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信任

崇祯年间的大明，早已深陷三重绝境：党争如附骨之疽，周延儒、温体仁之流轮番窃据权柄，搅动朝堂血雨；

民变似燎原之火，裁驿、灾情与加征叠压，逼得百姓揭竿而起；

边患若悬顶之剑，皇太极的铁骑屡次叩关，以战养战的策略让崇祯头痛不已。唯一能支撑危局的督师孙承宗，在党争倾轧与战事惨败中黯然离场，大明的自救之路彻底断绝。

一、党争祸国：周温交替，权柄逐鹿

明末党争，非崇祯一朝之疾，自万历“国本之争”便埋下祸根，天启朝阉党乱政更是雪上加霜。

崇祯登基后虽定“钦定逆案”清算阉党，却未能根除党争土壤，反而因多疑猜忌，让周延儒、温体仁等投机之徒趁机上位，上演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权柄拉锯。

周延儒本是万历四十一年状元，善辩多诈，最擅揣摩圣意。

崇祯元年，辽东战事吃紧，崇祯召集群臣议事，众臣或言“增兵”或言“议和”，唯有周延儒伏地奏道：“陛下，兵饷匮乏，增兵则加征益甚，民不堪命；议和则恐失国体，遭人非议。臣以为，当先核边军虚实，清汰冗员，再图进取。”

这番话正中崇祯下怀——既不用轻易加征，又不用背负“议和”骂名。

崇祯龙颜大悦，赞其“深识时务”。不久后，周延儒借袁崇焕案发难，构陷钱龙锡，又联手温体仁打压东林党，崇祯三年便官拜内阁首辅，一时权倾朝野。

《国榷》记载，其初任首辅时，“帝倚信甚笃，所言无不听从”，甚至多次深夜召其入宫议事，宠信无人能及。

温体仁与周延儒本是盟友，却早怀取而代之之心。他阴鸷深沉，从不轻易表态，却总能在关键时刻“一击致命”。崇祯四年，温体仁暗中指使御史弹劾周延儒“受陕西巡抚钱士升贿赂”“纵容子弟贪腐”，虽无实据，却让崇祯对周延儒渐生猜忌。

崇祯六年，温体仁抓住周延儒“私拟圣旨”的把柄（实为下属越权，周延儒失察），在朝堂上哭诉：“首辅擅权，臣若不言，恐陛下被蒙蔽，大明江山危矣！”崇祯本就多疑，当即下令罢黜周延儒，温体仁如愿接任首辅。

《明史・温体仁传》评价其：“为人外谨而中猛，机深刺骨，善附会帝意”，他掌权后，“未尝建一策，唯日与善类为仇”，朝堂之上，敢言直谏者皆遭排挤，党争愈演愈烈。

崇祯十年，陕西民变已蔓延至河南、湖广，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上疏请征“剿饷”：“陛下，流寇蔓延十省，需饷三百万两，可于每亩田赋加征六厘，岁得银百八十万两，专用于围剿。”

此时温体仁已掌权四年，深知崇祯急于平叛，又舍不得动用内帑。他明知加征会逼反更多百姓，却故作公允道：“杨尚书所言，乃权宜之计。流寇不灭，国无宁日，加征虽苦民，然可救急。”实则默认加征，既讨好崇祯，又将民怨转嫁给杨嗣昌。

崇祯十年闰四月，“剿饷”正式推行，每亩加征六厘，虽比杨嗣昌提议的少，却仍是压垮百姓的又一根稻草。

刑科给事中刘懋上疏反对：“百姓已困于辽饷，再增剿饷，恐盗愈多！”温体仁却将奏疏压下，只对崇祯道：“刘懋妄言，流寇之起，非因加征，乃吏治不修也。”崇祯信以为真，下令将刘懋降职，剿饷遂全面推行，民变自此愈发不可收拾。

