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号角》的编者

《号角》的编者有两位，他们是路德维希·阿西姆·封·阿尔尼姆和克莱门茨·布伦塔诺。两人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有共同的“民歌”理想，于是通力合作完成了这项历史性的任务。具体的工作中，阿尔尼姆主要承担了主持、定调、公关和印刷出版，当然也参与了编辑加工。最重要的是他写下了著名的《论民歌》（Von Volksliedern），为民歌和《号角》立论，同时阐明了编辑《号角》的初衷。《论民歌》是继赫尔德之后最系统的民歌论述，是与《号角》并存的文献。与阿尔尼姆的“主脑”不同，布伦塔诺是“实干”，他是《号角》文本的主要编辑者，没有布伦塔诺就没有《号角》今天的模样。他们是互补型的好搭档。

路德维希·阿西姆·封·阿尔尼姆

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两人1801年相识于哥廷根大学，虽然出身、背景、性格都很不一样，但却能相互理解欣赏。他们的友谊维系了一生，支持他们完成了共同的事业《号角》，也成就了他们各自的创作辉煌。这是德语文学史上歌德、席勒之后的又一段友谊佳话。

阿尔尼姆[23]出身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但家道已经衰落。他的父亲曾担任过4年的驻哥本哈根及德累斯顿的公使，这是其短暂职业生涯的顶点。36岁时他娶了阿尔尼姆的母亲，当时新娘只有16岁。阿尔尼姆是她的第二个儿子，但不幸死于生他的产褥，于是两个失恃的孩子被柏林寡居的外祖母抚养长大。她是一个波茨坦商人的女儿，思想及生活方式基本是市民式的，而已经去世的外祖父则是靠自己个人奋斗挣得一份家产，并从一介平民被封为了贵族，所以这个家庭更体现着一种“务实”和“作为”的精神。外祖母对孙儿的教育十分严格，加上复杂的亲戚关系和经济利益，这个家庭的气氛并不十分温暖和谐，所以阿尔尼姆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他没有享受过母爱，对母亲怀有深深的负罪感，认为是自己杀死了母亲。他也没有得到过父爱，他写信请求跟他见上一面，可连回信都得不到，所以对父亲几乎无感[24]。就是这样疏离冷漠的环境，造就了他的自律、独立精神和责任感。

外祖母本来想把外孙培养成能经营产业的人，但阿尔尼姆对此却没有兴趣，他于1788年开始了大学生活，先是在哈勒，后来转到哥廷根学习数学和物理。期间结识了蒂克（Ludwig Tieck，1772—1853）和布伦塔诺等浪漫派人物，受到了文艺的启蒙，于是兴趣转到了文学，成了浪漫主义者。可以说，是正直且自由的天性帮他实现了所追求的诗意存在与保守的容克贵族之间的平衡。

1802到1804年阿尔尼姆去奥地利、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等地旅行，这是德国大学生的必修课，目的是让青年人认识社会、增强见识和能力。这之前他去法兰克福拜访布伦塔诺，他们一起乘船游莱茵河，听莱茵的民歌，看两岸的美景，不禁放声歌唱。母亲河的体验让他激动不已，而“民歌”也深深地印在了心里。更重要的是，布伦塔诺的天才妹妹贝蒂娜对穿着落拓但英气逼人的阿尔尼姆一见钟情，由此酝酿出他们幸福的爱情和婚姻。

阿尔尼姆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受到启蒙思想的洗礼，他关注文化和教育，曾经有一个“伟大的人生计划”，想通过一个普适性的文化来消除有教养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以此来增强民族认同感。当他旅行到瑞士，途中听到山民的歌唱，兴奋感动之余，将它们记录下来，写信与朋友们分享。同时萌生了创办歌咏学校的想法，这不仅能让民间濒于失传的民歌重现生机，还能培养诗人和歌手。他甚至还想过自己出资建印刷厂，出版廉价的读物和歌本，以保存民族文化，同时教育民众，提高他们的素养。虽然这些想法以他的能力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但日后的《号角》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实现了他的理想。

