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乱世概况

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王朝历史，动摇统治基础的战乱产生的时间并不固定，有的发生在立国初期，有的出现在王朝中期政治相对腐朽的阶段，有的则是在王朝末期君弱臣强之时。尤其是王朝末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如政治腐败、权奸秉政、赋税沉重等集中爆发，中央政权失去了调控能力，在此情况下，或者走投无路的下层民众被迫起义，或者外敌乘机入侵，或者地方割据势力趁势作乱，甚至各种战乱因素相互交织，从而导致大的乱世来临。就历代王朝的乱世状况来看，腐朽的政治是致乱的主要原因，而乱世的动荡又加剧了混乱的政治形势，正如唐代元结在《谢上表》中所说“臣愚以为今日刺史，若无武略以制暴乱，若无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变通以救时须，一州之人不叛则乱将作矣。岂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县堪征税者无几，已破败者实多；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7]。官员贪酷庸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衰乱的程度。五代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暴露的唐末“乱离以来，官爵过滥，封王作辅，狗尾续貂”[8]等问题也是乱世时期政治的普遍现象。治世时期，各项政策与国家状态是良性循环的，而乱世阶段，各种乱政与乱象则形成恶性循环的关系，直至政府无法运转，国家灭亡。

一、古代的战乱类型

古代乱世在每个王朝出现的时段和因素各不相同。从导致乱世的战乱类型上看，主要有民乱、虏乱、叛乱、政乱和盗乱。这是依照古代史书的惯例而定名的，如古人称少数民族为“胡”或“虏”，那么由他们引起的战乱就称为“虏乱”，而由农民起义而引起的大乱就是“民乱”。也就是说用“虏乱”并不是表示民族歧视，用“民乱”也不是污蔑农民起义，只是用这一名称来概括作乱群体的来源。

民乱，主要是下层民众在王朝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下因无法生存而被迫起事的反抗形式。秦末的陈胜、吴广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号召，拉开了中国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张角领导的太平道利用宗教形式组织民众，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开始了瓦解东汉政权的斗争；黄巢起义使唐末的豪门望族土崩瓦解，严重冲击了自魏晋以来盛行的门阀观念；方腊发动民众在浙江攻占九州五十二县，其反抗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北宋的统治基础；钟相、杨么的洞庭湖大起义给飘摇的南宋政权敲响了警钟；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则葬送了朱氏的大明江山。这些下层民众的反抗活动都给当时的腐朽政权以沉重打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王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虏乱主要是由边疆少数民族侵袭而引起的国家大乱，是造成中原王朝动荡和人口大量丧亡的主要因素，如五胡乱华、辽灭后晋、靖康之变等。自古不乏少数民族威胁中原统治之时，但在王朝初期，统治者往往能采用较好的政策解除危难，如汉初虽然时刻处于匈奴的侵扰之下，但最终还是通过和亲等手段缓解了边患问题，并在汉武帝时期倾全国之力击垮了匈奴主力。而到王朝末期或中原政权分裂时期，虚弱的中央政权、混乱的政局及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促使边疆少数民族势力趁机入侵，甚至建立地域性乃至全国性政权。纵观中国历史，少数民族占领中原的时代不在少数，尤其是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使整个中原大地长久陷于混乱、纷争的割据状态和少数民族的野蛮统治之中；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为了拉拢外族强权，将燕云十六州割与契丹，结果却导致了皇帝被俘、政权被灭，中原的物质和文化财富随着契丹的入侵被洗劫一空；随后建立的宋朝在失去燕云十六州这一屏障后，已无力抗衡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只能通过屈辱外交及合约来维系王朝生存；北宋末期，在徽宗的肆欲横征与权奸统治下，中央朝廷彻底丧失了治理能力，致使女真人趁势而侵，造成徽钦被俘、中原沦丧的局面；蒙古崛起后又先后灭掉了金和南宋，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元朝施行的民族分化政策导致贵族强权势力横行，统治无序，汉民族的生存处境极其艰难；明末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清兵也趁机入关，并通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手段沉重打击了抗清力量，最后实现了清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虏乱是落后的、野蛮的少数民族试图征服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民族的过程，当时地处中原的老百姓不仅生存受到威胁，而且还要适应和忍受少数民族落后的文化政策和歧视统治。虏乱时期是汉民族生活最为悲惨的阶段，也是文人思想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刻。

