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

人生之路何其漫漫，面对未来，无数的不可知横亘于前；面对心灵的无知与困惑，深深吸引着人类去探索。“我是谁？”这个向内的问题从人类伊始至今，始终困扰着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同时，内在世界也令“我”深感神秘莫测，难以把握。恰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言：“有一种比海洋更宏大的景象，那就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宏大的景象，那就是人的内心世界”[1]。在人生所有不确定、不可知之外，唯有一事必然确定且永恒——死亡。个体终将走向死亡，但是生命存续期间，“我”不得不承受命运莫测带给内心的惶恐、不安。既然如此，“我”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究竟在于何处？有限的生命如何认识自我？如何存在才能够超越生死，获得幸福？这些是每个个体必须面对并不断思索的问题。

认识自我，寻求存在方式和意义，以及人与宇宙之关系是人类哲学史、神学史以及科学史上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秉持“认识你自己”的西方古训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东方格言，人类自古以来一直不懈努力开辟和拓展自己的心灵。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指出：

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命的内向观察伴随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由此开端追寻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这种内向观察会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得愈加显著。……根据研究可证，这种发展趋势几乎出现在所有的人类文化形态中。对宇宙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2]

从哲学史上看，人类对个体的探求真正转向自身或自我，在西方是源于苏格拉底。自苏格拉底以德尔斐神庙上的“认识你自己”视为座右铭为始，自我认知的道路逐渐走上理性与感性，意识与肉体的二元模式。中华文化认为自然、宇宙、社会是一个整体，并始终在其中探索自我。道家强调“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老子曰：“载营魄抱一”[3]，认为灵肉合一才是生命的真谛。中国明确提出内观自我的理论始于《论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4]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心心体悟之法，认为个体对“本心”的认识，是通过体认和省察内心，由此来认识外部世界，以达心物相通。

人们探索心灵中所隐藏的那个真正的“我”，“仿佛在广袤无垠的大漠上去惊奇地发现一片又一片新的绿洲，在浩淼无边的大洋中去欣喜地发现一个又一个新的大陆一样”[6]。哲学界、宗教界、文学界、自然科学领域等均在探索着人类心灵的奥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探知心灵的方法在不断丰富。然而，现代文明之光能够把这无限广域的心灵照亮多少呢？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说道，“在我看来，在人类所有的各种知识中，对我们最有用但是是我们掌握得最少的，是关于人的知识”[7]。此观点如今仍适用。当下，我们依然只能认知心灵的一小部分，个人意识能够牢牢把握的更是微小。中西方学者均认识到心灵的广博神秘以及对其了解与把握的困难。荣格从心理学角度指出此中深意：“人类意识的发展是缓慢的、艰难的、历经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漫长过程才达到了这种文明的状态。……意识的这种进化距离它的完成依然尚有千里之遥，因为，人类心理的大部分领域仍然被笼罩在黑暗之中，我们称之为‘心灵’的东西与我们的意识及其内容毫无相同之处。”[8]

现代科技理性在发展外部世界的同时，忽视甚至否定个体心灵世界的独立发展和需求。然而个体不仅存在于外部物质世界之中，必然也赋存于内在精神世界。如果只注重外部物质，无视内在需求，人类的心灵则会陷入惶惶不安，无法自拔。我们已经看到，在高度物质发达的当代社会，人类的幸福感却不断降低，心理疾病者数量剧增。

我们过多地增加我们感官的功能，过分扩大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而很少使用我们内省的认识能力，然而，只有这种内省的认识能力能把我们领回到我们真正的内心世界，把一切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分开。如果我们想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必须使用这种能力；只有运用这种能力，才能评判自己。……在我们肉体的感觉纷纷扰扰的骚动中，我们的灵魂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它已经被我们的种种欲望的火焰烘干枯了；我们的思想、精神和种种感觉，这一切都在侵蚀它。[9]

显然，无论人类是否关注自己的内心，内在世界始终在左右着人类的精神并且外现于肉体。探索心灵在文学世界中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研读内心更是德国文学传统命题的重要部分。德国古典文学巨匠歌德，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以及现代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等均立足人的内心世界进行创作。徳裔瑞士籍著名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具有“德国浪漫主义最后一位骑士”[10]之称，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透视心理和灵性创意的作家”[11]，因而享誉世界。1946年，瑞典文学院在授奖之时评价道：“在他那些灵思迥异的作品中，大胆的创见和思想的深刻性日益增长，从而彰显出古典的人道主义理想和超凡脱俗的文风。”[12]

