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意义

针对东盟卫生合作的研究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

第一，公共卫生合作与治理作为一个跨学科议题，涉及公共卫生学、公共政策、全球治理等多学科知识，并对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然而国际关系学界对此仍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着世界格局，也再一次引发国际关系学界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东盟的卫生合作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性。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的今天，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探究该议题可以促进国际关系研究与公共卫生治理研究的交互，为拓展全球卫生治理研究和探索国际关系理论应用抛砖引玉。

第二，既有的相关研究或偏爱大国的角色和作用，或忽视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性，这使非西方中小国家的实践和能动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也忽视了地区内部治理能力的不平衡和对国际规范遵守程度的差别。本书从多元性出发，响应阿查亚等学者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注，试图探索东盟在地区卫生合作的实践中发挥能动性的方式和途径，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第三，东盟的地区卫生合作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和前进动力，只关注物质力量和战略博弈不能完全解释东盟的行为。[35]在东盟地区同质性程度较低、没有明晰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没有高制度化安排的条件下，合作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并不表现为一系列制度化的规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赋予互动以意义的实践进程。[36]因此，本书借鉴实践理论的视角，强调物质和意识、结构和过程的连通性，试图通过探讨东盟卫生合作的发展，考察国际卫生治理规范与地区卫生合作机制的互动，希望能从认识论上突破单一规范理论或制度理论的约束，构建出连通二者的逻辑桥梁。

在现实意义方面：

第一，对于全球来说，当今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结构化矛盾突出，并深受碎片化和资金紧缺的桎梏，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势在必行。在当前人员和货物交往日益密集的情况下，传染病的无国界性和高破坏性使加强公共卫生协作治理的需求日益紧迫。同时，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深受区域活动的影响，[3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决定全球卫生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东盟卫生治理能力普遍较弱且内部发展不均衡，却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效防控传染病的典范。因此，研究东盟以传染病防控合作为代表的地区卫生治理有利于探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升卫生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常态化地提高发展中国家对卫生治理规范的履约水平，共同构建起维护全球卫生安全的“长城”，并为全球卫生治理改革提供思路借鉴。

第二，对于东盟来说，既有巨大的卫生治理需求，也有效地推进了地区卫生合作，提升了应对卫生安全威胁的核心能力。防控传染病已经成为东盟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区域治理案例，也成为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典范。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了以欧洲和北美卫生治理模式为尊的传统观念，也启示学界应加强对非西方经验的关注。因此，研究东盟以传染病防控为代表的地区卫生合作有利于推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探寻维持“东盟中心地位”的规律和动力，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深化合作提供对策。

第三，对于中国来说，本研究将为中国与东盟深化地区卫生合作提供智力支持，也为中国推动全球卫生治理变革提供思路。一方面，东盟与中国西南边疆相邻，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最显著的地区之一。本研究将有助于中国与东盟更有效地实施传染病联防联控，维护中国周边卫生安全，也有利于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带来可观的政治收益。中国—东盟关系是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38]提升抗疫合作，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不仅是强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四点倡议之一，也是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是一个体系，从全球卫生治理角度去看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及全球治理体系中主导权之变、规则之变、理念之变和路径之变。中国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不仅深陷变局中，而且在许多时候将成为变局中的重要变量。[39]然而，当今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周边安全挑战和国际局势掣肘。中国需要以周边地区为立足点，找到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突破口，而卫生合作正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培养相互信任、获得世界认可的“试验田”。中国正是在“非典”结束不久后就成为东盟第一个战略伙伴，区域卫生合作带来的政治收益非常可观。因此，以传染病防控为核心的东盟卫生协作治理值得在中国外交实践中被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