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挠我的耳朵背后和胳肢窝，我痒得受不了，蜷起身子，在地上打滚，可能还哈哈地笑了。我屁股向天，藏起肚子，弯成一弯新月。当时我年纪尚小，所以即便四肢着地，毫无防备地撅着屁股，也意识不到会有遭遇袭击的危险。不仅不感到危险，我还觉得自己的肛门把整个宇宙陆续吸了进去。我从肠子里感觉到了宇宙。你可能会笑我：一个仿佛身上长了毛的婴儿的家伙，竟然拿宇宙说事。事实上，我还真就是个“长毛的婴儿”。因为长了毛，即便全裸，身上也不是光溜溜的，而是毛茸茸的。我的抓力和握力发达，但我不擅走路，说是走，更像是踉跄着偶然往前蹭几步。我的视野罩着一层蒙蒙的雾气，耳中是空空的回响，就像在洞穴里听到的声音，活下去的渴望集中在指尖和舌尖。
对母乳的记忆还留在舌头上，所以我只要含住他的食指吮吸，就感觉踏实。他的手指长着鞋刷一样的硬毛。他在我的口腔里拨动手指和我玩。要是我玩厌了站起来，他便用整只手掌按住我的胸口，和我摔跤。
我玩累了，便把双手往地上一摞，掌心贴地，下巴搁在手腕上，等着开饭。有时我想起他只让我舔过一回的蜂蜜的滋味，用舌头舔舔嘴巴。
有一天，他把一个奇怪的东西绑在我的后腿上。我使劲蹬腿，想把那玩意儿甩掉，但那东西被绑得紧紧的，弄不下来。接着我的手感到一阵刺痛。我飞快地抬起右手，然后马上抬起左手，然而身子往前一摔，我不由得重新用双手撑地。手一着地就疼，我狠狠一推地面，借着反作用力向后蹦，刚站起来几秒钟，又向前歪倒，左手杵在地上。触及地表的左手火烧火燎地疼。我慌忙往地面一推。这样的情形重复了好几次，不觉间，我已经稳稳地用双腿站住了。
写文章是一种诡异的行为，每当我这么定睛瞅着自己写下的文章，脑袋里就会一阵扰攘，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走进了自己刚开始写的故事，已不在“此时此刻”。我抬起眼，呆呆地眺望窗外，终于重返“此时此刻”。不过，“此时此刻”究竟是哪里呢？
夜深了，从酒店窗户往外看，酒店前方的广场像一个舞台。路灯的亮光在地面照出舞台聚光灯般的圆形。有只猫从斜刺里穿过那道圆光。没有观众。四下一片寂静。
那天有个会议，会后，所有与会人员被招待了一顿大餐。我回到酒店房间，先咕嘟咕嘟地喝水。牙缝里留有油浸鲱鱼的味道。我照了镜子，发现嘴巴周围有圈红色污渍。可能是红菜头。我不喜欢吃根类蔬菜，不过遇上漂浮着一圈圈油花的深红色罗宋汤，我就会被肥美的肉味吸引着有滋有味地喝下去。
我往酒店的床上一坐，压扁了床垫，底下的弹簧吱吱作响。今天的会议并没有特别之处，但以前从未浮现的幼时记忆忽然在今天涌上心头，或许是因为这次的议题：《我国自行车的经济意义》。大家在会上都没怎么发言，因为，让艺术家们与会讨论国政的做法可能是个陷阱，只有我一如往常，敏捷优雅地举起放在胸前的右手。我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动作舒展而不拖泥带水。与会人员的视线一齐集中在我身上。我习惯受人注目。
我的上身贴着一层软膘，外覆高级的雪白毛皮。我的块头格外巨大，只稍微挺胸举手，便有妩媚的香气像光的微粒般散开，覆盖四周，让我周围的生物乃至桌子墙壁都在一瞬间暗淡下来，消退成背景。我的毛皮呈现闪闪发亮的白色，说是白色，却并非普通的白，而是能让阳光穿过的通透的白。太阳的热量穿过这片白色抵达皮肤，被我小心地储存在皮肤底下。这是我那些在北极圈幸存下来的祖先赢来的白色。
发言最重要的是让议长点到自己的名字，为此有必要抢先举手。很少有人能在会议中比我更快地举起手。曾有人讥诮道：“你可真爱发表意见。”我回答：“因为发表意见是民主的基础。”但我在今天不禁意识到，自己条件反射地举手，并非出于我本人的意志。意识到这一点，我的胸腔传来抽搐的痛。我努力赶走那阵痛楚，恢复镇定。
如果把议长微弱的一声“请”作为第一拍，第二拍则是我清晰吐出的“我——”，大家在第三拍屏住呼吸，我在第四拍有力地接下去说：“——有个看法。”只要像这样，表面不着力，暗自坚定地往下讲，就能顺利打出好球。
