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麦基：如果一个人对哲学既没有自发的兴趣，也没有受教育体制引导而产生兴趣，你能给出什么理由让他对哲学感兴趣呢？

伯林：首先，哲学问题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们往往涉及许多一般看法（normal beliefs）所依赖的假定。人们不希望自己的假定受到过多审视——当被要求探究自己的看法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时，他们就会开始感到不自在——但事实上，许多日常的常识性看法的预设（presuppositions）都是哲学分析的主题。当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它们时，有时会发现它们远不如乍看上去那么可靠，其含义和蕴意也没那么清楚。通过一番探究，哲学家增进了人们的自我认知。

麦基：如你所言，当我们的预设被探究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都会感到不舒服，而超过这个程度之后，我们都会抵触。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

伯林：我想，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不喜欢被过度分析，不喜欢自己观念的根基被暴露出来、仔细查看；另一部分原因是，行动的需要本身就排除了这种做法。如果你积极投身于某种形式的生活，那么如果你总是被问到如下问题，行动就会受到抑制，甚至可能最终陷于瘫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确定你所追求的目标是真实的目标吗？你确定你所做的事情不会有违你所信奉的道德准则、原则或理想吗？你确定你的某些价值观是真的相容，而不是你在内心不敢承认它们不相容吗？当你陷入某种困境，你是否有时会因为紧张而不敢面对它，以至转移视线，试图把责任从你自己身上转移到某个更大的靠山——国家、教会、阶级或你所属的其他团体——又或许转移到普通正派人的一般道德准则——你难道不应该自己把问题考虑透彻吗？”太多这样的质问会让人感到畏惧或恼火，会打击他们的信心，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会抵触。

柏拉图（Plato）借苏格拉底（Socrates）之口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不断审视他们看法的预设，那根本就没人能采取行动。然而，如果不审视预设，任其休眠，社会就可能僵化；看法固化成教条，想象力遭到扭曲，智性变得贫瘠。在不容置疑的教条的安乐窝入睡，社会就会衰败。若要激发想象力，若要让智性起作用，若要让精神生活不陷入低谷，若要让对真理（或正义，或自我实现）的追求不止步，就必须对假定提出质疑，必须对预设提出挑战——无论如何，要把这件事做到让社会继续前进的地步。人和思想的进步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弑父”（parricide）来实现的，孩子们即使不杀死他们的父亲，至少也要杀死他们父亲的看法，并形成新的看法。发展和进步端赖于此。而在该过程中，提出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并且对答案充满好奇的人，起着绝对核心的作用。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多。当他们系统从事这项活动并且使用理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又向批判性的审视敞开时，他们就被称为哲学家。

麦基：你能举几个需要质疑的预设的例子吗？

伯林：柏拉图对话录是讨论终极价值最早和最丰富的资源，这些对话努力质疑常规看法。每一位优秀的哲学家都是这么做的。你也可以在关心此类议题的作家的小说或戏剧中找到这样的例子——想想易卜生（Ibsen）的戏剧、屠格涅夫（Turgenev）的《前夜》（On the Eve）或E.M.福斯特（E. M. Forster）的《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中的主人公。不过，现代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中可能有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谈论自由，或谈论平等（当今世界上充满了这种谈论）。让我们以美国《独立宣言》的序言为例。我引述不了原话……

麦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伯林：谢谢。嗯，那就说说权利。什么是权利？如果你在大街上问一个普通人到底什么是权利，他会被难住，他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可能知道什么是践踏别人的权利，或者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被别人剥夺或忽视，但被侵犯或被错误地剥夺的到底是什么？是某种你生来就获得或继承的东西吗？是某种烙印在你身上的东西吗？是人的某种基本特征吗？是某种别人给你的东西吗？若是，是谁给的？通过怎样的程序给的？权利可以被赋予吗？权利可以被剥夺吗？谁来剥夺？凭什么权利剥夺？是否有赋予或取消其他权利的权利？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失去一项权利吗？有些权利是否是你本性中固有的一部分，就像思维，像呼吸的能力，或者像在这与那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那样？这就是自然权利的含义吗？若是，那么这个意义上的“自然”是什么意思？你又怎么知道这种权利有哪些？

关于什么是权利，人们的看法一向大相径庭。以17世纪为例，当时有很多关于权利的讨论。毕竟，当时英格兰发生了一场内战，它所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有没有神圣王权这回事。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信这种说法了，但当时有些人显然信。他们认为，国王是被上帝赋予特殊权利的特殊存在。当时还有另一些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权利，它们只是被神学家或诗人虚构出来的。他们之间是怎么争论的？双方提出了什么样的论证？什么样的论证能说服人？17世纪末，有位法国作家想知道，如果法国国王想把一些臣民移交给英国国王，这些臣民会怎么想。实际上他的回答是，他们没有资格去想；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服从；他们是臣民；国王完全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对待他的臣民；允许臣民思考，甚至允许他们质疑国王的决定，这种想法近乎亵渎神明。好吧，我们不接受这个想法；但曾经有很多人接受这个想法，他们相信等级制度——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一样，都是一个层级结构。每个人在这个等级森严的整体中都有其适当的位置，并应履行他所在社会大金字塔中的位置要求他发挥的职能。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坚信这一点。后来有一些思想家否认了这一点，他们说不存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人是平等的；他们出生时彼此相仿，都被赋予了某些自然的需要、能力和欲望，都拥有某些不可动摇的自然权利。就这些权利而言，他们是平等的。我想说的是，在这类争论中，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的那类论证就是哲学的适当主题。还有什么别的学科能处理这些问题吗？这些都是人们长久以来深感忧虑的原则问题，也是人们以之为名进行血腥斗争和革命的问题。

麦基：我相信很多人会说：“好吧，是的，你说得对，但不管怎么说，这都只是语词之争。这都是抽象概念。为了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必为此劳神费心——这与现实生活、日常生活无关——你越纠缠于这些事，你就越不快乐。”

伯林：是的，它可能会让你更不快乐。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真的想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他们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生活，以及为什么应该这样生活。这是人的一种完全自然的欲望，一些最有想象力、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人对此感受最深。当然，这是关于语词的争论——但是，语词当然不仅仅是语词，不仅仅是某种文字游戏中的筹码。语词表达思想。语言指称经验，表达经验，也转变经验。

麦基：你刚才关于“权利”的论述，已经给我举了一个哲学就政治发问的例子。现在你能举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有别于政治而关乎道德的哲学问题吗？

伯林：好，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人给我讲了他在“二战”中的经历。他是一名驻法国的英国情报官，战争临近结束时，他不得不审问被法国抵抗组织抓获的一名法国叛徒。该叛徒曾为盖世太保（Gestapo）‡工作，抵抗组织即将处决他。英国情报官请求允许先审讯他，因为他有理由相信，这人可能会给他提供情报，从而帮助无辜的人免于死亡或酷刑。于是，他去见了这个非常年轻的盖世太保的特工，特工对他说：“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能承诺保全我的性命，我就回答。但我知道，这些人打算明天杀了我。如果你不能承诺保全我的性命，我到底为什么要说话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英国军官应该怎么做呢？作为一名情报官，他的职责是尽可能多地套取信息，毕竟无辜者的生命很可能牵系于此，可他只能通过撒谎来做到这一点。说“我会尽力说服他们放你一条生路”之类的话是没用的。军官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也无法让这人免于一死，而军官若是回避做出直截了当的承诺，这人也会识破。如果军官明确地说“如果你透露给我，我就救你一命”，这个年轻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准会在咽气前咒他。