叛乱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政权争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破坏性最强的叛乱应该是安史之乱。安史乱前，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却使国强民富的盛世毁于一旦，“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辉煌图景在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胡人边将所统叛军的轮番攻击下成为后人永远的回忆。安史乱后，全国人口总数减少了四千万左右，田地荒芜、哀鸿遍野。自此之后，唐王朝再也没有真正崛起。虽然封建王朝的盛衰转变是必然趋势，但在这场叛乱中，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损失无法估量。唐人对安史叛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直感慨不已，直至晚唐，小说家柳祥在《潇湘录》中评价安史之乱的影响时仍伤感地说：“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复乱也。虽嗣主复位，乃至于末，终不治也。”不仅把安史之乱看作是唐朝盛衰的转折点，而且认为自此之后，唐朝都处于乱世之中。

政乱是统治集团内部因决策失误而引起的权力争斗。政乱虽然多是局部的、短暂的，但其后果和影响也很严重，如汉景帝时吴王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险些推翻了西汉中央朝廷的统治；西晋的“八王之乱”进一步加剧了统治秩序的混乱程度，最终导致匈奴人的掳帝灭国之举；而唐文宗年间的“甘露事变”后，宦官专权日益强化，致使那些欲励精图治的帝王也失去了兴国的机会。从短期的波及面来说，这些政乱好像是上层统治者的权力争夺，与下层民众关系不大。但在家天下的政权组织形式下，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不但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且也严重消耗国家财富，削弱国力，加速王朝灭亡的进程，最终影响老百姓的命运和生活。

盗乱主要指局部的、地区性的土匪和歹人的抢劫作乱行为，大多发生在王朝统治末期，此时中央政权涣散，统治能力低下，根本无力顾及底层民众死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好逸恶劳之徒便趁机打家劫舍，抢夺百姓财物；同时也有一部分生活困苦、走投无路的流民在一些豪强带领下加入强盗行列。盗乱在唐后期和两宋都非常普遍，晚唐杜牧曾对当时劫江贼横行的情况忧心忡忡，“况长江五千里，来往百万人，日杀不辜，水满冤骨，至于婴稚，曾不肯留……今长江连海，群盗如麻，骤雨绝弦，不可寻逐”[9]。宋代盗乱肆虐的现象更为普遍，除了北宋末年游民和无赖占山为王、抢劫杀人外，北宋亡国后，流民遍地，溃卒横行，杀人劫财更是司空见惯。《夷坚志》中随处可见盗乱行为；《水浒传》中以晁盖、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行为也是宋代盗乱状况的折射。盗贼的横行，极大地危害了平民百姓和商人行旅的正常生活秩序。

总之，民乱多为政治腐败所致，规模较大的就会动摇王朝统治基础或推翻整个王朝；政乱消耗国家财力、民力；虏乱多伴随政乱或民乱而起；盗乱常发生在王朝衰败之时；叛乱多因朝廷政策失误导致军队或地方势力增大而引起。政乱威胁王朝统治；叛乱破坏国家安定；虏乱造成民族灾难；盗乱影响平民生活；民乱尽管带有一定的正义性，但也常常导致混乱无序。这五种动乱形式常常相伴而生，相互影响。它们在各个王朝或集中爆发，或以其中的某些乱象为显性表现，对国家存亡和人民生活影响巨大，成为乱世社会形成的主要因素。

二、古人的乱世观

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使每个朝代在统治末期必有变革统治权的大动乱。战国七雄的割据战争，迎来了秦的统一；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拉开了秦末大乱的序幕；张角、张梁的黄巾大起义加速了东汉灭亡的进程；五胡乱华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使中原长期陷入各少数民族的争夺中；风起云涌的隋末农民起义为李渊建唐创造了机会；唐末的藩镇割据使大一统的局面陷于分裂；吸取了唐亡教训的宋朝采用重文抑武政策，最终却让金人统治了黄河两岸。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使历代文人不断反思治乱之理。

（一）治短乱长是古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10]，孟子一语道破了古代王朝更替的必然性。其实，中国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寿命都没有超过五百年，如统治时间最长的是汉朝（前206—220），两汉相加有四百年左右，但东、西两汉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朝代。其他如赵宋王朝（960—1279）有三百二十年的历史，但南宋是在北宋灭亡后的偏安一隅，国家没有威势，疆土越来越小，根本算不上完整统一的朝廷。而真正的大唐盛世也仅有一百年左右，唐代中晚期割据、动荡的时长超过了前期的治世时间。乱世伴随着朝代更替而出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阶段。