虽然并不是在人前跳舞，我却有种跳舞的感觉。我在椅子上晃着腰，弄得椅子吱吱作响。被着重发音的音节成了铃鼓，构成拍子。人们的心被吸引到我这边，他们看呆了，心神激荡，忘却自我，也忘了自己的任务和身份。男人们尤其严重，他们耷拉着嘴唇，仿佛牙齿化作冰激凌，舌尖则开始融化成口水，就要从湿润的嘴唇滴落。
“自行车是人类过去发明的最优秀的工具。自行车是马戏台上的明珠，是环保政治的英雄。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各大城市的中心将不再有汽车的存在，而是到处自行车。不仅如此，只要把自行车连上发电机，大家不只可以在家锻炼身体，还能在自己家发电。如果人们骑自行车去朋友家当面交流，就不再需要电话机和邮件。就是说，自行车以外的机器全都没用了。”
有几张面孔阴沉下来。他们一定是在担忧，因为必须卖机器赚钱。我不断加强语气说道：“洗衣机也没用了，因为可以骑车去河边洗衣服。暖气和微波炉也没用了，因为可以骑车去山里砍柴烧。”这时有个人粲然一笑，但多数人愈发脸色惨淡。管他呢，管他呢。这种时候我不用焦躁，只要摆出悠然的姿态，装作没看见大家的反应，继续往下讲，让心里浮现成百上千名观众喜盈盈的面庞，我的声音让他们听得出神。这儿是马戏团。天下的会议都是马戏。
议长仿佛受不了我的独舞，干咳一声，接着看向坐得离他最近的小胡子政府官员。说起来，他俩刚才一道进的会议室，大概是熟人吧。又不是葬礼，官员却穿件黑西装，瘦得像一枚钉子。他也不举手，径自开口：“崇拜自行车，否定汽车，是出现在荷兰等部分西方国家的颓废派和感伤主义。我们应该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机械文明，增加衔接住家和上班地点的交通手段。如今有些人产生了误解，觉得只要有了自行车，就能随时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是种危险的倾向。”我举起手试图反驳。议长宣布：“现在午休。”我跑到屋外，没和任何人聊天。其实我没必要跑出来，但我只要听到休息铃响，就会像个小学生似的往外跑。
幼儿园的时候，我常常像这样跑到外面。跑出去，独占院子的角落，自个儿在那里玩。就好像那地方有什么特殊意义似的。那是片潮乎乎的背阴地，无花果树下经常丢着垃圾，所以没有孩子靠近。偶尔有孩子从背后逗我，我就把他整个人举起来往前一扔，吓对方一跳。我的个头和力气都大。
孩子们在背地里喊我“尖鼻子”或是“雪娃”。有个孩子仿佛好心地把这事告诉我。我不知道他和我说这些究竟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我并不想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不过，他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只有我的鼻子形状和毛色与别人的不一样。
我看到开会的房子旁边有片摆着纯白长椅的游乐园模样的空地，于是朝那边跑去。长椅对面有条小河，柳树的树梢仿佛百无聊赖地轻触着河面。我定睛望去，发现枝头绽出了许多嫩绿的芽。脚下的土地从内部开始变得松软，番红花探出黄色的脑袋，模仿比萨斜塔，嬉戏着。我的耳朵眼开始发痒，但我不能挠。以前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牢牢地遵守着这条规矩，所以现在也不愿挠耳朵。
耳朵痒不一定是耳垢。原因可能是花粉，也可能是鸟儿们不断啄起散落在高音区的十六分音符造成的颤音。桃红色的春天一下子到来了。春天到底用了什么诡计呢？它带着这么多的鸟和花，以迅猛的速度来到基辅。莫不是在好几周前偷偷准备的？还是只有我一直拖着自己体内的冬天，以至于没注意到春天的来临？我不擅长谈论天气，所以很少和别人闲扯。因此我经常错过重要的信息。对了，布拉格的春天也突然来了。[1]我感觉心脏怦怦直跳。说不定我身上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一个。
