外”作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扬弃和更新，为转向近代民族主义奠立了基础。“排满”的理论基点是“排外”，是“排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初始形态。正是借助“排外”理念，“排满”鼓荡了民族主义。“排满”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攘夷”意识的需要，又贯注着反对外国侵略的“排外”精神，并具有国家独立、平等主权等近代民族主义内涵。[49]罗检秋关注了知识界对“文明”的认知，指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复杂演变，19世纪中期以“夷”“洋”为标志的西器西俗，至清末则成为文明的象征。“文明”引领着都市社会的生活时尚，也成为思想领域的价值尺度，可谓蕴含复杂的近代话语。但清末民初知识界对“文明”的认知和思辨值得注意：他们试图纠正文明潮的物质化偏颇，而彰显了制度和精神文明；他们辨析了奢侈与文明的本质区别，而重视道德修养；同时摒弃了西方文明观隐含的殖民主义意识，体现了多元化的文明观念。[50]李恭忠考察了晚清的“共和”表述后认为，在晚清时期“Republic/共和”概念的输入与接受，既是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前者侧重于知识和学理探讨，主张缓行共和；后者强调实际行动，主张跨越式速行共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输入呈现为实与名的疏离。民初，“共和”成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但制度移植的效果未能符合预期，以至于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51]

对于近代精英与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观念与意识，学者讨论较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魏光奇著《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主要论述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观念和中国观、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人构建历史文化观的新模式等主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罗福惠著《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则是关注传统文化、政治文化与新式知识分子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许纪霖著《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从传统的“天下观念”遭受现代性冲击入手，讨论了儒家、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晚清的地方认同和个人认同、五四的“世界主义”、文明与富强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等等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中的尝试，最后提出了“新天下主义”的认同模式。郭双林则考察了辛亥革命知识界的平民意识，指出：当时知识界人士，特别是革命党人，不仅尊崇、同情平民，而且贬抑绅士与贵族，公然声称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是“平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平民政治”。但是，革命非但没有使中国实现平民化，反而造就了一批新贵。然而历史是连续的，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平民意识的广泛传播，为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澎湃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并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平民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52]许纪霖还关注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指出：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53]此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周明之著《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对清遗老的生活与复辟活动、文化学术活动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学者们还讨论了中华民族观念与复兴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黄兴涛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俞祖华考察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演变，指出：中华民族是饱经历史沧桑的、生生不息的命运共同体。近代哲人习惯于以生命机体的角度去体认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把她看成具有顽强生命力、具有充沛文化血脉的社会有机体。他们还把民族复兴看成是再生、复活，看成再现朝气蓬勃的生命气象，看成生命体的重新自我修复，并以人生意象“少年中国”“青春中国”，动物意象“东方睡狮”“凤凰涅槃”，植物意象“老树新芽”等，比喻古老中国的“旧邦新命”、中华民族的涅槃重生。[54]郑大华等人指出：19世纪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最初表达；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这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五四前后，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最终形成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55]《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推出《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笔谈，郑大华、金冲及、黄兴涛、罗志田、郭双林、王先明、郑师渠、荣维木等撰文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郑大华著《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一书，以抗战时期的知识界为中心，首次对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做了全面的研究，具体包括“民族复兴思潮的历史考察”“民主政治与民族复兴”“经济建设与民族复兴”“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等部分的内容。

六 近代新词语与概念史研究

清末民初之际，伴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作为西学表征的新词语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长期以来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但近年来，史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将新名词与新思想联系起来考察。黄兴涛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56]一文中，从新名词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变革的关系入手，尝试着揭示近代中国新名词形成、传播之丰富微妙的思想史意义。他认为，数以万计的双音节以上新名词的出现和活跃，词汇的概念意义、规范“界说”的社会认同与实践，以及与之相随的新式词典的编撰和流行，增强了汉语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有效地增进了中国人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大量出现的近代新名词提供了众多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提高了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效率，为构筑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综合的整体性思想层面看，这些新名词具有沟通各领域、各门类专门思想、成为其背后共享的某些思想依据、概念工具之有机组成部分的特点；从思想的广泛社会性和有效性层面看，它们又是上层精英思想和下层民众思想互动的媒介和彼此共享的内容，是社会生活和思想价值观念之间互相影响的概念纽带。

