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献背景

《国史·范纯仁传》言：

神宗励精求治，任用王安石，事多所更。某（纯仁）言：“骤更法度，人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上问：“何谓不见之怨？”某（纯仁）曰：“古人所谓 ‘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条故事可为戒者以闻。某（纯仁）作《尚书解》以进。[18]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议行新法。[19]范纯仁在同知谏院期间，针对包括新法在内的朝政，曾提出一系列批评和建议。《尚书解》产生于反变法的语境中，则其写作、进献当在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至同年八月范纯仁出知河中府期间。面对神宗“条故事可为戒者以闻”的要求，范纯仁为何偏偏选择《尚书》而非其他典籍？这应与神宗朝经筵的具体情形以及当时人对《尚书》角色的认知有关。

神宗朝经筵初讲《尚书》当始于熙宁元年（1068）十月。范祖禹《帝学》言：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自今讲《尚书》。先是，王安石次未当讲，上命安石讲，至“曾参易篑”，安石曰……上称善。未几，安石言：“《礼记》所载多驳杂，乞今讲《尚书》。”故有是旨。[20]

据此，经筵中本来在讲《礼记》，因王安石的建议改讲《尚书》。《帝学》又云，熙宁二年十一月吕惠卿讲《咸有一德》。[21]可见从熙宁元年十月开始，至少到熙宁二年十一月，神宗朝经筵都在讲《尚书》，讲官除吕公著、吕惠卿，还当有王安石。

王安石《书义序》言：“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雱实嗣讲事。”[22]按，王雱任崇政殿说书在熙宁四年[23]。可见王安石从熙宁元年十月始，或至熙宁二年二月任参知政事止，参与了神宗经筵的《尚书》讲授。范纯仁选择阐释《尚书》进呈，或许有与王安石对抗的意味。

不过，王安石父子讲《尚书》的内容，即《三经义》之一的《书义》，颁布于熙宁八年（1075）。[24]故范纯仁作《尚书解》时，还不及看到《书义》。《尚书解》中范纯仁的解说形式均为正面地、直接地阐发，从不引用他说，也没有反驳与商榷的内容。因此，《尚书解》当并非针对王安石的具体经解而发。[25]

范纯仁选择《尚书》劝谏神宗更重要的原因，当是宋人的《尚书》观。前文已指出，宋人普遍认为，《尚书》是君主之轨范，是臣下谏君的楷模。这两种对《尚书》的定位，也鲜明地反映在范纯仁赋予《尚书解》的功能中。一方面，他说：

天下之广，万务之众，不可率己意而治之。必当稽先王之成法，莫大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25）[26]

即君主应当学习尧、舜等圣人之道。而他自认为所选《尚书》经文，“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希望神宗“深究而行之”[27]，以上古圣王为楷模，“则益远益大将可以比隆虞、夏、商、周之盛矣”。[28]

另一方面，他在《尚书解》篇首说：

君臣之际，莫盛于尧舜三代，故取《尚书》自古君臣相饬戒之言关于道者。

并在解说经文时也提道：

可见古之君臣相戒深切，而益能尽言，舜能善听也。（3）

傅说陈此言，高宗信而服行之，犹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可见贤臣戒君之深切也。（24）

所谓“君臣相戒”，主要是臣戒君。范纯仁选取《尚书》中臣戒君的经文，不只为告诉神宗要以上古贤臣劝诫君主时所讲的道理为准则，还暗示自己对神宗的进谏行为，是遵从古老的典范，而神宗也应像上古圣王虚心接受臣下的劝诫一样，接受他的谏言。[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