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思考

本文谈谈我浅薄的想法，未必是对的，希望通过这个东西引发大家在专业上的思考，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也许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斗胆选了这个题目，其实我不是一个主流的经济学家，甚至不能称为经济学家，因为我的专业是企业管理，但我研究企业管理中跟宏观经济最相关的一个环节，即战略管理。我偶尔也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包括我的博士论文当时也是这方面的选题。

一、经济的周期性

中国经济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我于2008年研究的，现在更新为最新的数据，这是中国GDP增长的季度数据。细数一下，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增长周期产生出极强的规律性。从2008年上到最高峰，一路摔下来，到2009年年初到最低点，然后反弹，然后再下来再反弹，再下去。看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接下来还有没有反弹呢？我相信会有，估计也会延续一个大的下降通道。

经济是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学上有过统计，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发现了四类周期，都是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第一个是基钦周期，平均时长40个月。第二个是朱格拉周期，朱格拉是个业余经济学家，平均长度是8.35年。第三个是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为15～20年，也叫建筑业周期、房地产周期，这个也称为长周期。据我的测算，中国的库兹涅茨周期大概是16.5年，不一定准，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房地产周期时间比较短，基本上走的是下限。所以，自2008年来很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都问我，说黄老师世纪大危机来了怎么办？我说你别听他们忽悠，2008年的危机并不是世纪大危机，2008年的危机是一个库兹涅茨周期。这个是我于2000年算出来的，我印象很深，我在交大应聘的时候，有位陈教授问我，他说黄博士你认为2000年是不是一个拐点？我说是，但是我给了另外一个观点——2008年也是。终于让我等到这一点的印证。2008年就是我们用库兹涅茨周期推出来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为50年，也叫超长波理论。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GDP周期13个季度，也许就是40个月。因为我们的统计数据波只能拿到季度统计数据，拿不到月度统计数据，或者国家权威部门也不发布这个数据。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经济周期这个理论真的可靠吗？GDP真的是周期性的吗？这是我们理论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附带提一提，长波周期给社会带来什么杀伤性后果。根据历史统计，康式周期有五点特征：第一，长波在长生之后有回调的，下降也有反弹的。第二，农业会出现明显的长期萧条。第三，有很多重大发明，但是要在下个阶段才能得到大规模的运用。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出现在我们视野中越来越多颠覆性革命性的技术，比如我一直在企业界呼吁的核聚变，甚至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也没有去关注，这样颠覆性的技术，包括3D打印、空气成像、无人机、人工智能等。这种革命性技术的出现，我把它称为末世的征兆，意即这个时代的末日到了，下个时代会到来。在这个变革更替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我们说凤凰涅槃，我们不浴火怎么重生！

长期高涨开始时，通常黄金产量会增加。这是统计学发现的，我有一个假设，康德拉季耶夫可能还有一个周期，可能以100年为时长，也许还存在一个周期，这个依据是什么一会儿再说。

前两天我听到我们外贸数据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23%,2016年开始我们预判从年底到2017年年初，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基本上是下滑的趋势，就是会有一个回暖的过程，现在我们还在继续观察，是不是这种情况二季度数据出来基本就能确认。这个不可怕。可怕的是2025年6月，将会产生重大经济衰退，在2025年6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其实很多机构都给出大致相同的判断，怎么算出来的呢？很简单，我们说三种算法，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危机是1929年到1933年，往后推50年是1979年，1979年也发生了危机，但最大的危机不是在1979年，而是在1973年，中东的石油危机。往后推50年是2023年，这是粗略的算法。很有意思，1973年的危机，明显力度比1929年的小，对经济的破坏与人类的痛苦明显弱于1933年。经济学家说我们人类掌握了治理危机的技术，我们虽然还可能会有危机，但是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就像我们发明了感冒药，虽然我们还会感冒，但是不会那么痛苦了，这是主流经济学的解释。也许是对的。

我有一个猜想，也许还有一个以100年为时长的周期，如果2025年的这个周期，和1929年对人类的伤害破坏同等力度的话，也许还真的有一个以100年时长为周期，这个叫什么我就不好说了。我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我不希望人类发生这么大的灾难，但是我们确实要警惕。

