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整套丛书的内容以及学术价值已经在本丛书的“中译本总序”中进行了讨论，其中当然也包括本册的内容。此处本人不想对每章的内容进行更为细致的罗列和介绍，毕竟有兴趣的读者自己会去阅读，且“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此处，只是想基于本人10多年来从事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经验和兴趣点，就本册中一些有可能对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具有启发的视角、思路和观点进行介绍和评述。当然，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些“启发”也是本人所认为的，因此并不一定正确，且必然不全面。不过，本人相信毋庸置疑的就是，不同的读者都会从本册中获得一些启迪。

一 延续与变革

在长期以来的历史研究中，总是希望在原本延绵不断的历史过程中找到各种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分期”，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历史分期”的讨论，以及最近几十年来以“唐宋变革论”为代表的各种“变革论”。这里不想讨论这样的认知和这些具体研究正确与否，只是想指出，历史过程中无疑存在无穷无尽的“变化”，甚至“变革”，但在以往注意这些“变化”，甚至“变革”的同时，我们似乎忽略了与“变化”和“变革”同时存在的“延续”。简言之，在人类历史中，除非有着占据绝对优势的外力的强力干涉，否则历史过程很难存在“干干脆脆”的“断裂”；而且即使有着占据绝对优势的外力的强力干涉，但在相当的时间中依然能看到各种“延续”。

上述讨论，当然也可以应用于地图学史的研究。西方地图学史以往通常会强调随着“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从而在地图学领域发生的“变革”；而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则通常会强调利玛窦地图或者康雍乾测绘引发的中国地图绘制的“近代化”或者“转型”，当然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近代化”或者“转型”的时间延后到了清代晚期或者鸦片战争之后。但这些认知无论对错与否，显然在强调“变革”和“转型”的同时，忽略了同时存在着的众多的“延续”。

《地图学史》第三册中由戴维·伍德沃德撰写的第一章“地图学和文艺复兴：延续和变革”对作为一个概念的“文艺复兴”进行了讨论。这一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传统地图学史的研究领域，但确实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地图以及地图学史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且这同时也是对之前和当时西方史学热点的反映，即“在20世纪70年代的‘反文艺复兴’的争论中，通常作为对伯克哈特（或者至少是对伯克哈特所说内容的一种简单化理解）的修正，这一剧变模式逐渐崩塌。争论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伯克哈特所描述的这一时期多大程度上开创了现代，是否这一时期更应当被看作是过渡期，以及更为根本的，是否应当使用‘文艺复兴’这一术语”。此后，作者对历史学界关于“文艺复兴”的讨论进行了简要介绍，且在注释中列出了众多的相关参考文献。在本人看来，这一对“文艺复兴”的“研究综述”，不仅对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者，而且对国内世界史的研究者都具有借鉴意义。

虽然经过讨论，伍德沃德提出“选择‘文艺复兴’，而不是‘现代早期’作为《地图学史》本卷的标题回应了这样的观点，即归根结底‘文艺复兴’依然是一个有用的习惯术语，可以被很多人直观的理解，即使可能适用这些特点的时期因欧洲国家而异”，但随之，作者再次强调“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完全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没有裂缝的历史叙述很难武断的以百年为期进行分割。我们无法用某种方式将‘文艺复兴’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等待被发现的外在事实而去进行揭示。我们也不能有效、准确地确定有着直接影响的重要的事件、文献或个人。但是对于《地图学史》的本卷而言，处理大致从1480年延续到约1640年的一个时期的实用性——即使存在重要的区域差异——已经被我们的作者在撰写各自章节时的经历所证实，因为他们都进行了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叙述”。大致而言，作者倾向于强调“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以及作为一个代表了人们认为发生了众多“变化”的时期的概念的有效性，但其同时还强调，“因而，这一导言的剩余部分通过不仅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通常深刻的变化，而且通过指出在实践方面从中世纪保存下来的令人惊讶的延续性来试图达成一种折中。对在一个复杂的、有时不明确的抽象拼贴画中存在的延续性和变化进行讨论的好处就是，它们反对将文艺复兴过度简化为整个欧洲地图学思想在所有方面都发生了突然的和整体性的革命”，最终在结论中，伍德沃德对其所讨论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地图学领域发生的“变化”和“延续”进行了归纳。在我看来，在一个时期中发生的“变化”和“延续”都是无穷无尽的，且在不同视角下，“变化”和“延续”也是相对而言的，因此该文中对“文艺复兴”地图学中发生的“变化”和“延续”的这些讨论，不仅不是定论，且也远远不够全面，答案应当是非常“开放”的。