面对新语入华大潮，中国民众或乐于迎受，或愤而拒斥，莫衷一是。冯天瑜对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作了初步考察。他认为，近代中国话语世界呈现两极状态：一方面，人们普遍使用“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的新名词；另一方面，这些“由日本贩入之新名词”构成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冲击着传统的话语系统，激起部分国人的反感与抗拒。清末留日学生和政治流亡者，是日源汉字新语的积极传输者，而晚清士人拒斥外来词，多发自民族主义情结。日源汉字新词尽管存在“非驴非马，足以混淆国语”的弊端，但积极效应是主要的。在或迎或拒的表象之下，新名词逐渐渗入汉语词汇系统，并归化为其有机组成部分。[57]

20世纪初的留日学界出现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关键词，这些新词语带来了留日学生思想意识的变化。“世界”“文化”的意义首先值得注意。从“世界”一词意义上的变化，可以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地理空间观念上的变化，并导致了中国人感受自己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上的差异。李怡对“世界”一词作了词源学上的考证，并对该词在留日学生中接受情况及传入中国的情况作了考察，说明了晚清从日本传入的关键词语与关键思想兴起与变化的互动关系。[58]与此相似，清末“国民”与“奴隶”这组词汇的内涵也发生转化，并迅速流行起来。厘清“国民”与“奴隶”之间的区别成为思想家的重要任务，主张对国民性进行改造更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时代思潮。对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对围绕“奴隶主义”或“奴隶性”的批判进行研究，而没有去深入考察“国民”与“奴隶”这两个词汇内涵的变化和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意义和影响。有鉴于此，郭双林等人考察了“国民”与“奴隶”二词的渊源及其在清末从古典意义向近代意义的转化过程，分析了当时围绕“国民奴隶”与“奴隶”根性问题的讨论情况，并探讨了二词内涵在当时转化与流行的原因及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积极意义。作者认为，“国民”一词内涵的变化和流行，深深地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奴隶”一词内涵的转化和风行，尤其是当时对国人“奴隶性”的讨论，则直接为“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开启了先河。[59]

清末十年间，上海报刊舆论中出现了许多反映社会新情况的新话语，这些新话语推动了传媒间的话语革新和话语转换，促进上海乃至全国言论氛围和政治气候的转变。刘学照的《上海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就清末上海报刊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20世纪初，上海革命舆论中出现并传播前所未见的新话题和新话语，如时代、革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专制主义、君主专制、专制民贼、排满革命、种族革命、联合满蒙青藏、共和主义、民权革命、平等主义、平均人权、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麦克思主义、国粹主义、国学、君学、国粹、欧化、共和、祖国等，这些新话语的大量涌现，形成日渐浩大的新信息流。它们的传播、连接、辐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孕育着全国的政治气候，推动了武昌起义和共和革命高潮的到来。[60]

现代释义的“封建”话语，是解读中国近百年历史文化发展轨迹的“关键词”之一。薛恒从历史语言考察和语言解释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的提出、兴起和含义变化的过程进行探讨，以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因其意义处境化而与马克思主义原生语义的错离和其中的原因，客观地评价这种表述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存在的理论得失。他认为，“封建”话语在中国近代从历史语言的边缘走向中心，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它与其说是一个学理话语，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政治话语；它在服务现实需要的同时又接受现实反馈，带来了处境化的变异，其具体内容已经难以栖身于原来的理论架构中。[61]