黑塞出生于德国小城卡尔夫（Calw）一个传教士家庭。1904年出版《彼得·卡门青特》（Peter Camenzind）后声名大噪，一举成名。1912年他定居瑞士，在这里写作出版了《德米安》（Demian，1919）、《克莱恩与瓦格纳》（Klein und Wagner，1920）、《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Klingsors letzter Sommer，1920）、《悉达多》（Siddhartha，1922）、《荒原狼》（Der Steppenwolf，1927）、《纳尔齐斯与歌特蒙德》（Narziβ und Goldmund，1930）、《东方之旅》（Die Morgenlandfahrt，1932）、《玻璃球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1943）等传世作品。黑塞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在他去世时，留下将近40卷作品，35000封书信，迄今整理出版的书信仅约占七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他的作品已译成53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大约一亿二千五百万册，仅德语国家已出版大约二千五百万册。[13]黑塞的文学创作，不仅数量丰厚，而且跨越不同时代、地域与学科。他从西方走向东方，从文学走向哲学、心理学等领域，恰如其在《东方之旅》中所述，“我们不仅穿梭于不同的空间，还漫游于不同的时代。我们走向东方，我们也奔向中世纪或者那个黄金时代”[14]。

黑塞热爱大自然，厌倦现代文明和虚伪的道德规范，强调人的存在方式应该遵循个体精神的独立性与自我性。德国作家卡拉邦德（Klabund，Alfred Henschke的笔名，1890—1928）评述《德米安》和《克林索尔》时说：“自然之神只愿作他自己：他只是展示着某种典范。他使人信服。其他人则是说服他人。思想和行为在道德之神那里从来不会是同一的。尽管道德之神向理想世界提出要求，而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实现这些要求。道德之神站在这个世界之外，而他人：陷入其中。”[15]黑塞在这些作品中揭示了现代文明对精神世界的践踏，世界大战所暴露的所谓道德与人性之黑暗，深刻反思了科技理性所引发的现代文明危机。黑塞在研究欧洲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又因同时受到尼采、叔本华、斯宾格勒等人的影响，认为西方文明走向没落，于是被深深地卷入20世纪初的文化悲观主义之中。黑塞把这种文明没落与欧洲精神的局限性相联系，他意识到突破欧洲精神的自身局限性是解决西方现代文明没落的重要途径。由此，黑塞积极转向东方文化，用大半生的时间关注和研习东方文化，在多文化道路上寻找拯救欧洲文明的道路。

如何解决欧洲现代文明危机以及借此导致的个体精神危机？这在黑塞的创作中成为核心问题。对个体精神的关注使黑塞成为剖白式作家[16]，他在作品中不断剖析自我，记录自己的困境和危机，通过探索和展现个体对最深层自我本质的体验，坦述欲望以及人性中最真实单纯、不曾遮掩的绝对愿望。显著体现这些思想的作品有《克莱恩与瓦格纳》《德米安》《东方之旅》以及《荒原狼》等。恰因如此，黑塞又被许多研究者视为传记式作家。

这位从12岁就立志成为诗人的文学大师，将个体精神与世界紧密相连，把解决西方文明没落的问题寄希望于自我超越与完善的“向内之路”（der Weg nach Innen）。在黑塞眼中，这条道路应该成就个体独特的生命意义，使个体存在获得真正的价值，而不是蹈袭芸芸众生；这是一条通向自我个性和自我生命的道路，但它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如何辨明和认识它，如何拥有足够的力量走在“向内之路”上而不放弃，以避免落入世俗的道德、风尚和习俗的窠臼，这是黑塞创作和研究的主题。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评价道：“黑塞的所有作品为了重新赢得真实性，诗意地追求自我之解放和自由，而无惧揭示内在之丑陋，摆脱造作的艺术性。”[17]