在我看来，这是道德问题的一个例子，是道德关于什么的例子。功效主义者（utilitarian）会说：“如果谎言有可能增加人类的幸福或减少人类的痛苦，那你当然必须撒谎。”那些认为军事或爱国责任——尤其是在战时——具有最高价值的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也许还有其他考量——绝对的宗教戒律，良心的呼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怎么能对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撒恶劣至极的谎？他的行为是否剥夺了他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所有权利？难道人没有一些最根本的合理诉求吗？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笔下的一位主人公说，如果有人问他是否愿意以折磨一个无辜孩子为代价来换取千百万人的幸福，他会拒绝。他的回答显然是错的吗？功效主义者不得不说：“是的，这显然是错的——既感情用事，又是错的。”不过，我们当然并不都这么想；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一个人完全有资格说：“我不会折磨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有些事是任何人都不能做的，无论代价是什么。”

好，这里有两种相互冲突的哲学。一种是最崇高意义上的功效主义（或者爱国主义），另一种则建立在对绝对普遍的规则的承认之上。道德哲学家的职责并非命令一个人在这两种哲学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是向他解释所涉及的问题和价值，审视和裁定支持和反对各种结论的论证，弄清楚发生冲突的生活形式，弄清楚他不得不在其间做出抉择的生活目的——或许还包括代价。当然，人最终必须承担个人责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如果他认识到做出选择所依据的原则，那他的选择就是理性的；如果他能做出其他选择，那他的选择就是自由的。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非常痛苦。不假思索地遵从命令会更容易些。

麦基：你刚才举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的例子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们完全不涉及语言。但愿道德哲学家们，至少是直到近期的道德哲学家们，在书里讨论的问题也能常常如此。有件事让许多试着阅读哲学的门外汉感到惊讶，并且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望而却步，那就是他们发现如此多的哲学讨论都跟语词和语言相关。你能用外行人听得懂的方式讲讲这样做的道理吗？

伯林：我尽力。有些现代哲学家坚持认为他们主要关注语言，但从与公众的关系来说，这种做法对他们自己造成了损害。于是，人们就认为这些哲学家所做的事情必定无足轻重，认为他们关心的是词典编纂者、语法学家或语言学家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上的语言，在这方面，词典编纂者和语法学家更胜一筹。然而，哲学家的确关注语言，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用语词思考，相信言词有时本身就是行为，因此对语言的研究就是对思想的研究，甚至是对整个人生观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当人们面对这些没有明显答案的哲学难题时，可以先问问自己：“这是哪种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它是像这一类问题，还是像那一类问题？它是事实问题吗？它是逻辑问题，是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吗？还是这几类问题的混合体？还是跟这几类问题都不像？”厘清概念和范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但所有优秀的哲学家都已经做了或者正在做这件事，无论他们怎么称呼这件事——把它叫作清除语言上的混乱并没什么错，除了它误导了粗心大意的人或居心不良的人。这种混乱会导致人们头脑中的混乱，而这进而又会导致实践上的野蛮行径。

麦基：纳粹对种族的看法建立在各种混乱之上，这也包括语言上的混乱，不是吗？

伯林：是的，这些混乱部分是经验性的，部分不是。次等人（sub-man）的观念，也就是认为存在某些次等人类生物，比如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黑人或其他什么人，并且认为他们对社会有严重危害，因此应当被消灭——这种可怕的信念，毫无疑问是部分建立在对这些人行为本性的错误的经验性看法之上的。但是次等人的观念，次等人意味着什么，以及与此相关，我们所说的“人”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人性是什么，是什么构成了一个人，低等和高等是什么；当然还包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折磨或杀害“下等人”（inferior）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都是哲学问题，而不是经验性问题。那些抱怨它们无足轻重、只是对语言和语言用法的考察的人，应该反思一下，人们的生活有赖于——而且仍然有赖于——这些哲学问题。

麦基：一些语言哲学家声称，通过分析我们怎么使用语言，他们把我们从语言的魔咒中解放了出来。换句话说，中了语言魔咒的人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伯林：确实。我应该说，这是他们对人类的主要贡献之一。正因为这样，那些希望保留语言的原始用法、担心分析语言会削弱其影响力的人将他们视为危险分子。德国诗人海涅（Heine）告诉我们，不要忽视书房里安安静静的哲学家，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强大而令人敬畏的人物；认为他只是个人畜无害的书呆子、在从事许多琐碎的工作，那就低估了他的权能（power）；如果康德（Kant）没有败坏理性主义神学家的上帝，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也许就不会砍下国王的头颅。海涅警告当时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法国人，德国观念论形而上学家——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等人的追随者——是狂热的信徒，他们不会被恐惧或享乐吓倒，总有一天他们会发飙，将西方文明的历史遗迹夷为平地。他宣称，当这场巨大的形而上学冲击使欧洲陷入战争和毁灭时，法国大革命就像是儿戏。毫无疑问，海涅亲身体验过，哲学思想或形而上学思想的力量［比如他听过的黑格尔（Hegel）的演讲］可以是非常巨大的，这样的力量虽间接，但影响深远；哲学家并非人畜无害的文字匠人，而是一股巨大的兼具善恶的力量，是人类最令人敬畏的未被承认的立法者之一。

麦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写在纸上或在演讲中说出的话。语言在哲学活动中并通过哲学活动与实在（reality）相纠结，这种纠结是非常成问题的。就说说像你刚才举例的“什么是权利”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吧：我们是在探究一个词的含义，还是在探究一个抽象实体的本质，而这个实体尽管抽象，但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什么是权利”是何种问题？

伯林：我想，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怎样才能弄清楚何种论证会让你接受如下命题，即你拥有某种权利，比如说获得幸福的权利，或相反，你并不拥有这种权利？”我似乎记得在哪里读到过，当有人对路德（Luther）说，人有资格获得幸福，或者生命的目标就是幸福时，他说：“幸福？不！苦难，苦难；十字架，十字架。”（“Leiden!Leiden!Kreuz!Kreuz!”）这是某些形式的基督教的核心，是最深刻的信仰之一，是对现实的愿景，是大量极不浅薄之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这肯定不是小事。你可以说，我们只是在处理语词——关键词，但终究是些语词。你可以说，我们只是在问“‘十字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苦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这不是要点所在。我们不是语法学家，也不是词典编纂者。为了弄清楚这些词对路德或其他像他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它们在“意味着”（mean）的这个意义上意味着什么，查字典是没用的。

麦基：但问题仍然不完全清楚。如果你不是要从那个意义上找到它们的含义，那么你想弄清楚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毕竟，两三千年来，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一直在探究这类问题，但却没有得出任何公认的答案。这至少说明了问题的特殊性。也许这些问题无法回答。也许你要找的东西并不存在。