冻结的地面隆起，鼻腔发痒，鼻涕滴溜下来，眼睛周围的黏膜泛肿，渗出泪水。这就是春天。春天是伤感的。有人说，每到春天人就会重返青春，但重返青春让我想起一大堆孩提时代的往事，回忆变成重负，我反而因此显出老迈。我在会上飞快地举手显示本领，自我感觉不错，这种时候就挺好。也许我不该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飞快地举手。
我并不想知道。尽管不想知道，可是洒出的牛奶回不到杯子里。牛奶直扑鼻孔的香甜气味渗入桌布，我想在春天哭泣。幼时的记忆像蜂蜜，有种扑鼻的甜。但如果把那份甜加以浓缩，就会变得苦涩。我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母亲究竟去哪里了呢？食物一直是伊万给我提供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身体的那个部位。那地方疼得像火烧似的。我一惊，收起那个部位，疼痛随即消失。但我没法一直保持平衡，又往前倒。刚碰到地板，疼痛又出现了。
当伊万的腿撞到柱子，或被蜜蜂蜇到，他会喊：“好痛！”这种情况我见过好几次，所以勉强能理解“痛”的感觉。可我以为，疼痛的不是我本身，而是“地板痛”。因为只有地板的变化才会让疼痛消失。
地板痛，于是我用双手在地上一撑，立起上半身，但身体很快又回到原来的四肢着地。接着，我更加用力地一撑，挺起胸膛站住，脊背弯得像一张弓。这是为了不让前脚重新落在地上。我的身体弯得太厉害，踉跄着倒向斜后方。就在不断重复这一系列动作的过程中，我能够用双腿站稳一段时间了。
会议结束，聚餐也散了，我回到酒店房间，写下自己回想起来的事，直到刚才的一段。也许是因为不习惯写东西，倦意落在头顶，我写着写着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有种一下子上了年纪的感觉。人生的后半程就此开始。如果用长跑打比方，自己现在恰好到了折返点。接下来要往出发点跑去。等我回到苦难的发源地，苦难一定会终结。
那时，伊万经常为我做吃的。他打开罐头沙丁鱼，用擂钵捣碎，混入牛奶。我在房间的角落大便，他也不会抱怨，而是拿小扫帚和簸箕过来帮我清理掉。伊万爱干净，他每天一次用软管往地板上喷水，用大刷子刷洗。有时他还把软管对着我，往我身上浇水。我最喜欢他用冷水浇我。
伊万闲下来就坐在地板上，拨动吉他唱歌。伤感的调子有时会遽然一转，变成让人想跳舞的节奏，然后又恢复悲哀的底色。我专心地听着，油然生出想去遥远国度的念头。那个我从未去过的国家扯着我的心，几乎将它撕碎。
当伊万和我视线相接，他会忽然走过来紧紧地抱住我，有时还蹭我的脸。还有些时候，他会挠我的痒痒，倒下来趴在我身上。
回到莫斯科，我在从酒店偷拿的便笺上继续往下写，可是写到这里就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我反复地写同一段，就像在反复涂改同一段时间。这让我心烦意乱。回忆涌来又退却，就像波浪涌来又退下。下一道涌来的波浪和前一道浪几乎一样，但如果仔细看去，两者有细微的差异。我不知道哪一道波浪是真实的，只能一次次写下同样的事。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那件事”的究竟。我一次都没到过笼子外面，所以没法从其他角度观望我自己这个舞台。哪怕只出去一次，我当然能瞧见，在从我的位置看不到的地方，伊万把柴火放进设在笼子底部的炉灶，点上火。我当然还会看见放在稍远处的黑色唱机，上面伸出硕大的郁金香。当笼子的地板开始发烫，伊万把唱针放在唱片上。铜管乐划破空气跳出来。我感觉到手心的疼痛，站了起来。
这样的情形每天继续，所以我后来只要一听到铜管乐就会站起来。我当时并没有“站立”的意识，但只要采取那个姿势，我就不会痛，伊万把棍子向上一挥，喊道：“站起来！”这些知识和他的举动一齐烙印在我的头脑。
就这样，我逐渐学会了伊万的语言。“站起来！”“真好吃！”“再来一次！”现在想来，那个紧贴在我后脚上的怪东西大概是隔热的鞋子。所以只要我用后肢站立，即便地板变烫也不会难受。
我听到铜管乐便站起来，暂时保持平衡。这时，伊万喊了声“方糖”，把一个东西塞进我的嘴里。名叫“方糖”的东西是我听见铜管乐站起来的结果，是融化在舌头上的快乐的名字。