不仅第一章如此，而且后续各章的实证研究中有时也体现了“延续”[1]，如：

第二章“中世纪晚期社会中地图的作用：12—14世纪”提出，“地图绘制采用的形式将一直高度多元化（同时按照现代的标准可能是特质的），在未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直至在空间的几何表示方法获得胜利之后才开始衰落。但是视觉上的丰富性，以及在一个精神宇宙中容纳多种呈现空间的方法的能力，从12世纪至15世纪以一种现在依然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共同延续着。远远不是一个已经一致化的事业，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地图绘制和地图的用途显示出其自身丰富和无序的发展，因为其还未被修剪为17世纪地图学纯粹的数学的形态”。

第十一章“欧洲的宗教世界观及其对地图绘制的影响”指出，“关于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的复苏及其对现代早期欧洲地图学的影响的传统叙述，没有充分解释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在宗教背景下起源或发挥作用的被制作的地图的那些设计和内容。文艺复兴时期有着宗教内容的地图，从它们中世纪的原型中继承了很多重要特点，但是在其他方面，它们与那些原型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它们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消失的传统的奇怪残余。换言之，有着宗教信息或内容的地图，其历史并不经常被现代历史的分期习惯所指出或阐明；持续存在的假设，即《世界地图》（mappaemundi）本质上是中世纪的，而托勒密的地图本质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由此导致了一种错误的和具有误导性的二分法。现在正在产生的关于从1300年至1460年过渡期的更为复杂的地图学图景，正在对这一二分法加以修正”。

以往中国地图学史谈及地图的近代转型时，往往会将问题简化为随着西方测绘技术传入，再加上社会变革产生了新的需求，由此就直接到了地图绘制的转型，这样的分析不仅忽略了对“新的需求”的深入探讨，而且更是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本册中也有着对这一研究方法的批评，如我们通常会认为对于土地的管理产生了绘制准确地图的需求，但第二十八章“现代欧洲早期的地图和乡村土地的管理”就提出了相反的例证，即“尽管，在所有情况下，使用一幅地图都绝对不是不可或缺的。土地所有权可以在没有一幅地图的情况下被授予，同时在北美洲就是这样。在没有一幅地籍地图作为依据的情况下，也可以征集地产税，并且在欧洲，多个世纪中就是这样；在一些国家，它们持续被如此征收直至进入现代。土地的购买和销售；其排水和为了耕种或放牧的改良；以及其被圈占、评估和日常管理都被，并且持续被，成功的执行，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中世纪的地产管理者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些事情，并且他们的很多后继者在整个现代早期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也如此工作”。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提出文艺复兴时期土地地图的产生，确实是因为在当时产生了新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并不是更为细致的管理土地的需要，而是“因为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土地被视为是具有货币价值的特定面积的地块，而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权利或生产资料，由此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地主开始渴望一幅他们地产的地图，以及，随着社会变得更为商业化和金钱主义、对于社会地位的野心和好诉讼，调查员如何改良他们的技术和技巧来满足对地图的新需要，无论底层的动机是什么（财政的或者象征性的）”。

大致而言，本人同意中国地图的“近代化”或者“转型”发生在晚清时期，但不同意的是这种转型是迅速且毫无犹疑的完成的，更不同意将“近代化”或者“转型”时的阻力（也就是“延续”）看成一种错误。简言之，与中国古代地图相比，清代晚期发生的地图的“近代化”或者“转型”确实是一种“断裂”，但这一断裂的时间前后延续了近80年，甚至更久，直至光绪末年和宣统时期，中国地图才大致完成了近代化转型。且由于地图转型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知识体系众多方面的转型，因此在各方面都有着强大传统的中国，这些转型必然是痛苦和延绵不绝的，甚至延续直至今日，由此中国地图的转型也必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变革的同时，必然存在各种“延续”。本人认为，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只有更多地关注这些“延续”，可能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转型”。