温体仁掌权六年，树敌无数。

崇祯十一年，复社成员黄宗羲、顾宪成等人联名上疏，弹劾其“构陷忠良、纵容贪腐、误国误民”，列举其十大罪证。崇祯虽仍想庇护，却架不住朝野压力，只得罢其官职。

温体仁离京时，“行李萧然，无长物”，看似清廉，实则早已将贪腐所得转移，《明季北略》记载，其老家湖州府的田产“连亘百里，富甲一方”。

温体仁倒台后，崇祯又想起周延儒，崇祯十四年召其二次入阁。

周延儒此番复起，本想挽回声誉，却本性难移，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在清军入关时“虚报战功”。

崇祯十六年，清军劫掠京畿后退去，周延儒却奏称“击退清军，斩获数千”，后被御史揭发。崇祯怒不可遏，下令将其赐死，临刑前，周延儒伏地哭道：“臣罪该万死，愿陛下亲贤臣，远小人！”然悔之晚矣。

周、温二人交替掌权十余年，党争从未停歇，朝堂沦为权力战场，边防、民生无人真正过问，大明的根基在无休止的内耗中愈发腐朽。

崇祯在位十七年，首辅一共换了十九位，而周、温二人掌权的时间一共七年，剩下的十年间换了十七位首辅，内阁辅臣更换的更是频繁，先后共五十位辅臣出入内阁。十九位首辅中赐死二人，二人罢官后遭李自成屠杀，惨死，十六人罢官/致仕。

周延儒任首辅间，导致了大凌河之败，登莱覆灭、松锦大战惨败，让大明王朝彻底失去了与后金的抗衡之力。

而温体仁在位期间，民变燎原，灾情四起，在这种态势下还加征剿饷，直接把李自成，张献忠之流逼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舞台，其恶果就不用再多说了。

二、民变燎原：裁驿、灾情与加征的连环劫

明末民变的爆发，非一日之寒，而是裁撤驿站、连年灾情与苛捐杂税的连环叠加。崇祯二年的裁驿令，成为点燃火药桶的第一根引线；后续的辽饷、剿饷加征，则让燎原之火彻底无法扑灭。

崇祯二年，为节省开支，内阁首辅刘鸿训奏请“裁撤天下驿站”，理由是“驿站冗费过多，驿卒多有冒领”。崇祯急于省钱，当即准奏，下令“各省驿站，凡非冲要者皆裁，驿卒一律遣散”。

这道圣旨，让全国数十万驿卒瞬间失业，其中就包括陕西米脂县的驿卒李自成。

李自成本以驿站为业，虽清贫却能糊口，裁驿后“无以为生”，只得靠借贷度日。不久后，因无力偿还地主艾诏的债务，李自成被绑至县衙毒打，侥幸逃脱后，心中已埋下反意。

《明季北略》记载：“自成失业，无所得食，遂与侄儿李过投王左挂起义军”，一个未来搅动天下的枭雄，就这样被裁驿令推向了明朝的对立面。

崇祯元年至十年，陕西、山西、河南等地连年遭遇“旱、蝗、疫”三灾。

崇祯三年，陕西延安府“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百姓“以树皮、草根为食，树皮尽则掘山中石块为食，名曰‘观音土’，食之腹胀而死”。

崇祯六年，河南蝗灾，“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禾苗尽毁”；崇祯八年，山西瘟疫蔓延，“十室九空，死者相枕藉”。

灾情本已让百姓濒临绝境，地方官员却为完成征税指标，催逼甚急。

陕西巡抚乔应甲“每县派税吏三人，昼夜催征，百姓卖儿鬻女，仍不能完，往往自缢于树”。

《国榷》记载，崇祯四年，延安府米脂县“民饥且疫，死者十之五六，生者流离失所”，正是在这种绝境下，王二在延安府聚集数百饥民，高举锄头喊道：“官府不救，我等反了，抢粮仓求生！”民变正式爆发。

