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彭刚[1]

冯友兰先生在他最初的《中国哲学史》中，把传统思想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印象中，业师何兆武先生曾经多次说起，这是冯先生的“卓识”。在冯先生看来，“自春秋迄汉初”的“子学时代”而后，便是自董仲舒到廖平的“经学时代”。这一时代“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爱。”而“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大抵而言，“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间固然自有分别，但都不能脱离而要依傍“经”，来获得自身的立论合法性，找到可以依循的表达路径。

如力耘书中所言，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士人表达知识和价值，往往依傍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即便表面上完全囿于故纸堆中的学理探究，也往往浸透了对当下现实的关怀，充满了政治蕴含。力耘提到，宋代经学通常被视作以义理阐发而非文本考据见长，被后人指责是“不遵古训”,“独凭臆说”。用宋儒自己的话来说，经典阐释的活动对他们而言，“岂徒解经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也。”力耘抽丝剥茧般的文本解析，也让我们看到，对如《尚书》一样的经典文本，士人是在何种历史语境下来立论，选择哪些文段，借重哪一种旧注，往着什么样的方向另立新说，多重选择之下的经典阐释，都有着学理脉络背后的当下政治的考量。就力耘本书所聚焦的宋代《尚书》学而言，单纯的经学史视角，难以对经典阐释何以采取了某些特定的形态得出有效的解释。而政治史研究中对经学学术脉络的陌生或忽视，又往往会错失以经典阐释的貌相出场的政治论辩，那其中，既有对时政的论断，更有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的建构。

力耘的研究思路，受到思想史研究中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主将的剑桥学派很大的影响。斯金纳主编的一套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丛书，以“语境中的观念（Ideas in Context）”为名。这三个单词，最简略而又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他思想史研究的预设和取向：一切观念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发生的，历史的、社会政治的语境，如力耘所解析的熙宁新政和高、孝中兴的政治史的语境，给定了观念产生的条件和它所要因应的问题。语言学的语境（linguistic context，我们可以宽泛地把它理解为论者在特定时刻可以现成利用的概念库和论证路数，如宋儒所面对的儒家经典，欧洲中世纪各类言说者所面对的神学套路，以及当下的各种“政治正确”）既让观念得以表述又让其受到限制。斯金纳还深受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等人的影响，由以言行事（比如在冬天的湖边对人说“这里的冰太薄”，不是旨在描述冰层的厚度，而是要阻止可能发生的不安全的行为。）来强调理论和言说本身的实践性。在力耘结合了政治语境的文本分析中，经学论辩的政治实践效应也被清晰地呈现出来。

斯金纳总结的他自己的跨文本的、语境论的（inter-textual, contextualist）研究取径，一方面，并非横空出世，比如过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若干出色的研究个案中实际也包含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和特征；另一方面，将其基本预设和方法论深入而清晰地呈现出来，既有学理上的系统阐述，更有若干研究实践与之呼应，这的确是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的巨大贡献。力耘的研究，在这样一个传统的领域中，无论是提出的问题还是得出的解释，都新意迭出，与她对剑桥学派的深入思考和借鉴分不开。也因此，看力耘的书稿，让我时时想起钱钟书先生论学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16年前，力耘进入清华人文学院本科学习后，一年级时我就给她上过课，当过她和另外几位同学的本科学业导师。这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总能了解到她学业的进展，再然后，看着她成家，看着她成为一个成熟的学者。这本书稿，是由她在李学勤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增删、修订而成。倘若李先生在世，这篇序文应当是李先生很乐意来写的。每念及此，真是诚惶诚恐。只是，我虽是力耘所耕耘的专业领域的槛外人，但也见证了她一步步的艰辛付出和坚实的成长。我也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她的第一本专著上，多少满足了做教师的那一点虚荣心和成就感。

2022年2月26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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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刚，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