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依经立义”的演变

“依经立义”经历了纵向延续与横向延展两个向度的演变。

一 纵向延续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外交频繁，使臣往往“赋诗言志”，说明“依经立义”在春秋时期已经萌芽。

《左传·桓公六年》：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

“自求多福”，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意即求助自己比求助他人会得到更多的福佑。公子忽认为齐国强大郑国弱小，不能相配，他通过引用《诗经》成辞拒绝迎娶文姜，不想以政治联姻来获得大国的帮助。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赋《诗》言志”几乎成为当时王侯、卿相、谋士、使节必不可少的本领，能不能恰当巧妙地“赋诗言志”被看作外交使者“贤”或“不肖”，以及其所代表的诸侯国文明程度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左传》中引《诗》、论《诗》凡230余处，不啻一部春秋时人妙用《诗》句的要典[31]。

当然，先秦文献中，除了引《诗》，也引《书》《易》。如《左传》《国语》引用筮例共有22处之多，其中有11处明确指出来源于《周易》[32]。据清代顾栋高统计，《左传》引《书》据义22处[33]。另据刘起釪《尚书学史》考证，《左传》引《书》共86次[34]。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引用《诗》《书》《易》就已经成为一种习见的文化现象。

汉代确立五经后，“依经立义”更为普遍。如果说先秦的“依经立义”还停留在外交场合的语言层面、表意层面，那么汉代的“依经立义”则主要用于政事实践层面。

汉代经学家通经致用，“（平当）以《禹贡》治河，（夏侯胜）以《洪范》察变，（董仲舒）以《春秋》决狱，（王式）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35]。此外，隽不疑“以经义断事”[36]果断处决假冒卫太子一事，影响深远。

始元五年（前82），有人拜见皇帝，自称卫太子。皇帝令文武高官共同辨察，长安吏民几万人聚集围观。右将军在皇宫周围备下军队，以防万一。文武百官都不敢发声。京兆尹隽不疑后到，马上命令士兵将此人捉住。有人说真假难辨不要轻举妄动，但隽不疑认为不必担忧所谓的卫太子。以前的卫国太子蒯聩因谋害南子而违命出逃，后来他的儿子卫出公蒯辄拒不接纳他这个父亲，《春秋》对此持肯定态度[37]。现在的这个人（就算是真的卫太子刘据），得罪了先帝，也是罪人，应该治罪[38]。隽不疑果断处理假冒卫太子[39]一事，获得皇上赞赏，百官钦佩。后来，假冒卫太子的身份被查明：他叫成方遂，以卜筮为业。卫太子刘据门客曾问卜于他，称其与卫太子形貌酷似。成方遂因此假冒卫太子以求富贵，被隽不疑当机立断抓捕下狱，查明身份后以“诬罔不道”之罪被腰斩。汉昭帝[40]与霍光进而得出结论：公卿大臣，应当用经术明晓大义（“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此类“以经义断事”“经以致用”的案例，受到皇帝、大臣的称赞，为人们学习效仿，强化了人们用经典指导言行、通经致用的意识，从而使“依经立义”逐渐内化为群体性的思维方式。

汉末，大儒郑玄“著书浩富，弟子众多，故汉魏之间盛行郑氏一家之学”[41]。魏晋玄学兴盛，但儒学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王肃的“《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传著述，皆为当时所崇尚”[42]；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也彰显了儒学的影响。南朝（宋、齐、梁、陈）时期，玄学进一步发展，佛教般若学为玄学推波助澜，但汉学的方法和成果也得到一定的继承，皇侃《礼记义疏》《论语义疏》即产生于此一时期[43]。

北朝方面，崇儒之风较南朝浓厚。一方面，北朝统治者注重以经术取士。“在上者既知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44]另一方面，北朝统治者莫不以尊儒兴学为急务，推行儒家教化，无论中央官学（太学），还是州郡县学，抑或是私学，都以经学（重视蔡邕所刻石经[45]）为重[46]。