早在万历末年，为应对辽东战事，朝廷已加征“辽饷”，每亩九厘；崇祯二年，辽饷再加三厘，每亩合计一分二厘。到崇祯十年，剿饷推行，每亩再加六厘，百姓的赋税负担已增至原来的三倍有余。

河南杞县知县宋玫在奏疏中描述：“一户农民耕种十亩地，丰年收粮不过十石，缴辽饷、剿饷需粮三石，再遇灾情，收粮不足五石，缴税后无以为生，只能逃亡或起义。”

从裁驿令让李自成失业，到灾情让百姓无粮可食，再到加征让生路断绝，明末的百姓，在三重绝境中别无选择，只能揭竿而起，大明的腹地，彻底沦为战火纷飞的战场。

而这竟然不是百姓苦难的尽头，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崇祯为应对兵部尚书杨嗣昌“练兵七十三万”的提议，再加征练饷。《明史・食货志二》：“十二年，杨嗣昌督师，议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初，嗣昌议练兵七十三万，费饷千二百万，因请加派，亩加一分，其赋额视辽饷又倍之。

练饷加征后，崇祯朝田赋实现三重叠加：

辽饷：万历末每亩 9厘+崇祯二年加 3厘=1分 2厘

剿饷：崇祯十年每亩6厘

练饷：崇祯十二年每亩1分

合计每亩加征2分 8厘，是明初田赋基准的数倍，且地方官层层加码，实际征收往往翻倍。

彼时河南、陕西正逢大旱、蝗灾，百姓“卖儿鬻女仍不能完赋，流离失所者十之七八”，直接推动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后，“均田免赋”口号的提出，起义军迅速从数万壮大至百万，民变彻底燎原。

三、孙承宗复出：危局中的最后支撑

在内外交困之际，崇祯曾想起了罢官在家的前督师孙承宗。这位曾构建宁锦防线、收复永平四城的老将，是当时朝野公认的军事奇才。

崇祯三年，后金（清）绕道蒙古入关，永平、遵化等城相继陷落，京畿震动，崇祯在慌乱中下诏：“起用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崇祯实录》卷三）

此时孙承宗已六十九岁高龄，本可安度晚年，但面对国难，他毅然受命，“自请督师，诏许之，赐尚方剑”（《明史・孙承宗传》）。

崇祯四年正月，孙承宗顶风冒雪，从北京出发，踏上巡边之路。他的路线极为细致：自山海关出发，西巡蓟镇三协十二路，遍历石门、燕河、马兰峪等关隘；再东出关外，经宁远、松山、杏山，直抵锦州，全程两千余里，历时两月有余。

每到一处，孙承宗都亲赴城头，抚摸残破的城砖，询问士兵防务。

在宁远，他发现城防年久失修，部分敌台坍塌，当即下令：“限三月内修复所有敌台，加固城墙，逾期者军法从事！”他还亲自查验士兵装备，见不少士兵“衣不蔽体，弓矢朽坏”，怒而弹劾宁远总兵官马世龙“治军不严，克扣军饷”，迫使崇祯将其罢职。

在锦州，他与士兵同食同住，一碗糙米饭、一碟咸菜，与普通士卒无异。士兵们见老督师如此亲民，纷纷哭诉欠饷之苦：“督师，我们已有八月未领饷银，家中妻儿无以为生！”孙承宗闻言，当即上疏崇祯：“边军欠饷日久，士卒离心，若不速发粮饷，恐生哗变！”（《车营叩答合编》）

崇祯虽深表同情，却因财政拮据，仅拨付十万两银，不足所需之半。

孙承宗无奈，只得自筹款项，“变卖家中田产，得银三万两，补贴军饷”（《国榷》卷九十一）。

他还推行严格的军纪：“凡克扣军饷者，斩；临阵脱逃者，斩；玩忽职守者，杖责八十。”有一名参将因虚报兵额、克扣粮秣，被孙承宗当场斩首，全军震动，军纪为之一振。

在整肃军纪的同时，孙承宗制定了“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的边防策略。

他认为，后金铁骑长于野战，明军需凭借坚城利炮，构建纵深防御。于是，他重启大凌河城修筑工程，调派三万士兵、万余民夫，日夜赶工。为解决粮草运输难题，他开辟“海道运粮”，从登莱调运粮秣至锦州、大凌河，缓解了后勤压力。