黑塞的创作以“自我”为研究核心非常类似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特点。“自我超越”这一主题本身具有广泛的心理学—哲学含义，它涉及心理建构（心理学）、自我实现（伦理学）、个性发展（教育学）等多种学科中的文化—心理现象，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心理学—哲学问题。[18]因此黑塞的文学世界涉及广泛的哲学与心理学领域。他试图通过东西方的比较文化研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探索理想的自我存在模式，对抗现实社会问题，修正西方文明，着力寻找解决人与自然发展矛盾的密钥，以期达到人类的幸福，从而在缔造人类理想的精神世界基础上改变世界，开创人类更高层次的未来文明。

黑塞以不同的学术视角在欧、印、中等多元文化中为现代人寻找这条回归心灵、走向幸福的道路。在探索这一道路时，他以开放式的文化观汲取东西方文化所长，注重研究不同文化领域的哲学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尼采的生命哲学观，深层精神分析学理论，中国道家自然神秘主义思想，都对黑塞产生了深刻影响。尼采的个人发展观，强调“自我”的真实、独特和创造性；分析心理学派的自性化理论为黑塞在创作中表现自我，展现内在世界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方法；老子的辩证统一思想及其强调的个体与整体和谐自然的关系，庄子哲学提出依靠心灵境界的本性升华而实现自我超越等等，为黑塞的个体存在和超越道路输入了东方智慧。

综上所述，黑塞的思想及其创作具有多领域、跨学科的特点，且内容深邃复杂。据此，黑塞研究者需要从哲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不同领域和角度对黑塞及其创作加以梳理和阐释。西方国家对黑塞的研究历经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尤其在瑞士、德国、美国、加拿大，亚洲的日本、韩国等。20世纪以来，黑塞可说是欧洲最具影响性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影响最大、拥有读者群和研究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其故乡卡尔夫市从1977年起每年举办“黑塞国际论坛”。瑞士伯尔尼市黑塞基金会出资在网上建立专业性的黑塞研究网站HHP（ Hermann Hesse—Portal）网站使黑塞的各种音像资料及其研究文献得以及时、广泛传播。在 Below）汇编出版了五卷本《黑塞书目——1899—2007参考文献目录》，其中收集与黑塞研究相关的各种文献目录多达21000条。1991年马丁·普凡费（Martin Pfeifer）编辑出版了三卷本《黑塞的世界性影响》。

近十年以来，从跨学科的角度阐释黑塞，尤其从中西比较哲学、心理学角度剖析其创作中对“自我”“存在”的探索依然是研究热点，例如尼采思想与黑塞；道家思想对黑塞的影响；心理学维度下的黑塞研究等。当下，研究者们更热衷于将这些主题放置在不同作家文本比较的框架下进行思想比较性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凡达·凯兹勒·艾莫和伊斯马·森的《赫尔曼·黑塞小说〈在轮下〉与迈克尔·哈内克电影〈白丝带〉的主题比较》[19]（2019），文中通过时代教育及政治意识形态培养的批判主题将两部作品进行比较；雪莱·海伊在《形而上学的镜像：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与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中的社会音乐结构》[20]（2018）一文中探讨了这两部著作中音乐的重要意义。研究者指出歌德和黑塞使用类比十二音律音乐和巴洛克音乐的方法，以实现诺瓦利斯提出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理想，即音乐、语言、自然和数学构成自主系统，它们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彼此镜像；雅各布·马修·巴托的博士学位论文《肯定宿命论的诗学：歌德、尼采和黑塞的生命、死亡和意义创造》[21]（2017）从悲剧和宿命论的角度探讨了尼采心理哲学中的遗产，并被黑塞体现在通过文学探索个体心灵发展以及德意志精神的命运之中。肯定性宿命论表达在歌德的《浮士德》和尼采的“命运之爱”（amor fati）中，然后在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中成为主题；英戈·科尼尔斯2011年在德国著名文学期刊Arcadia上发表《可怕的对称性：作家画家赫尔曼·黑塞和威廉·布莱克作品中的浪漫主义亲和力》[22]一文，对威廉·布莱克和赫尔曼·黑塞作品中的共同主题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由此提出，黑塞抵制人们共识的现实这一经常受到批评的倾向，实为偏好晦涩的神秘主义思想，应被理解为延续了布莱克有远见的神秘主义。其他的相关研究论文还有：考库·冯·斯塔克的《乌托邦景观与狂喜之旅：弗里德里希·尼采、赫尔曼·黑塞和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现代性的恐怖中》[23]（2010）；毛罗·庞兹的《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和尼采》[24]（2009）。

