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经典传说是一座学术富矿，它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语言、简约灵动的故事、多姿多彩的人物、淳朴向善的思维方式、浪漫温暖的想象空间、巧妙实用的生活智慧等。对经典传说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对文学的理解与诠释，还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树立了新的学术范式。特别是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经典传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是经典传说的代表，其发展流变的过程不乏大量的古籍记载与古代遗迹，深受古典文化的浸染；其经典化的方式蕴含着民族文化、时代思潮、地域风俗、受众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从四大民间传说入手，不仅可以窥见民间文化的无限风光，还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文化精神的理解。

经典传说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诸多著名学者对此有浓厚兴趣，胡适、鲁迅等人皆有研究，顾颉刚、赵景深等人钻研尤深，取得了丰硕成果。近百年来，几代学者辛勤耕耘，收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支遍布全国、素质较高的教学研究队伍，成果丰硕。但是，近四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刘锡诚先生指出：“从总体来看，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四大传说故事的研究文章数量并不多，质量高的文章尤少，大量的是随笔一类，即便是论文，也很少达到二三十年代的研究水平。”[1]刘文江先生指出：“很长时间以来，故事研究在方法上有些停滞。因此，故事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应该是目前故事学重点发展的领域。”[2]2008年，段怀清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四大民间传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学术界的回应寥寥。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中国经典传说的多元阐释”这个题目，意义有三。一是提升经典传说的学术品质。经典传说在中国民间流传广泛，但缺乏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缺乏令人满意的精品力作，从传说的经典化过程和每个传说的特质着眼，运用多种方法，发掘民间文学经典对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无疑会提高其学术品质，也会在该领域有所突破。二是丰富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谈及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以往常常会忽略民间文学。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民族文化精神不仅体现在经、史、子、集等四库经典中，还体现在平民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之中，这些长期没有见诸文字的文化遗产，反而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参与和传承。研究经典传说，将会拓宽学术视野，丰富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三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白蛇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均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起了相关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探究民间文学经典的遗产属性和开发经验，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积极意义，而且能增强社会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扩大遗产的现实影响，促进遗产长久传承。

二

1924年，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引发学术界对孟姜女传说研究的热潮，继而掀起一场有声有色的民俗学运动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一时期，一批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者将目光转向民间，通过成立研究会、创办学术刊物等形式，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北京大学于1920年冬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1924年成立风俗调查会；广州中山大学于1928年成立民俗学会，同年创办《民俗周刊》；杭州于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并先后出版《民俗周刊》《民间月刊》《中国民俗学会丛书》等，还专门推出《孟姜女月刊》。

顾颉刚先生以其开创之功和一大批高水平成果成为民间传说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为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主编《孟姜女专号》九期，主编《孟姜女故事研究》八期，编辑《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三册，撰写论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杞梁妻哭崩的梁山》《孟姜女十二月歌与放羊调》《杞梁妻哭崩的城》《孟姜女故事研究》《孟姜女名称的来源》等。他的研究集中于孟姜女传说，通过严密周详的史料考证和对民间材料的广泛搜集，提出了孟姜女传说的两个系统：历史的系统和地理的系统，并总结出一系列有价值、有创见的结论，比如，孟姜女故事迁流的地域与历史的文化中心相关，历代的时势和风俗不断丰富传说的内容，民众的情感与想象促进了传说的成立与风行，各地关于同一传说的形态是纷异的和变化的，传说的许多内容是为了解释的需要而产生的，传说体现出民众与士流思想的分别，等等。[3]

在顾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诸多学者积极参与孟姜女传说的搜集、考证与研究，并关注到白蛇、牛郎织女、梁祝等传说。钱南扬以研究祝英台故事著称，他编著《祝英台故事集》，撰写《梁祝故事叙论》，运用历史的和地理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祝英台故事的起源、增饰附会、流变、分布等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考证。[4]赵景深《白蛇传考证》[5]沿用历史考证法，重点考辨白蛇传说生成、发展、深化、演变的历史轨迹。钟敬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运用西方故事学理论，将牛郎织女故事归入天鹅处女型故事，并单列“牛郎型”故事，分析其结构要点与特征，别具新意。[6]此外，谢兴尧《梁祝故事研究》[7]、钟敬文《七夕风俗考》[8]、傅惜华《雷峰塔传奇旧本之发现》[9]、曹聚仁《白娘娘传说中的悲剧成因》[10]等，从不同角度对传说进行研究，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起，研究者着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讨民间传说的思想性、人民性，把阶级分析的方法引入民间文学研究。路工《孟姜女故事的人民性及其他》[11]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孟姜女的命运归结为封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同一类型的成果还有李岳南《论牛郎织女故事的衍变及其思想性、艺术性》[12]、傅惜华《白蛇传集·序》[13]等。一批学者将唯物史观引入传统的学术研究，把民间传说发展流变的历史过程与其社会内容、思想意义、艺术特征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传说的剖析与理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戴不凡《试论〈白蛇传故事〉》[14]、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15]、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16]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传说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成为被“彻底打倒”的对象，比如孟姜女庙被关闭，庙会被取缔，孟姜女塑像被砸烂。民间文学的正常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冲击。