《明史・孙承宗传》记载，经他整顿，“关宁军士气复振，边防渐固，后金不敢轻易犯边”。

然而，孙承宗的努力始终受制于朝堂党争。

周延儒、温体仁忌惮他威望过高，暗中指使党羽处处刁难。户部对其军费请求“屡请屡驳”，兵部故意拖延粮草运输，导致锦州士兵“日食米仅三斗，衣不蔽体”；朝中官员频繁弹劾，称其修城之举“劳民伤财”“徒耗国力”。

孙承宗多次上疏辩解，却被周、温二人恶意曲解，崇祯始终未能知晓实情。

四、大凌河之败与孙承宗辞官

孙承宗的防务计划尚未完全落地，皇太极已敏锐察觉到大凌河城的战略威胁。

崇祯四年七月，之前讲过，皇太极亲统四万大军，分三路包围大凌河城，采取“围城打援、绝其粮道”的策略。《清太宗实录》卷九记载，皇太极下令：“于城外筑垒挖壕，壕深丈余，宽两丈，外设鹿角，内布火器，断其出入之路。”大凌河城就此成为一座孤城。

守将祖大寿急遣使者突围求救，孙承宗接报后，立刻调兵遣将：命总兵吴襄、宋伟率两万援军，从宁远出发，驰援大凌河；命锦州守将赵率教率军佯攻后金后路，试图牵制敌军。

吴襄、宋伟本就素有嫌隙，此次又各怀鬼胎，援军行至长山（今辽宁凌海市长山镇）时，遭遇后金伏击。《明史・宋伟传》记载：“后金兵以火器轰击明军阵脚，骑兵两翼包抄，吴襄率先溃逃，宋伟孤军奋战，力竭而败，全军覆没。”援军溃败的消息传到大凌河城，祖大寿彻底绝望。

皇太极见时机成熟，派人送信劝降。祖大寿在绝境中反复权衡，最终于十月二十五日献城投降。城中三万军民，仅余万余人幸存，其余或战死、或饿死、或被后金俘虏。大凌河城的陷落，成为压垮孙承宗的最后一根稻草。

朝堂上，周延儒、温体仁的党羽立刻发难，纷纷上疏弹劾：“孙承宗筑城失策，导致数万大军覆没，罪该万死！”“孙承宗老迈昏聩，不堪大用，请陛下严惩！”温体仁更是在崇祯面前煽风点火：“陛下，孙承宗此次惨败，绝非偶然。他与钱龙锡、袁崇焕素有往来，恐早有异心！”（《国榷》卷九十一）

此时的孙承宗早已心力交瘁。他看着满朝的弹劾奏疏，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防线毁于一旦，看着党争让国事日益糜烂，深知朝堂之上已无自己立足之地。

崇祯四年十一月，孙承宗接连三次上疏称病乞休，言辞恳切：“臣老矣，无力再整边防。惟愿陛下亲贤臣，远小人，罢加征，安民心，大明尚有一线生机。臣归乡后，闭门著书，不复言兵。”（《车营叩答合编》）

崇祯被党争裹挟，又对孙承宗的战败耿耿于怀，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许其还乡。

这位大明最后的军事支柱，在复出仅一年多后便黯然离场。

他临行前上书的十六件边防计策，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最终石沉大海。

《明史・孙承宗传》评价：“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如此功绩，却因党争而付诸东流，令人扼腕。

五、边患加剧：皇太极的烧杀劫掠

就在明朝深陷内耗之际，皇太极正持续加大对明朝边境的骚扰力度。

他深知宁锦防线坚固，八旗劲旅长于野战而非攻坚，于是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多次绕道蒙古，从大安口、龙井关等薄弱环节入关，以“烧杀劫掠、摧毁根基”为核心目的，对明朝边防与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