写到这里，伊万不知何时站在我的身旁，凑过来看我正在写的字。“你还好吗？”我想问他，却发不出声音。我做了几次深呼吸，伊万的身影消失了，相应地，怀旧的温暖和火烧火燎的痛楚一齐逼向心口，我感到呼吸困难。我写了伊万的事，在我心中本已死去的伊万因此重新活了过来。我一阵难受，就好像胸口被狠狠攥住似的，要是能大口喝下冰凉透明的神圣液体，那种难熬的感觉似乎就会缓解消散。高级伏特加用来出口赚取外汇，不容易弄到，但我住的旧公寓有个管理员大妈，她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人脉，曾经从别处搞了点伏特加回来藏着。
我出门下楼，问大妈：“有伏特加吗？”她那张五官酷似楔形文字的脸漾起笑容，问我：“你弄到那个啦？”说着，她猥琐地搓动食指中指和拇指。我忍着不快说：“我没有外币。”我直截了当地用“外币”这一干巴巴的词称呼她那猥亵又愉悦的秘密，大概让大妈不高兴了，她猛地别过脸。要想继续谈话，我得设法从闹别扭的大妈那儿引回注意力。“大妈，你换了发型，挺适合你的。”“我那是睡觉压的。”“你还穿了新鞋。”“啊，你说鞋子？你可真细心。这不是新鞋，是亲戚给的。”我不惜恭维她，继续东拉西扯，至少我的心意算是传达过去了，大妈瞪我一眼，回到刚才的话题。“你平时不怎么喝酒吧？怎么突然说要伏特加？”“我想起小时候的事，然后就喘不上气。”“想起讨厌的事了？”“那倒不是，我也不清楚算不算讨厌，可是确实难受。”“想忘记什么的时候不能喝酒。要是在这种时候喝酒，会染上酒精中毒，然后变成楼上的当官的那样。”听到她的话，我想起成年人的体重砸在石板路上的“咣”的一声，不由一寒。
“如果你想忘记什么，写日记就行了嘛。”没想到大妈说出一句俨然文化人的话，我吃惊地追问，原来她上周刚读过《蜻蛉日记》[2]。这部书前一阵出了俄语的译本，不知印了几万册，据说在正式发售前就已断货。大妈得意地说，她有关系，所以弄到一册。“你也下决心写就是了。”“可日记写的是当天发生的事吧？我想写的不是当天的，而是过去的回忆。我想通过书写，把记不清的事回想起来。”听到我的话，管理员大妈回答得极其干脆利落：“那就别写日记，写自传好了。”
我离开华丽的马戏舞台，转而参加各种会议，其实是有原因的。当我作为马戏团之花处于舞台生涯的顶点的时候，有一支古巴的舞蹈团来访，跟我们团合作演出。一开始由两个团分别展示自己的节目，预定将轮番上场，弄成并列合作的形式，可我对中南美洲的舞蹈一见钟情，想在自己的节目也呈现他们的舞蹈动作，开始为此做高强度的练习。这下坏了事。可能是剧烈扭腰跳舞的缘故，我的膝盖开始作痛，从此没法上台。按正常情况，我将被射杀，幸运的是，我从此转到了管理岗位。
我从未想过自己竟然适合事务性的工作，上头的官员果然有看人的眼光。我天生具有办事能力，能立即区分请愿书是否重要；就算没有表，我也能做到守时；而且我有一种计算能力，不用看数字，只看人的脸就能给出预算；不管计划本身多么不可行，我都擅长把它解释得浅显易懂，说服相关人员。
有很多我能胜任的工作：准备芭蕾舞团和马戏团的海外公演、外包广告、招募新人、制作文件，而我最主要的工作则是开会。
我对这样的生活并无不满，但自打我开始写自传，开会就成了一件讨厌的事。我在家对着书桌舔铅笔，很想就这么一直舔下去，最好一整个冬天都不见人，专心写自传。写作的行为很像冬眠，从旁看来也许像在打盹，其实冬眠者正在洞里催生记忆。我正在神魂颠倒地舔着铅笔，这时来了封快信，说明天有个关于“艺术家的劳动条件”的会议，请出席。
会议这东西就像兔子，会议生会议，倘若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人人每天开会都开不完的地步。如果不设法削减会议，任何机关都将很快被会议拖垮吧。有人净琢磨怎么才能不去开会，这样的人不断增多。发展壮大的唯有开会请假的借口，流感和亲戚的不幸到处蔓延。我没有家人，又是不会得流感的体质，所以没法找借口。我逃不开那些会议备忘，它们像霉斑似的占据了记事本，时间就这么流逝了。多的不光是会议，还有宴请客户、晚餐会、欢迎会及聚餐。唯一让我高兴的是长肉。我不再在舞台上跳舞，而是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用手指抓起厚皮烤包子，喝下漂着油花的罗宋汤，像挥动铲子似的用调羹铲起鱼子酱吃下去，由此积蓄了大量的脂肪。我想就这么边长肉边悠然度日，可这个念头刚起，幼时的记忆和春天一起涌来，猛烈地晃动我脚下的梯子，让我一脚踩空。我知道，自己的日子看着安稳，却有可能明天就崩溃。凡事离崩溃其实只有一步：无论是滴水不漏组织起来的联邦，还是我完美如英雄铜像的自我形象，或是我波澜不惊的心态和规律的生活。没必要继续乘坐将沉的船。我想主动跳进海里游走。我推掉了会议，这还是第一次。一旦推掉会议，我就没了生存的理由，我固然感到不安，怕自己因此被抹杀，但想要接着写自传的念头比对死亡的不安强烈三倍。
