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范雎与蔡泽的对话：“商君、吴起、大夫种”

蔡泽入秦时，范雎在秦国权重一时。面对蔡泽的挑战，他以此表达自信：“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困我而夺我位乎？”[15]历史知识的丰厚，被看作执政能力的首要表现。

而蔡泽与范雎的直接对话，首先宣讲“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的历史哲学理念，随后亦以“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等历史人物为说。在讨论中，又强调“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国乱”[16]，通过历史教训申明自己政治主张的合理。这样的言谈方式，应当理解为适应秦政治生态的一种语言选择。

据《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蔡泽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其卒然亦可愿与？’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复谬曰：‘何为不可？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大夫种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成功而弗矜，贵富而不骄怠。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对话的焦点，是“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此三子”的命运。对于蔡泽“其卒然亦可愿与”的提问，范雎回答，这三位历史人物，“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君子”、“士”“杀身以成名”，“虽死无所恨”，是可以仿效追随的。蔡泽则指出“比干”、“子胥”、“申生”悲剧，提示“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亡”情形，继续质问：“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称三子致功而不见德，岂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在再次说到此“三子”时，又说到另外三位历史人物：微子、孔子、管仲。他说：“夫人之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蔡泽之说，得到范雎认可。“于是应侯称善。”

后来，蔡泽对于范雎政治人生走向，又有直接的劝告。再次说到“商君、吴起、大夫种”：“蔡泽少得间，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事文王，周公辅成王也，岂不亦忠圣乎？以君臣论之，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可愿孰与闳夭、周公哉？’”以“闳夭、周公”作为比照。“应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种弗若也。’”蔡泽又提出“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三位比照对象。“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旧故，其贤智与有道之士为胶漆，义不倍功臣，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应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泽曰：‘今主亲忠臣，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设智，能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强兵，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强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于千世，君孰与商君、吴起、大夫种？’范雎回答：‘不若。’蔡泽曰：‘今主之亲忠臣不忘旧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践，而君之功绩爱信亲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子，窃为君危之。’”蔡泽还说：“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又以“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相劝。并且举历史人物的遭遇以为教训：“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贪利不止也。”曾经取得成功的政治家也指为反面的鉴戒：“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畔者九国。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勇强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又说：“夏育、太史噭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于庸夫。”认为“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

蔡泽再次说到“商君”：“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但是，“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白起军功显赫，“使秦有帝业。”“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然而，“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于杜邮”。又再次以“吴起”为例，“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又言文种：“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句践之贤，报夫差之雠，卒擒劲吴。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蔡泽在与范雎的对话中反复说到“商君、吴起、大夫种”，这里又加上“白起”。蔡泽说：“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于此。”作为与“大夫种”对照的，是“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蔡泽又说：“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四子之祸，君何居焉？”遂直接建议：“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范雎赞同他的意见，“于是乃延入坐，为上客”。几天之后，入朝，范雎向秦昭襄王推荐蔡泽，称赞其政治历史见识：“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于是“因谢病请归相印”，蔡泽“遂拜为秦相”。[17]

蔡泽在与范雎的对话中九次说到“商君、吴起、大夫种”，加上范雎自己说到了两次，则两人两次对谈，竟然十一次说到“商君、吴起、大夫种”这三位悲剧人物。在《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记载的两位传主的这两次会话中，所涉及历史人物凡30人，77人次。不计向秦昭襄王表扬蔡泽“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之“三王”、“五伯”，亦不及言“商君、吴起、大夫种”的“三子”及言“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的“四子”。计有：商君（公孙鞅）（10次），吴起（10次），大夫种（10次），越王（越王勾践）（7次），孝公（秦孝公）（5次），悼王（楚悼王）（5），白起（白公）（3次），闳夭（2次），周公（2次），范蠡（陶朱公）（2次），魏公子卬（1次），比干（1次），子胥（1次），申生（1次），微子（1次），孔子（1次），管仲（1次），文王（1次），成王（1次），苏秦（1次），智伯（1次），齐桓公（1次），吴王夫差（夫差）（2次），夏育（1次），太史噭（1次），马服（1次），伯夷（1次），延陵季子（1次），乔松（1次）。

秦政治生活中高层论辩喜好标榜古人古事的特点，与秦文化的历史意识有关。很可能是《秦记》的撰述保留了这种文化风格。相关史学迹象，也通过《史记》对《秦记》的沿袭，存留在司马迁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