二 地图的权威性是如何建立的？

虽然可能有多种影响因素，但不可否认的就是现代地图的权威性建立在其准确的基础之上，或者可以说现代地图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其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地表进行的准确的图形呈现。且不论这一“权威性”的基础是否正确，但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多研究者将现代地图的“权威性”的这一基础推广到了古代，也即用“科学”的视角来看待古代地图，将古代地图的演化解读为是“准确”程度的不断提高，绘图方法的不断进步，这大概可以被称为是地图学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的视角。长期以来，中国地图学史的书写就是在这一视角下展开的。这种视角不仅约束了地图学史叙事的重点，而且也将对单幅地图的研究约束到了对地图绘制技术的解读上。

西方地图学史也曾经存在这样的倾向，这点在本丛书第一册的“序言”中进行了很好讨论，由此也影响了本丛书的撰写，且从现代看来，这一讨论以及本丛书的编写扭转了西方地图学史研究的这一倾向。对此可以参看本丛书第一卷的“序言”以及“译者序”。本册中的某些部分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如第九章“对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接受，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中提到，“这一解读背后的依据就是在科学史的一些学派中可以发现的一种假设，即强调‘试验和经验’优于‘公认的权威’和‘书本主义’。再次，应当被再次强调的是，地图学呈现的历史不应当涉及关于进步的讨论；实际上，恰恰是进步的概念阻碍了对于事件真实过程的理解。他们应当不是真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是通过经验还是通过书籍‘发现了’世界感兴趣。他们有着一个更为底层和更为有趣的任务：去描述当他们阅读亚历山大地理学家的作品时，这些学者头脑所经历的；去表达他们所看到的这些文本和地图的研究背后的目的；以及最终，去判断结果是否符合他们的预期”，这段话非常有意思，因为在“科学主义”的视角下，显然更符合“科学”精神的来自“试验和经验”的数据或方法，显然应当优于“经典”和“权威”著作（人物），由此来自“试验和经验”的数据或者能够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方法必然会理所当然的迅速改变了地图以及地图绘制，但这种假设并不成立。就第九章的主题而言，在“科学主义”者看来，带有大地是一个球体的思想、记录了地图投影的方法和经纬度数据的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旦被翻译就应当被广泛传播，并必然迅速改变了地图绘制，且当时人们对于《地理学指南》的接受，看重的必然是其中先进的绘图方法。但通过本章作者帕特里克·戈蒂埃·达尔谢的分析，这种看起来“正确无疑”的推测是不成立的，即“开放性思维与封闭性思维是两个立场，在14世纪后半期应当划分的甚至更为清晰。对于某些人而言，托勒密应当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模型，但是其他人则使用他的地图作为探索世界的方法，而这个世界尚未定义且正在通过在新世界的发现而被逐渐扩展。然而，这两种思想潮流在一件事情上是相同的：与‘投影’有关的问题，与一个球体应当如何被描绘在一个平面上有关的问题，而如同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那样，这一问题位于他们的兴趣之外，使得《地理学指南》的主要部分依然没有发挥作用。这一状况毫无疑问归因于与此相关的较早的呈现模型的持久不变。没有人认为圆形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或航海图是过时的”，“值得重复的是，对于比安科和他同时代的人而言，世界地图（mappaemundi）与任何航海图或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一样有着关于世界的真实空间的丰富信息”。

这样的例证在中国地图学史中也存在，如近现代以来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者通常将《广舆图》的广泛流传归结于其绘图方法“计里画方”带来的准确性，但通过分析可以认为，这样的认知并不成立，其在明末的流传更多的是因为其内容，而绘图方法则是次要的，且对其绘图方法推崇恰恰是近代以来的学者。

本册中的其他学者也有着近似的观点，如第十九章“文艺复兴时期的土地调查、仪器和从业者”提到，“避免用定量方法评估现代早期地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一张图幅中比例尺的差别很大。例如，对地图制作者或顾客而言重要的行政区或城镇和城市，往往比其他地区的比例尺更大，因为与周围地区相比，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有着更多值得表现的信息，而周围地区则很难引起与地图制作者同时代人的兴趣——既不是道路也不是目的地”。