近年来，这类研究的代表性专著有卡尔·约瑟夫·库施尔的《物河：与佛陀、老子和禅宗对话中的赫尔曼·黑塞与贝尔托·布莱希特》[25]（2018）。库施尔将享誉世界的20世纪德语作家黑塞与布莱希特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从全新的视角研究两位作家文学创作中的生命艺术。他们通过在创作中与亚洲伟大人物佛陀和老子的对话，展现出对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化精神的浓厚兴趣。两位作家均掌握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将异域文化转化进自我创作中，虽然结果相异。这位文学研究者为20世纪文化史和文学史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野。他将德国世界文学中接受亚洲的两种声音作为一种学习史介绍给当今，这是一种在宗教和文化相遇中获得知识的历史。同样将黑塞与布莱希特作为比较对象的研究者还有克里斯多夫·盖尔纳，在其专著《智慧、艺术和生活艺术》[26]中，作者以远东宗教和哲学为切入点，比较两者的思想和创作。

雷吉娜·布赫编辑出版了《赫尔曼·黑塞与特奥多尔·豪伊斯：风云多变时代的友谊》[27]（2019）一书。该书以黑塞与特奥多尔·豪伊斯（Theodor Heuss）的长久友谊为主线，介绍了两人的往来通信以及作为艺术爱好者的豪伊斯的各种绘画作品，从多个层面描述了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友谊。这份友谊从1905年彼此之间的工作往来开始，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位诺奖得主与成为联邦德国首任总统的豪伊斯交流不断。这些信件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展现出这两位朋友坚守信念，敢于反对当时所谓的时代精神信条的无畏精神。

在《世界战争》（2018）一书中，扬·T.施洛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文学的影响》[28]一章中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恩斯特·琼格（Ernst Jünger）、黑塞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三位作家思想和创作的巨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德国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民众精神的崩溃，对20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和文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促成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丰硕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进行各种实验形式，创建了表现时代的文学新模式。施洛瑟在此背景下，聚焦于这三位文学家在现代性和知识分子贵族主义背景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考。

德国知名黑塞研究专家弗尔克·米歇尔斯（Volker Michels）近年出版两部专著《赫尔曼·黑塞与罗伯特·瓦尔泽》[29]（2016）、《赫尔曼·黑塞与史蒂芬·茨威格》（2015），将黑塞与瓦尔泽及茨威格进行了比较性研究；贝朗·萨姆萨米（Behrang Samsami）在专著《东方的祛魅：赫尔曼·黑塞、阿明·T.韦格纳和安妮玛丽·施瓦岑巴赫对东方的认识和表现》[30]（2011）概述了欧洲去往中东和远东的旅行史，从古代开始，一直延续到黑塞、韦格纳和施瓦岑巴赫前往东方的时期。萨姆萨米从三位作者身上发现了欧洲现代性的逃离症，并且认为，他们在现实的东方中并未实现自身的期望。

黑塞对东方传统文化，尤其中国哲学思想继受的研究专题始终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弗尔克·米歇尔斯于2015年出版的专著《黑塞作品中的印度与中国》[31]指出黑塞的全球影响力有很大原因在于其世界观受到远东印度教、佛教、儒家和道家的影响。其多元世界观形成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协调，即在不安、离心的西方观与平静、向心的亚洲观之间实现平等和富有成果的平衡。在黑塞看来，这两种观念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米歇尔斯绘制出黑塞这种观念形成的心路历程，并溯其缘由；在《黑塞〈东方之旅〉中的东方》[32]（2010）中，卡罗琳·希尔德布兰特（Carolin Hildebrandt）探讨了《东方之旅》中的东方形象，并试图厘清是否为西方化的想象形象，或者是黑塞虚构的、独立的文化东方。希尔德布兰特在后殖民研究框架下探讨其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东方主义的关系，并阐明该小说对于东西方（尤其文学和社会层面）关系的重要性。主要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黑塞创作的《悉达多——黑塞对东方诗学和哲学的探索》[33]（2009）、《黑塞作品中人物的双极性：在道家哲学思想背景下的小说〈德米安〉与〈荒原狼〉》[34]（2007）也值得一读。

