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黑，1980年生于广西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村里人总说我像块“黑炭头”——皮肤黢黑，个子敦实，连名字都透着一股土腥气。可比起这些，更怪的是我九岁前的记忆像被山雾吞了似的，一片空白。
三年级教室里，我捏着铅笔头盯窗外发呆时，老师常拿粉笔头砸我：“老黑！魂又飘到哪个山坳去了？”其实我只是在拼命回想：为什么我的脑袋像被斧子劈过，留着一条蜈蚣似的凹痕？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记得爹妈抱过，我却只记得每月发烧时瓦片坠落的噩梦？
每月一次，高烧准时得像山里的雨季。体温表的水银柱卡在39℃纹丝不动，赤脚医生摇着头给我扎针：“怪了，打针吃药都不顶用。”
昏沉中，我总跌进同一个梦里：天像破口袋一样翻搅，屋顶瓦片噼里啪啦砸落，尘土裹着碎砖灌进喉咙。每次惊醒，我都下意识摸头顶那道凹痕——它像一道符咒，烙在颅骨上。
村里老人见我躲着走。直到十二岁那年，爹妈拽着我跪在一个穿灰布褂的男人跟前。“这是你干爹。”男人眼皮耷拉着，手里捏着一把泛黄的纸钱。当晚，他摔碎饭碗，用瓷片在我后背猛划。热辣辣的痛感窜上脊梁时，我听见他嘶哑的声音：“从今往后，梦就停了。”
怪的是，烧真退了。可这个救我的白事先生，却像山魈一样神秘——从不让我去他家，也从不说住哪条山沟。只有每年中元节，他会踩着暮色推开我家木门，碗里的米酒一滴不剩后，总撂下同一句话：“今晚老实睡觉。”
1995年中元节，燥热像蒸笼扣住村子。干爹照例喝完酒起身，浑浊的眼睛剜了我一刀：“别出门，山鬼最爱扯不听话的伢子。”
我缩着脖子应了，心却早飞到水库边——白天和放牛娃阿木偷偷埋的地笼，这会儿该装满鱼了吧？
月光被云啃得稀碎。我蹿出后门时，山风卷着纸灰扑在脸上。阿木蹲在芦苇丛里冲我招手：“老黑！十几条大鲫鱼！”篝火噼啪燃起，鱼皮烤得焦黄冒油。我俩啃得满嘴炭黑时，一阵哭声突然扎进耳朵。
起初像野猫叫春，渐渐变成女人抽噎
变成女人扯着肠子般的嚎啕，从水面、从山坳、从四面八方裹过来。阿木手里的烤鱼“啪嗒”掉进火堆：“是水鬼！前天下村的彩凤婶就埋对面坡！”
我后背猛地一麻——对面坟山头竟亮起一簇火光！
惨白月光下，一座新坟前坐着个穿白衣的人影，手里燃着的香头忽明忽暗，像鬼眨着眼。那影子摇摇晃晃站起来，竟朝着水库挪过来！更瘆人的是，她每走一步，脚底就“滋啦”溅起一星火花，在黑夜里烫出一个个红点。
“跑啊！”阿木的惨叫炸得我裤裆一热——尿顺着裤管往下滴。我俩手脚并用扑向守水库的砖房，背后那哭声追着脚后跟，湿冷的手风几乎贴上脊梁骨。
铁门“哐当”闩死的瞬间，白衣人已贴在门板上。
“呜……阿妈啊……”哭声混着指甲刮门的“刺啦”声，听得人牙根发酸。我和阿木缩在墙角抖得像筛糠，从门缝往外瞄：白衣女人的头发乱得像水草，脚底火花随着步子“噼啪”炸响，绕着屋子一圈圈打转。
“砰！”窗户突然被重物砸中，阿木翻着白眼晕死过去。我拼命掐他人中，自己后颈却窜起诡异的麻痒——像有几百只蚂蚁顺着脊椎往上爬。那女人竟把脸贴在窗玻璃上！肿胀发青的面皮挤成扁平一团，眼窝是两个渗着水渍的黑洞。
她开始用头撞门，每撞一下，脚底就“轰”地爆开一团火花，把泥地烧出焦黑的坑：“开门……我饿啊……”
再醒来时，干爹枯树皮似的手正拍我的脸。
门缝外天已蒙蒙亮，干爹佝偻着背站在晨雾里。我俩连滚带爬扑出去，阿木哭喊着拽他裤脚：“彩凤婶变鬼索命了！脚底冒火啊！”
干爹突然抡起烟杆敲我脑门：“索你个魂！那是彩凤的疯女子阿秀！”他指着山坡上新坟前未燃尽的香梗，“火花是香头踩进草灰里溅的。”
原来彩凤前日下葬后，她那疯癫女儿无人送饭，昨夜饿极了摸到坟头哭娘。中元节遍地插香，阿秀踩着香灰走，烫得直跳脚才溅起火星。
“哭一宿……是饿的。”干爹嗓子眼像堵了棉絮。他转身往山下走时，我瞧见他后脖颈黏着半张烧剩的纸钱，灰烬簌簌落进衣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