崇祯四年冬，大凌河之战刚结束，皇太极便分兵劫掠锦州、宁远周边州县。《国榷》卷九十一记载：“后金兵分掠松山、杏山、高桥堡，焚庐舍千余间，杀掠男妇数千人，粮秣尽被焚毁。”

后金的策略极为残酷：“焚其城郭、毁其农具、杀其壮丁、掳其妇孺”，仅留少数民户为奴，本质是通过破坏生产基础，削弱明朝边防补给能力。被掠地区“田畴荒芜，村镇为空”，锦州、宁远的边防补给线遭到严重破坏。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绕道蒙古，攻掠宣府、大同及京畿延庆、昌平一带。

此次劫掠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崇祯实录》卷七记载：“虏骑所过，州县多破，焚杀无算。延庆州城陷，知州吴世济战死，城中百姓屠戮过半；昌平州被围，总兵官巢丕昌投降，陵寝遭焚。”

后金兵在延庆州“纵火焚城，火光彻夜不绝”，城内官民死者甚众，城外村庄“庐舍尽焚，老弱妇孺多遭屠戮”。

第三方史料的记载更显惨状。朝鲜使臣朴兰英在《朝天录》中记录：“途经永平府，见昔日繁华市镇皆为焦土，沿途难民流离，面如菜色。有老妇哭诉，其子被虏兵所杀，儿媳被掳，家中财物尽遭劫掠，仅以身免。”

另一位使臣李民寏在《建州闻见录》中补充：“后金兵所到之处，鸡犬不留，良田尽毁，百里无炊烟。被俘百姓多遭虐待，壮丁被编入八旗为奴。”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再次率军入关，攻掠京畿及河北、山东等地。《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大清兵入塞，连破昌平、宝坻、顺义等十二城，杀掠无算，京畿震动。”

此次劫掠持续三个月，清军“俘获人口二十余万，牲畜百万余头，财物无数”，还焚毁了明朝皇陵的部分建筑，对明朝的心理打击极为沉重。

皇太极的以战养战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图：一是通过震慑抵抗者，让后续州县“闻风丧胆”，减少劫掠阻力；二是通过破坏生产、掠夺人口，削弱明朝的战争潜力；三是通过制造恐慌，动摇明朝的统治根基。

这种以暴力为手段的征服策略，虽短期内增强了清军实力，却也埋下了满汉矛盾的隐患。

仅崇祯二年至十年，京畿及宣大、山东地区被焚毁的州县就达三十余座，被杀边民累计超十万，被掳为奴者更达二十余万人。

明朝的边防体系被彻底破坏，边军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抽调围剿流寇的兵力加强边防，导致内患进一步蔓延。而皇太极则通过劫掠补充了大量人力、物力，八旗军的战斗力与后勤保障得到显著提升，对明朝的军事优势愈发明显。

在讲下一章明末农民起义前，我还是利用史料佐证，多写了些崇祯的内外困局。表面上看，一切都是没钱惹的祸，但实际情况则显得比较复杂，大明的官僚体系已经崩塌，而思宗皇帝的多疑与刚愎自用并未能重建有力的政治架构，从侧面看倒有些加速了管理体系的崩塌。

崇祯帝的不能明辨是非曲直，又找不到解决困境的有效途径，从而如无头苍蝇般的四处碰壁是从史料记载中清楚看到的。

不过这并非崇祯一人之过，明末的党争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皇帝曾积极鼓励臣民谏诤，说：“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直到嘉靖朝的大礼议，再到万历朝的国本之争，直接导致依附皇权的一党与自认清流的一派成为对立群体，为明末的党争埋下祸根。

而袁崇焕，祖大寿事件的发生，让少年天子从此对治下的边臣再无信任可言，用而防之成了崇祯对待边将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