写自传的滋味真奇妙。我不禁有种感觉，仿佛在用以往只在会上使用的“语词”触及自身的柔软之处，这是被禁止的，也让人害臊，所以我不想让任何人读我写的东西。然而当我看到自己写下的字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又无论如何也想让人读到。可能这种心态就像小孩子想让人看自己的排泄物。有一次，管理员大妈的女儿带了她年幼的孩子来玩，我去了管理员的房间，正好撞见那孩子让母亲看她刚拉在痰盂里的热乎乎的茶色的一团。我当时吃了一惊，现在却理解了那孩子的心情。对孩子来说，排泄物是唯一一件不借他人之手、由自己独力完成的产物，自然会为此自豪。
我思忖着，要把自己写的东西给谁看呢？管理员大妈太危险。不管看起来有多亲切，她的工作毕竟是接了上头的命令监视公寓的住户，不晓得她会怎么告状。究竟该给谁看呢？我自打记事起就没了父母，同事们向来对我有所回避，我也没什么朋友。
左思右想间，我想到了海狗。他是我的旧相识，如今当上了文学杂志的主编。我的舞台人生还处于黄金时代那会儿，海狗是我的粉丝，多次捧着大把的花束闯到后台。
海狗的外表怎么看都像海象，但他的外号既然是海狗，也只能那样叫他。我早就忘了他的本名。听说当他第一次看见我站在舞台上，顿时浑身发烫，就像被蚊子叮了患上疟疾似的。他本人则断言：“我这个病这辈子都不会好。”他常来后台，最后甚至提出，若不是我俩的身体太不合适，他甚至想和我同床共枕。
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彼此的身体极度不适合性交。他整个人湿漉漉、滑溜溜，而我干燥粗硬。他有一把气派的漂亮胡子，手脚越往下越细，缺乏气力。与他成对照，我天生手脚有力。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秃顶，我的脑袋和身上则都是蓬蓬的毛。很难说我们是相称的一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接过吻。就一次。我想起那个吻，当时的感触涌上心头，他的舌头像鱼一样动来动去。他是个牙齿不整齐却没有一颗虫牙的男性。我觉得这一点真了不起。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虫牙，原来他从不吃甜食。如果没有甜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比喻人生的美好部分。我可做不到他那样。
我和海狗已经很久没见了，不过他一直给我寄出版社的书目册子，所以我知道他活着。书目册上还写着出版社的地址。我鼓足勇气，没提前打招呼就去见他。
出版社名叫“北极星”，位于莫斯科的南郊。从房子的外观根本看不出是出版社。里面站着个年轻男人，抽着烟凶巴巴地问我：“你来这里做什么？”我说我找海狗，他说“这边”，接着像机器人似的迈开步子。走廊的墙纸像被烧伤的皮肤那样松垮垮地垂着，我们往走廊深处不断走去，最后来到一扇绿色的门前。这间屋子没有窗，天花板低矮，堆成小山的纸张被香烟的烟雾燎成了熏制品。
海狗一看到我就把脸转开，像被人抽了一记耳光似的。他冷冷地问：“你有事吗？”我这才想起来，最危险的莫过于从前的粉丝，但已经迟了。我是悲惨的过气明星，带着自己的处女作，在主编面前扭扭捏捏。我骑过各种各样的东西，球、三轮车乃至摩托车。不过，出书是一种远比骑这些东西更危险的技艺吧？