细致一点推理，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2008年9月加2016年5月，就是2025年4月，再从这个推就能推到6月。我们的理论很简单，所有历史的大底部，都是各个周期底部重叠的结果，否则不可能产生更深的历史大底，历史大底一定是几个周期碰到一个重合点。这是我们对未来经济总体的判断，也就是说未来10年左右我们会经历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怎么办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经济真的会有周期性的变化吗？我不展开讲，在这里只是给大家证明一点，我们已经从数学证明了经济是周期性波动，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生产力函数，我做了一个调整，生产函数是1减α，其实这个参数是发生变化的，我用r取代了1，这是我们做研究做的置换，你就会发现整个经济系统中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最后的比重是这么一种关系。一个是r减α，这是劳动份额，我们认为劳动获取边际效应，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因为资本是获取剩余的，所以我用一个1减去这个东西。按照边际效应递减，经济景气的时候对劳动要素需求增加，r的份额会下降。经济衰退的时候，边际效应递减的话，收缩投入到收入供给的话，r的比重会上升，也就是说当经济上升的时候，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我们的资本的收入，资本的要素收入会上升，劳动力要素收入会下降。反过来经济衰退的时候，劳动的要素上升，而资本的要素收入就会下降。接下来再从资本劳动要素分解到家庭和个人头上，会得到一个规律。

这个是我们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命题，也就是说，在富人的财富结构中，资本大于现金。反过来，穷人的财富结构中现金大于资本，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命题。基于这个命题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经济繁荣的时候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会拉大，而经济衰退的时候收入分配差距会缩小。我们以前说富翁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的富翁会变成负翁，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衰退是人类修复自身结构不均衡的一种手段，修复什么不均衡呢？修复财富不均衡的一种自我调节手段。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按照这样的经济系统，我们做了数学上的推演，这个我不多讲。

按照我们的数学推断，我们发现我们的收入分配系统是稳定的。

第二个，均衡解是存在的，而且有一个附带的理论，均衡等于最优，这个是德布罗在1988年的时候证明的，他的这套研究成果获得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我们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而且这个均衡解一定是存在的。通过这样一个仿真函数的建立，我们就可以测算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结果。我们已经证明了经济是周期性的波动，当时还没有证明经济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周期。我看到一个假象，我认为经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周期，因为人和收入与消费之间有个时差，这是我们常理可以理解的，那么小消费短时差，大消费长时差，经过互相的影响会形成四大类不同长度的周期。不管怎么样，我们从数学上证明了经济真是一种周期性动物。

二、“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

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么多年来咱们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投入，似乎把这三者割裂开来，各找各的对策，你会发现其实这“三驾马车”之间是有关联性的，“三驾马车”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这是我构造出来的基本关系。投资决定消费是供给学派的观点；消费影响投资是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当然，出口增加也会影响投资，同时也会影响消费，这是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出口增加以后会带动我们的顺差，这是一个正向的关系。顺差反过来会制衡我们的出口，这是一个负向的关系。这里有政府的干预、政府的支出，一方面拉动投资，一方面拉动消费，这是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其实它们是纠缠在一起的，按照边际效应递减，这个循环到一定程度就拉不动，总有一天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会基本出现效益溢出的现象，这个循环再也转不下去了。这个是互动的模型。

现在来看看“三驾马车”中的出口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一是全球经济的衰退。外贸顺差的累计导致我们汇率持续上升趋势，有所回落。我有一个观点有点极端，这么多年来中国巨额的外汇顺差，其实对全球经济都是一种伤害。如果善加利用这么多的外汇顺差，对全球需求及经济发展都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

二是国际替代比较明显，会存在两大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个已经感到很明显，我们劳动力的成本已经接近欧洲乃至国际上一线国家劳动力的成本，如越南、印尼，据说连南欧都纷纷在替代。中国的很多订单已经纷纷转向了欧洲，而不仅仅转向了越南。我们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当然还有点阴谋论，有一些国际势力的影响等，会对我们出口产生严重的影响。包括中国企业的创新仍然止步不前，仍停留在传统的工艺上，这是我们出口贸易面临的巨大的压力。

“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也是三面受敌：首先是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政府这几年适当放宽货币的供应，总希望这些货币能流向我们的实体经济，但是按照卢卡斯理性预期理论，企业对未来产品经济预期不好的话，它的投资不会流向实体业务，所以这部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个不良的预期的话，我们的外部环境再宽松，也无法拉动企业的投资。