伯林：那么，让我们问问自己：“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回答的？”尽管有些过于简单化，但人们可能会说，有两大类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即使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但至少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一类是日常的经验性问题，关于世界上存在什么的问题，是日常观察或科学所要应对的问题。“澳大利亚有黑天鹅吗？”“是的，有的；有人在那儿看见过。”“水是由什么构成的？”“是由某种分子构成的。”“那分子是由什么构成的？”“是由原子构成的。”在这里，我们处于可证实的（verifiable）或至少可证伪的（falsifiable）断言领域。常识也是这样运行的：“奶酪在哪里？”“奶酪在橱柜里。”“你怎么知道的？”“我看过了。”这被认为是对问题完全充分的回答。在正常情况下，我不会怀疑这一点，你也不会。这些被称为经验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么是通过普普通通的常识，要么，在更复杂的情况下，是通过受控观察、通过实验、通过核实假设等。这是一类问题。

还有另一类问题，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会问的那类问题。在那里，你接受某些定义，某些关于如何从一些命题得到另一些命题的转换规则，以及某些使你能够从前提演绎出结论的蕴涵规则（rules of entailment）。还有一组可以用来检验命题的逻辑关系的规则。这完全没有给你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信息。我指的是那些似乎完全脱离事实问题的形式学科：数学、逻辑学、博弈论、纹章学。你没法通过看窗外、看刻度盘、看望远镜或从橱柜里找到答案。如果我跟你说，国际象棋中的“国王”每次只能走一格，你说：“好吧，你说一次只能走一格，但有天晚上，我盯着棋盘，看到‘国王’走了两格。”无法将此视作对我命题的反驳，因为我真正要说的是，国际象棋中有条规则，根据这条规则，“国王”一次只能走一格，否则就破坏了规则。你怎么知道这条规则是真的呢？规则和命令或问题一样，都不是那种可真可假的表达。它们只是规则——你要么接受这些规则，要么接受其他规则。这样的选择是否自由，这些规则的地位如何，本身都是哲学问题，它们既不是经验性问题，也不是形式问题。稍后我会试着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我刚才提到的这两类问题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它们都有明确的方法来找到答案。你可能不知道一个经验性问题的答案，但你知道什么样的答案适合于这种问题、可能答案的范围是什么。如果我说：“恺撒活了多久？”你可能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岁，但你知道如何着手去找答案。你知道该查什么书。你知道什么样的证据会支持答案。如果我问：“泰国有不会飞的鸟吗？”你可能不知道答案，但你会知道什么样的观察结果或没有什么样的观察结果可以提供答案。天文学也是如此。你不知道遥远星球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从未见过，但你知道，如果你能飞到那里，就像现在能飞到月球上一样，也许你就会看到。对于形式学科来说，同样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同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公认方法。大家都知道，通过看、摸或听是没法解决数学问题的。同样，在经验领域，单纯的代数推理也无法找到答案。我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划出的界线过于分明，事实上，描述性陈述与形式性陈述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但这种实证主义的表述方式带出了我想强调的一点，这就是，在这两大类问题之间，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无法用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其中包括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哲学问题初看上去的特征之一是，你不知道去哪里寻找答案。有人对你说：“什么是正义？”或“每个事件都是由先前的事件决定的吗？”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追求幸福，还是促进社会平等、正义、宗教崇拜或知识，即使这些并不能带来幸福？”你究竟如何着手回答这些问题？或者，假设一个愿意思考的人对你说：“你所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你如何区分实在与表象？或问：“知识是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能确定什么吗？除了数学知识，还有什么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或者可以确实地知道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确实知道呢？”你要怎么做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毕竟这时候没有任何科学或学科能让你说：“嗯，现在有专家了。他们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善的和对的，他们能够告诉你是否一切都是因果决定的，幸福是否是人类的正确目标，以及什么是权利和义务，什么是知识、实在和真理，诸如此类；你只须听他们的。”数学家当然可以回答数学问题。但是，你不会认为，存在着绝对可靠的道德学家或形而上学家，他们能够给出绝对明确的答案，任何能够依循其推理的人都必然会接受这些答案吧？这些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就令人困惑，让人不知从何下手。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普通人如果一个劲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往往会陷入精神痉挛的状态，直至他们停止提问，转而思考其他事情。

麦基：你现在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根本问题上，以至在我们进展到下一步之前，我想先巩固一下我们已经达成的立场。你的意思是说，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问两类问题。第一，存在关于世界的问题——人类一直在试图了解和掌控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在应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这些关于世界的问题最终只能通过看看这个世界来回答：调查、观察、测试、实验，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事实性的，或者用哲学家的话说，是经验性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经验性问题。第二种问题是比较抽象或形式性的问题，比如数学或逻辑学问题，或者，你刚才提到的博弈论或纹章学问题。这类问题涉及形式系统中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无法通过查看世界来获得答案。不过，这么说并不是说它们远离我们的日常关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形式系统就是算术，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用它来计数、报时、找钱，等等——一个抽象的系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可能非常有用和重要。

因此，我们知道如何成功地处理两大类问题：一类是经验性问题，涉及查看事实；另一类是形式问题，涉及在形式系统中将一事与另一事联系起来。几乎所有的问题，也就是几乎所有的知识，都落入这两个筐中的一个。但哲学问题并非如此：哲学问题的标志差不多就是它不落入这两个筐中的任何一个。像“什么是权利”这样的问题，既不能通过向窗外看来回答，也不能通过考察形式系统的内部融贯性来回答。所以，你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答案。拥有一个萦绕心头的问题，却不清楚如何寻找答案，这就是你所说的哲学的起点。

伯林：你说得比我好太多了。清楚得多。

麦基：但只有在你先说出来之后，我才能以你的说法为起点。

伯林：我接受你的重述，改进很大。

麦基：但那个问题仍然挥之不去：对于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伯林：那么，你就必须要问：“为什么我们要佩服那些讨论过这些问题的思想家呢？”我认为我们之所以佩服他们，是因为他们设法重述了问题，使某些答案至少看起来可信。当做一件事没有既定的方法时，你就尽力而为。你就会绞尽脑汁把它搞清楚。你会说：“当我问‘万物都有目的吗？’这样的问题时，这是个什么问题？我想要什么样的答案？什么样的论证会让我认为一个特定的答案是对还是错，哪怕是让我认为它值得考虑？”哲学就是干这个的。我记得E. M.福斯特曾说过（我承认我不记得他在哪儿说的了）：“所有东西都有跟它相像的东西，所以跟这个相像的是什么？”碰到哲学问题，你往往会先这样问问。历史上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某些重要的、实际上关键的问题似乎一直处于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人们对它们深感忧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问题与终极价值高度相关。教条主义者，或那些不加质疑地接受神圣典籍或先师的箴言的人，并不忧虑。不过，可能总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且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些答案？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我们确定他们知道吗？我们怎么能确定他们知道呢？他们说是上帝（有时是大自然）告诉他们的——但上帝（就像大自然那样）似乎会给不同的人不同的答案。哪个是正确的呢？”

