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东京来信

就在葛维汉与林名均等学者在华西大学博物馆集中精力整理、研究广汉出土器物之时，1934年下半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古玉考》的学术论文，论文的作者为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据该文称，1932年秋，龚氏从燕道诚手中购买了四件精美玉器。“其玉外作深褐色，或染朱，颇似出土器物。其一折断，其中略作灰色带浅红斑纹，质地不甚坚细，其质料又与其他玉器迥异。然四器之形制及制作仍与广汉文化遗物大同小异。四器并为圭璋之属，各长尺余，柄俱有孔有牙，与土坑出土琰圭之牙孔无殊。”龚希台经过对所购玉器的鉴别研究，认为“燕道诚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乃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串联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毓饰物……”。

此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与争鸣。一批中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蒙文通、徐中舒、郑德坤、卫聚贤、葛维汉、戴谦和、林名均等纷纷加入到了这场争鸣之中。据后来出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说，到了“民国二十九年，龚氏已归道山，其戚某氏以重价（将四件玉器）售归华西大学博物馆”。当时尚在馆内的林名均考察了这四件玉器后说道：“其器质皆精美，各长尺余，柄俱有孔有牙，与前述琰圭之牙孔无殊。其一上部如戚形者，龚氏以为钺；其一上有三枝者，龚氏以为戟；上作半圆者，谓之为琰圭，与前所述之琰圭相同；上如刀形者，谓之为牙璋，皆治兵之器也。龚氏考证精详，惟质料与吾人所见略异，故有人疑其不真。”正如林名均所言，这几件玉器的真伪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有争议，没有人能做出一个权威性的令众人皆成共识的结论。

就在学术界围绕广汉出土的古玉与古器物所展开的研究与讨论方兴未艾之时，1936年，葛维汉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最初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报告将月亮湾发掘出土的器物、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河南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的器物做了比较，大胆而科学地提出了“广汉文化”这一学说，并断定这一文化其时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则为周代初期，也就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同时极富预见性地指出：

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给历史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长、三英尺深的墓坑内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器物。

墓坑里发现的器物有绿松石、绿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从玉珠的两端进行钻孔，接近玉珠半心处的孔径较小。另外还有八十多件小青玉片，因为考虑到它们一般作为装饰品粘牢在木制或皮制品上，没有串联或缝入的孔洞。这些玉刀、玉剑、玉凿等显然是祭祀用的。周代实行祭祀天地大典时，方玉象征“地”，玉璧代表“天”。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金石并用时代。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较之龚希台的《古玉考》一文，葛维汉的报告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更为广泛、热切的瞩目。因为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广汉月亮湾作为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命名和剖析，并较详细地论述了出土器物与这一遗址内在的文化联系，揭示了掩埋者的意图和秘密，将隐匿于历史深处虚无缥缈的古蜀文明掀开了沉重的一角。这一角虽锈迹斑斑、雾气昭昭，但毕竟在万重关山中打开了通往古蜀王国的一条小小的隧道，从而出现了“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可喜局面。虽离进入令人心驰神往的“桃花源”还有艰巨漫长的一段路程，但毕竟显现了希望的曙光，这曙光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必将照耀出一段历史的大世界、大辉煌来。由此，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使在革命低潮时期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予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以先睹为快。林、葛二人此前与郭沫若友善，接信后一一照办，很快将资料由海路寄往日本东京。郭收到后，于1934年7月9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并畅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行文中充满了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同时也看得出他当时那跃跃欲试而又无可奈何的两难之情。其言曰：

林名均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它们与中国其他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将我写的两本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你们，并且请书店直接将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馆，另一本送葛维汉先生。以后如有新作，我也将再送给你们。

现在我很忙，就此搁笔。

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沫若

1934年7月9日

郭沫若在接到这批材料和图片后，是否对广汉文化做过深入的研究，不得而知，但葛维汉与林名均对此的研究却持续了下来。继葛维汉那著名的发掘报告之后，1942年，林名均在《说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上发表了《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长文。文中对出土玉器坑与其他器物的看法，有的与葛维汉的墓葬说基本相同，有的另有自己的见解，林文说：

广汉出土各遗物，其时代颇难决定。在葛氏报告书中，曾假定其为周初之物，后以发掘所得之石器陶器为溪底墓葬中之器物，属于同一时代。其重要证据为溪岸坑中曾获残璧一块，与琬琰之粗者质料相同。然玉器之变化甚少，是偶尔掺入，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于此，吾人有一新假定，即二者本不属于同一时代，将溪岸出土之物与溪底遗物分开。盖吾人在溪底发掘时，绝无一片铜器或铁器发现，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这可谓其属于新石器时代。惟陶器中有与城子崖之黑陶相类者，故吾人设定溪底发掘所得之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

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又美国费尔特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洛费氏所作之《中国古玉考》，其第六版第八图之玉刀，形制与广汉溪中出土之玉琰圭相同，彼认为系周代之物。又玉之有牙者，在周代亦颇为盛行。如洛氏书中第二版第二图，第九版第一、二两图，第十三版第一图，及第十五版第三图，均为周代玉器之有牙者。又书中第十一版第一图及第十二版中图向外凸出之环，亦与吾人所获褐色之环相同，洛氏亦定为周代。据巴尔序中称，洛氏著录玉器，多得自吴大澂收藏，及河南新郑发掘所获，并有最精确之考证者。以此证之，则吾人以广汉溪中遗物属诸周代，或不致大有谬也。

惟此次发掘时间过短，所获材料有限，溪中遗物，又已散佚不全，故对于其时代，不能十分确定，将来若能从事大规模之发掘，当必更有可靠之证据出现也。

关于广汉遗物出土的重要性，林名均从四个方面做了概括：

一、古代之蜀，向皆目为戎狄之域，必无文化可言（国策记司马错伐蜀事，张仪曰：“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今观广汉出土之器物，其制作之精工，实无逊于中土，加以玉器之使用，尤足显示其文化之高尚复杂。由此可改变吾人关于古代四川之基本观念。

