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房二三事

过去的芳村区，地处广州老城偏远的西南角，老百姓习惯把这看作“蛮荒之地”，全市唯一的精神病医院就在这里，广州人吵架时诅咒对方：“送你去芳村！”这与北方人说“你有病”同样意思，是骂人的话。“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芳村一间房”，这句话我小时候就听人这么说了，当然，这已经是“老皇历”了，如今这里成了知名楼盘聚集、百姓的宜居之地。

芳村区福利厂的盲人职工，当时集中居住在紧固件厂内的盲人宿舍（原址是芳村明心里2号，后更改为陆居路7号之一、之二），占地面积约有1400平方米。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仍住有23户盲人职工。这两栋楼均为三层建筑，砖木结构，据说原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物业，当年留下的资产记载十分详细，清单里不仅有钢琴等大件物品，连筷子碗碟都有详细登记。

当年某日，住这楼里的个别盲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就地取材”拔掉扶手下的小木柱，竟然作柴火烧了。一天早晨，一位盲人女职工下楼梯，就从扶手的缺口处坠落，结果是不治身亡。这件事发生后，我联想到盲人习惯用木柴明火烧饭，曾有人身上带着火苗自己觉察不到，还去别家串门，差点酿成火灾。我思忖，一旦这砖木结构的老楼失火，后果不堪设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里惊出了一身冷汗。“不行，要从根本上解决而且事不宜迟！”我的想法与基建科黄科长完全一致，并得到了陈书记、郑经理的赞同。

基建科的同志很快就行动了，但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此处属历史保护性建筑，规划局明确要求：外观不能有任何改变，即外立面不能动，只能在内部加固改造。施工难度很大，近百年的砖木结构建筑，要把内部的木地板、木间隔全部拆掉，然后改造成水泥地板、砖隔墙，一旦在施工时稍有震动或某处失去支撑，大楼外墙极易向内坍塌，结果同样是楼毁人亡。负责改造的杨工程师、黄科长和大老李，几乎天天在现场盯着，我是隔三岔五去看进展。经过几乎“不可能”的努力，最后工程圆满完成，我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自此，盲人宿舍比较彻底地解决了火灾隐患，也使饱经沧桑的老楼得以“延年益寿”。

当年公司系统有4000多职工，居住面积人均2平方米以下的干部职工不少，那时候困难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我曾经到一个同事家里，那是地处西关的一间约10平方米的平房，屋里用一半地方当客厅，另一半用粗糙的纤维板作隔墙，作为他父母的卧室。在客厅角落摆了一把木梯子，同事苦笑着往上指了一下说：“我住上面。”我好奇地爬上去一看，原来是在屋梁上铺了一层厚木板。“这怎么有两张床？”我随意问了一句，同事显得更难为情，“是我哥和嫂子的。”嗨，我真后悔不该问啊，这时看到两床之间拴了块深色的塑料布。

西华路的八间街，是同车间的另一个工友阿谭的家，厂里的事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他是与另一家人合住一老屋，要穿过别人的厅堂再上自家的阁楼。那时上班都靠自行车，它还属于稀缺的家庭财产，不敢放在户外，于是用铁钩将自行车的前把钩着，斜挂在木楼梯的隔板上。老楼梯的宽度大约60厘米，又窄又陡，阴暗无光，我每次到这儿一上一下，都要背贴着墙，肚子顶到了自行车的脚踏，随着老旧木梯的吱吱颤动，一点一点地挪过去。我每去一次心里就嘀咕：这楼梯真难走啊，不是为了工作我就免受这份罪了。可又想，人家不也天天这么过吗？

为了解决“政策线”以下困难户，公司把首期解困房的建设，放在了东风西路兰湖里、芳村明心路软包装厂区两个地方，并纳入了广州市解困房办公室的重点项目内。芳村明心里解困楼高7层，总面积3860平方米，共解决了近70户困难户或无房户的住房问题。在建设兰湖里宿舍过程中，大家反复考虑，如果通过加层，可以多解决近二十户干部职工住房。经过设计单位测算，承重基础没有问题。在灌注顶层框架后，发现首层有一根立柱出现了微小的裂痕，是否是加层原因造成的？我们有些紧张，马上请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鉴定，同时拟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经过反复技术检查，排除了上述担心的因素，又采取了增加底层立柱强度的措施，以加大保险系数。

为了增加公司机关的办公场地，对旧礼堂在原地进行了改建，临街的首层拨给供销经理部，二层为公司领导、纪检、办公室和保卫科使用，因新增加的面积不多，公司党政主要领导也没有安排独立办公室。

1984年的7月间，我去了公司驻深圳的办事处一趟。当时办事处租了当地几间平房，其中有提供临时住宿的房间，小吴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守着。当年深圳这地方，难得见到一棵树，骄阳当头酷热难耐，在新铺设的水泥马路上，来往汽车卷起阵阵尘土，让人喘不过气来。当年这里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好地方，很有发展潜质，如果公司找个地方建个写字楼、宾馆什么的，肯定能成为优质资产。不过广东俗话说得好：“早知道就没穷人了！”

基建行政科的李耀明，我们都叫他“大头李”，他身体壮实工作很勤奋。搞基建是很辛苦的，比如挖基础桩的时候，为了检查施工质量，要落到每根桩的底部去查看，他经常是一身水一身泥的。他是个乐观的人，不料那年他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已经是肝癌晚期了，腹水使肚子越胀越大，人很痛苦，大家看着都很着急却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家人把希望寄托在乡下民间的中医偏方上，开方的医生说能管用。也不知道是什么药材，煮了一大缸子汤药天天服用。结果还是不出所料，药没喝完人就远走了。

1988年8月初，我专程到香港看望黄杰南。按惯例当时的移民政策是，以夫妻关系申请长期居留，一般要排队轮候6年。老黄在广州的医院已经确诊患癌症，香港入境事务处提前批准永久居港。他刚过去时，住在新界区新建的屋邨。不久，社会福利署了解到他的住处离亲属比较远，短时间内又调换了地方，以方便家人照顾。他对我说，“我是靠那些社工才活着，他们隔天来家里，除了了解病情还同我聊天，这比喝止疼水还有用。”他无力地指了一下桌子底下，那里放着大概4公升容量的两个白色塑料桶。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突然一阵紧缩，瞬间有点眩晕的感觉。

大概是半年后，我接到杰南妻子的电话，说老黄已经去世了。十分难过之余，我回头算了一下，这五年来是公司历史上基建项目落成最多的，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200多户的职工，其住房问题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

思之得

“二平方米以下住房困难户”，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词汇。它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沧桑巨变中的一个缩影，也是百姓生活根本改善的发端。

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成了铁律，不改革重走回头路，老百姓不答应，干部群众不答应，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