20世纪80年代起，民间传说研究在反思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钟敬文为孟姜女平反[17]，刘守华《关于孟姜女故事的演变》[18]突出孟姜女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张紫晨《孟姜女与秦始皇》[19]为孟姜女故事的结局涂上了反抗、嘲弄最高统治者的精神亮色。1983年，全国第一次“孟姜女故事学术讨论会”在北戴河举行，进一步深化了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同一时期，白蛇传说的研究也有了进展，罗永麟《论白蛇传》[20]探讨了白蛇传说发展演变的阶段与特色，肯定了白蛇追求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不屈意志，推崇其反抗精神和对爱情的追求；王骧《白蛇传说故事探源》[21]将白蛇故事的源头上溯到古代神话、上古图腾崇拜和异物变形的远古民俗信仰。

近四十年来，关于四大传说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多元局面：新方法不断引入，新观点层出不穷，新材料得以发掘整理，新措施得到探索实施。总体上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将西方前沿理论引入四大民间传说的研究。在传统的历史、地理、社会的研究方法之外，新引入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方法有：神话研究、原型研究、美学研究、结构研究、文化学研究等。关于神话研究，有陈勤建《孟姜女形象的变形神话机制》[22]，赵逵夫《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中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23]，傅瑛、丁爽《中国牛神话传说初探》[24]，等等；关于原型研究，有丁玲《〈孟姜女〉故事的原型批评》[25]，田富军《牛郎织女故事与“仙女下嫁穷汉”原型新探》[26]，陶思炎《人鱼与孟姜女——孟姜女原型探论》[27]，等等；关于美学研究，有陈伯君《论宝卷〈雷峰塔〉的悲剧思想》[28]，王晓华《白蛇传与民族悲剧无意识》[29]，毕尔刚《孟姜女故事艺术心理学分析》[30]，等等；关于结构研究，有郑士有《论孟姜女形象的深表层结构》[31]，周耀明《孟姜女故事基本结构的伦理学分析》[32]，郑劲松《人仙妖之恋——试论中国四大传说民间故事的共性结构模式及其文化内涵》[33]，等等；关于文化学研究，有夏维波、杨宇《中国文学中河桥意象与性爱主题的文化阐释》[34]，张士闪《山东民间文化背景下的梁祝故事——关于济宁马坡〈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的民俗学分析》[35]，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36]，陈志勤《从地方文化到中国、世界文化的梁祝传说——兼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建构》[37]，毕雪飞《民间传说的文化解读：淄河语境中的孟姜女传说》[38]，孙超《〈孟姜女传说〉与齐鲁文化——兼谈其中的主要文化素》[39]，等等。

二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一批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和指导下，深入民间，考察传说的现状和细节，形成学位论文。如郭俊红《牛郎织女传说的地方叙事研究——以山东省沂源县牛郎官庄为例》[40]，贺晶《汝南梁祝传说在当代的讲述与传承》[41]，程安霞《旅游开发与传说传承的扩展化——以山东省济宁地区梁祝传说的田野研究为个案》[42]，王静《上王庄村孟姜女故事调查研究》[43]，付伟安《山东淄博孟姜女传说的传承现状研究——以淄河镇城子村为例》[44]，等等。

三是地方文化工作者热情加入和积极推动传说资源开发。他们纷纷撰文论证相关传说的流传地、发源地和传说人物的故里。如周静书《论梁祝故事的发源》[45]，马志坚《祝英台“籍贯”述略》[46]，刘康健《千古绝唱出中原——河南省汝南县梁山伯与祝英台故里考》[47]，杨亦农、邵鸿志《梁祝故里在山东济宁考略》[48]，等等。

四是对四大传说的综合研究。如田茂军、林铁《中国四大传说中的男性形象》[49]，胡兆云《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与“力比多”学说》[50]，等等。

此外，在资料整理方面出现了一批丛书。如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推出名家谈四大传说系列（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推出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系列（五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推出中国民俗文化丛书（含四大传说四册），等等。

