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的这个角色总是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对外，他可是贵州山区小乡村高家坪里的“白衬衣先生”，是苗族芦笙匠人、是苗族文化传承者，也就是这些琐碎的传统规则，把父亲变成了家庭暴君。那件永远浆洗得笔挺的白衬衣裹着他那挺拔的身体，浓密的黑发微微卷起。笑起来的时候虎牙总能让邻里乡里感觉亲近可人，若是谁家屋顶漏了雨，他扛着梯子就去修。若是谁家断了粮，他会毫不犹豫了把自家的米缸掏空了也要分一半给别人。从不顾母亲的苦苦哀求，我们的哭闹。
街坊邻居都说：“高老二呀，就是菩萨心肠！”
可是，那扇斑驳的木门只要“咯吱”一响，父亲那还是笑容的脸立马就像是罗刹。让我至今都难以忘记他踏进门槛时的样子，阳光都躲到了他身后，天空也暗了下来。那干净的白村衣竟然遮不住那双青筋暴起的手臂。眼神里捽着冰，当他的目光扫过我和二姐时，我们就像被梦魇困在原地。只敢任眼泪划过脸颊，未曾出过声音。
“赔钱货，跟你妈一样贱，一样没用”他总是这样说我们没用。
大姐是幸运的作为高家长女，只有她一个人享受到了父亲还有爷爷奶奶们完整的爱。而我和二姐的出生，彻底撕碎了这个家庭最后仅剩的温情。
最令我印象深刻又恐怖的还是那个雨夜，我和二姐两人蜷在锦被里颤抖的数着雨滴。父亲手里的芦笙已被雨水淋湿了，他才从别人家的灵堂办事回来，喝得烂醉，踢开房门。
就对着床上的我和二姐怒骂：“两个扫把星，赔钱货，给我死远点，一天就知道吃老子的喝老子的，要你们干啥？”
母亲只是说了句：“你疯了。一回到家就骂她俩，谁又惹你了，一天天的像个神经病，见谁都不满意。”
这一句话，像是触碰到了父亲的逆鳞，换回了一顿毒打。
父亲怒不可遏：“我高家的女人，就该像竹子一样弯着腰活。“
父亲的绑腿浸着雨水，解放鞋碾过母亲散落的头帕。那靛蓝色土布上绣着交尾双鱼，那可是他们结婚时外婆用颤巍巍的手描出的样。只见母亲蜷缩在灶台边，缺了角的灶台还是父亲上一次殴打母亲时，用榔头敲下的杰作。他狠狠地踢向母亲的脖颈，我和二姐两人清晰听着像是什么东西断了一样，随后母亲应声倒地，身体抽搐，已然没了气息。我和二姐慌忙从床上爬下来，艰难的爬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母亲身旁。
大声的喊着：“救命”，两个弟弟躲在我身后哇哇大哭！二姐提起凳子就要咂父亲，最后被父亲提在手里甩了几米远。那时候的二姐才九岁，哪里经得住这么一摔！姐姐比我坚强，她爬起来擦掉腿上的血，一瘸一拐的往村口走去。我知道，她要去把搬救兵，不然母亲很可能会死。
二姐和大姑赶来，大姑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二姐嘴唇颤抖着，心中似有千言万语在纠结。她对着父亲怒声呵斥，责怪他出手太重，怎么能如此对待母亲呢？可母亲现在危在旦夕，每一秒的耽搁都可能让母亲永远地离开。
二姐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哽住了，半晌才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大姑，我母亲……”大姑顾不上其他，急忙朝着母亲奔去，嘴里念叨着：“先救人，先救人要紧。”二姐的目光中带着一丝犹豫和挣扎，最终还是咬了咬牙，跟着大姑一起围到母亲身边，手忙脚乱地开始施救，可她的眼角余光还是忍不住扫向父亲，那眼神里有愤怒，有哀怨，还有深深的无奈。
不知过了多久，大姑才把母亲从死神的手中奋力抢了回来。
母亲的眼皮缓缓地动了动，像是有千斤重一般，许久之后才艰难地睁开了一条缝。她的眼神中满是迷茫与虚弱，仿佛刚从一个遥远而混沌的世界归来。眼珠转动间，那原本浑浊的眼眸渐渐有了一丝光亮，却又像是蒙着一层薄雾，透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恍惚。
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想要说些什么，却只是发出了微弱的“呼呼”声，像是破旧的风箱在艰难拉动。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苍白得如同冬日里落尽叶子的枯树枝，几缕凌乱的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额头上，更显憔悴。她的眉头轻轻皱起，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之前发生的事情，又像是身体还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大姐，你别管她，她那是装的，这个贱货，除了会装，还会什么？”父亲手里的烟杆冒着滋滋的声响，吐着烟圈满不在乎的说。
“你快闭嘴吧，她那是装的？你至于吗？她们惹了你什么了下手这么重，你这是往死里打呀”大姑起身指着父亲怒骂，他却只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看到母亲红肿的脖颈儿和苍白的脸色，让我更加痛恨这个曾经满嘴说爱我们，爱这个家的父亲！
我哭着质问母亲：“日子过成这样，你为什么不离？”那时的我八岁。
我想不清楚，为什么母亲被父亲这样子殴打，她却还是为父亲辩解：“他从前……不是这样的”。她总爱反复讲述着那个夏天与父亲相识的故事。仿佛那是通往幸福时期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