有些问题的表述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以至可以归入我们两个筐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从历史上来看）。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我们以天文学为例。在14世纪，把天文学看作一门哲学学科是有道理的，因其断言既不是纯经验性的，也不是形式性的。比如，人们认为，行星必然在圆形轨道上运行，因为圆形是完美的图形。无论圆形是完美的图形这个命题的地位如何——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成是形式命题——而“行星既然被认为是在进行完美的运动，就一定进行着圆周运动，就不可能不如此”这个更进一步的命题似乎既不是经验性的，也不是形式性的：你不能通过观察或实验来确定它的真理性，或确定任何必然的真理；你也不能仅凭逻辑或数学证明来证实有关行星是什么或做什么的事实性概括。只要人们知道恒星一定——依某种必然性——按照某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运行，而行星必须遵循某些其他的运行方式——只要他们声称知道这一点，而且是基于形而上学或神学的理由知道这一点——那么把这门学科视为哲学就是恰如其分的。与之密切相关的占星术领域也是如此。后来，众所周知，天文学逐渐成为一门格外倚重观测的科学。它摆脱了形而上学的预设，现在已经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常规领域，用假设——演绎的方法展开研究，并接受经验检验。这样一来，它就顺理成章地不再是哲学性的了。

哲学事业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它不断地把自身的某些部分投入经验性和形式性这两个筐里。我记得我已故的同事奥斯汀（J.L. Austin）¶曾经说过，哲学的太阳逐渐喷出大量燃烧的气体，这些气体自身变成了行星，并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哲学史可以提供这一过程的主要例子。就此而言，比如，当经济学还与许多形而上学假定混在一起时，它是哲学的一部分，但随后它逐渐成为或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麦基：不过，即使各个研究领域已经独立，像你说的经济学或天文学（昨天是心理学，今天是语言学），仍然存在着关于这些不同学科的哲学。如果说这些学科一旦独立出来，就与哲学再无瓜葛，那也不尽然。

在任何活动领域，人们都会使用某些基本术语——我更愿意说基本概念（fundamental concepts）。物理学家们一直在谈论光、质量、能量、速度、重力、运动、测量、时间。政治家们不断在使用“自由”“平等”“社会正义”等术语。律师们不断在使用“有罪”“无罪”——当然也有“正义”，尽管他们在用这个术语时的意思不同。一般来说，实际从事这些领域的人都不太花时间争论他们使用的术语，我敢打赌，大多数物理学家终其一生都没有和另一个物理学家争论过一次光是什么，或者他们所说的“能量”是什么意思，但有个人走过来说：“是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说的‘能量’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说的‘测量’是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测量某样东西时，我们在做什么？”他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哲学家，对这类问题的讨论就叫作科学哲学。同样地，被称为政治哲学家的人会问：“我们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有法哲学家问道：“我们所说的‘正义’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每门学科或每项活动都有其哲学，它不仅包括对其特有概念和模型的阐明，还包括对其目标、方法以及与之相适配的特定论证、证据和程序的批判性讨论。换句话说，哲学可以试图阐明任何概念或者分析任何活动。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哲学是一种活动而非一套学说的意思。当然，由此可见，哲学活动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事实上，哲学家们确实一直在大量地做着这样的研究。当然，最值得考虑的活动，实际上是那些处在哲学之外而从某种角度说对人类生活至为基本的活动，尽管我认为，传统上，哲学家们对何为这些活动的看法过于狭隘。同样，最值得研究的概念实际上是基本概念，无论是日用的基本概念，还是人类思想或人类活动的某些特殊领域所特有的基本概念。在这种研究中，哲学家努力做的就是探入我们思维的预设——研究、揭示并向我们摆明隐匿在我们的基本术语以及我们对这些术语的使用方式中的假定，这些假定被偷偷带入我们的结论，这意味着也被带入我们的看法和行动。

伯林：我觉得这是对的。有些游泳者如果开始思考自己如何游泳就动弹不得。物理学家是真正游泳的人。至于“游泳需要什么”或“游泳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则是外部观察者更容易处理的。善于分析自己所使用的概念的科学家极其罕见，尽管他们确实存在，比如，爱因斯坦（Einstein）和普朗克（Planck）知道关于词的词和关于事物的词之间的区别，或者概念和经验数据之间的区别；我还能想到另一些仍然快乐地与我们为伍的人，他们知道这一点并能讲出哲学上的道理。但是，通常来说，即使是他们中最有天赋的人，也往往过于沉迷于自己的活动，而无法退后一步，审视其工作和看法所依据的假定。

麦基：你是否曾想过“光是什么？善好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这些非常像孩子们提出来的问题？

伯林：是的，我想过，我确实经常这么想。孩子们通常不会问：“时间是什么？”我想，孩子可能会说：“我想见见拿破仑。”（比方说，对于一个热心的历史老师的孩子来说，这似乎是件很自然的事情。）父亲告诉他：“不行，他已经死了。”然后孩子说：“那对我有什么妨碍呢？”如果他的父亲足够老练，他会解释说，拿破仑的死导致他的尸体在土壤里分解，其原始成分已经消散，被埋葬的人无法复活。但如果孩子也很老练，他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把所有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呢？”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堂物理课或生物课。于是，孩子可能会说：“不，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现在不想看重新组装的拿破仑，我想回到过去，看看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时的样子。这才是我想要的。”父亲说：“你看不了。”“为什么看不了？”“因为你不能回到过去。”“为什么我不能回到过去？”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哲学问题。这里的“不能”是什么意思？表达出不能回到过去这一点的“不能”，是你说的“二乘二不能是七”中的“不能”，还是“你不能在凌晨两点买香烟，因为法律禁止这样做”中的“不能”？或者更像是“我已不能忆起”或“我不能靠着一厢情愿就让自己长到九英尺高”中的“不能”？什么样的“不能”回答了“我能看看奥斯特利茨战役吗”？我们一下子就陷入了哲学之中。有人可能会告诉孩子：“因为时间的本性如此，所以你不能。”但紧接着有哲学头脑的人会说：“不，不，不存在时间和时间的本性这样的东西。关于时间的陈述可以转化为关于‘之前’‘之后’和‘同时’发生的事情的陈述。把时间当作一种东西来谈论是形而上学的陷阱。”现在我们就上道了。大多数父亲都不愿用那种方式回答孩子们纠缠不休的问题。他们只是让他们闭嘴，不要问愚蠢的问题，走开，别再烦人。但这种问题总是反复出现；而哲学家是不会对这些问题感到厌烦或恼怒，也不会被这些问题吓倒的人，他们乐意应对这些问题。当然，孩子们最终习惯于压抑这些问题。这太可惜了。那些没有完全受此影响的孩子有时会成为哲学家。