近年来，许多以中国为焦点研究黑塞的论文层出不穷，代表性文章有：詹春华的《赫尔曼·黑塞的世界文学观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批评》[35]（2018）；蕾塔·温弗·卢克史克（Rita Unfer Lukoschik）的《赫尔曼·黑塞继受中国的根际方式》[36]（2016）；史蒂芬·布罗克曼（Stephen Brockmann）的《东西方的战后恢复》[37]（2015）；丹·海尔布隆（Dan Heilbrunn）的《赫尔曼·黑塞与〈道德经〉中“圣人”的无与有》[38]（2009）；陈壮鹰的《自然在赫尔曼·黑塞和李太白诗歌中的重要性》[39]（2009）等等。

在黑塞对尼采的继受研究中，黑塞研究者们主要就尼采的酒神精神、强力意志、永恒价值回归以及他的人生观、教育观、文化观等思想对黑塞作品的影响进行了细致探讨。尼采思想在黑塞“向内之路”中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黑塞的《德米安》《查拉图斯特拉归来》（Zarathustras Wiederkehr，1920）、《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悉达多》《荒原狼》《玻璃球游戏》等作品是研究黑塞受尼采影响的重点对象。

当前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已述的《肯定宿命论的诗学：歌德、尼采和黑塞的生命、死亡和意义创造》之外，亚当·凯思·罗伯茨（Adam Keith Roberts）的博士学位论文《小说面具：尼采面具在赫尔曼·黑塞作品中的功能》[40]（2016）研究了面具和面具概念在塑造西方身份概念的历史中起到重要的信息作用，探讨了黑塞作品中这种历史模式所具有的特殊变革性。作者依据黑塞和爱尔兰作家叶芝（W.B.Yeats）之间的重大相似性，说明这一发展的主要要素。研究者们热衷解读黑塞作品的“寻找自我”，但是缺乏探讨“自我”这个概念在黑塞作品中的实际含义。该研究通过阐释面具在黑塞小说中的作用，揭示了黑塞各时期作品中身份发展的文学写照，从而说明黑塞对面具和身份的早期文学描写衍生于中世纪根深蒂固的“固定”自我概念，而随其学术发展和对“自我”刻画的提升，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面具”修辞手法开始介入并改变了黑塞对身份的文学表征。作者在研究中阐明了尼采的修辞手法彻底改变了黑塞对“自我”的描述，由此证明面具在黑塞作品中的重要性，并使黑塞在面具与身份的长期历史对话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众多研究者眼中，黑塞20世纪的小说《荒原狼》与尼采思想有着亲密的关系，《弗里德里希·尼采哲学光照下的赫尔曼·黑塞的小说〈荒原狼〉》[41]（2011）、《分裂的自我：赫尔曼·黑塞〈荒原狼〉中的身份问题与弗里德里希·尼采》[42]（2010）两篇文章均阐释了这种亲缘性。

在黑塞研究中，针对深层心理分析学对黑塞影响已有许多成果。由于心理剖白和对内在的探索在黑塞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心理分析方法和分析心理学的阐释法在黑塞研究领域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43]。大卫·G.理查德（David G.Richards）指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同时出现了“黑塞热”与“荣格热”。这两个并行现象使人们意识到荣格与黑塞的相似性[44]，由此开启了从荣格分析心理学角度阐释黑塞的大门。

近些年来相关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

纳迪呢·麦卡达尼（Nadine Mechadani）的《躺椅上的赫尔曼·黑塞》[45]（2008），着重分析了《德米安》《悉达多》和《荒原狼》几部小说中的人与物在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学视域下的象征意义。另外，比较了黑塞与荣格、弗洛伊德的宗教观，指出黑塞的宗教信仰融合了西方基督教和远东宗教。

弗尔克·米歇尔斯在《赫尔曼·黑塞和心理分析学》（2009）[46]中阐述了黑塞对心理学所持的观点。黑塞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是通过其创作和发现来抵御生活的困厄，撰写作品的过程是展示艺术家之梦。米歇尔斯分析了梦在黑塞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并以黑塞的散文《梦的礼物》为例，指出黑塞年轻时将梦视为来自心灵的礼物，是无意识发出的信号[47]。

