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三星堆的前世今生
霍巍
岳南先生的新书出版之际，他嘱我为之作一篇序。我和岳南先生虽然仅只见过一次面，但他的书我却是读过不少，尤其是近年来出版的《南渡北归》，写尽了民国知识分子经历的沧海桑田和个人命运的苦难辛酸，让我手不释卷，连着读了好几遍，阅后我不禁掩卷长叹，心中波澜起伏，久久难以平静。实话说，他写的三星堆和金沙的这部书，以前虽然粗粗翻过，但没有细读。为了慎重起见，我在承诺为之作序之前，又细读了一遍，才答应了岳南先生的邀请。
岳南先生可以说是国内享有盛名的描写考古发现、发掘的纪实性文学大家，他撰写的一整套总标题为“考古中国”的多部头大型考古纪实文学作品——《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越国之殇》《绝代兵圣》等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就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我对他的敬重之情，首先源自于他的写作态度。作为作家，想要写好这类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古纪实文学，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一要有引人入胜的文字功底，要有文学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会讲故事”，有可读性。二是要有一定的史学基础，这“故事”不能像现在大量涉及古代历史的影视作品那样胡编乱造，信口雌黄，误人子弟，以为历史真的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三是考古学这门学科在外人看来似乎很好玩，跟探险和挖宝似乎是一家人，而实际上却是一门十分严谨、甚至有些近于刻板的科学，除了田野发掘、室内整理这些基本的操作环节之外，如何对这些地下出土的遗物和遗迹进行科学的阐释和解读，更是既需要客观、冷静的科学思维，还要有合乎逻辑的科学推理——换言之，这就是我们在行内常说的要有科学的想象力。
岳南先生在上述这三个方面，都是让人感到十分敬佩的。读他的书，既像是在读文学作品，又像是在读历史著作，他的写法可谓两者皆通，文史并重。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司马迁的《史记》。长期以来，人们公认《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最富文采的一部史学名著，但也有人质疑说，这里面有许多情节恐怕都是司马迁本人虚构和想象出来的。像书中那么多关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那么多历史细节的陈述，有何凭证？这实际上涉及历史学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即何为历史？今天的历史难道就是“历史书写”的历史吗？如果是，那么日本右翼书写的“二战史”（他们常常称之为“太平洋战争史”）也可以成为“历史”，像南京大屠杀这样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都将不复存在。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样的“历史书写”才可能成为“信史”？
其实，岳南先生的历史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和回答了这个问题。像岳南先生这样的写法，在国内外早有先例，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在他的不少著作中，甚至从写作格式上都带有史学著作的特点。比如说对于重要史料都以注释的方式列出，让读者可以看到他的史料出自哪里，他的理解是否合理；书中随文常常附有必要的照片、线图甚至一些年表类的表格，都是力图让人们去“走近历史的真实”。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是让我这样的读者很容易接受的。
岳南先生的这部书是写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作为三星堆1986年考古的亲历者之一，我读来当然感到更为亲切，对于其中涉及的人和事，我也相当熟悉。这部书中对于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基本叙事，我认为大体上都是成立的，不仅基本线索清楚，而且书中很多内容都是经过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下来的，这大约和今天史学界流行的“口述历史”之间，也有一些契合之处。由于各种原因，我不想再对当时的一些细节进行描述或解释，但借此机会，有几个问题倒是可以说明一下。
首先要说的是，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是历史上田野工作发掘面积最大、也是获取科学的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一次。此次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大段，第一个阶段是为了配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级学生的田野实习，在四川省文化厅、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之下，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组成指导小组，由当时的考古教研室主任林向教授作为组长。我那时刚刚考古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就作为指导实习的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发掘工作。还有一位青年助教李永宪（后来他也担任过四川大学考古系系主任）也是这个指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很支持和配合学生的实习工作，专门指派了“二陈”，即后来成为三星堆考古著名学者的陈德安、陈显丹先生，这两位四川大学考古专业1976级的学生，也加入到这个指导小组。因为川大考古专业是隔年招生，所以1976级的二陈和1978级的我虽然隔了两个年头，实际上仅仅相差了一个年级。我们大学本科的田野考古实习是在长江三峡地区进行的，二陈中的陈德安还跟我们这个年级在一块实习过，一整天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都是很亲密的考古兄弟。因为林向老师是考古教研室主任，又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所以，这个五人指导小组从一开始就是很团结的。
