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尚书》学史中的宋代《尚书》学

经学史著作有涵盖所有儒家经典的经学通史、经学断代史，也有仅针对某部经典的单经学通史、单经学断代史。20世纪以来出现较早的是一些关于《尚书》的通论性质的著作，其中陈梦家《尚书通论》（1957）、马雍《尚书史话》（1982）、蒋善国《尚书综述》（1988）成就最高。《尚书》通论型著作关注的话题，大致包括《尚书》的名称与体例、先秦典籍引用《尚书》的情形、两汉今古文《尚书》的篇目与传承、今文《尚书》篇目的时代考订、伪古文《尚书》的流传与辨伪、《书》序的辨析、石经中的《尚书》研究、清代学者关于《尚书》今古文经说的辑佚成果，以及有关某些特定篇目或经文的具体研究等。这些主题多涉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清代《尚书》学，与宋代《尚书》学相关的，仅仅是吴棫、朱熹等个别宋人对伪古文《尚书》的怀疑思想，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尚书》通论型著作涉及的内容，大致可以视作清代、民国以来《尚书》研究的热点问题。换言之，清代以来《尚书》学的主流论题，正是通论型著作的作者们认为的了解《尚书》及《尚书》学的必备知识。[45]除有关伪古文《尚书》的怀疑思想，20世纪以来《尚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两宋历史并无牵涉，这也是学界不够重视宋代《尚书》学的原因之一。相比《尚书》通论型著作，研究历代《尚书》学及其演变的《尚书》学通史、断代史类著作则较为短缺。[46]《尚书》学通史目前仅见刘起釪《尚书学史》（1989）、《尚书源流及传本考》（1997）和程元敏《尚书学史》（2008），且后者所述大致至五代止，并未涉及宋代《尚书》学。

刘起釪《尚书学史》上起先秦，下至清末，是一部全面介绍《尚书》学史的著作，其所述宋代《尚书》学部分，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刘著述及的两宋《尚书》注解著作的数量非常大。作者未囿于《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而是参照了包括《经义考》在内的宋代以来的各种典籍目录，注意到很多以往学界并未留意的宋人注解著作。兼顾代表性著作和一般著作，有助于把握宋代不同时期《尚书》学的时代话题。

2．刘著努力建立《尚书》学与时代政治的联系。作者依照注解者在政治、学术上的倾向和立场，将北宋《尚书》学注解著作分为王安石新学类、反新学解释类以及立场不明确者三大种，并且认为南宋前期也存在一批反王学的注解著作。这表明，刘起釪已经注意到，北宋中期至南宋前期《尚书》学的时代话题是新法与新学，并尝试将《尚书》学放置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理解与展现。

3．刘著中南宋《尚书》学部分，突破以朱、陆学派为主的传统思路，留意到更多的注解著作。作者提出：“宋学不只是理学，理学仅仅是宋学的最后成就，直到南宋中后期朱熹手中才最后形成完整的理学（道学）体系。”[47]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依据注解者的政治立场、学说，以及他们之间的师承、血缘、地缘等关系，区分南宋《尚书》著作为初期反王学类，以及林之奇一系、郑伯熊一系、兼采旧注疏及理学者、朱子一系、陆九渊一系、永康永嘉学派、不详派别者的《尚书》著作八大种。

不过，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宋代《尚书》学部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作者虽然注意到《尚书》学与宋代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但仅根据注解者的政治立场等因素对其《尚书》著作做了粗略分类，并没有深入到两宋纷繁的《尚书》解释中，探究不同的解释背后的核心关切与矛盾焦点，以及这种关切、矛盾与注解者所处的具体的政治环境及其政治主张、学说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