我十分小心地打开包，默默地递上我写在酒店便笺上的文章。海狗诧异地盯着我的鼻子，他看到纸上的字，立即扶正了圆眼镜，弓着身子贪婪地阅读。他翻过一页，又翻过一页，也许是心理作用，我觉得他的脸正在一点点往下垮。读完几页，他摸着胡子，摆出自得的神态，用颤抖的声音问：“这是你写的？”我点头，他皱起眉，忽然显得睡眼惺忪。“稿子先放我这儿。不过这也太短了，让我有些失望。你能不能再写点儿，下周带给我？”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没吭声。他越说越起劲：“还有，你竟然只有这种纸。真可怜。你如果不介意，把这个拿去。”海狗递给我的是印有阿尔卑斯山的水印的瑞士便笺，还有一支万宝龙钢笔。
我赶回家，立即试着在便笺上写下一句话：“我长到了站起来有伊万的肚脐那么高。”便笺表面是细腻而有弹性的纤维，我唰唰地写，感到一种快感，就像挠蚊子叮出的痒块。
我长到了站起来有伊万的肚脐那么高。一天早上，伊万骑着个怪东西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骑着那东西转了一圈，从上面下来。“三轮车。”他说着，把那个叫作三轮车的东西塞进我的两腿之间。我试着咬了一下车把。好硬。比伊万不时扔给我的灰色面包更硬，咬不动。我下车坐在地上，把三轮车拉来推去地玩。伊万先是任由我玩了一会儿，又把三轮车塞到我的屁股底下。我在车上待了一会儿，嘴里多了块方糖。第二天，伊万手把手地教我，让我把脚放在踏板上，用力一踩，三轮车往前走了，我又得了方糖。我只要踩踏板，就能接连不断地得到许多方糖。我想就这样一直玩下去，伊万却拿着三轮车离开了。后来，只要三轮车一出现，我就会主动骑上去。这点把戏学过一次就很容易。
也有不愉快的记忆。有一天早上，伊万散发着伏特加和香水的刺鼻气味来了，我烦躁起来，举起三轮车朝伊万扔过去。伊万顺利地闪开了，挥着胳膊冲我大喊大叫。这次不光是没有方糖，甚至有鞭子飞过来。通过这件事，我渐渐明白了，世上有三种动作。会带来方糖的动作，会让鞭子飞过来的动作，没有鞭子飞过来也没有方糖的动作。就这样，我的头脑有了三个抽屉，外来的邮件会被分门别类地放进那三个对应的抽屉。
我写完上面一段，到了下周，把稿子带去了海狗那里。户外吹着怡人的风，出版社所在的楼却充斥着廉价香烟的烟味。书桌上，鸡翅膀的骨头在碟子里堆成小山，书桌那头的海狗用如同小鸟嘴巴的牙签灵巧地剔着牙。
我把几张写满字的便笺递过去，海狗立即贪婪地读起来，然后咳嗽一声，伸了个懒腰。“真短。再多写点。”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傲慢态度让我不高兴了，暂时恢复了过去作为舞台之花的自信，强硬地说：“要不要再写是我的自由吧？我要是写了，你给我什么？”海狗像是压根儿没想到我会提出要求，他吃了一惊，慌忙打开抽屉，拿出一块巧克力给我。他扭头不看我，只说：“这是东德的。我反正是杜绝甜食主义，给你。”巧克力的牌子叫作“骑士”，包装纸的设计和印刷用的墨水都不像东德的。总之是西方的外国人给的吧。你在私底下做了什么交易吧？我要去告发你！——我想这么吓唬他，却没开口，而是“啪”地掰断巧克力，黝黑厚实的正方形块体立即整个儿露出来。味道有点苦。“只要你接着写，我会给你很多这种巧克力。不过，我怀疑你会不会再写下去。”说完，海狗做出忙碌的样子，把视线投回文件上，仿佛在说：我没时间和你耗。
我听了很不甘心，一回到家，立即坐在桌前。没有比不甘心更容易燃烧的燃料了。如果好好利用人的不甘心，就能在生产活动中节约燃料吧。但是人没法去森林收集不甘心。这种情绪是别人给予的重要馈赠。我写得太努力，把万宝龙的笔尖都给弄弯了，深蓝色的墨水像血一样滴滴答答地淌出来。我雪白的肚子染上了墨水。都怪我嫌热所以光着身子写稿。洗过之后，墨水还是没怎么褪掉。
每次有人给我穿上带荷叶边的裙子，或是在我的脑袋上系缎带，我都会很快把衣服和缎带咬成碎片。伊万说：“你是个女孩子，要忍一下。”我没法咽下他这句话的含义，但如果给我方糖，有多少我就能吞下多少。我渐渐习惯了被穿衣打扮，而且就算用强得可怕的光照我，我也毫不怯场。即便有一大堆人大声骚动，我的心境也不会起任何波澜。然后有一天，我在聚光灯的光柱下，合着铜管乐的信号骑上三轮车，出现在舞台上。我身穿带荷叶边的裙子，系着缎带。我从三轮车下来，用双腿站立，和伊万握手，然后爬上圆球，保持平衡给人看。我获得了暴雨般的掌声，方糖如泉水般从伊万的掌心向我涌来。方糖在口中融化的感触和坐满观众席的人们的毛孔散发的喜悦汇聚在一起，让我沉醉。