回到此处讨论的主题，如果“科学性”和“准确性”不是古代地图“权威性”的来源的话，那么其“权威性”是如何确立的，或者简言之，人们是如何相信一幅地图所陈述的内容是可信的，这种内容的可信包括但不限于所绘地理要素的准确。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本册第二十七章“现代早期欧洲的城市描绘：测量、呈现和规划”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其中一些结论颇值得玩味，“缺乏一个拟真的客观标准或者任何验证的可能性，一幅地图的权威性最终基于其对呈现一座城市的方法的图像传统的忠诚度，而不是其记录城市实体物理事实的准确性”，“作为结果，一幅地图权威性的光环，其‘真实的效果’的营造与准确性或真实性无关”。实际上，如果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入手考虑这一问题，上述结论并不难理解，我们相信一幅地图图像（以及文本）的真实性，来源于各种因素，如符合我们头脑中对图像的预期，其有着学术或者国家“权威”的背书等，且同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通过个人就可以对地图的准确性进行明确的判断。其实在这一章的作者希拉里·巴伦和戴维·弗里德曼看来，现代地图的权威性也不是建立在准确和科学基础上，即“显微镜和望远镜，两个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典型发明，改变了可视边界。它们将不可见的结构带入了观察领域，并且使得遥远的对象似乎近在手边。不经意地改变了比例和距离，这些仪器隐含地质疑了人类视觉的可靠性。在这些不稳定的条件下，随着视野的扩大以及人眼权威性的颠覆，抽象的地表平面图为呈现提供了令人放心的和可靠的基础。由于平面图并不与视觉体验相符合，因此其可能展现了更多的可靠性，并且被更好的装备以传达关于城市的信息”，简言之，是现代社会赋予“科学”及其方法的权威性，赐予了地图图像以“权威性”，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的绝大多人凭借经验已经无法判断地图绘制的准确与否，由此只能相信地图图像上的那些“科学要素”赋予地图的“科学”的光环。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也就可以重新思考我们以往研究中的一些“惯性”思维，这点在本册中有着众多展现，如：

我们通常会习惯性的认为，大航海时代带来的第一手资料必然会应用到地图绘制上，同时地图也为航海范围的不断拓展提供了基础和指南，但第三十章“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地图和探险”对这一线性的推测提出了挑战，其提到“场景是容易的——过于容易——想象的。探险家在他们前辈制作的地图上规划他们预想的任务。当穿过大洋的时候，他们在航海图上标出他们的进展。当看到陆地的时候，他们草绘其轮廓并且将它们转绘到地图上。当登陆的时候，他们在状况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尽可能多的调查，并且对他们渗透到的内陆进行至少一次粗糙的地图学记录。当抵达家乡的时候，他们以地图的形式传递他们新获得的知识，且成为他们同时代人和后继者的指导。类似于此的事件，被现代的书籍的插图者、影片制作者和浪漫的历史‘绘画家’进行了丰富的描绘，但它们是极少发生的。现代早期的地图绘制与探险之间的联系并不像基于最近的习惯所预期的那样接近或者直接”。“此外，如同这一丛书的第一卷所证实的，大量的传统文献有着积极的误导性，因为其被基于地图学家需要探险家这一冒险性的假设上。关于探险历史的著作倾向于假设一种探险与地图绘制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没有试图去验证它。尽管在这一时期中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但其总是被‘难以沟通’这一裂隙所撕裂，并被传统的障碍所打断。直到进入17世纪很久，地图上所展现的内容，依然很少能与探险家所发现的相匹配”。

同时，我们还会习惯性的认为，航海中亲身看到的，甚至进行过测量的地理要素，显然会不断改进地图绘制的准确性，但这同样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对此在第三十章中提出，“在这些环境下，科学滋润了推测。科学的兴起通常被誉为欧洲早期现代知识史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科学的认识论是错误的，并且观察和经历的可靠性依赖于在实践中无法保证的条件。不存在的岛屿可以被‘观察’，或者可以通过从云堤的存在或鸟的飞行或海面的外观或漂浮的物体错误地推断出来。特别是在一厢情愿的刺激下更是如此。不存在的岛屿充斥于地图，因为地图学史中被很好验证的规则：在你的航海图上有着过多的岛屿，比有着过少的地图更为安全，并且由于举出反证是困难的，因此与删除错误相比，引入推测是更为容易的。因而，随着知识的积累，岛屿的数量倍增：错误放置的岛屿被从之前地图上错误的位置复制；并且作为新的信息的结果，在地图上将它们复制于它们真实的或被验证的位置上时，通常有着新的名称”。