近代中国城市是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多数市政设施、管理方式、生活用品是由西方引进的，其用语大多从西文翻译而来。近代新式交通工具用语的形成过程，基本反映出近代城市用语的形成特点。邵建的《近代城市用语的形成——以上海城市交通工具用语为例》一文，以上海城市交通工具用语为例，探讨中国近代城市用语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从对新事物的害怕、视之奇技淫巧或洪水猛兽，到初步接受，到最终艳羡、为之折服并模仿与学习，使近代城市用语有了从出现到最后普及的过程。也正是如此，才使自行车、汽车、电车、火车、电报、电话等新事物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中。[62]邵建还考察了近代上海的新名词传入，指出：中国近代的口岸城市，在城市规模、城市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受外来文化影响甚深。大量新的词汇进入人们日常语言交流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时尚与流行，一些词汇沿用至今，成了汉语的新元素。作为口岸城市的代表，近代上海的城市用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些用语随着上海本身的辐射效应，有的扩散到中国其他城市，继而深刻影响了其他城市和地区城市用语的更新和变化，上海也因之成为传播新的城市用语的集散地。[63]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近代概念史与新名词的研究内容日趋广泛。孙江等2013年开始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辑刊，目前出版到第4辑，专门发表概念史的学术论文。对于概念史研究前景，李里峰则指出了概念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中国，虽有少数学者的大力译介，史学界对于概念史的基本内涵、理论预设和研究方法仍未达成共识。有的论文冠以“概念史”之名，实际上只是稍涉概念含义的辨析而已，与德国和英美的概念史研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难免有鱼目混珠之嫌；一些与概念史研究旨趣相契合的论著，却以“观念史研究”“新名词研究”等其他名目称之，从而削弱了概念史的学术影响和号召力。[64]

在具体的概念研究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黄兴涛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增订版，为国内学界有关新名词研究的代表作，结合新文化史与传统史学的方法，从语言、文学、性别、观念及文化交流等角度，对她字的“现代性”与社会认同进行了详细解读。黄兴涛、陈鹏考察了近代中国“黄色”含义变化，指出：“黄色”由代表高贵、尊严的民族象征色彩词，转成与色情淫秽之指代并列共存、具有内在含义矛盾的词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与现实中国社会政治互动的产物。作为负面贬义的“黄色”，表现出传统词义的一种变态，在社会环境演变和语境变量中，因经历所指和能指的开张组合、伸缩变化，与西方语词“黄色新闻”等概念中的黄色原义也有脱离。[65]陈红娟则考察了中共革命话语中的“阶级”概念演变，指出：“阶级”这一概念经历了从服务于国民革命话语体系到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核心的转变，其政治功能亦实现了从“阶级联合”到“塑造敌我”的变迁。不同时期中共对“阶级”的理解并不相同，总体而言，存在一个由是否参加劳动、资产多寡等表层现象向经济结构、政治压迫等深层问题发展的过程。中共用“阶级”辨识革命敌我，透过“共同利益”规训革命成员的阶级意识和身份认同，并以文本、标语等文化衍生品为载体不断撒播阶级话语。由此，阶级革命的话语逐渐渗透到革命的日常生活，转变为革命动员的政治力量。[66]黄兴涛、陈鹏还考察了民国时期的“现代化”概念的演变，指出：“现代化”概念传入中国后，即被运用于追寻“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诉求中，体现出全方位变革的综合性认知趋向。它不像学界以往所认为的，曾明显经历一个从重文化到重社会经济的内涵转变。30—40年代，“现代化”语词流播更广，知识界的有关概念认知也逐渐深化，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却并未成为当时思想史上的自觉命题。各党派均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需要，运用“现代化”概念进行社会政治动员乃至历史书写。[6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方维规著《概念历史的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关注了西学东渐过程中“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对“经济”译名及“知识分子”等概念的演变。

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冯天瑜等著《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对近代汉字术语寻流讨源，探寻语义变迁中的历史文化蕴涵，视域涵盖中—西—日，尤以近代西学术语之汉译及其在中日间之流转、互馈为重点，展现了异彩纷呈的近代文化状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张帆著《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歧变》则用丰富的史料详细考察了“科学”一词含义在近代的演变。他指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科学”一词在中国初现，虽与教育相关，却不特指分科教育。新政时期，中国朝野皆以日本教育作为汲取“科学”的渠道，使得晚清新教育与日本“科学”紧密结合，从而形成教科意义上的“科学”概念。这种“科学”概念的生成体现了朝野各方“以日为师”方向上的同一性，但“科学”意义之上负载了不同的政治理想。教科之“科学”的生成是“科学”概念在教育领域泛化的结果，它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都动摇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68]此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孙江主编的论文集《重审中国的“近代”》中对于“东洋”“黄帝”等概念的叙述演变进行了考察。