麦基：你是否认为哲学家们身上可能因此会有些孩子气？

伯林：那倒未必。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很像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大街上的普通人无法回答的，因此，他们有时会有些不耐烦地不予理睬。当然，另一方面，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并不都是简单的。今天的科学哲学家往往也会提出像“夸克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夸克”是物理学中一个非常神秘的术语。夸克是实体吗？是一样东西？是一种运动？是实体之间的关系？黑洞是什么？一个空间，一道口子？夸克是黑洞吗？（这类洞是什么？）或者也许它们是数学公式——像“和”“任何”或“谁”这样的逻辑工具，在所谓的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对应？或者夸克是现实与逻辑的混合体？这个术语是怎么用的？说“我们在下列科学公式或论证中使用‘夸克’一词”就够了吗？似乎还不够。分子大概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原子也是。电子、质子、伽马射线、中子则更不确定。那量子呢？人们对它们感到迷惑不解。有人告诉你，有种东西——一个电子——从一个轨道跳到另一个轨道，而没有连续地穿过中间的空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谈论的话。这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东西能按日常的、常识性的思维来设想吗？从表面上看，这里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这是否就像说：“我的脚踝有轻微的刺痛感——这个感觉现在到我膝盖那里了——当然，这个感觉并不一定沿着我的腿连续传递，因为并没有这‘个’感觉；先在一处有一个感觉，然后在另一处有另一个与前者相似的感觉？”这就是答案吗？你可以说：“这疼痛已经离开了我的腿，来到了我的手臂。”这给人的印象是它以某种方式往上移动；但不是的，你想表达的不是这话字面上的意思。先是这儿疼，然后那儿疼——两者之间什么也没有。是这样吗？这是一个有用的类比吗？还是说，实情完全不同？这样的回答会导向荒谬的、最容易误导人的比喻吗？科学语言是在描述什么吗？还是说，它和数学或逻辑学一样，只是描述性或解释性语言的骨架，而非血肉？还是说这也不是实情？呃，那该如何寻找答案？物理学家很少能帮上忙。他们告知人们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就该由哲学家来说：“好，他们是这样使用这个术语的。他们以X而非Y的方式使用它。当他们说‘夸克’，说‘正电子’，说‘量子跃迁’，他们使用术语的方式更像我们大家使用这个词或那个词的方式，而完全不像我们使用那个词或别的什么词的方式。因此，不要错误地假定他们所说的与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使用方式之间存在某种简单的类比。否则，你就会得出错误或荒谬的结论，或建立起一个不必要的形而上学体系。”

麦基：有些哲学家把你现在所说的看作哲学活动的特有标志。我们思考问题时都会犯所谓的“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s），也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个术语用得好像和它实际所属的类型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这就使我们陷入了各种错误和混乱。有人认为，哲学家特有的任务就是解开这些困惑，告诉我们错在哪里以及我们是怎么出错的。近来持此观点的一位哲学家是吉尔伯特·赖尔††。在他最为人所知的一本书中，他认为我们往往会在心智概念上犯极其严重的范畴错误。我们往往认为，心智是一个不可见的实体，像机器里的幽灵那样居住在身体里，从其内部操控身体，端坐其中，秘密地独享着一个非身体经验之流。赖尔认为，这个模型完全错了，它把我们带入了无尽的混乱和错误。他试图通过展开相当详尽的概念分析表明这一点，而这本书正是致力于此，因此书名定为《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反驳他，主要有两种做法，而这种情况是相当典型的‡‡：要么否认我们以他所说的方式使用这个概念，要么同意这一点，但否认这么做会带来他所说的误导性后果。哲学家之间关于其他概念的许多争论都属于这类。

伯林：在我看来，赖尔过于行为主义了——但我同意，澄清（概念）（clarification）无疑是哲学的任务之一，也许是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哲学家们也在努力引起人们注意一些实质性议题，这些议题是提出他们所澄清的问题时会涉及的。

麦基：这一点上我觉得你需要多说点儿。对于外行人来说，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试图回答无法确定的问题可以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怎么才能取得进展呢？

伯林：嗯，你总可以往找到答案的方向走几步。通过澄清概念，有时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的提法是错的，比如，就像我刚才试着说的那样，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跟形式问题混在一起的经验性问题。我再举个道德哲学的例子，道德哲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域，因为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确要处理道德问题。假设我们问一个部分属于道德、部分属于政治的问题，一个在医院里再普通不过的问题。医院里有些透析机。它们价格不菲。它们数量不多。很多人患有肾病，透析机对他们来说性命攸关。在我们看来，有天赋的人或重要人物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益处，那我们是否应该把仅有的几台机器只给他们用呢？如果有位伟大的科学家患有肾病，我们仅有的一台机器是否应该只留给他一个人？如果有孩子生命垂危，而透析机能救他一命，我们该如何取舍？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人里谁会对社会最有益？”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实际选择问题。道德哲学家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他不能说“救伟大的科学家”或“救孩子”。作为一个人，他可以这样做，但如果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道德哲学家，他就能够向你解释其中所涉及的各种考虑。他会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在寻找什么？你关心的完完全全是人类的幸福吗？这是你唯一的考虑吗？如果是，那么我敢说，救科学家是正确的，因为他可能比这个孩子带来更多益处，无论孩子多么无辜。还是说，你也相信所有人都有某些基本权利，所有人都有平等的获救权利，甚至不应该问两个人中谁‘更重要’？这是你的想法吗？那么，”他可能会继续说，“这里存在价值观的冲突。一方面，你相信要增加人类的幸福，但另一方面，你也相信，对生命和其他基本权利的诉求进行分级，从而在应该平等的地方制造一个诉求的等级体系，这是错误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些目标相互冲突。”

雪莱（Shelley）的岳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则没有这样的疑虑。他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生活在17世纪末著名的、圣洁的法国大主教费奈隆（Fénelon），据说，他面临着冒着生命危险跳进火里去救一名男仆的问题。戈德温断言，既然费奈隆对人类的发展显然比仆人重要得多，那么仆人本人宁愿自己死也不愿费奈隆死才是“正义的”。由此可见，费奈隆不仅可以不去救男仆，而且他想去救仆人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你说：“什么！你谴责英雄主义？谁若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他总该受到钦佩吧？”戈德温不得不回答：“当然不是。这是个非理性的选择。”但是假如有生命危险的是你的妻子或母亲呢？戈德温说得很清楚（我凭记忆来引述）：“我的妻子或母亲可能是个傻瓜、妓女，她也许恶毒、谎话连篇、惯于欺骗，如果是这样，那她们是我的（妻子或母亲）又能怎么样？‘我的’这个代词有什么魔力能推翻具有永恒真理性的决定？”他的话大意如此。这是一种狂热的理性功效主义，我们拒绝它是可以理解的，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戈德温对任何理性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给出的答案也毫无疑虑。这至少有助于澄清问题：如果我们拒绝戈德温的回答，我们知道我们在拒绝什么，而且至少我们已经走在找出我们这么做的理由的路上。