还有，我们经常会认为地图符号是地图“客观性”的一种展现，且很多人甚至会认为地图本身就是客观中立的，而这也是现代地图“权威性”的来源之一，但这一认知同样存在问题，第二十一章“印刷地形图上的符号，约1470—约1640年”就提出，“另外一个在整体上支撑了对地图的传统思考的概念，其尤其影响了对符号的思考，就是符号的客观性。现在被各方面所反驳，甚至在科学中，启蒙主义对绝对度量和中立观察的信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他们注意到，一个地图符号，远远不是一个中立的标志，地图本身也是如此，实际上可以积极的修改我们关于现实的知识”。

总体而言，地图权威性的来源，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者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太多的讨论，或者这一问题可以拓展为，中国古人是如何看待地图的以及中国古人绘制地图的目的是什么？

三 地图功能和目的的多元性

可能对于现代地图绘制者或者研究者而言，地图的功能，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地图的功能在于用数理方法或者所谓科学的方法来对地球地表进行图形呈现，但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想各位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存在问题的。道理其实也不难懂，地图首先并不是对地球表面的呈现，甚至也不像本丛书第一册J.B.哈利和戴维·伍德沃德给出的定义那样“是便于人们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进行空间认知的图形呈现”，其首先是一件物品，一件人们可以赋予其各种功能和价值的物品，“便于人们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进行空间认知的图形呈现”只是实现这些功能和价值的方式而已。这一点在本书的不同部分都所有展现，或者说本书的众多研究展现了地图的众多功能，下面仅举出几个例子：

第六章“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球仪”提到，“那么，球仪在与更为廉价的世界地图的竞争中是如何取得如此成功的呢？或者，换言之，一架球仪能提供哪些地图无法提供的信息的呢？朝向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就是采用不同于通常的19世纪视角的关于球仪的定义，在19世纪的视角中，一架球仪的价值主要是按照其球面上的地图来评价的。在本章中，球仪则被认为是一种（机械性的）呈现，其有助于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者事件的空间理解”。当然，我们不能从传统意义上理解“其有助于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者事件的空间理解”，即由此认为球仪如实地呈现了“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者事件”，而应当理解为球仪带有各种目的或者主观性地呈现了“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者事件”，而“有助于对……的空间理解”更应当放置在一种具有主观性的氛围中加以认知。

第九章“对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接受，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提出，“然而，开始出现于15世纪50年代前后的奢华稿本（尤其是集中于佛罗伦萨的）主要是权力和声望的符号，一种贵族审美品位的展现，而不是一种研究工具。基于此，这些作品应当极少被阅读，与对它们进行全面描述和对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概述相比，分析它们希望满足的预期则更为有趣”，在这里地图被作为一种满足欲望和需求的“物品”来看待，这点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第八章“《岛屿书》，15—17世纪”提到，“大多数15和16世纪的宇宙志《岛屿书》的稿本副本是书写在纸上的，而它们的地图并不经常是由技术熟练的缩微画画家绘制的：推测它们的读者是受过教育的男子，他们并不愿意为较高等级的带有装饰的羊皮纸付钱。然而，也存在一些显然是为那些更加挑剔的收藏者准备的”。“大多数稿本的和印刷的《岛屿书》，除了那些在最后阶段制作的，在形式上不同于用双页形式出版的教科书，后者是在一张阅读桌或大型阅读架上阅读的，并且也不同于大多数人文主义的书籍，后者为在图书馆使用而采用了四大开的形式。《岛屿书》通常以小开本的、方便携带的形式出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它们的目的是针对一个广泛的读者群，并且有着各种用途。”“然而，某些《岛屿书》中较差的信息质量和描述性段落的完全缺乏，尤其是在早期的主题《岛屿书》中，说明它们针对的是一个范围较宽的非专业的读者群，从对古代神话和历史的地理背景感兴趣的人文主义学者，到只受过有限教育，甚至是文盲的使用者；读者范围是，所有那些希望容易获得关于古代和现代世界的奇迹、最新发现和东方奥斯曼与西方基督教之间对抗背后的阴谋的信息的人，当然主要是从图片中获得信息（以及有时只有图像，而根本没有文本）；那些对关于珍奇的流行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以及那些希望在他们的钱袋和他们的教育所允许的范围内，用当时认为的有必要的地理背景知识来武装他们自己的读者。”在这里，地图首先是一种“商品”，由此针对不同的受众，地图的内容、出版形式、精美程度、内容、纸张，甚至图像和文字的正确与否都是存在差异的，简言之，地图作为一种商品，其针对的受众往往决定了其众多方面。第二十二章“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雕版、印刷和着色技术”对此有着更为直接的表达，即“地图印刷是一种贸易，并且贸易中的底线是为了获利。尽管（或者可能因为）地图出版者在他们地图上持续的宣称，对这样一个区域的呈现而言，这个或者那个是最好的、最新的，或者最准确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反的才是真实的情况；古旧的图版被一再使用，只是修改了出版者的名字或日期。因而，在加斯塔尔迪去世后很久，被认为是贾科莫·加斯塔尔迪作品的世界地图的各种版本，通常有着巨大的缺陷——有些将亚洲和非洲连在了一起，有些有或者没有一座巨大的南方大陆——持续以各种形式出现，好像他成了新的意大利的‘托勒密式’的权威”，作为商品的地图，显然获利是首要的，而内容的正确与否是服务于“获利”的。中国古代也有这样例子，如流行于明代晚期和清早期的《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以及流行于清代中晚期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系列地图。

