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有关行政学本土化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它深刻影响了行政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各国公共行政的实践。行政学最早是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的。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在他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不仅论述了行政学的基本理论，而且也论述了为什么要使行政学美国化，以及怎样使行政学美国化的问题。伍德罗·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美国化首先表现在行政学内容方面的美国化，即不仅在形式上语言（或话语）上美国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原则、观念和目标方面从根本上加以美国化。经过自威尔逊开创的行政学研究和美国公共行政学者的持续努力，美国公共行政学不仅突破了欧洲大陆行政学的研究范式，而且成为全球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中心。

对于中国来说，行政学是一门外来学科。自改革开放初期行政学在中国重建以来，传播西方行政学尤其是美国行政学理论一直是其主要工作，由此也导致了相关研究对中国问题的观照不够，并出现了多位学者曾先后提出的中国行政学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危机”问题。因此，实现行政学的本土化，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体系，成为影响中国行政学学科发展和国家治理实践的重大紧迫性课题。

在国际上，近年来，也已经有一些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对西方行政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并提出要关注“英语圈”之外一些主要国家的行政实践及其有益经验。例如，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弗·波利特（Christopher Pollitt）在国际行政科学学会2014年布芮班特讲座上发表了“奔向新世界：英语圈公共行政领域中一些难以忽视的真相”，提出公共行政改革的英语圈模式与技术的成功日益受到质疑，而放眼全球，英语圈之外的公共行政管理正变得更加强大和有影响力。尤其是中国的经验，波利特指出，英语圈的国家没有一个敢声称其在近一千年前就拥有论述文官组织的专著（指王安石1058年的《万言书》）。由此可见，对西方行政学进行反思，以分析总结中国行政改革经验为基础，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体系是中外行政学理论发展共同关注的问题。

然而，迄今为止，在研究总结中国行政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行政学理论的任务依旧没有实现。及至最近，仍然有研究指出，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甚至“成了某种共识性话语”[1]。所以，加强中国特色的行政科学理论研究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这也是本书尝试有所贡献的出发点。

随着中国逐渐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公共行政体系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需要中国特色的行政科学理论研究为其提供理论支持，这既是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发展的需求，也是中国行政学发展对世界行政科学的重要贡献。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面向国际行政科学的基本范式和发展趋势，立足中国的政府改革和行政发展，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以及“两个一百年”目标对公共行政体系的建构和创新需求，探讨中国特色行政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内容，包括中国行政学的基本概念、思想渊源、核心特质、发展逻辑以及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实践的主要领域和方法体系等，形成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政学理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