隋代至清末，朝廷以科举取士，科举考题直接来自“四书五经”，熟读儒家经典也就成为士人的利禄之阶。官方规定的经目也不断扩大：唐初以《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九经”；太和、开成年间刻石国子学，又增《论语》《孝经》《尔雅》，合为“十二经”[47]；北宋，《孟子》正式由子书升为经书[48]，遂有“十三经”之称。南宋，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49]，此书长期成为科举考试的入门书，对后代影响极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经立义”势必成为广大读书人乃至全体社会主导性的话语模式。

二 横向延展

最初，“依经立义”只限于经学的范围；后来，“依经立义”的范围逐渐向其他领域延展。“经学”的基础是“小学”，其具体内容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就“训诂”的“诂”而言，即“以今言解释古言”[50]，则古言有似于“经”，“今言”有似于“义”，“以今言解释古言”，则有似于依“经”立“义”。

“依经立义”还延展进入了史学。马一浮以《史记》和《资治通鉴》为例，论证史书的编撰以“经学”为模板，“史学之名，可不立也”。其论断虽不免绝对，却表明了史书“依经立义”的总体面貌[51]。

“依经立义”也延展进了子学。《汉书·艺文志》论诸子：“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52]诸子被认为是六经的流变与补充。

集部中“依经立义”的文字也很多。比如其“诗文评”所收钟嵘《诗品》，即有不少“依经立义”的内容，见以下论述——《〈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文论背景》。

“依经立义”甚至延展进入了四部之外的蒙学。《三字经》《千字文》宣扬儒家思想的内容很多，孩童在童蒙阶段就接受了“依经立义”的熏陶。

可见，“依经立义”的延展范围十分广阔。不过，随着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科举考试的废除、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狭义的强势话语模式的“依经立义”已不复存在。但是，广义的“依经立义”还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深处。它不再频繁地呈现为“子曰”“诗云”，形式不再那么鲜明，而是更内隐、更宽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以至于我们运用了“依经立义”还没有觉察。比如人们在论辩时总喜欢引经据典，这其实就是不自觉的“依经立义”。如此，我们可以说，“依经立义”在纵向的延续上已经走向终结，而在横向的延展上，“依经立义”仍然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基因当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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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班固著，颜师古注释：《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页。

[2] （汉）赵岐撰，（宋）孙奭疏：《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题辞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3页。

[3] 严正：《汉代经学的确立与演变》，载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卷2第24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5]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5页。

[6] 参见朱供罗《论〈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昆明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7] 荀子虽是法家代表人物，但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

[8] （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4页。

[9] （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7页。

[1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2页。

[11]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12] 战国时期李悝所作，已失传。

[13]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14]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8页。

[15]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16]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17]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18]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页。

[19]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5页。

[20]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9页。

[21] 此方式又包括“言不尽意”“无中生有”“立象尽意”“得意忘言”等规则。

[22] 曹顺庆、王庆：《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文史哲》2008年第5期。

[23] 曹顺庆、王庆：《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中州学刊》2012年第5期。

[24] 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25]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6] 需要说明的是，经学中的“注不违经，疏不破注”，与作为子学的先秦儒学相比，大大减少了创造活力。

[27] 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28] 曹顺庆、王庆：《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中州学刊》2012年第5期。

[29] 之所以说是“曾经盛极一时”，是因为五四之后，“我们引进西方的学科体系，建构起当今大学的基本形制。由于学术谱系被连根置换，‘依经立义’学术生成的脉络也被打断了”。参见曹顺庆、王庆《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中州学刊》2012年第5期。

[30] 吕智敏主编：《文艺学新概念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31] 张海晏：《“诗云”时代：先秦诗学》，载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9页。

[32] 邢文：《〈左传〉〈国语〉筮例的再认识》，载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33] （清）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65页。

[34] 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修订版）》，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9页。

[35]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页。

[36] 赵翼《廿二史札记》曾有一条“汉时以经义断事”的笔记，记有包括隽不疑处理假太子在内的八个事例。详见（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页。