在法国阿尔尼姆看到法国革命所造成的分裂，在伦敦看到人被高度的物化，于是强烈地渴望有一种精神，一个超越时代的、作为生命承载者而发挥作用的“精神”，它能把种种人为的分裂重新统一起来，让人重新生活在和谐之中。他在民歌中看到了这种精神。当时拿破仑正发动侵略战争，德意志的大片土地被占领，这激发起他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担心德意志的文化会随着占领者的强势文化而湮灭，而民歌是民族文化的根，于是他希望通过收集民歌保存自己的文化，通过普及民歌来增强人们的民族意识，感受德意志人的精神、感情，能在当前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作用，并且最终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可以说，民歌成了阿尔尼姆的一个思想核心，寄托了他的社会理想，承载了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于是1804年他跟布伦塔诺聚首海德堡，开始编辑德意志民族最大的一部民歌集《号角》。这个艰巨的工程持续了4年，1808年完成。海德堡当时是浪漫派的重镇，也是挖掘整理民间文学的中心，浪漫主义的大家格勒斯（Johann Joseph Görres，1776—1848）、格林兄弟、乌兰德（Johann Ludwig Uhland，1787—1862）等都在从事这一工作。《号角》之外阿尔尼姆还编辑出版《隐士报》，宣传浪漫主义的思想，引发了一系列的论战，活跃了思想界和文坛。1808年他回到柏林，1811年跟贝蒂娜结婚。在柏林他积极参与一个名为“基督教—德意志聚餐会”（Christlich-Deutschen Tischgesellschaft）的活动，讨论时政和文学。这个团体的政治立场保守，除了贵族、军官和政府官员之外，作家如布伦塔诺、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米勒（Wilhelm Müller，1794—1827）、富凯（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1777—1843）、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等也参与其中。后来艾辛多夫兄弟也出现在这个聚会，这里成了浪漫主义的新中心。

1814年阿尔尼姆夫妇迁回到柏林附近自己的庄园，专心于创作。1831年1月21日阿尔尼姆在家乡因病离世，享年只有40岁，可谓英年早逝，令人唏嘘。阿尔尼姆跟贝蒂娜育有7个子女，当时最小的只有4岁，他去世后贝蒂娜一个人整理出版他的文集、抚养儿女，继续活跃在文坛，直到1859年74岁去世，成就了一段德语文学史上的爱情佳话。

纵观阿尔尼姆的一生，活得认真而充实。他出身贵族，政治上较为保守，文学才华也并非绝顶，但人品高尚，包括歌德在内都认可他的品德，他是公认的正人君子，艾辛多夫的一段描述有代表性：“仪表堂堂，温文尔雅，在一切事情上坦白、热烈而谦和，殷勤、忠实而公正，甚至对那些为众人所抛弃的朋友也诚恳相待，这就是阿尔尼姆的本色；而这种本色在别人身上则带着中世纪的色彩，也就是一种最佳意义上的骑士风度，因此对于同时代人就显得有些古怪而陌生。”[25] 显然他是个有内心持守却不合时宜的人。

阿尔尼姆的创作成果首推1817年的长篇小说《守护皇冠的人》（Die Kronenwächter），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小说，其他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多洛雷斯夫人》（Armut，Reichtum，Schuld und Busse der Gräfin Delores，1810）、中篇《埃及的伊萨贝拉》（Isabella von Ägypten，1812）和《特拉诺要塞发疯的伤员》（Der tolle Invalide auf dem Fort Ratoneuau，1818）等，还有大量的诗歌、剧本和论文。但他对德语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跟布伦塔诺合编的《号角》，他也因为《号角》还活在今天的生活中。

克莱门茨·布伦塔诺

（为了与布伦塔诺的“性格”论述相连贯，此节内容请见第二章第一节“家世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