四大传说研究虽然成果甚丰，但也有一些缺憾。一是分论者多，总论者少。学者们多专注于研究某一个传说，很少把四大传说放在一起来综合研究。目前所见仅有贺学君《中国四大传说》[51]、罗永麟《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52]、俞成云《中国古代四大传说在东北亚的传播和影响研究》[53]、施爱东《“四大传说”的经典生成》[54]等。二是论文数量不少，但精品力作不多。关于四大传说的研究论文，多发表在一些比较边缘化的学术期刊上，融入主流核心刊物者非常少，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少之又少。三是地方热情较高，但学界呼应较少。地方文化工作者和政府热心于论证传说的地域性，但很少有学者响应，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无法形成广泛的共识，因而只能自说自话，各自表达。总之，四大传说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有待整合，还有比较广阔的拓展空间。

三

基于上述情况，本书以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其源流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民间传说的经典化过程、传播方式、民众接受心理、故事类型价值、原型特征、艺术载体等。

为深入民间文学研究的前沿，了解传说的当下形态和开发保护情况，笔者有意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田野考察。比如到国家级民间故事村拜访故事家，听听他们讲述的四大传说，实地感受民间传说的生成环境，比较各地流传的关于四大传说的不同版本，为此，笔者选取了距离较近的十堰和宜昌两处；比如到传说传承地，看看传说在当地流传的情形和保护开发的状况，为此，笔者去了山东沂源、江苏镇江、浙江杭州、湖北郧西、河南汝南、浙江宁波、江苏宜兴等地。

随着研究的进展，许多细节得到还原，传说的脉络逐渐清晰，如何选取较为独特的角度，是笔者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在对材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笔者针对每一个传说，提炼出一个主题，以之为重点进行深入挖掘。

牛郎织女传说，是男女主人公着墨最均衡的一个，故从人物分析入手，分别探究牛郎、织女的身份特征，从而寻找其分与合的阻力和动力。白蛇传说，相关地域最没有争议，且与几处著名的风景名胜密切相关，故从传说与景点的关系入手，探寻二者之间文化互动的情况与内在机制。梁祝传说，其流传地抢注者最多，竞争最激烈，故从地域文化资源入手，梳理四省六地为梁祝故里之争而展开竞争与合作的因由和举措。孟姜女哭长城传说，名称中包含的故事要素最充分、最完整，故从人物、动作、对象三要素入手，解析每个要素的历史流变与文化内涵。

四大传说，四个重点论述方面，每一个都特色鲜明，且有比较丰富的内涵，有相应的文字或实物作支撑。四大传说之间可以参照印证，并表现出一些突出的共性特征。作为精神文明宝藏，其主题、人物、悲剧美至今震撼人心；作为口头文化遗产，由于环境的急剧变化，其传承现状令人忧虑；学界、政府、民间人士的努力形成了一种新的合力，推动民间文化遗产以新的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并在文化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一个主关注角度去解析一个传说，常常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牛郎有四重身份（天上星、人化神、世俗仙、放牛娃），是一个递进的线性演变过程；织女也有四重身份（天女、织妇、思妇、巧妇），却是一个叠加的层积过程；天河相会的时间间隔，因为“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相对性而显得不那么漫长。比如白蛇传说中，因为有断桥的聚焦法，金山寺、法海的合成法，雷峰塔的附着法，传说与风景名胜融为一体，互相帮衬，使得传说结构更为稳定、与实物结合得更为紧密。比如梁祝传说，四省六地从竞争到合作的过程很值得思考，对地方文化工作者而言是一个可供借鉴的案例。比如孟姜女传说，“孟姜女”与“杞梁妻”之间通名与私名的转换，“哭”体现的情与礼的较量，“长城”所承载的科学与传说的争辩，都是民间传说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方面。

作为面向大众的出版物，本书的书名突出了研究对象的主题：阻隔与爱慕，既是对经典传说共性的概括性描述，也是对课题涉及内容的综合提炼。一方面，四大民间传说都以爱情婚姻故事为主题，主人公分别面临不同的困境和矛盾，即“阻隔”，他们各自冲破艰难险阻，努力跨越“阻隔”，表现出对“爱慕”的坚守与追寻，这一过程本身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美和温暖和煦的向上力量。另一方面，阻隔与爱慕展现了人类爱情故事中的“隔河情结”，河流是爱情发生的最佳场所之一，河流的阻隔催生了爱的企慕，给爱情故事带来更多的勇气和浪漫，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非常普遍。阻隔与爱慕，反映了经典传说面临的阻力与动力，传达了经典传说的价值取向与美学特征，也是易于为大众理解的关键词。

限于学力，最初的预想未必做到并做好了，笔者将加强学习，不断更正、提高，真诚期待学界前辈、同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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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5页。