宋柯敏（Sung Kil Min）的《赫尔曼·黑塞的抑郁、虔诚和精神分析》[48]（2018）分析了黑塞一生的经历。青年时期父母的压制和教条使他受到精神创伤，曾被诊断出患有Ⅱ型双相情感障碍，中年抑郁并接受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治疗。从而指出，由于心理分析无法阻止抑郁症的复发，黑塞对其由欣赏变为批评。在五十多岁时，他开始创作新小说，超越了基于荣格精神分析的极性，走向更大的和谐与精神统一的旅程。虔诚主义曾经是黑塞痛苦的根源，却成为其精神成熟的终生支持。文学创作被作者视为黑塞应对心理疾病的机制之一。通过撰写自传性的教育小说，黑塞不仅试图解决自我问题，还尝试启发读者。

阿蒂·普纳马（Adi Purnama）和阿珂巴·K.色恬畹（Akbar K.Setiawan）的《赫尔曼·黑塞的小说〈东方之旅〉主角H.H的自我概念：卡尔·罗杰斯的心理分析下》[49]（2017）运用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方法阐释该小说中包含自我概念的单词、短语和句子，据此分析主角H.H.的自我概念中真实自我以及理想自我的特征，并比较其区别。[50]

在《通向自我之路：黑塞个性化主题中的心理分析及远东元素》[51]（2010）一书中，伊洛纳·克拉玛（Ilona Kramer）认为黑塞作品中的个性化主题主要受到荣格“自性化”心理学概念的影响，该主题是其创作迈向内在心灵的过程。同时，作者在阐释黑塞文学的自性化道路之时，也结合了“印度教”“佛教”和“道教”等远东元素。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叙事学角度阐释黑塞思想。

在《自由的代价：确定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的叙述者》[52]（2016）一文中，内森·德拉佩拉（Nathan Drapela）从黑塞最后一部小说《玻璃球游戏》突兀的结局为切入点，指出已有阐释还未能真正理解这部作品。作者通过分析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主人公性格，提出了小说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因此需要再确定。德拉佩拉认为约瑟夫·克乃希特本人才应是该传记的隐含作者，只有这样，构成小说主要部分的传记才能不被视为克乃希特的个人兴衰史，而是他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由此，《玻璃球游戏》才能真正被视为黑塞文学事业的最高成就。

古斯塔夫·兰格伦（Gustav Landgren）的《聚焦〈荒原狼〉：论赫尔曼·黑塞作品中不可靠叙事的概念化》[53]（2013）一文，以《荒原狼》为重点，研究了黑塞作品中不可靠叙事的前提、形式和功能。作者认为，黑塞在《荒原狼》以及《东方之旅》中应用了类似非确定性叙事，使得被叙事世界中的真实充满了矛盾性。《荒原狼》中复杂的“徽章复制式”（mise en abyme）结构，成为一个不可靠性叙事的范例，尤其以具有讽刺意味的双重信息向读者展现了不可靠性叙事。这种叙事形式在魔术剧场达到高潮。兰格伦由此认为，不可靠性叙事与文学现代性密切相关，是黑塞后期作品中重要的文体手法；安德烈亚斯·索尔巴赫（Andreas Solbach）的专著《赫尔曼·黑塞叙事的诗学维度》[54]（2012）涉及黑塞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和一些重要的短篇小说，不过并未对原始文本进行阐释，而是致力于文本本身的诗学过程。他指出黑塞是一位非常有建设性的作家，除了已认可的诗学思考之外，他在所有文本中，能够将文本的诗意修辞构成变为描写的对象，从而证明了他的现代性。作者认为，很明显黑塞在追求一种符合读者阅读期望的错综复杂的游戏：在令人信服的二元诠释学的修辞学背后，可以看到一种面向更加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文本修辞学，其中刻画了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特点：艺术作品文本结构与意义自足性的互释。

除上述主题之外，研究者们亦从更加广泛的视角阐释黑塞。拉曼·库玛（Raman Kumar）的《赫尔曼·黑塞〈悉达多〉中存在与形成的辩证法》[55]（2017）一文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悉达多体现的个体存在与转变。