对于东汉以前的动乱历史，东汉末期的思想家仲长统悲慨道：“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跼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11]欧阳修对宋前“治短乱长”的历史进程痛惜不已：“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数百年，其可道者，数君而已，况于后世邪！况于五代邪。”[12]为避免乱世发生，他从“畏惧”的角度告诫君主诸如“为国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13]等道理。宋末元初的《宣和遗事》开篇也以“茫茫往古，继继来今，上下三千余年，兴废百千万事。大概光风霁月之时少，阴雨晦冥之时多；衣冠文物之时少，干戈征战之时多”[14]，概括了几千年治短乱长的社会变迁史。

（二）农业是国本，农废则国乱

中国古代乱世出现的诱因很多。受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制约，当自然灾害降临后，老百姓极易丧失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如果统治者不实行减税、救济等政策，人们就无法生存，容易产生不满情绪，甚至爆发内乱，形成乱世。西汉初年这一问题已被重视，如贾谊在《论积贮》中指出农业生产决定国家治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并从民生状况出发，分析了灾荒与天下大乱的因果联系，“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15]。晁错在《说文帝令人入粟受爵》中详细阐述失农民贫是国乱主因的观点：“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勿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16]

贾谊和晁错都对汉文帝提出了农业是国家根本的思想，明确指出如果轻视农业生产或粮缺民贫，就极易导致百姓流亡，从而引起国家动荡。这是对小农经济时代国家存亡问题的精准认识。其实先秦时代就已有人意识到农业生产关系国家兴亡，《国语·周语》中伯阳父曾说：“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17]虽然伯阳父提出的是带有某种神秘气息的征兆问题，但“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现象正折射了水资源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而水资源之所以关系国运，就是因为它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的征兆论其实表明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山河是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其本质还是重视农业与社会治乱的密切关系。

（三）乱世出现必有前兆

出于对乱世的戒惧，人们不断探究乱前的社会特征，以求防患于未然。战国的荀子对乱前征兆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德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德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綦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恶之如鬼，日欲司闲而相与投藉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18]

治世时期生产和发展有序进行，民风纯正和谐；而乱世来临之际，天下道德沦丧，奢靡之风盛行，民众贫困，各种为非作歹的现象层出不穷。荀子的论断既是对乱世的界定，也是对乱世特征的概括。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等级社会里，一切僭越或奢侈行为都可能被看作是乱世即将到来的预兆。“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19]荀子既揭示了奢靡淫乐的危害，也指出价值观念扭曲就是天下崩溃的先兆。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乱世则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挐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20]

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时代，从生活态度、社会风气、价值取向等方面剖析乱世征兆是合理的，如西汉中后期豪强地主的奢靡行为和对老百姓的残酷剥削就严重动摇了王朝统治基础；唐代天宝年间的靡费之风导致国力削弱，以至于无力迅速平定安史叛军；宋徽宗时期大兴土木、拆墙建园的疯狂举动，不仅使老百姓困苦不堪，而且使开封城失去了抵御的屏障，当金人入侵、盗乱肆起时，奇花异木成了柴草马料，所有的繁华毁于一旦。因此，从社会价值观念的偏移上探索乱世征兆是有道理的。

在礼乐治理天下的时代，社会治乱不仅表现在当时人们是否遵守礼法制度上，也体现在人们对音乐风格的爱好上。音乐格调的转变也常被视生乱前预兆：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21]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的音乐观揭示了古代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乐姚冶以险，则民流慢鄙贱矣。流慢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22]，音乐轻佻，预示民风粗俗，民心涣散，这些都易削弱国力，最终导致内部动乱、外敌入侵。因此，音乐变声也是乱象萌生的重要预兆。

（四）乱世源于帝王之失

在君主专制时期，国家兴衰与帝王个人行为关系密切。仲长统《理乱篇》曰：“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觝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23]这一论述充分揭示了帝王个人素质和治国政策深刻影响国家安危存亡的道理。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促织》中明确指出，天子个人爱好关系国家命运和百姓死活。他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24]