对于区域概念，桑兵考察了近代“华南”一词演变后指出：今人习以为常的“华南”区域概念，始于1895年，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相应地日本方面的南清之说，也被译成华南；民国时期，因为地域差异和政治分裂，体育界采取分区方式组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南为分区之一；国民政府统一后，分大区进行的模式被其他社会活动乃至政府组织所仿效，华南的用法日渐扩张；而日本实行南进政策以及国民政府加强珠江流域各省的建设，使得华南的指称更加流行。不过，华南一词的使用虽然逐渐增多，其含义却有广狭两种，广义即南华，指中国南方或南中国，狭义指以珠江流域为主的若干省份。[69]郭卫东则对“北洋”一词进行了分析，指出：“北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习见名词，内含数变。其源头古意仅是地域名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转成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到袁世凯的“北洋”，含义再变，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味淡去，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70]学界对近代新名词的分析，均着力发掘新名词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展现了文化分析的独特魅力。

七 疾病文化史

疾病史的研究是西方史学界相当重要的领域，相关著作堪称汗牛充栋。而其方向是多元的，从较宏观的疾病与人群的生态关系史，到个别疫疾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如鼠疫、天花、霍乱、肺结核、梅毒到艾滋病等。帝国主义史与殖民主义史的研究重点之一，便是疾病与医疗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疾病社会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迅速兴起，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对疾病史发生兴趣并予以关注。

对于瘟疫史研究而言，以往研究者多关注其起因、流行线路、传播范围、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国家、医学界、民众对瘟疫的反应，而对于瘟疫所引起的大众心态的变化论及较少。胡勇的《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一文，以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东北的鼠疫为中心进行考察，借以管窥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民众面对瘟疫的社会心态。他认为，清末民众面对瘟疫的心态首先是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随着防疫的深化和瘟疫的成功扑灭，民众的心态迅速发生变化。这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因素有联系；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转型，为公共卫生观念的确立做了铺垫。面对瘟疫，民众心态从迷信到理性有一个过程。推广科技手段时，要尊重民俗、民情，否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引起冲突。政府面对灾害坐视不管，加上民间自发组织力量又难以解决时，是民众倾向于迷信的重要原因；大规模现代化公共设施的建立、技术手段的推广是消解迷信的有效手段。[71]

麻风病患与社会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来自深层的文化因素，单纯的生物性因素无法充分解释这种关系。梁其姿的《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72]一文，针对麻风病的隔离问题所反映的文化意义，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她认为，西洋在华传教士与医生主要活动之一，就是推动麻风院的成立；该运动始于19世纪80年代，进入民国时期后更为积极，中国社会精英亦投入此运动中。对西洋人而言，细菌论、热带医学的兴起、传教的需要，都是建立麻风院的主要考虑。中国精英则认为，铲除麻风是当务之急。两者均认为将麻风病人与社会隔离是达到消灭麻风的主要方法。事实上，中国东南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即普遍建立了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这个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这个传统的被忽视，反映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

公共卫生是指与公众有关的卫生问题，主要是指通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公共环境卫生、公共食品卫生、公共饮水卫生、灌输个人卫生知识、促进医事发展以及对传染病的防治。过去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相对薄弱。何小莲的《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73]一文，则通过比较中西城市公共卫生事业演进的历史，对近代卫生事业作了鸟瞰式概述。她认为，前近代时期，欧洲城市与中国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但工业革命带来了欧美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拉开了与中国城市的差距。中国被动开放以后，来华传教士首先关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上海租界领先全国，在污水排放、饮水卫生、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治等方面作出了表率，其他通商口岸和北京等城市接踵其后，逐渐创建了近代新式公共卫生事业。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关乎物质层次、制度层次、精神层次的文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正是中国近代化的缩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杜丽红著《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以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既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阐述制度变迁的过程，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分析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

八 新文化史研究的活跃

西方新文化史引入中国并与社会文化史研究趋向结合后，出现了从传统文化史向社会文化史及新文化史转向的新趋势，产生了许多颇具新意的新文化史学术论著。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湛晓白著《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一书，把时间制度与观念的演变置于晚清民国社会近代化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去考察，梳理了以公历、星期制、标准时、时刻分秒计时制等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时间体制在中国传播和建立的历程，以及近代时间为历法所赋值，为节庆礼仪所演绎，为政治文化所形塑的种种丰富的历史形态，并努力解读了其中所内蕴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在出版文化研究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张仲民著《出版文化与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一书，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切入，研究晚清生理卫生特别是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传播，进而探讨人们生理卫生观念、生殖观念乃至性观念的变化。他的另一部著作《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201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则重点关注了清末民初中国的阅读文化建构及与之相关的“接受政治”问题、来自欧美与日本的新知识在中国如何再生产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派生意义与社会效果。凤凰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潘光哲的专著《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为系统研究晚清阅读史的代表性专著，作者以具体的个案叙述了晚清士人寻觅接受“西学”的读书历程，提出了“读书秩序”与“知识仓库”等新概念。