按照考古大遗址发掘的通常做法，这次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共分了三个区，发掘总面积达到1325平方米。其中，陈显丹负责第三区，李永宪负责第一区，我负责第二区。第三区发掘的面积最大，出土的器物也最为丰富，很是让我们眼热。——顺便说一句，今天陈列在三星堆新的博物馆当中的大量陶器，有很多就是从1986年的第三区发掘出土的。
我们从1986年的3月1日进场，到了1986年的6月底，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告一段落。关于这个阶段所取得的成绩，林向先生在他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曾经总结道：“发现了房屋遗址二十多处，灰坑104个，还发现典型陶器群，外有玉石璋、玉石瑗和陶塑鸟兽、石人雕像、漆髹陶器、雕花漆木器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个阶段的考古发掘，才让世人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重大价值，也为后一阶段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和发掘埋下了伏笔。
1986年的7月18日至8月16日，当地农民不断地“蚕食性”地在当地取土烧砖，在这个过程中一号、二号两座祭祀坑相继被发现，三星堆考古便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对这两座祭祀坑进行抢救性的发掘清理。随着大量埋藏着的象牙、玉器、黄金制品和青铜制作的头像、面具、高大的神树和立人像等的出土，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人称“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发现的当天，我、陈德安、李永宪三人和我们的三位1984级学生朱章义、刘章泽、张文彦都在现场，亲眼见证了三星堆“众神”从沉睡中惊醒后重见天日的过程，至今想来仍然十分激动。
我当时负责的二区，就是出土祭祀坑的地方，后来被认定为三星堆都城当中的祭祀区。当时在这里发现了不少房屋的柱洞，其走向朝南，也就是说，这里虽然距离位于本区北部、后来发掘出土的两个祭祀坑仅仅一百多米，但指示给我们的方向却相反。为了进一步追踪房屋基址，我们随后布置的考古探方是朝南拓展而不是向北，因此与这两个祭祀坑可以说是“失之交臂”。后来有不少人问我：“为什么这两个祭祀坑就在你所负责的二区，你却没有挖到呢？”对此我只能说：这就是考古，不是挖宝。因为考古是有严格的田野发掘规程的，必须遵守，当房屋遗址现象已经露头时，就只能按照规程将其尽可能地加以揭露，弄清楚它的布局、结构，而不能弃之不顾，随心所欲地在发掘区内“四面开花”，想挖哪里就挖哪里。
当然也不否认，考古发现也会有运气的成分，或许作为一名考古学者，上天给我的好运气并非在三星堆，而是另有安排。如果讲“宿命论”，后来当我和李永宪告别三星堆，远走青藏高原，在那里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时，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也常对我的学生们讲，考古发现可以说是七分勤奋、三分运气的结果，不是所有的考古人都能遇到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样的“好运”的。
第二阶段的三星堆重大考古发现和发掘，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发现者之一，对此岳南先生在书中做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当时现场的混乱、局面的难以控制，现在想来都有些后怕。不过我特别佩服陈德安，他有很丰富的跟当地村民打交道的经验。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小小的，但是重要的细节：当时虽然大部分器物被当场追回，但还有一些器物被现场的村民带回了家中。只见陈德安站在高高的台地上向群众宣布：“凡是今天下午五点钟之前将拿回家的东西交回到这里的，算是带回家‘学习’了；凡是过时还不交回来的，性质就是盗掘国家文物，那就是犯法的了！”这一招很收奇效，到了当天下午，陆陆续续交回来很多器物，甚至一件玉牙璋上一个被挖掘后折失了的小角残片，也被追缴了回来。只是后来当金沙遗址出现同样的轰抢场面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两个祭祀坑的发掘清理，前面提到的川大1984级在三星堆实习的三位同学全程参与了工作，并付出了诸多辛勤的汗水甚至泪水和血水，这在岳南先生的这部著作中也有十分生动的描写，非常值得一读。只是有一点需要在此说明，在岳南先生的书中是这样写道的：“具体发掘工作由陈德安、陈显丹两人共同主持。四川大学两位老师李永宪、霍巍因校方有事急召返校不再参加发掘。”我不知道岳南先生的本意，但我承认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是非常艺术的。事实上，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被发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被“边缘化”了。我要慎重地说，不是学校有“急事”要召我们回校，而是另有缘由，这里就不便深说了。我和“二陈”是在三星堆那个砖瓦厂（当时的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肩并肩“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好兄弟，我们之间至今还保持着非常亲密、友好的同窗情谊，我们的心始终是相通的。不过当时我们都还不过是人微言轻的“小人物”，是无法左右大局的。
2019年，当三星堆再次发现六个新的祭祀坑时，在时任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先生（他是当年金沙遗址发掘时的成都考古研究所所长、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的主持者和发掘者）的亲自部署和主持下，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大格局。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主导，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国内三所重点高校师生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星堆考古现场，就在当年的一号、二号坑附近，发掘新出土的六个祭祀坑，展现了三星堆新的辉煌。如今，当年主持三星堆1986年考古发掘的林向先生已经仙逝，没能亲眼目睹四川考古呈现出的全新面貌和三星堆的伟大发现；而我们四位当年的“青春少年”——“二陈”、李永宪和我，也早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奔七”老者。直到三星堆六个新的祭祀坑被发现之时，四川大学的考古队才重返三星堆，在省文物局的领导下开启了多方合作、协同攻关的三星堆考古新局面。