麦基：当你在透析机的例子中说优秀的道德哲学家不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时，你说了一些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极其重要的东西。许多人来到哲学领域，都希望有人告诉他们如何生活，或者希望得到一份对世界的解释以及对生活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至少有了前一种愿望，就意味着想要放弃个人责任。人不应该希望别人告诉他如何生活。因此，人们不应该到哲学中去寻找明确的答案。至于寻求对自己生活的澄清，或对自己所面临的特定问题的澄清，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样人就可以更有效地为自己负责，并在对利害关系有更全面、更清晰的理解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伯林：你说的这番话叫人感到痛苦，不过，与大多数道德家不同，我同意你的说法。大多数人确实都想知道答案。屠格涅夫曾经说过，他的小说遇到的麻烦之一，也是他的一些读者被小说惹恼的原因之一，是他那个时代的俄罗斯读者（实际上，我们可以补充说，直到今天都是如此）都希望有人告诉他们该如何生活。他们想弄清楚谁是英雄，谁是恶棍。屠格涅夫拒绝告诉他们这一点。托尔斯泰（Tolstoy）则毫不让人对此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许多其他作家也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在狄更斯（Dickens）笔下，孰是孰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毫无疑问。在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作品中也没多少疑问；易卜生钦佩谁，鄙视谁，同情谁，一目了然。但屠格涅夫说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描绘他所看到的人类。他不想引导读者。他没有告诉读者，他作为作者站在哪一边。屠格涅夫认为，这让公众感到困惑和烦恼，让读者自行其是，而这是人们所讨厌的。契诃夫（Chekhov）对此表示赞同，但与屠格涅夫不同的是，他没有抱怨。他们肯定是对的。指导人们的生活不是道德哲学家的事，就像不是小说家的事一样。道德哲学家的职责是把问题和可能的行动方案摆到人们面前，向人们解释他们可以选择什么及其理由。他应该努力阐明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揭示种种可能性及其蕴意，展示每种可能性的特点，而且不是孤立地展示，而是将其作为更广阔背景之中的一个要素，也许是作为一整个生活形式中的一个要素。此外，他应该表明，一扇门的打开如何导致其他门的打开或关闭，换句话说，他应该揭示一些往往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不可避免的不相容、冲突；或者再换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说，他应该指出一次行动、一整个生活形式所涉及的得失，这种得失通常不是数量上的，而是在绝对的原则或价值层面上的，因为这些原则或价值不可能总是和谐统一的。当一位道德哲学家以这种方式将行动置于其道德背景之中，确定它在道德地图上的位置，将其特征、动机、目标与它所属的价值集合联系起来，勾勒出其可能的后果及其相关影响，以他所拥有的全部知识、理解力、逻辑技巧和道德情感，提供支持或反对它的论证，或同时提供支持和反对它的论证——那么，他就完成了作为一名哲学顾问（philosophical adviser）的工作。哲学家的职责不是传道、劝诫、赞美或谴责，而只是为人的心智投下光亮——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予人助益，但随后应由每个人或每个群体根据他们的信仰和追求（这种信仰和追求永远都不嫌多）自行决定。哲学家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阐明利害关系。不过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对此，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康德、密尔（Mill）和G.E.摩尔（G. E. Moore），以及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绝大多数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所做的恰好相反，他们告诉人们如何区分好坏、对错，并倡导正确的人类行为形式；这看起来显然与我的观点不符，我的观点是，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评估赞成和反对的理由，澄清可能的选择行动路线的蕴意，而不是指出哪种选择是正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在第16—17页说的是真的，那么哲学就有双重任务：审视并且尤其是批评人及其行动所做出或暗含的价值判断的预设；同时也应对其他问题，通常是一阶问题，也就是那些没放进而且可能永远放不进经验性和形式性这两个筐的问题。既然在我看来规范性问题（normative questions）属于这一中间范畴，那我不想别人把我理解为，说对这类一阶问题或判断的一般原则的批判不在哲学的范畴之内。远非如此：我只是说，哲学家未必比其他人更善于解决特定的行为问题，只要后者对支持或反对具体情形引出的蕴意或核心原则的论证有足够清晰的把握。这实际上是说，任何为公认的经验性和形式性学科和技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寻找一般性答案的人，无论他是否知道答案，他都在从事一项哲学事业，而努力找到与价值有关的原则问题的答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麦基：之前你用过“生命的目的”这个短语，我再次提到它是因为它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息息相关。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生的目标就是哲学所涉及的全部，哲学家就是一群也许异常明智或聪明的人，他们深入思考并且永远在相互讨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者生命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你认为哲学家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在做这件事？

伯林：有些人在这么做，毫无疑问。伟大的哲学家一向在做这件事。但问题本身却相当模糊。如果你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这听起来很学究气或含糊其词，但其实未必：人们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它）就是，或者应该是：“你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有一些规则管辖着语词的使用，而语词的使用服务于传达思想、信息、指示或其他任何东西的目的。我认为，在这类短语中，“生命的意义”真正的意思是“生命的目的”。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希腊思想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们是基督徒，或受基督教影响，说起来还有一些人受犹太教影响——都坚信宇宙万物皆有其目的。每一个物件和生物都是带着目的被造出来的，这个目的要么是上帝创造的（有神论者持有此观点），要么是自然创造的（如希腊哲学家及其门徒所认为的那样）。理解某样东西就是理解它的目的。也许你找不到答案，因为你不是上帝（或自然），你也不是无所不知；但你知道一些事情，因为它们是作为启示真理赐予人类的，或者因为你被赋予了某种形而上学的洞察力，能够洞察物件或生物自然追求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关于意义的问题就说得通了。然后你说，“让我们说，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崇拜上帝并且侍奉他”，或者说“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发展他们所有的能力”，或者“为了获得幸福”，或者你的哲学所宣称的无论什么目的。一个人宣扬一种关于受造和非受造之物或人的目的的学说，其他人对此则持有另一种观点，两千年来争论不断。该传统在17世纪被打破了，比如，斯宾诺莎（Spinoza）否认问事物总体上是否有目的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目的外加给事物，它们就有了目的。钟表之所以有目的，是因为我们制造它是为了显示时间，或者如果它很老旧，不再有用，但很漂亮，那么它之所以有目的，是因为我用它来装饰我的墙壁——这就是它的目的，是我外加给它的，更准确地说，这是我的目的。如果有人拿走了它，并且将其用于其他目的，那么“它的”目的就相应改变了。但如果你问：“一块石头有什么目的？一片草有什么目的？”答案也许是：“没有，它们就在那里。”你可以描述它们，你可以发现支配它们的规律，但万物皆有目的的想法根本就是不正确的。万物是否有目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哲学问题，关于该问题，正反两方都有大量争论。

我想今天的大多数人，如果被问到是否认为万物的存在都有目的，他们可能会表示怀疑。我认为，大多数信奉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人可能会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植物和动物被造出来是为了服务于人类，宇宙万物被造出来是为了服务于上帝，诸如此类；但该观点绝非被人普遍接受。这是一个神学问题，但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什么可能算作支持万物皆有目的这一命题的证据？反对它的论证是什么？事实上，说万物皆有目的有意义吗？如果万物皆有目的，你确定你能理解“目的”这个词的意思吗？通常情况下，你可以用缺乏某种特征的同类事物来定义该特征。你知道蓝色是什么，因为你把它与其他有颜色但不是蓝色——而是绿色、黄色——的东西做了对照。你知道什么是有目的，因为你也知道缺乏目的意味着什么。但如果目的是某一事物是其所是的一部分，如果任何事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不可能被设想为缺乏其自身特有的目的，因而万物都自有其目的，那么既然“目的”一词不能区分一物与另一物，它还有明确的含义或用法吗？如果“目的”不是一个普遍的特征，那么我们又如何发现什么东西有目的，什么东西没有？这是非常深刻地触及人类生活的东西。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一个很不学究的论证的好例子，对人类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万物皆有其目的，那么许多重要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比如，自然权利的实在性，人类目的的本性，人们被允许或不被允许做什么，什么是人、什么是非人，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不自然的——当人们谈论一个不自然的孩子，即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或谈论不自然的恶品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暗示，无论正确与否，人被造出来是有一定目的的，而这些反常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该目的。

