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论和方法

本课题属于文学研究，作品是基础，所以作了较为翔实的文本解读，用实证的方法归纳演绎，以求得出合理的结论。

新时期以来西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理论潮水般涌来，打开了中国学者的视野，给了我们新的研究方法和认识角度，中国学术成果斐然，面貌一新。如果我们通观西方美学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以来，大致显出两条路径：一是顺势前行，使一种新生的理论完善成为体系、进而成为主流，比如从俄国形式主义经布拉格学派到法国形式主义；二是逆势的颠覆，典型如解构主义之于结构主义。但顺势发展中有修正，颠覆中有继承，总体看来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链条。如果每段截开来看，各有自己的“上下文”，所以专以某种理论去解读某部作品，其实多是理论家自己的“实验”，比如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39—）之于《十日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之于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等等。但批评家做的却是“产品”，他要从自己具体的文本出发，作尽可能全面的考察，兼顾作家、作品、读者、社会文化历史等等。所以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说：“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5] 因此在理论方法上，笔者试着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杂采众家，比如整体上采用实证的方法和逻辑演绎的框架，让论证建立在相对科学信实的基础上，这也是最为普遍的学术研究方法。其他如原型批评打破了文学的民族藩篱，开拓了“人类”的视野，让我们看到民歌作为人类文化成果的普遍共性；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和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分析心理学能帮助我们认识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心理基础；形式主义则让我们避免印象式的批评，将批评聚焦在理性的艺术分析之上，是诗歌阐释的利器。另外中国有自己的诗学体系与批评传统，跟西方的既有相通也有疏隔，大体说来，中国的体系少理性的演绎推理，多了“感悟”和“印象”，但有它夹在行文中间，也能多出几分生动和情趣。总之，对理论笔者还只是做些浅尝，对新的深刻的发明还只能心向往之。

本课题聚焦于德国19世纪文学的某一阶段，但试图从一个中国的视角去解读，给出一个相对宽阔的视野，在“打通”中尽量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但功力不足，难免存在纰漏，如今不揣冒昧呈现出来，求教于各位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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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浪漫派”，其原文Romantik在德语中有三个意义指向：一是浪漫派，强调人和派别；二是浪漫主义，重在思想和艺术风格；三是浪漫时期，专指德语文学史的一个阶段。其具体含义取决于语境。

[2] 这里的“德国”对应的是Deutschland。这是一个合成词，由Deutsch和Land 组成，前者义为“德意志”是一个族群，后者为“土地”，所以该词本义就是“德意志人聚居的地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71年民族统一国家建立之后继续沿用这个概念至今。但中文的“国”有“政权国家”的意思，所以用“德国”指称1871年之前分裂状态下的德意志诸邦，并不十分恰切，这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用法。

[3] 德意志民族的形成较之华夏民族要晚很多，至于语言文字就要更晚，可追溯的文学史要到12世纪，这一点后面有详述。

[4]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儿童的魔号》是《号角》的另一种译法。

[5] [美]韦勒克、[美]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