我深信，如果林向先生在天之灵有知，他一定会为之深感欣慰、大声叫好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最后，我简单地谈一下我对三星堆考古的看法。过去我很少写关于三星堆的研究论文，因为我始终认为，三星堆提出的问题，要比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今天的三星堆考古，还只是一座巨大的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这些年我也陆续发表过一些关于三星堆考古研究的论文，不止一次地主张，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的维度，即：其一，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辉煌创造；其二，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三，三星堆为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古代文明互鉴的绝好样本。
三星堆青铜文化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是由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和头型、发式各异的青铜头像组成的这个“青铜神灵系统”，以及以各种神灵动物和“神坛”“祭坛”组合而成的“祭祀礼仪背景”。这些考古器物，如果仅仅从器物类型学来加以比较，无疑已经超越了我们现有的考古知识范围，用所谓过去的“常识”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但如果细致观察，将三星堆出土的器物群放置在中国殷商时代“重巫好祀”的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来加以考察，也并非难以理解。
首先，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器，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大类别是青铜容器，另一大类别是其他的青铜器。青铜容器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只见青铜尊和罍，而不见青铜鼎。尊是指喇叭口状的容器，而罍是一种小口青铜器，两者都可作为盛酒器，是祭祀的青铜礼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尊肩部饰有牛头或立鸟，在肩、腹部有扉棱，常见的纹饰有夔龙纹、饕餮纹等，这和中原的殷墟、郑州以及南方的湖南、湖北、安徽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的尊相类似。虽然迄今为止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尚没有发现过中原青铜礼器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鼎，但同样可以作为礼器使用的尊和罍的发现，证明三星堆青铜器可能接受了来自中原青铜礼制的影响。头顶青铜尊的跪坐人像，也说明尊在三星堆文化中具有重要的礼仪性质，这和中原青铜礼制具有共性。同样，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璧、玉琮等玉器在中原文化中也是作为礼器使用的，这表明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尊、罍一样，也都是祭祀性质的“礼玉”，三星堆文化礼制系统和中原文化礼制系统有着密切关系。
其次，“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三星堆考古最大的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像或神像以及青铜神树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我们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命名以及具体性质、功能的推断，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这也是考古学界多数人主张将出土这些器物的八个器物坑均命名为“祭祀坑”的主要依据。而这一点恰恰与古史传说中颛顼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这类具有巫觋性质的原始宗教仪式亦相契符。只不过中原殷商时代的祭祀活动主要体现在对祖先和上帝（帝）的崇拜与祭祀，通过宗庙、甲骨文、大量的牺牲（包括用人作为祭品）来体现“殷人重巫”的文化传统，而三星堆则是采取了另样的青铜器物群，更为直观、更为生动、更为鲜活地为后世展现了殷商时代各地不同的祭祀场景。
再次，如同张光直先生所言，将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成分，中国古代许多行为、仪式和宗教思想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他称其为“萨满式（shamanistic）世界观的特征”。而沟通天地人神，则是宗教人物的重要任务。三星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共同特性。而这个特性，也是可以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展开对话的。美国学者罗泰讲过这样一段话：“在三星堆‘神殿’及‘神坛’镂空纹饰上众多关于仪式活动的题材提供了另一个做跨区域、跨时代比较的方向……这种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皆为艺术主流的具象艺术，在商周文化的传统中却不重要。”其实，这恰恰说明由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才弥补了以往“商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缺失部分，让世界看到一个古老文明中充满想象力、创造力，沟通神人天地间的神奇景观。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三星堆，才首次让中国考古和世界古代文明从艺术、神话、原始宗教信仰等不同的层面，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岳南先生在本书中还写了三星堆2019年以来新的重大考古发现的过程，所以，对世人认识和了解三星堆的“前世与今生”，在我看来没有比这部著作更好的纪实文学作品了。我真的要再次向岳南先生表达我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为大家写了一部关于三星堆和金沙的好书，让我们的读者大众可以神游其中，自得其乐！
是为序！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