麦基：你说得好像这类人在暗示有种东西叫“自然恶品”（natural vice）。

伯林：我想他们确实是在暗示。他们会认为有种东西叫作自然恶品。某些恶品在人们看来是平常的、或大或小的恶品，是所有人都可能有的恶品，但另一些恶品则是骇人听闻的，是对自然秩序的倒错，而维护自然秩序才是事物的正当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关于语词意义的讨论，但如果把它说成只是一个语言上的问题、一个言辞上的观点，那就太荒谬了。

麦基：现代世界有种众所周知的哲学，也许是最有影响力、最受广泛讨论的哲学，它确实给了人们所有的答案，确实为人们提供了对世界、对历史、对一般而言的生命的完整解释，确实为每件事、每个人都赋予了目的——它就是马克思主义。你认为这是它与其他哲学的区别吗？

伯林：不，我认为区别不是这一点，或者说不仅仅在这一点。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开创者也曾试图这样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后来的思想家中，黑格尔和奥古斯特·孔德§§试图包揽整个经验。不同之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整体来看，它想要废除旧有意义上的哲学，转而树立关于社会的科学，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声称自己就是这样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自称为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历史理论，是关于人类自古以来如何发展的理论。根据它的观点，该发展取决于人类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的增长。生产——谁控制着生产资料，控制着材料、工具、人员，控制着这些资料如何使用，产品如何处理——决定了其他一切：权力的分配——谁是富人谁是穷人，谁是领主谁是奴隶或农奴，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农民、工厂工人等各行各业的人——其实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法律、政治、艺术、科学和主流观念。依这个观点来看，人们所做、所虑、所想象、所欲求的一切都必然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针对体现和表达整个态度的思想、价值、理念，首先要提出的不是诸如“它们是真的吗？”或者“它们本身好吗？”这样的问题，而是“它们促进了什么利益？”“它们对哪个经济阶级有利？”历史是一出戏剧，主角是各经济阶级，他们卷入了持续不断的斗争。所有思想，包括哲学学说在内，都是这些斗争的武器。原则上，不可能有客观性，不可能有什么俯瞰整场战斗的位置，能让人在那里冷静和淡定地观看。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学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是一个必然发生战争、革命以及无数残酷和苦难的进步故事，但却是一出结局圆满的戏剧。真与假、对与错、美与丑都由阶级利益决定。

由此可以得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哲学必须融入一门科学的观念社会学（a scientific sociology of ideas）之中。哲学理论应同其所构成的总体观点（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和评价，而这个总体观点又取决于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需要。像康德或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哲学家可能会认为，他们正在寻找并确实提供了关于物质对象的本质、因果关系或人类知识等问题的客观答案，并且会认为，如果这些答案是真的，那它们就永远是真的，而且对它们的探求是客观公正的。但如果他们这么想，那就错了。这些问题是当时技术的特定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智性产物；它们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因此，哲学问题最终总能被揭示为实践问题。专注于纯理论有时可能被证明只是一种伪装，是那些尚未准备好面对社会问题的人逃避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因此被证明是一种默许，意在维持现状，维持这个由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社会，无论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一旦人们掌握了这一基本的、变革性的事实，他就无须再成为未知力量的牺牲品，该力量在简单的头脑中会滋生迷信和恐惧，而在更复杂的头脑中则会滋生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哲学的幻想。人们现在掌握了一门科学——至少在原则上像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那样确定，这将使人们能够依据自己对人的社会本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合理地组织他的生活。

这是各种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巨大主张。他们把以往的哲学看作历史上彼此相续的总体观点，即所谓的“意识形态”，它们随着产生它们的社会条件而消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把哲学解释掉，把它变成一门社会科学，它与其说解决哲学问题，不如说把哲学问题化解为实践问题——首先是社会和政治实践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已经找到了科学的答案。……我想说，马克思主义者说思想的风潮植根于社会实践，这很可能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会随之消失，更不是说这些问题会由社会实践得到解决。几何学可能源于早期建筑师——金字塔建造者或其前辈——的需要；化学可能始于法术；但拓扑学或遗传编码的问题，或者像“‘圆不能是方的’是哪种命题？”这样的逻辑学问题，都不能通过实践来解决。核心理论议题只能通过理性思考——数学、哲学、法律、语文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的思考——得到解决，根据每种情形的要求，这种思考常常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学说无疑是对某些知识领域——比如社会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并且可能对伦理学和美学产生激进的影响；但它（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并不是整个理论领域的“万能钥匙”，即使作为一种探究方法也不是。但即使作为一种探究方法，它也不是（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整个理论领域的通行证（passe-partout）。尽管马克思没有写过系统的哲学著作，也没有声称自己创造了一门普适科学，但他最出名的门徒则不同，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使用普遍适用、普遍有效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是掌握人类一切探究钥匙的总体科学。我必须承认，不论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对“辩证”一词的无数阐释中的哪一种，我都觉得上述看法并不合理。

麦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有广泛的吸引力（……曾经一度强有力），部分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一套清晰易懂的模型：历史的模型和社会的模型，从而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型。现在，不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地位如何，这就引出了我要向你提的问题，也就是模型在思考中的地位问题以及我们批判模型的重要性，而这种批判是一项哲学活动。我之前讲过哲学和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阐明概念，但这实际上只是其中一项任务。概念可以说是我们思考的结构单元，而我们在思考时当然不仅使用结构单元，还使用整个结构。这些结构通常被称为“模型”（models）。比如，当谈到社会时，有些人会把它想成机器，由人组装来完成某些任务，其中，所有不同的活动部件以某些方式相互连接。但其他人会认为社会是有机体，类似于活物那样生长，就像橡子长成橡树。无论你认为社会是机器还是有机体都会带来巨大的实践后果，因为——这取决于哪种模式主导着你的思考——在政府、政治和一般性社会问题上，尤其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和态度。对过去、对发生变革的各种方式，你也会有不同的态度。

如果不使用模型，我们是否还能够进行思考，这一点值得怀疑，然而，模型却以我们大多没有意识到的各种方式影响、塑造和限制着我们的思想。现在，哲学的功能之一不就是揭示那些提供了我们思想（往往）隐秘结构的模型，并对其进行批判吗？

伯林：是的，在我看来确实如此。马克思主义本身很好地说明了你的意思。马克思主义把它的模型建立在一种类似于演化论的理论之上，它把这种理论应用于一切思想和现实。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认为，政治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流变的模型的历史，而考察这些模型是一项重要的哲学任务。很多时候，你向人们解释物事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某种类比，从已知迈向未知。你发现自己面临着令人费解的问题：“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你可能会从寻找类比入手。人性就像——什么呢？设想我们看看动物学。我们对此颇有了解；或者看看植物学，我们也知道很多。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人性问题呢？我们正在建立一门关于自然界所有生物的普遍科学——一门关于所有生命形式的科学——或者说，至少早在18世纪，这种想法就已经相当普遍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假定人类是与众不同的呢？动物学家已经发展出了研究比如海狸或蜜蜂的社会的方法。孔多塞¶¶宣称，假以时日，我们将拥有一门建立在同样理性的自然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关于人的科学。