《神话和乌托邦之间：黑塞寻找存在的终点》[56]（2013）一文探讨了黑塞作品中神话与乌托邦的相互关系及其重要性，以及这两个元素在其作品中对于我们理解乌托邦的意义。英戈·科尼尔斯（Ingo Cornils）认为黑塞作品最初摇摆在神话和乌托邦之间，以《纳尔齐斯与歌特蒙德》最为突出。然而在《玻璃球游戏》中，黑塞利用神话创造了一个乌托邦，表明黑塞虽然对人类终极存在进行锲而不舍的追求，并不一定会导致超验，而是有可能实现现实的乌托邦。黑塞认为人能够达到新的意识水平，他的“阶段理论”即自主个体的发展在当下“全球意识”背景下可能会变得更有价值。由此论证了黑塞思想对当代世界的指导意义。

在一篇医学论文《赫尔曼·黑塞和L：坐骨神经痛的两种叙述》[57]（2012）中，研究者比较了黑塞《疗养客》中的坐骨神经痛治疗与当代坐骨神经痛患者的访谈记录，通过分析两个文本的叙述，发现两个故事的叙事类型有着强烈的相似性。他们由此认为，尽管目前影像学和治疗措施对坐骨神经痛有了更好的了解，但是文学叙事同样反映出每天的生活实践，或许可以帮助治疗者更好地处理疾病。

《无疑这是一种奇异的体验方式》[58]（2013）一文则讨论了汉斯-乔治·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对黑塞作品的继受。

2012年，在黑塞逝世50周年之际，两部黑塞传记正式出版，分别是海姆·施温克（Heimo Schwilk）的《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者的人生》[59]以及贡纳·德克尔（Gunnar Decker）的《黑塞，漫游者和他的影子》[60]，他们将黑塞传记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61]。两部作品均认为文学创作是黑塞疗愈痛苦的手段。

在我国，黑塞研究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黑塞。当前，黑塞的代表作均有中译本，一些译本已有多个版本。随着越来越多国外研究、评论性文章被译介到国内，国内黑塞研究从最初的译介到如今的深层剖析，已经逐渐形成有规模和深度的研究。从2009—2019年这十年间已出版的相关研究性文章、博硕学位论文和专著来看，黑塞与中国文化及哲学关系之研究依然是重点。

研究者们阐释黑塞的小说、诗歌中所蕴含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中国智慧带给他的启迪，并探讨对当今的意义。莫亚萍《“李白热”中的狄奥尼索斯——黑塞之传承与转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谢魏《现代性与怀乡——黑塞的〈东方之旅〉解读》（《国外文学》2018年第4期）；祝凤鸣《赫尔曼·黑塞作品中的中国智慧及其启迪》（《江淮论坛》2018年第6期）；庞娜娜《“他者文化”与“我者文化”的“黑塞式”融合——访国际黑塞协会会长卡尔·约瑟夫·库施尔教授》（《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詹春华《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与〈易经〉》（《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马剑《黑塞对歌德“对立统一”思想的接受与发展》（《同济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范劲《〈玻璃球游戏〉、〈易经〉和新浪漫主义理想》（《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3期）；张弘《东西方文化整合的内在之路——论黑塞的〈东方之旅〉》（《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陈壮鹰《从心灵黑洞走向现实荒原——感受黑塞小说中创伤记忆的自我救赎》（《德国研究》2010年第2期）；王静《黑塞对歌德教育精神的接受和反思》（《东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张弘《黑塞与审美主义》（《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

卢伟的博士学位论文《赫尔曼·黑塞小说的中国形象》（武汉大学，2016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层面梳理了黑塞作品中涉及中国形象的内容，对比了欧洲文学、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套话”，从而阐发黑塞小说中独特的中国形象，认为其具有“逆向套话”的特征。

当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黑塞作品主要成果有：陈敏《〈荒原狼〉：传统市民性与现代性困顿中的自我救赎与升华》（《德语人文研究》2018年第6期）；成朱轶《论“荒原狼”的自救》（《名作欣赏》2017年第23期）；卞虹《寻找自我——从心理分析学角度解读〈德米安〉》（《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张敏、申荷永《黑塞与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方厚升《再谈精神分析视角的启发意义——以茨威格和黑塞的小说为例》（《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相关研究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多篇，例如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意识主体的笔者：基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概念的赫尔曼·黑塞小说互文分析》（Muhammad Babar Jamil，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分析心理学视角下的〈悉达多〉文本解读》（梁爽，南昌航空大学，2018年）。