在近代知识生产与流动的研究上，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黄东兰主编的《新史学》第4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及复旦大学2014年出版的张仲民、章可编《以教科书为中心：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等著作，着重探讨近代以来国人业已熟知的各类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即知识的建构性，内容涉及历史、地理、生活、语言、医学、社会等多个方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还推出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包括陈力卫著《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章清著《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沈国威著《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德国学者阿梅龙著《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及潘光哲著《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等著作。桑兵、关晓红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有多部著作涉及近代知识文化，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推出的《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2021年推出的《解释一词即一部文化史》及《分科的学史与历史》等。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傅荣贤著《中国近代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演进》一书，则在历时性分析近代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总体演化轨迹及其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知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谭徐锋则尝试讨论孙中山怎样进行革命动员，从细微处解读孙氏的革命宣传策略，并引入革命知识制作与流动的生活场景，留意革命仪式的变易，以及演讲者与听众的互动。[7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主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都是关于新文化史方面论文结集，包括专题论文与理论方法、综述及书评等。刘龙心的著作《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从知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国家的观念如何制约着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以及标榜着科学、客观的研究方法和制度化的学术机制，又是如何为历史书写的公正品质提供保证，从而使人们相信学院生产的历史知识为真。[75]

符号、仪式与节日纪念是新文化史特别关注的领域，同样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兴趣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湖南师范大学郭辉近年来出版多部有关国家仪式、国家纪念日的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一书，以政权合法性建设为论旨，用个案形式考察民国前20年间国家仪式的操演状况，进而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意义，系统深入探寻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郭辉著《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1912—1949）》则通过对北京政府的国庆纪念日、国民党的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国庆纪念日与抗战胜利纪念日、商家的国庆纪念日、九一八纪念、孔子诞辰纪念日、民族扫墓节等一系列民国纪念活动的考察，来探讨了国家纪念日与政府合法性建构的关系，阐释了纪念日背后的政治内涵与意义。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郭辉著《国家纪念日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文化》一书，则对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的革命理念、崇拜、民族主义等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了国家纪念日在战时政权建设中起到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权力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及动员社会民众的作用。何卓恩等人对国民党“双十节”纪念的分析，认为“双十节”是武昌首义的纪念日，纪念“双十节”也是人们延续和重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民国初年，“双十节”的内在意涵并不十分确定，具有解释权力的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此节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位。以“共和”相诠解的北京政府随着掌权者的日益孤立，“双十”话语趋于衰微；以“革命”相定义的国民党随着继续革命的声势，逐渐将“双十节”的内涵直接与党的系谱相联系。二者节日叙事的背后，隐伏的都是强烈的政治暗示。[76]

陈金龙、韩晓莉、李军全对中共节日纪念及中共纪念中肖像政治的研究及李恭忠、陈蕴茜等人对民国政治符号的解读，均有新意。陈金龙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缘起、类型与方式，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发展的历史脉络，具体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十月革命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辛亥革命纪念、抗日战争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新中国国庆纪念的历史情形，并对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基本特点、历史作用、当代启示进行客观评价。[7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韩晓莉著《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进行考察，关注了战争环境下的传统节日、根据地庙会的恢复、新节日的引入与创造、节日改造与社会生活等重要问题，分析了节日生活背后的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变化。李军全著《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1937—1949）》以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化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考察华北根据地政权开发春节价值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考察春节民俗对于边区政权政治改造的因应状态，以此分析包括春节在内的乡村民俗文化在沟通中共政治理念和乡村民俗观念上的重要价值。[78]李军全对中共根据地的春节纪念研究后指出：在春节期间，中共通常会通过刊发宣传要点来规整宣传内容，通过拓展宣传途径来生产宣传效益，通过实施宣传监管来保持宣传导向，最终实现了较好的宣传效能。乡村节庆与政治传播的结合扩张了战争时期中共的宣传资源，也为政治宣传的有效性提供了便利，这或许是中共的政治宣传异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这场现代革命身处传统乡村所衍生出来的一项政治优势。[79]他还指出：基于政治生存环境的变化，中共在根据地、解放区的节庆活动中借助领导人肖像建构革命政权的权力象征。基于塑造政权合法性的思虑，中共适时地引进了本属国家话语系统中的孙中山等领导人肖像，并且在根据地节庆活动中频繁地使用；出于宣扬政权独立性的考量，中共在节庆中有意识地凸显自我领导人肖像，最终将毛泽东像视为革命政权最高象征使用在各种政治和社会生活中。[80]