下一周，我总算写到这里，把稿子带给海狗。海狗带着百无聊赖的神情一口气读完，冷淡地说：“如果下个月杂志有版面就登。”他又给了我一块西方的巧克力，大概怕被我窥探内心，他转身背对着我，说：“我们杂志不给稿费。如果你需要收入，不妨加入作家联盟。”
那之后不久，我为了参加一个会议飞到里加[3]。有几名与会人员一直在看我这边。不是平时那种戒备的眼神。有点儿怪。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一群人在休息时间讲悄悄话，我刚靠近那边，他们立即换成拉脱维亚语，我没法参与谈话。无奈之下，我站在走廊一角望着窗外。这时有个戴眼镜的男人凑过来说：“我读了。”另一个男人也许被他的举动赋予了勇气，也凑过来红着脸说：“很有意思。我期待您的续篇。”像是他太太的女人也过来了，说：“老公，你和作者说上了话，真不错。”她对丈夫说着，向我微笑。我周围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堵人墙。原来海狗的杂志登了我写的文章。海狗竟然没通知我，我不能原谅他的这种做法。
会议提前结束，我进了城，走进一家位于中心街道的书店去询问，结果店员说那本“广受好评”的杂志早就卖完了。店员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告诉我：“现在在对面剧场演特列普列夫[4]的演员也买了一本。今晚也有演出。”
我赶紧跑出书店，用力地敲剧场的门，结果把玻璃敲出了裂纹。幸运的是似乎没人瞧见。似乎只有一个在海报里皱着眉的年轻男人对我使了个眼色。
我在公园喝了水，站在附近的报亭读了装饰在外面的报纸，借此消磨时间，然后在开演前一小时回到剧场。我对售票窗口的女人说：“我有话要对特列普列夫讲。”她冷冷地回绝道：“现在是演出前，不能和演员见面。”我没办法，只好买了票，又到公园的长凳喝水闲坐，耗了一个小时，这才堂而皇之地从剧场入口走进观众席。
说来惭愧，我之前从没看过话剧。以前我忙于自己的工作，没那个时间。对我来说，马戏和话剧恰似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被一堵厚厚的墙阻隔。但我现在意识到，我的这种想法是个巨大的错误，好比尝都不尝就讨厌某种食物。马戏的节目编排也要结合速度感、悲哀和幽默，我感到有很多可以从话剧学习的地方。如果我以前就知道话剧是这么有意思，应该在自己上台演出的阶段看的。
这天的戏，最让我中意的是出现了一具看起来很美味的海鸥尸体的一幕。
戏演完后，我偷偷去了舞台背后的后台，天花板低矮的房间散发着脂粉的气味，装在墙上的一排镜子前只有散落的化妆品，演员们还没回来。我瞧见梳妆台上摆着我要找的杂志。拿过来一看，文章确实是我写的，但我不记得取过标题，也不记得海狗曾让我取标题。海狗这家伙擅自取了个庸俗的标题：《带泪的喝彩》，而且还打出“第一章”的旗号。他不经作者同意就搞成连载的形式，实在太自作主张。
随着一阵喧哗，汗水和玫瑰的气味纠缠在一起涌进来。演员们看见我，吓了一跳。我拿着杂志，慌忙说：“我是《带泪的喝彩》的作者。”听到这句像在找借口的话，演员们脸上浮现的恐惧之色由嘴角到额头逐渐化作感叹，他们激动地眨巴着眼睛，边鞠躬边请我坐下。“哎，您竟然来了，这可真是——请坐，请坐。”我刚坐下，椅子嘎吱一声响，我又站起身。“请给我签个名。”我抬头一看，是特列普列夫。他身上散发着肥皂、汗水和精子的气味。
我在当天夜里坐飞机回到莫斯科，躺倒在自己家散发着熟悉气味的床上。我终于成了作家。我怎么也睡不着，煮滚牛奶加了蜂蜜喝下去。我从孩提时代就被教导，晚上必须睡，早上必须早起，要用功训练。但我有种感觉，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看过更多的月亮，感受过更多的阳光，充分地体会到逐日推移的明暗交替，顺乎自然地入睡和起床。长成孩子就已经丧失了自然。我无论如何都想知道自己长成孩子之前的事。