帝王的用人方针决定着国家兴亡。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规劝后主刘禅时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25]君主任用奸臣和小人极易导致国亡世乱。安史之乱彻底摧毁了繁荣安定的盛唐气象，追根溯源，奸相李林甫成为众矢之的。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刘肃对此已有明确评析：“天宝中，李林甫为相，专权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林甫惩前事，遂反其制，始请以蕃人为边将，冀固其权……玄宗深纳之。始用安禄山，卒为戎首。虽理乱安危系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实生乱阶。”[26]的确，虽然安史之乱的原因很多，但唐玄宗摒弃那些德高望重的贤臣而将执政大权长期交给李林甫，并重用安禄山等胡人为守边将帅，确实是导致叛乱爆发和藩镇割据形成的关键因素。玄宗晚年的朝政失误使后世帝王也深刻反思用人的重要性，如欲中兴唐室、励精图治的唐宣宗就充分肯定了臣下对他提出的“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27]的谏言，并以此作为用人施政的主要依据。

除了宵小奸臣误国外，女色亡国的声音也长期流行。“女祸论”在隋前就已出现，署名伶玄的《赵飞燕外传》[28]提出了女人“祸水”观。唐末的高彦休明确地将女人视为祸国的罪魁祸首：“淫声艳色，惑人之深者也。是以夏姬灭陈，西施破吴，汉武文成之溺，明皇马嵬之惑，大亦丧国，小能亡躯。”[29]欧阳修也极力阐明女祸的危害：“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30]，“呜呼！梁之恶极矣！自其起盗贼，至于亡唐，其遗毒流于天下……梁之无敌于天下，可谓虎狼之强矣。及其败也，因于一二女子之娱，至于洞胸流肠，刲若羊豕，祸生父子之间，乃知女色之能败人矣。自古女祸，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犹及其子孙。虽迟速不同，未有无祸者也”[31]。在欧阳修等人看来，自夏朝以来许多国乱都是因为帝王宠爱女人所致。这种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看清问题的关键。虽然真正的“女祸”确实存在，如西晋贾后乱政误国等，但大多数情况下，因统治者迷恋女色而产生的所谓“女祸”，根源在帝王而不在后妃。新、旧唐书的《杨贵妃传》将杨贵妃当作“贼本”“祸本”是带有极大的偏见的。其实，晚唐曹邺在《梅妃传》中就用“是岂特两女子之罪哉”来表明玄宗才是国乱的根源。

鉴于因杨贵妃而盛行的“女祸论”，南宋罗大经结合其他亡国帝王提出了更明确的反驳意见：“唐狄归昌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杜陵诗云：‘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盖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祸，明皇以妃子而致禄山之变，正相似也。今无妃子之孽矣，而銮舆乃再蒙尘，何哉？此其胎变稔祸，必有出于女宠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32]罗大经以唐末和北宋没有女色惑主而照样亡国的事实证明“女祸论”的偏颇。事实上，历史上没有溺于女色而照样亡国的帝王很多，“女色亡国”的真正根源在于帝王本身没有抵御欲望的能力。当代学者李剑国对史书和古小说中的“女祸论”给予了详细而精当的评析：“古人的观念，大凡亡国之君总有个坏女人伴随，夏桀之妹喜，商纣之妲己，周幽之褒姒，是最早也最有名的三个所谓亡国后妃。《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序》云：‘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及有姺，而纣之灭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妊、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兴也女人，亡也女人，女人实在被赋予了过多过重的兴亡责任。这种看法当然不正确，兴亡主要是男人的事，女人其实于国之兴亡并无多么紧要的关系——自父系社会以来一直如此。妹喜等三人的历史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实在模糊的很，不见得都是媚君的坏女人；即便是，那也是被坏男人宠坏的，亡国与她们无关。但君主惑女色必怠政，后妃受宠必乱政，怠政乱政必亡国，因此亡国之源乃是女色——这是古人总结出的一条历史规律。于是大凡美貌受宠的后妃们便被历史学家钉在耻辱柱上，冠以千古恶名……唐代又出韦后、武则天、杨贵妃三位著名女人，韦后临朝，则天夺位，杨妃致乱，尤其加深了唐人的‘祸水’亡国观，所以才有陈鸿借《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33]

出于对乱世的恐惧，古人试图探求乱世出现的征兆和造成乱世的原因。在皇权专制时期，由于王朝命运系于帝王一身，帝王素质决定王朝安危，虽然有时人们从黑暗腐朽的统治中能预感到乱世将至，但却无力影响帝王以挽救衰乱。因此对于明知将至却无可避免的乱世，人们颇感无奈，于是神秘天命观就成了乱世必至的最佳借口。