政治符号解读视角新颖，学者关注颇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李恭忠著《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一书，从陵墓、葬礼和纪念仪式等方面考察了孙中山身后形象的塑造过程，并将之与国民革命和“党治国家”体制建立过程结合起来分析，展现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变革进程当中一个相对隐晦的侧面。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陈蕴茜著《崇拜与记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关注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借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赖德霖著《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一书，通过考察民国早期礼制建筑及纪念物、南京中山陵的设计、中山纪念堂等问题，重新认识了中山纪念建筑作为政治符号和文化象征符号的深刻意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王建伟著《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从民族主义视角切入，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的“反帝”“打倒军阀”“赤化”等政治口号的含义及论争。此外，武洹宇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骷髅符号的释读，李俊领对民国时期泰山政治文化建构的探究，均注意发掘文化事物背后的政治内涵和文化意义，充分展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趋向和特质。

历史记忆与政治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关联，是新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从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殖民与后殖民记忆等方面探讨历史记忆问题。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出版的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及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忻平主编《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均关注近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活动、社会生活问题的关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罗福惠等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书，以民国以来各级政府、辛亥革命参与者、民间组织、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为研究对象，以期加深对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并透过百年来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加深对近现代国家与社会的理解。

在相关论文方面，王先明从绅权考察了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问题，指出：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81]候杰等关注赛金花的集体记忆问题，指出：不同的文本通过对赛金花的叙说阐明了战争通过暴力手段对原有社会秩序不断颠覆、修正与调适的属性。这不仅改变着民族的命运，而且对战前中国固有的性别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迫使女性在更加复杂多变的性别关系中做出调整，其“热爱和平”的天性也遭到一定的扭曲和变形。在特定历史时期，性别身份的建构是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82]马建标关注了“一战”国耻记忆并对其进行政治文化阐释，认为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斗争纠缠在一起，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83]孙江考察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后指出：随着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的“记忆转向”，记忆伦理这一基础理论问题的重要性愈发明显。该文截取两个断面进行探讨，即死者的记忆与伤者的记忆。死者的记忆是生者代理表象的产物，伤者则可以借助自身的回忆和“共享记忆”来证明受害事实。由于关于死伤者的事件不在场，加上事后回忆或他者表象的局限性，特别是历史修正主义对历史书写的暴力，所谓死伤者的记忆，于是转化为历史学之外为何记忆/忘却、谁在记忆/忘却之问题。[84]郭辉、罗福惠还提出了“中共记忆史”设想，指出：中共党史研究也可以汲取记忆史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中共记忆史”，发展出新的问题意识。“中共记忆史”研究需要注意记忆与遗忘、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以拓展党史研究的视野，为党史研究提供新范式，并回答党史研究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中共记忆史”研究要运用记忆史重新审视中共党史，探索相关理论和方法，加强史料搜集和整理，培育学术共同体。[85]

性别与身体史解读也是新文化史关注的热点问题。杨兴梅关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反缠足的呼吁，认为国家权力对缠足的干预与控制呈逐渐增强之势，但这并不是由于官方的主导而主要出自知识分子的要求。[86]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侯艳兴著《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一书，力图揭示近代上海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女性自杀的社会性别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曾越著《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一书，考察缠足由盛转衰（倡导“天足”）、提倡“天乳”与“曲线”的革命、女体的公开、近代女性服饰的选择，以及女性与家庭的关系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王雅娟著《权力话语下的身体规训与社会变革》一书，从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国情出发，借助权力和规训等新文化史理论，以身体之服饰、辫发、缠足为三个思考维度，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探讨近代以来“身体”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联。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何玮著《“新女性”的诞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则利用《妇女杂志》等资料探讨了民国前期社会“新女性”话语建构过程与文化内涵，并与日本近代女性话语建构作了比较。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的秦方著《“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对“女界”与晚清女性形象加以分析并对晚清天津女学图景、晚清天津女学师生的游移经验、晚清天津画报中的女学呈现及晚清女性公共形象的生成与传播等内容进行了探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出版的张小红著《时尚的现代性》则关注了民国的时尚风潮与民族想象问题，对辫发、缠足、时装美人、旗袍等事物的现代性，从文化与国族、时尚与历史的层面进行了深刻分析。