不仅如此，地图还可以服务于精神需求，或者说用来解释经典，在第十一章“欧洲的宗教世界观及其对地图绘制的影响”中，保利娜·莫菲特·沃茨阐述了地图和地理学与宗教的关系，提到“培根继续谈到，这种基本的字面意思的解读，其本身是其他精神层面理解的基础。换言之，地理学是通往圣经解释学的关键：‘没有人能怀疑，物质途径引导了精神的旅程，或者凡间的城市暗示了通往平行的精神世界的城市的精神道路的目标。因为‘位置’有着从地点到地点的有限运动的属性，以及设置了周围区域的边界。然后，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一种地理学的理解，不仅赋予了对我们所阅读的词汇的理解，而且准备了通往精神理解的道路。所有这些已经被圣徒的话语、行为和作品所充份验证’”。与此类似的就是，中国在文本文献中留存下来大量用于解读儒家经典的地图，如与《禹贡》有关的著作中就有着大量展现《禹贡》中所记载的山川的位置、走向以及九州的范围的地图；与《春秋》有关的著作中也存在一些地图，如《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春秋列国之图”就经常被引用；此外与《诗经》有关的著作中经常出现“十五国风地理图”，以体现“十五国风”的地理分布。对于这些地图以往几乎没有研究，或者只是用与其他地图近似的方式进行了研究，但显然这些地图应当在儒家思想的背景下来进行解读。

总体而言，作为一件“物品”的地图的功能和目的是多元的，对“地表的图形呈现”则是其特性之一，且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和目的决定了对地表的图形呈现的方式；不仅如此，作为一件“物品”，除了对地表的图形呈现之外，地图还有着其他众多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特性，如材质、印刷方式、装帧、文字、绘画等，而只有将这些特性加以考虑，我们面对的才是更为完整的地图。由此，在我看来，可能只有首先理解地图的目的和功能之后，我们才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地图。

四 地图与书籍

当前中国古代传统舆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那些绘本地图（集）和重要的刻本地图集，以及少量古籍中重要的插图，但实际上中国的古籍中有着大量以插图形式存在的地图，仅就《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五套丛书统计（去除了上述丛书中重复收录的古籍；此后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这四套丛书），其中收录的地图多达5000余幅。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这一数量应当可以与存世的单幅的绘本和刻本地图相媲美。不仅如此，众所周知，留存下来的宋元明时期的单幅的绘本和刻本地图数量非常有限，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书籍中有着大量地图，其数量应当超出了单幅的绘本和刻本地图数量，尤其是宋元时期。西方也是如此，如第二十三章“欧洲的地图出版中心，1472—1600年”就提到，“但是大量的地图，实际上大多数现代早期的地图，被作为书籍的内在部分而发行的。就像图23.1展示的，在整个时期中，很高比例的地图被包括在书籍和地图集中……”