[2] 刘文江：《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献辑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3] 参见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4] 参见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原刊《民俗周刊》1930年第93—95期（祝英台故事专号），载钱南扬等著，陶玮选编《名家谈梁山伯与祝英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5] 赵景深：《白蛇传考证》，原系赵景深《弹词考证》之一章，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收入王秋桂编《中国民间传说论集》，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6] 钟敬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载《钟敬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320页。

[7] 谢兴尧：《梁祝故事研究》，原刊《北平晨报·学园》1932年第336—341期。

[8] 钟敬文：《七夕风俗考》，原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11、12期。

[9] 傅惜华：《雷峰塔传奇旧本之发现》，原刊天津《大公报》剧坛副刊，1935年。

[10] 曹聚仁：《白娘娘传说中的悲剧成因》，原刊《论语》第107期，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7年版。

[11] 路工：《孟姜女故事的人民性及其他》，此文为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的《前言》，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

[12] 李岳南：《论牛郎织女故事的衍变及其思想性、艺术性》，《北京文艺》1956年第8期，收入李岳南《神话故事、歌谣、戏曲散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13] 傅惜华：《白蛇传集·序》，收入路工主编《民间文学资料》（二），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

[14] 戴不凡：《试论〈白蛇传故事〉》，原刊《文艺报》1953年第11期，收入戴不凡《百花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15] 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16] 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民间文学集刊》第二本，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收入《论中国四大传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7] 参见钟敬文《为孟姜女冤案平反——批驳“四人帮”追随者的谬论》，载顾颉刚、钟敬文等《孟姜女故事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8] 刘守华：《关于孟姜女故事的演变》，载顾颉刚、钟敬文等《孟姜女故事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9] 张紫晨：《孟姜女与秦始皇》，《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1982年第1期。

[20] 罗永麟：《论白蛇传》，《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1] 王骧：《白蛇传说故事探源》，《民间文学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 陈勤建：《孟姜女形象的变形神话机制》，《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4期。

[23] 赵逵夫：《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中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24] 傅瑛、丁爽：《中国牛神话传说初探》，《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25] 丁玲：《〈孟姜女〉故事的原型批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26] 田富军：《牛郎织女故事与“仙女下嫁穷汉”原型新探》，《零陵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27] 陶思炎：《人鱼与孟姜女——孟姜女原型探论》，《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

[28] 陈伯君：《论宝卷〈雷峰塔〉的悲剧思想》，《民间文艺集刊》第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29] 王晓华：《白蛇传与民族悲剧无意识》，《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

[30] 毕尔刚：《孟姜女故事艺术心理学分析》，《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6期。

[31] 郑士有：《论孟姜女形象的深表层结构》，《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

[32] 周耀明：《孟姜女故事基本结构的伦理学分析》，《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4期。

[33] 郑劲松：《人仙妖之恋——试论中国四大传说民间故事的共性结构模式及其文化内涵》，《中国民间文化》第四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

[34] 夏维波、杨宇：《中国文学中河桥意象与性爱主题的文化阐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5] 张士闪：《山东民间文化背景下的梁祝故事——关于济宁马坡〈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的民俗学分析》，《齐鲁艺苑》2005年第2期。

[36] 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7] 陈志勤：《从地方文化到中国、世界文化的梁祝传说——兼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8] 毕雪飞：《民间传说的文化解读：淄河语境中的孟姜女传说》，《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

[39] 孙超：《〈孟姜女传说〉与齐鲁文化——兼谈其中的主要文化素》，《管子学刊》2011年第1期。

[40] 郭俊红：《牛郎织女传说的地方叙事研究——以山东省沂源县牛郎官庄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

[41] 贺晶：《汝南梁祝传说在当代的讲述与传承》，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年。

[42] 程安霞：《旅游开发与传说传承的扩展化——以山东省济宁地区梁祝传说的田野研究为个案》，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

[43] 王静：《上王庄村孟姜女故事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民族大学，2010年。

[44] 付伟安：《山东淄博孟姜女传说的传承现状研究——以淄河镇城子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

[45] 周静书：《论梁祝故事的发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2期。

[46] 马志坚：《祝英台“籍贯”述略》，《东方博物》2004年第1期。

[47] 刘康健：《千古绝唱出中原——河南省汝南县梁山伯与祝英台故里考》，《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

[48] 杨亦农、邵鸿志：《梁祝故里在山东济宁考略》，《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

[49] 田茂军、林铁：《中国四大传说中的男性形象》，《民间文化》2000年第7期。

[50] 胡兆云：《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与“力比多”学说》，《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51] 贺学君：《中国四大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52] 罗永麟：《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53] 俞成云：《中国古代四大传说在东北亚的传播和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

[54] 施爱东：《“四大传说”的经典生成》，《文艺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