我在卧室里独自瞪着天花板，那上面的污渍的形状像虾，这时特列普列夫和虾完全不相像的细瘦脸庞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演戏，恋爱，终将死去。而我会在他之前死去。海狗也会在他之前死去。也许，在我们大家死去之后，我们留下的思绪和话语会悄然浮在半空，混淆成雾霭，留在地面之上。还活着的人们看到那层雾气，会怎么想呢？他们大概只会嘀咕一句“今天好大的雾”，压根儿不会回忆起死者吧。
睡醒时已经快中午了，我慌忙去了海狗那里。“给我一本最新的杂志。”“已经没了，卖完了。”“你们登了我的自传吧？”“噢，你那篇可能也上了。”“你为什么没给我一本？”“如果走邮局，可能被没收，所以我原本打算直接送去，不过你也看到了，我太忙，留下的那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你应该记得你自己写了什么，用不着读吧。”海狗装得若无其事。他倒是没说错，我知道自己写了什么，所以没必要读。
“对了，第二章的截稿期在下个月初，你要按时交稿。”说着，海狗干咳了一声。“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搞成连载？”“那么有意思的故事，登一次就完事的话，太可惜了。”被他这么一夸，我的怒气顿时消融，但我不能原谅他取标题的事。“你明知我的体质天生不会流眼泪，为什么要取那样的标题？”海狗一脸为难地搜寻歪理。但这一次，他似乎很难找到叫作歪理的面粉，也就没法用那面粉捏造和烘焙谎言的面包，显得一筹莫展。我让自己摆出攻击的架势：“你别想到什么就顺手取个名字，好好想一想！眼泪是人类感伤时流的吧？你明知道我是冰和雪的女人。我可不想随随便便地融化掉变成眼泪水。”海狗像是终于想到一条歪理，胡须一颤，无声地笑了。“你一听见眼泪，马上就误以为是你自己的眼泪，对吧？你这是自我意识过剩。眼泪是让读者流的，作家只要默默遵守截稿期限就行了。”这下我没了施展的余地。虽然我体格壮硕，手脚强壮发达，但在这种时候，我便有种错觉，仿佛自己的手脚退化成海象那样。“要是没什么别的事，你该回家了吧？我也忙着呢。”我有立即伸手的毛病，但此时能伸出的只有舌头。我吐了吐舌头，回想起甜味。“对了，你上次给我的西方的巧克力很好吃，还有吗？你有朋友在西方？”我故意这么一说，海狗慌忙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巧克力扔过来。
我回到家，不知何时坐到了桌前。我虽然对海狗生气，但成为作家的喜悦让我彻底被他的陷阱钳住脚踝，没法自由行动。海狗那一类的家伙大抵在中世纪就已经掌握完美的陷阱制作技术，他们用陷阱捕熊，给熊戴上花环，让熊在路上跳舞。民众开心地鼓掌喝彩，向他们抛出金钱。骑士和手艺人也许会鄙视那样的马路艺人。迎合，讨好，隶属，依存。但舞者的心也盼望和观众一起进入恍惚的狂喜，也期望和肉眼看不见的灵融为一体。舞者并不是在讨好民众。
在马戏团的演出过程中，还是个孩子的我同样每天站在舞台上。我没能看其他的演出。记忆的一角留有狮子的吼声。除了伊万，不断有其他人来到我身旁，他们拿来冰块撒在地板上，或帮我收拾餐具。可能不想吵醒我，他们在我睡觉的时候压低嗓门，蹑手蹑脚地从旁经过。我的睡眠浅，哪怕有只老鼠窸窸窣窣地跑过房间角落，我都会猛然醒来。而且伊万似乎并不知道，他本人发出强烈的气味。
我的感觉当中最可靠的是嗅觉。现在也一样。耳朵听到的声音大多是从留声机或收音机等机器传出的虚假声音。眼睛看到的事物也有很多是假的。海鸥的标本，套着熊皮的人类。全都是伪装。但我从未被气味欺骗过。抽烟的男人走过，散发着葱味的女人走过，穿着新皮鞋的男人走过，正在来例假的女人走过。人类似乎并不知道，洒过香水，反而会强调底下的汗味、狐臭味以及大蒜的气味。
注释
[1]或喻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编注。
[2]日本平安时代的和歌歌人藤原道纲母（或称右大将道纲母，本名不详，936—995）的日记。——译注（本书脚注如无特殊注明均为译注）
[3]拉脱维亚首都。
[4]契诃夫的戏剧《海鸥》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