（五）乱因天命

在中国古代，天命思想深深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命”的观点，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34]对孔子来讲，命是对“道”能否实行的主宰，而对国家来说，命就是兴衰的操纵者。西汉的陆贾认为国家的建立与衰亡都由天命所定，“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35]。东汉以来的长期大乱，使天命观的影响日益深远。“治乱无常，兴亡有运。是故五帝之上，居万乘以为忧；三王已来，处其忧而为乐。竞智力，争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袭。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雾交飞”[36]，“夫五运攸革，三微数尽，犹高秋凋候，理之自然”[37]，“东昏以‘卷’名，‘藏’以终之，其兆先征，盖亦天所命矣”[38]。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时事变化无常，更使世人相信一切皆由天命，甚至用一些毫不相关的理由来解释天命：“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钱，每百皆除其九，谓为九佰，竟而有侯景之乱。及江陵将覆，每百复除六文，称为六佰。识者以为九者阳九，六者百六，盖符历数，非人事也。”[39]这一论断把南朝政权的混乱和更迭完全归为天数，显示出初唐史学家的天命至上思想。后蜀的何光远更是天命观的忠实追随者，在他看来殷纣之暴、秦王无道、隋炀荒淫，都是“皇天厌之，国人弃之”，“天夺殷而与周也”“天夺秦而与汉也”“天夺隋而与唐也”[40]，将帝王的昏庸无道和国家的灭亡全归于天命。

与直接的天命论不同，阴阳五行观借五行的相生相克来解释国家兴亡。“夫一阴一阳，化育万物，而五行为之用。五行互有相胜，各有盛衰，代谢推迁，间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气气相续，亿劫已来，未始暂辍也。”[41]用五行说解释天道循环、盛衰相继的社会现象，其实也是天命观的体现。

与纯粹的天命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相比，天命与人事共同作用的观点则反映了文人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这种观念在唐末五代之后日益流行，欧阳修《新五代史》曰：“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则因其著于物者以测之。故据其迹之可见者以为言，曰亏益，曰变流，曰害福……人事者，天意也。《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未有人心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然则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顺人心，是之谓奉天。”[42]将上天之意与民意相结合，提出只要国君实行仁政，上天就不会有恶意，实际是在天命观的外壳下强调人事的重要性。自此之后，虽然天命观依然盛行，但天意人定的思想成为主流，它让人们更多地从帝王政治弊端等人为失误中寻找国乱原因。

祥瑞妖灾是天命的主要载体。自先秦以来祥瑞思想日渐盛行，历代国君大都重视祥瑞现象并大肆鼓吹其效验。对此，一些进步文人提出质疑。西晋的张华说：“汉兴多瑞应，至武帝之世特甚，麟凤数见。王莽时，郡国多称瑞应，岁岁相寻，皆由顺时之欲，承旨求媚，多无实应，乃使人猜疑。”[43]唐代刘知几结合历史批评道：“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麕。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44]欧阳修怒斥前蜀政权沉溺于瑞应的行为，他说：“龙之为物也，以不见为神，以升云行天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见于水中，是失职也。然其一何多欤，可以为妖矣！凤凰，鸟之远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悦，命夔作乐，乐声和，鸟兽闻之皆鼓舞。当是之时，凤凰适至，舜之史因并记以为美，后世因以凤来为有道之应。其后凤凰数至，或出于庸君缪政之时，或出于危亡大乱之际，是果为瑞哉……圣人已没，而异端之说兴，乃以麟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谶纬诡怪之言。凤尝出于舜，以为瑞，犹有说也，及其后出于乱世，则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未尝一出，其一出而当乱世，然则孰知其为瑞哉？”[45]因此，瑞应天命说只不过是统治者自找借口或欺骗他人的托词。

虽然古代君王常用祥瑞来宣扬天命归己，但在清醒的士人看来，祥瑞妖灾可以相互转换，对国家兴衰来讲，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国君的治国之道。如南宋的委心子说：“自古兴废之兆，必有吉凶之符，符至而能竦然以道德合之，则瑞应可保。故武王、周公享鱼乌之瑞，君臣祗恐，动色相戒。至于庸常，睹之于瑞则自矜，而懈其所修；于异则自忽，而逆其所戒。由是瑞反为妖，妖遂为灾。郑之龙，鲁之麟，汉之白雉，莽之黄犀是也。若夫逢凶而惧，反躬自新，则孽可更而为瑞。商之桑榖，成王之大风，宋景之荧惑，从可知矣！炀帝睹巨鲤之变，不知德修，乃竭池索之，是逆其变而欲以力胜天也，乌得不亡乎！”[46]从瑞应妖灾互变的角度指出天意人定，希望君主能修德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