二、由前所述，可知广汉遗物与中原所得者有若干相同相似之处，则古代蜀中文化所受于中原文化之影响，当不难窥见其痕迹。盖四川与中原之交通甚早，世本谓：“颛顼母，蜀山氏之子，名昌仆。”《史记·五帝本纪》亦谓：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生高阳。其说虽未可尽信，然蜀之名早见于殷代卜辞。武王伐纣，蜀人预焉（见《尚书·牧誓》）。故谓四川与中原同为一系文化，亦无不可。则广汉遗物对于吾国文化分布情形之研究上，实甚有贡献也。

三、由广汉出土之圭，可证明《越绝书》所称黄帝时以玉为兵之说不谬。古书释以玉为兵者，乃以玉饰其兵器，不知兵器真可以玉作，后乃改变其用途耳。

四、此次遗物之出土，仅只广汉之一小区，即有如斯之成绩表现。以此推之，蜀中埋藏于地下之古物，较此更古更重要或尚未经发现者，必有无穷之希望。可以断言，是则对于将来之考古学乃莫大之关系也。

就在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学人趁着研究的热潮，憋足了劲儿准备离开书斋，再行赴广汉月亮湾发掘，并做进一步研究之时，震撼世界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大炮呼啸、血肉横飞的境况中，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华西大学的洋教授们一个个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先后情愿或不情愿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发掘月亮湾的机会对于他们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迫于当时的条件，发掘工作业已停止，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延续了下来。就在葛维汉、林名均在月亮湾发掘之时，正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攻读古文字与考古学的郑德坤，曾专程入川赴广汉发掘工地进行过参观与考察，并和葛氏做了学术方面的交流。月亮湾的发掘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到了194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学博士学位并回国的郑德坤，接替葛维汉出任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在担任馆长期间，他亲自拟订了一个以馆藏两万七千多件西南出土文物为基础，将博物馆建成一个教学研究中心的计划。许多年后，郑德坤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博物馆的工作除了将馆内几万件古物整理和展览外，我还提倡利用这些古物作为‘乡土教材’。从前的留学生，多数是把他们在美国所念的理论整套搬回来，用外国的材料来教书。我当时则提倡乡土教材，主张用当地的材料来讲考古学与人类学。馆中藏品主要是西南一带的文物，于是我就用这些材料整理出一个系统，以为教学之用。整个博物馆跟大学的课程配合起来，这样教考古学与民族学就不再是洋学空谈，每课都有实物可供研究和实验。”郑德坤的这一做法不仅为国人所敬重，同时也获得了国外学者的赞扬。当时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牛津大学笃实教授即对此深感惊奇。他认为当时的西方人士都以为西方文化比任何文化都文明，中国国内学术界也弥漫着崇洋的歪风，而四川竟有位中国人坚持用自己的“乡土教材”教学，实在令人心悦诚服。

也就在这个时期，郑德坤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论著《四川古代文化史》，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发表。其中的“广汉文化”一章，曾详细地提及了葛维汉、林名均等在广汉发掘的情形，从“遗址的发现、调查经过，土坑遗物，文化层遗物，购买所得遗物，广汉文化时代之推测”五个方面做了宏阔而不失细致的论述，对葛维汉、林名均、龚希台等人的学术观点，或表示拥护与赞成，或给予反驳与批判，同时在行文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精辟而独到的观点：

广汉文化之关键在于土坑中之遗物。葛、林、龚三氏并以为系古代墓葬，然上古墓葬之发现记载，未闻有以石璧列为棺椁之墙壁者。假定实有此制，石璧左右及上三方陈列，是该墓前未经发掘甚明，然则何以燕氏发掘之时，未闻有人骨之发现？古代墓葬必有明器，而此土坑所藏仅石器玉器之属。假使林氏据晋君所闻，称石璧叠置如笋，横卧泥中之说可靠，则广汉土坑为墓葬之说，可不攻自破矣。窃疑为广汉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坑形大小深浅虽与墓穴略同，而其功用则全殊。……广汉地处岷山之阳，土坑位于广汉西北，其为遥祠山神故址当可想象。……是广汉土坑文化之年代，或可定为东周，约为公元前700至（前）500年也。

广汉土坑文化之年代已确定，其文化层之年代亦可迎刃而解。据发掘地层之观察，知葛氏以文化层为古代陶窑旧址，其错误可不必细辨。土坑在文化层中为闯入品，其开凿应在此居住遗址荒废之后，是文化层之年代应在土坑年代之前。今以文化层出土石器与中国各地新石器晚期之遗物比较，不但石器至相仿佛，即粗陶细陶亦多相同。诸遗物中绝无石镞及铜器之发现，一方面可以证明其有四川史前文化之特质，一方面亦可证明其年代应在铜器盛行以前。然则假定广汉文化曾为四川史前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之遗址，正在土坑时代之前，当无不可，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至（前）700年以前。

郑德坤长文的发表，使学术界围绕月亮湾出土器物再度掀起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深入的探讨热潮，“广汉玉器”“广汉文化”也随着这股热潮传之四海，名满天下。

略感遗憾的是，1947年，郑德坤受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英国在剑桥、牛津、伦敦三所大学轮流讲学。1948年，当他完成讲学任务路经香港拟返回华西大学时，由于国内战乱难行，遂留居香港。1951年，郑德坤再赴英国剑桥大学从事他中国考古和艺术的教学研究工作，此后一直在海外工作、定居，再也未能回到他梦牵魂绕的四川和华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