与那些深藏于各大图书馆的绘本地图相比，这些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是易得和常见的，但数量如此庞大的古地图在以往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基本被忽略了，其原因一方面是古籍中的插图，大多是刻版的，其精美程度难以与绘本地图相比；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古代舆图的研究大都只关注那些体现了“科学性”的看上去绘制“准确”的地图，从这一视角来看，古籍中的地图绝大多数都是示意性质的，远远谈不上“科学”。但是与绘本地图以及那些以往认为的重要刻本地图集相比，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也有着其自身的价值。一般而言，保存至今的大部分绘本地图，都是因时因事而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比如河工图，通常流通范围不广，且这类地图较高的绘制成本，也使得其难以被大量复制；而古籍中的地图，保存至今的大都是刻本书籍中的地图，印刷量通常较大，且收录这些地图的大都属于士大夫重点关注的经、史类著作。因此与绘本地图相比，古籍中作为插图的地图，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士大夫所能看到的地图。反观《地图学史》的各册，研究们几乎没有对绘本和书籍中的地图进行区分，而且确实从留存的地图来看，中国古代的绘本地图与书籍中的地图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今后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要重视书籍中的地图。

当然，与此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书籍的文本与地图的关系可能并不像我们现代社会那样是直接和一体的，本册第二章“中世纪晚期社会中地图的作用：12—14世纪”，通过分析就提出，“由于其将过渡地图作为单独和值得关注的一类，以及其对之前分类的简化，因此这一分类尤其有用。然而，其受到了批评，因为其延续使用了某些古典和古代晚期文本的作者的名字来命名的子类，在这些文本的中世纪稿本中将地图作为插图（例如‘伊西多尔’、‘奥罗修斯’或‘萨卢斯特’地图）。首先，这种命名法可能会产生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即所讨论的地图起源于与它们最常关联的文本，或者甚至就是文本原作者的作品。这一错误的结论掩盖了中世纪世界地图有趣的和有疑问的早期历史，中世纪世界地图中只有一些其起源似乎可以追溯到晚古，同时其他一些很可能是在中世纪早期创作的。其次，存在丰富的证据证明，尽管有着一系列特定特点的地图可能趋向于是与特定文本一起复制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远远不是那么确定或直接。与之相反，最近的研究强调地图从一个文本迁移到另外一个文本的频率，且强调中世纪的抄写员选择地图来展示给定著作时随意改变他们制图模板时的灵活性。例如，伊夫舍姆地图，与那些出现在雷纳夫·希格登编年史中的地图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其似乎是作为一个独立文献制作的，而不是作为一部稿本的一部分复制的。最后，关注于中世纪地图的来源，趋向于掩盖特定选择的重要性，这种选择导致了在某一特定时刻和针对某一特定目的而绘制了某一特定地图。甚至一幅现存地图的直接副本，也会因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被选择和复制，而由此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含义和新的意义”，根据本人的研究，中国古代书籍中的地图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当然由于本人对这一问题尚未进行太多研究，因此只能举出一些例证。如在某些《禹贡》类书籍中，收录的地图有时候与文字对《禹贡》的阐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矛盾；不仅如此，有些地图甚至根本没有表现太多《禹贡》的内容，似乎是“顺手复制”的。因此，可以说，古籍中地图与文本之间一方面有着必然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可能是多元的，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似乎有时候又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即有着各自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由此也就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不过，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古代地图，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书籍的形成过程，以及古人对待“知识”的态度等众多地图之外有趣的方面。

本册第二章“中世纪晚期社会中地图的作用：12—14世纪”在地图与书籍的关系方面还有着另外一个有趣的结论，即“中世纪的百科全书展示了围绕一个松散的、常见的关于世界结构和历史的主题将各种材料整合在一起的趋势。它们是研究中世纪世界呈现的最为有趣的背景之一，因为它们非常的异质性允许包含所有种类的地图，从地带图和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世界地图到区域地图，从作为被单独构思的图像的地图到较大的宇宙志图表中小的T-O地图。尽管主题和材料的多样性是百科全书的特征，但它们较大的目标通常是通过人类知识的一个综合体来展示被创造的宇宙的基本一致性。地图可以同样如同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被理解为是关于单一、复杂的世界系统的不同视角——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详细度”，这让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类似于《三才图会》这样的充斥着各类知识且带有大量图像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当然，所谓“百科全书”并非像今天的百科全书那样只是资料的汇编，而正如第二章的作者维多利亚·莫尔斯所述，“但它们较大的目标通常是通过人类知识的一个综合体来展示被创造的宇宙的基本一致性”，而现在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者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解类似于《三才图会》这样的著作及其中收录的地图和其他图像？