近年来其他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有：《试析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杨莹，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黑塞作品在美国的接受与影响》（夏光武，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黑塞与东方：论黑塞文学创作中的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因素》（詹春花，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黑塞成为国内日耳曼学界学术研究的新重点，近五年的研究论文达160多篇。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阐释黑塞及其作品，除上述主题之外，还有关于宗教思想、叙事学阐释、女性角色解析、生态批评，黑塞“内在之路”解析，以及文类分析等方面。在此不一一赘述。

当前，国内研究黑塞的专著有6部：詹春花《黑塞与东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从黑塞接受东方文化的起因和条件、与东方文化的具体关系、作品中的东方文化元素三方面阐释黑塞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在其创作中的展现与嬗变；卞虹《成为你自己——对赫尔曼·黑塞小说中的人性主题考察》（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张弘、余匡复合作撰写的《黑塞与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从跨文化角度阐释黑塞的多元文化思想；马剑在《黑塞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重点分析了黑塞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张佩芬先生的《黑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应该说是我国学者研究黑塞的第一部专著，其中介绍了黑塞生平并评介其主要作品。另外一部黑塞传记：王滨滨的《黑塞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卫茂平先生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以专章综述了黑塞从1923年至1947年在中国的译介史。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对黑塞的研究已具有一定规模，尤其在欧美国家已形成一定的体系，并且视角多元，有较多突破性的成果。然而，从整体来看，国内黑塞研究仍然以黑塞与中国文化为主，缺乏跨学科的多元研究。

如前文所述，黑塞思想及其创作的凸出特点是跨文化、跨学科，因此在横向比较国内外黑塞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以“存在”为主线，试图从文学、哲学、心理学三个模块拼制出黑塞“向内之路”的多元地图，以期展现黑塞理想的“完整大学”（universitas litterarum）[62]式的人类教育图景。

首先，从文学出发，综合梳理黑塞早中晚时期的代表作品，阐发黑塞早期的浪漫主义特质，战争所激发的对现代性的审美批评，以及黑塞对自我与世界的描写。

其次，从哲学层面剖析黑塞的存在之思。黑塞的作品中蕴含着尼采的生命哲学观和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东方智慧，本书着重探讨黑塞在建构个体存在方式时，所提倡的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大同思想。

最后，由于黑塞的心理治疗与自传式创作引发多部作品展现心理学—文学特征，本书在荣格心理学视域下研究黑塞如何洞察现代心灵，认识自我且超越自我，追踪并缕析其在创作中对分析心理学理论的接受，并寻根溯源。由于黑塞与荣格在浪漫主义、东西方哲学方面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使得两者在探讨个体存在与自我超越方面形成对话。C.G.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与黑塞分属不同的学术领域，但是他们的关系如此亲密，以至于有些研究者认为黑塞中、后期作品完全源于荣格分析心理学思想。这种观点在黑塞研究领域引起颇多争议。从跨学科角度研究黑塞，希望借此为解决这一纷争做出有益探索。

本书以黑塞所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框架为研究背景，以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的方法，力图勾勒出黑塞及其作品所体现的多元哲学思想以及多相易变的精神世界，分析浪漫派、尼采、老庄对黑塞的影响，以及黑塞接受荣格思想的因果关系。通过收集研究黑塞的相关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其他有关文献，分析黑塞在建构人的存在方式上，亦即走向心灵的道路上如何与东西方的文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产生交集，如何对话，对黑塞思想脉络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本书通过文学、哲学、心理学三个层面的跨界研究，希望能综合全面地描写黑塞的思想与创作，绘制出黑塞对人类精神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探索，为国内日耳曼学界的黑塞研究增加新的研究视角。结合东西方哲学，以文学为载体将个体的内在探索、人的存在方式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以期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根植于个体精神世界的不断完善。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个体存在方式、人类精神世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为背书，从西方“他视”角度论证中国文化中自然和谐、内外一体的生命哲学对全球化视野下人的存在、幸福感以及自我超越而走向精神完满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