我想，是怀特海***说过，哲学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因为正是柏拉图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重大问题。也许罗素把其中部分功劳归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是对的。这些希腊哲学家认为数学是知识的典范，因此他们认为只用数学术语就能正确解释宇宙。实在是一个用数学组织起来的结构，其中的一切都精确吻合，就像在几何学中一样。亚里士多德更喜欢发展和实现的生物学模型。斯多葛学派倾向于物理学类比。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使用亲属关系的概念——家庭的概念：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以及子女之间的关系——来阐明上帝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17世纪，人们试图用法律模型来解释社会的本质，从而产生了作为基本社会纽带的社会契约的思想。新模型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为迄今为止晦暗不明的物事带来了新的光照。人们觉得，旧有模型——比如说中世纪的等级模型——把宇宙的永恒的秩序构想为一座金字塔，上帝位于塔顶，低级造物位于塔底，上帝赋予了每个生灵和无生命的东西自己的特定功能——苦难是一种错位，是认错了自己在神圣秩序中的位置——事实上，这并不符合我们的经验。我们当真相信，国王、伟大领袖或封建领主身上有着某种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内在优越性吗？这符合我们对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吗？我们依据什么认为政治秩序是合理的？——换句话说，一个人为什么应该服从另一个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社会契约概念所表达的“同意”（consent），不该是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唯一有效基础吗？新模型由此将人们从旧模型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不过，这种新模型反过来掩蔽了旧模型所揭示的一个真理：个人和团体（行会、行业、专业、志业）为共同利益做贡献的功能性义务，以及社区意识，为共同目标服务的和谐合作的意识——这些都与往往从物质角度理解的个人利益的追求相对立，而社会契约理论似乎把社会联系、政治忠诚和个人道德都化约为追求个人利益。因此，社会契约转而又被另一种模型取代，该模型的基础是与植物或动物的有机生命进行类比，从而将人类从机械论的前身中解放出来；紧接着是另一种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和自发的艺术创作观念，启发出天才领袖塑造人和社会的愿景，就像诗人、画家和作曲家创造艺术作品一样。有时，该模型是由遗传学——人类学或有机论——心理学以及诸如此类的几个观念混合而成的。如何解释这些范式（paradigm）的更迭？每种范式都有相应的语言、形象和思想，它们既是理论和实践转变的征兆，也参与到这种转变中，而这种转变有时会走向革命。对于这个重要而又晦暗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找到部分答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发展出不同的需要和问题，而且实际上他们也会受到不同需要和问题的困扰——对于社会中在道德和政治上最敏感、最活跃的那部分人来说，旧有看法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在他们看来格外具有压迫性的问题。这一过程的原因往往是经济方面的，即使这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提供了全部解释；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一过程在意识层面上表现为伦理和政治的理论与理念的转变，这些理论和理念的中心就是那些变动不居的关于人和社会的核心“模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这些模型思考和行动。

麦基：很多人自认为不事虚文、脚踏实地、讲求实干，却把对模型的批判性考察视为不切实际的活动而不予考虑，这似乎令人惊奇。如果你不把你思维的预设揭示出来，那你就仍只是主流观念的俘虏，不管这些主流观念在争论的问题上碰巧有什么样的说法。这样，你所处时代的模型，或你的生活的模型，都会成为你的牢笼，而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伯林：确实如此。

麦基：无论如何，还有什么能比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来得更为实际呢？比如，它们对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有直接而且明显的影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更不用说其他的了，都是哲学思想如何能够并且确实对人类产生直接实际影响的例子。所以，认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脱节的观点本身就跟现实生活脱节，是完全不现实的。

伯林：我完全同意。如果普通人不这么想，那是因为有些哲学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有时使用了没必要的深奥的语言。不过，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如果一个人真正着迷于一个主题，他会不由自主地着迷于其细节。虽然伟大的哲学家总是以能够打动普通人的方式说话——这样一来，普通人至少以某种简化版本理解了这些话的本质——但小哲学家有时往往过分专注于主题的细枝末节。罗素曾经说过一句在我看来深具洞察力的话，而且我认为他说这话有些出乎意料：伟大哲学家的核心视域本质上都很简单。而详细的阐发并不来自我所说的——也许我说得过于简略——他们的世界模型，也不是来自他们看待人和世界的本性与生活的方式，而是来自对这些观念的辩护，所针对的是真实的或想象出来的反对意见。这里面当然有大量的巧思和技术语言；但这只是精心制作的武器装备，是城垛上用来抵御一切可能对手的战争器械；堡垒本身并不复杂：论证、逻辑力量一般来说是攻防问题，而不属于中心视域本身——它们清楚，容易掌握，相对简单。认真阅读过他们著作的人，都不难认定柏拉图、奥古斯丁（Augustine）、笛卡尔（Descartes）、洛克（Locke）、斯宾诺莎或康德的世界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当代大多数有名望的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的基本信念很少受到严重质疑，而且普通人也能理解；这些信念并不深奥难懂，也不是只有专家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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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简称OM），“全球最负盛名的荣誉之一”，由英王爱德华七世于1902年设立，旨在表彰军事、科学、艺术、文学等方面有杰出成就之人士。功绩勋章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骑士勋章，只作为英联邦君主的私人恩赏，获勋者也无法得到贵族身份，但可在其姓名之后冠以“OM”荣誉称谓，并位列万神殿之中。——译者注

†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是由亨利六世（Henry Chichele）于1438年为纪念反法庭之役去世的战士所建。现在该学院主要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与其他牛津学院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自己的学生。每一年，万灵学院都会补充新成员，即邀请牛津大学中最优秀的学生参加由万灵学院组织的一场考试，其中最出色的两名学生将会成为万灵学院的新成员。——译者注

‡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的缩写“Gestapo”的音译，由党卫队控制。它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后加入大量党卫队人员，一起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屠杀无辜。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盖世太保发展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统治机构。纳粹通过盖世太保来实现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译者注

§参见第27—28页。——原注

¶参见：第6章，第178页；第7章，第198页以下；第10章，第286页以下。——译者注

**奥斯特利茨战役（Battle of Austerlitz），发生于1805年12月2日，又作奥斯特里茨战役，是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著名战役。因参战三方的君主——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俄罗斯帝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均亲临战场，御驾亲征，所以又称“三皇之战”。军事历史学家经常将这场战役视为拿破仑的战术杰作之一，拿破仑大军在奥斯特利茨的军事胜利结束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译者注

††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英国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创始人之一。早期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因经常去听维特根斯坦的课，转而开始吸收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赖尔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书中，该书被看作赖尔全面向传统哲学挑战的一个标志，也被看作其日常语言思想的主要代表作。——译者注

‡‡这里的意思是说，有这样两种反驳方式是哲学论辩的典型情况。——译者注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创始人。他正式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因此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他创立的实证主义学说是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译者注

¶¶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18世纪法国最后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誉。在法国大革命前，他就已经克服了那时特权阶层特有的顽固不化。孔多塞提出了著名的“投票悖论”，也就是“孔多塞悖论”。——译者注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因其在数理逻辑、科学哲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成就而闻名于世。他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巨大进步。怀特海同时也创立了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