其次是财政刺激顾虑重重。2008年的时候我有一个观点，我说这次危机全球各国政府高度一致的不负责任，为什么呢？推给下一任政府，不仅中国政府，包括全球各国政府都把矛盾后延，通过财政的手段把经济暂时拉起来，拉起来无非是把矛盾加剧滞后，但拉到一定程度就会拉断，什么时候拉断？经过我们的推测，2025年6月将会拉断，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非常谨慎，我非常赞同谨慎的态度。

继续刺激经济会加大社会贫富悬殊的矛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以往的危机我们都说是富人的财富缩水，2008年的那次危机全球的富人财富急速增值，基尼系数猛增到将近0.6，按照社会统计学的经验，对社会稳定将产生负面影响。另外我们前面说过了，经济刺激边际效用也十分有限。

“三驾马车”消费面临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居民消费存在不良预期。二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越悬殊，社会总消费量越低。假设一点，当我们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一个富豪的手上，这个社会是没有消费的，就是愿意消费也消费不出去。三是富裕人群的消费溢出，我们老百姓连马桶盖都要跑到日本去买，还有很多高端的需求纷纷溢出。数据显示，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大概有1700多亿元，而1700多亿元的需求里面，中国品牌的份额可以说几乎为零，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情况。

四是政府支出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八项规定”的出台，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比较大的政府支出降低，这块支出迅速降低以后没有其他的需求及时跟进，消费在短期会呈现疲软，导致投资疲软，出口增速放缓。

三、如何解开这些死结

上述是经济增长“三驾马车”面临的问题。如何寻求解决思路？

我们知道国民经济的系统是由四大部门构成，即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四大部门。消费由分配决定，而分配又是由收入决定等。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生产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经济问题一定集中在分配系统上。我一贯认为，现在乃至后现代社会，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所有的政府手段将会失灵。收入分配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际。国内方面，我们追求家庭财富收入分配的均衡；国际方面，我们也在追求国际经济收支的均衡。同时，还要考虑生产问题，我非常认同新一届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通过供给侧改革改善我们的经济结构，同时收入分配系统配合改进。

之前看到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讲，“现在两大经济命题，一方面是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倾斜，这两个措施是解决中国目前经济问题的必要手段”。

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向低收入人群倾斜，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但我相信政府还是有能力做到。其实，最难的还是一次分配结构的问题，政府还是有能力主导，包括医保和家庭的补贴等。

针对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我个人有以下三点建议。首先是规范市场。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市场越规范，收入分配越平均。其次是减少行政干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行政干预程度越大，贫富差距就越悬殊。因为如果不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而是通过行政配置，那么财富将会向少数人身上倾斜。最后是市场中的反垄断监管。通过上述三方面的调整，有机会使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变得更合理。

关于供给侧改革，我个人研究不多。从企业角度来讲，应关注创新环境的营造与保护。供给侧改革必须创新，创新必须得到保护，这不仅仅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仅仅是这些商标打假等，重要的是社会对创新、对优质产品的认知与包容。

在宏观层面，需要充分尊重市场的规律。

在微观层面，企业应积极调整产品结构。例如，我们发现中国的高端产品存在巨大的需求，说中国有一亿富豪，中国的亿万富翁已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最大富豪的国家，那么他们真的有巨大的需求。针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政府需要引导；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重新定位其产品结构。在此呼吁在座的企业，应该从微观的角度、从长远的发展中重新寻找定位。

对于增强出口活力，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一是技术与商业创新。二是当务之急需要降低我们的物流成本。我们看看以下这组数据。中国的货物物流成本占进出口货物成本的50%左右，有一半是物流成本，我们中国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和GDP的比率是17.8%，而欧美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和GDP的比率还不到9%，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的物流费用率是9.9%，是日本物流费用率的两倍。我们的空载率是40%～50%，非常高。欧美的发达过程只有10%左右，所以物流成本的降低对于整个中国进出口商品成本的降低是至关重要的。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我相信“互联网+”在这个领域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三是关于平衡国际的收入，过大的贸易顺差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把外汇储备降下来或许能够推动我们出口的增长。

最后一点，建议加强行业协作。中国人买什么什么东西就涨价，中国人卖什么什么东西就降价。我2008年在美国做过调研，当时受中国和美国的总裁会委托，我们在美国做了一次调查，我发现美国的行业协会高度团结，他们没有人破坏行业秩序，而国内市场经常出现恶性竞争，这对扩大出口将带来不利影响。

（本文根据黄丹副教授2016年5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深度思考”系列论坛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