[37] 关于蒯聩出奔其子不纳，《春秋》是何态度，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春秋》并不认可蒯辄拒父入卫的行为。程颐曰：“隽不疑说《春秋》，非是。然其处事应机则不异于古人矣。”胡寅曰：“蒯聩，卫灵公世子也。出奔于宋，灵公未尝命废之而更立它子也。灵公卒，蒯聩之子辄遂自立，拒蒯聩亦未尝有灵公之命也。蒯聩欲杀南子，又忘父丧，当黜何疑？然辄拒之则失人子之道。故《春秋》于‘赵鞅纳蒯聩’，书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绝也；于‘石曼姑围戚’书‘齐国夏为首’，恶其党辄也。然则谓《春秋》是辄者，考实未详而处义未精矣。”（上引两人言语见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春秋》认可蒯辄拒父一事。首先是因为蒯聩有“无义”“不孝”之行。按《春秋公羊传注疏·定公十四年》，“卫世子蒯聩出奔宋”经文下有何休解诂：“子虽见逐，无去父之义。”（唐）徐彦疏曰：“今主书此经者，一则讥卫侯之无恩，一则甚大子之不孝。”其次蒯辄拒父合乎“重本尊统”之义。在《哀公三年》“石曼姑围戚”经文下有公羊寿传语：“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辄。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距之也……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何休解诂曰：“是灵公命行乎蒯聩，重本尊统之义。”最后，从蒯聩后来阴谋入卫夺权，蒯辄出奔，《春秋》不书可以见出。“诸侯之礼，礼当死位，若出奔者，皆书而责之。今不书者，正欲不责辄之拒父故也。”（按：此（唐）徐彦疏语，见于《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二年》，但所言“不书辄之出奔”并不确切。《公羊》《穀梁》二传不书，恐怕是此两传所记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春“获麟”，“辄之出奔”在其后，所以不书；而《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十六年》经文书曰：“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

[38] 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参见（汉）班固著，颜师古注释《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7页。

[39] 卫太子刘据，是汉武帝与卫子夫之子，被立为皇太子。后在巫蛊之祸中被江充、韩说等诬陷，起兵诛杀江充。汉武帝误信谎情镇压刘据，刘据兵败自杀。后冤案平反，汉武帝建思子宫、归来望思之台以表哀思。

[40] 汉昭帝刘弗陵，是刘据的异母弟。

[41]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页下栏。

[42]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0页。

[43]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1—702页。

[44]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4页。

[45] 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开始，至光和六年（183）完成。共刻了七部儒经，有《周易》《鲁诗》《尚书》《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由蔡邕用隶书一体写成，故又称“一体石经”。共刻四十六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为最早的儒经官定本。

[46] 陈朝晖：《北朝儒学教育及其影响》，《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

[47] 虞云国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上册，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注：程苏东（《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认为，从唐初至北宋初期，经学史始终处于“九经”的时代，所谓经目从“九经”发展到“十二经”的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所谓的“十二经”只是宋人的一种俗称而已，并非具有学理性色彩的“经目”。本书认可程说，但认为“十二经”的观念体现了人们对儒家经典的重视。

[48] 虞云国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上册，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49] 朱熹编四书的顺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

[50] 徐复等编：《古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页。

[51] 马一浮说:“司马迁作《史记》，自附于《春秋》，《班志》因之。纪传虽由史公所创，实兼用编年之法。多录诏令、奏议，则亦《尚书》之遗意。诸志特详典制，则出于《礼》。……史学巨制，莫如《通典》《通志》《通考》，世称三通，然当并《通鉴》计之为四通。编年记事出于《春秋》，多存论议出于《尚书》。记典制者出于《礼》。……知此则知诸史悉统于《书》《礼》《春秋》，而史学之名，可不立也。”参见马一浮《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载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卷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96页。

[52] （汉）班固著，颜师古注释：《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按：刘勰也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

[53] 朱供罗：《“依经立义”的内涵及其演变——论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文化中国（加拿大）》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