在图像文化研究方面，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吕晓等著的《中国图像文化史》清代卷对清代的遗民绘画图像、宫廷图像、金石学相关图像、文人画图像、西方影响下的画像等进行了深刻的文化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的吴雪彬著《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则搜集近两百幅国内外的珍贵图像材料，在美术史和视觉文化的范围内讨论长城图像的生产与传播，以及民族话语如何通过图像得以有效表达，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的陈平原著《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将近代启蒙、新知传播、传教士、女学、科幻小说等诸多内容，配以300多幅图片，生动再现了晚清画报缤纷的面目。

九 传统文化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21世纪以来，在传统文化史研究方面，学界仍出版了一批论著。此时期的传统文化史研究领域、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发展，但正因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忽视“解释性研究”，这种传统式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并没有得到较大突破，故传统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显得比较平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学界研究较多的问题。学术专著如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欧阳军喜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黄山书社2008年出版的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杨剑龙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吴静著《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姬蕾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陶东风等主编《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的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修订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张利民著《中国近代文化哲学研究——以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中心》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出版的袁一丹著《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等著作，从不同侧面关注并深化了新文化运动的研究。2015年的《史学月刊》《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推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专栏文章，刊发了耿云志、李捷、许纪霖、张宝明的文章。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推出了“新文化运动与百年中国”丛书6种，分别为：《新文化运动与百年中国梦》《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文明》《新文化运动与百年新思潮》《新文化运动与百年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与百年中国教育》，展示了新文化运动时人们关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变革的思考及争论。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推出了陈郁主编《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6卷本。

在文化专题史研究上，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王尔敏著《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曲广华著《中国近代文化与五四社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史革新著《晚清学术文化新论》；安徽师范大学2012年出版的房列曙等著《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黄兴涛著《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潘光哲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第二卷）：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冯天瑜、黄长义主编《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东方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王东杰著《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张昭军著《传统的张力：儒学思想与近代文化的嬗变》及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张昭军著《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还分别在2007年、2011年及2014年主编出版了《近代文化研究》第1—3辑等书，皆对于近代文化脉络和转型、发展演变及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路径，以及晚清、民国文化史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

在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方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王介南主编《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的吴义雄著《大变局下的文化相遇：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岑红、周绵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等书都从不同方面关注了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在近代的民族、国家认同方面的研究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黄栋著《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以华北日伪政权的国家认同建构为研究对象，重点对其在文化认同方面的建构进行了探索。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的李帆、邱涛著《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以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历程和政权建设问题为研讨的主题，将观念层面的思想史和制度层面的政权建设结合起来论述。

赵立彬的专著《西学驱动与本土需求：民国时期“文化学”学科建构研究》专门关注民国时期“文化学”的学科建构，以学术史的问题形式而展现近代文化思想变迁的多维面相。该书认为，与其他现代学科在中国的境遇相比，“文化学”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发展”之势，这是近代以来在西学驱动下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发展的结果。[87]何建明的专著《中国近代宗教文化史研究》从历史与文化的视野，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文化，与外来的基督宗教、进化论、科学思潮、社会主义等近代主要西方文化，以及新生的三民主义等近代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相遇、冲突，到交流、对话，后到融合与共存，探寻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与当代中国宗教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傅才武著《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将1911—1949年分为五个时间段叙述分析了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模式与现代国家建构之关系，并总结了近代国家文化体制的历史来源与模式建构。

抗战文化研究为近年学界关注热点，出版多部著作。如有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孟国祥著《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损失》，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的孟国祥著《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文天行著《抗战文化运动史》，团结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李仲明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霍丹琳著《文化抗战》，四川辞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文天行编《20世纪中国抗战文化编年》等著作，深入推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