五 其他

本册中集中讨论了众多专题性的内容，其中不少研究视角和内容都值得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借鉴，受到篇幅限制，这里仅举出几例：

本册从第十二章至第十八章对地图和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本人对文学及其理论非常不熟悉，因此难以展开介绍，在此引用第十二章“现代早期的文学和地图学：评论”中的一段话加以简要说明，“在过去20年中，在那些文学和地图学彼此重叠和提供信息的领域中，关于现代早期的研究发生了突然和急剧的发展。地图在传统上被用于支撑和展示对历史的研究，但是现在文学评论家正在对它们加以研究，以检查它们如何混合了观察和想象，而这两者对于小说和诗歌而言以及对于呈现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元素。研究者，尤其是为本卷这一部分做出贡献的八位作者，认识到印刷地图在现代早期如何为诗歌和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信息。他们还看到，地图是如何屈从于理论推测，并且由此，作为结果，可以使用在文学的关键性处理中提出的方法对地图进行研究。如果，现代早期的文学——由稿本、印刷的形式以及木版和铜版插图构成的一种文本的复合体——确实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混合媒介的话，那么紧随而来的就是地图启发了文学创作。随之而来的就是，由于地图和书写作品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因此一幅地图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一部文学作品”。

在第二十五章“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和收藏品中的地图”中讨论的内容虽然非常广泛，但通过其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作为一种知识载体或者知识门类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变化。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古代似乎只有清代宫廷编纂过少量其藏图的目录，而且在流传下来的众多的藏书楼的书目中，除记载了类似于《广舆图》这样的可以被认为是书籍或者带有大量地图的书籍之外，似乎没有记录什么地图。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虽然中国古代“地理”属于史部和子部，但“地图”这种作为地理知识载体的物品，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是如何被对待的，以及为什么缺乏相关的编目？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古人看待地图的方式，也可能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的知识及其分类。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代的集部书籍中收录的地图极少，不过，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地图绘制者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如罗洪先，但在自己或者后人为他们编纂的文集中都没有收录他们绘制的地图，这似乎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册从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章，共有五章讨论了“地图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政府管理中的用途”，这是一个中国地图学史领域从未真正涉及的领域。传统中国地图学史的叙事大致只是强调《周礼》中有对地图以及掌管地图的官员的记载，由此展现了地图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显然这样大而空的介绍，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太多的学术意义。此外，虽然近年来有学者讨论了在一些工程如治河中地图发挥的作用，但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图面上记录的与治河有关的官员、职责等内容，或者简单强调了治河过程中绘制了大量地图，但这样的分析显然并未真正将地图作为政府的管理工具之一放置在政府管理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此本册中这一部分的研究也是值得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借鉴的。

此外，在第二十二章“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雕版、印刷和着色技术”中还分析了地图印刷的影响，且重点强调了这种影响的“复杂性”，即“总之，地图印刷的发明对于内容、风格、读者群和环绕地图产品的社会习惯的冲击，实际上，并不经常像理论预期的那样直接和剧烈。虽然这项新技术在理论上持续得到由来自遥远地方的线人的持续反馈而产生的对新的准确性的承诺，但其对地图内容影响要小于预期，主要因为对于出版者而言，重新使用旧有的图版是更为容易和低廉的。就风格而言，尽管由于绘本、木版和铜版工具之间的根本区别，地图印刷的影响可能被认为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印刷品似乎没有导致被预期的标准化。然而，对地图读者群有着相当的影响，一个面对着地图的正在扩大的社会阶层，以及一些印刷品和地图商店作为可以交换信息中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总体上，尽管我们经常可以选择例子去展示地图印刷的总体影响是相当大的，但困难的是，直至本卷所涵盖的时期结束之后很久，也难以看到一种持续性的影响”，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者似乎还没有太多地触碰到这一主题。

成一农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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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只强调“延续”，是因为一提到“文艺复兴”，我们头脑中大概率冒出的应当是各种“变化”，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强调“延续”，应当比强调“变化”更有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