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博我以文，约吾以美：走向新世纪的中国莎学

21世纪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如何发展，这是许多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者面临的一个课题。在重读经典的呼唤声中，莎士比亚毫无疑问是应该重读的经典之一。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中，曾经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莎作翻译家，经典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文本，令人震撼、引起轰动的话剧和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以及一些重要的莎士比亚研究论著。重读莎士比亚有多种方法。纵观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并从当下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现状出发，才能读出新意，因此必须重视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尤其是对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剧，应该研究其成功与不足；紧紧跟踪世界莎学研究动向，在资料引进方面重视20世纪世界莎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在引进西方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莎学研究中的一些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观点进行更新；在莎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多种阐释方法，摈弃以往我们熟悉同时却带有明显局限性的观点，使包括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与比较研究在内的莎学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世界莎学研究领域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是时代赋予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光荣使命。

文学经典的产生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产生之初不是经典，但随着时间的淘洗，后来被尊为经典；一种是一产生就是经典；一种是当时被推为经典，后来则不被人们所认可。莎士比亚无疑是属于第一种情况。但是，莎士比亚作品又与其他经典有所不同。它的经典地位显示出一种长期的稳定性，不仅在世界范围的文学经典文本研究中独占鳌头，而且在舞台上常演不衰，而我们对经典阐释的最终意义就在于，发掘经典内在的精神价值与审美价值，不断放大经典的人文价值。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莎士比亚则是第二种可能性的绝佳榜样。”[7]莎士比亚的经典地位就充分显示出了这样的陌生性。莎士比亚的戏剧最初并不是经典，其经典地位的获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而莎士比亚具有连接通俗与经典的独特魅力。莎剧在产生之初由于其通俗性、娱乐性与时代和社会有紧密联系，但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能够激发人们对它自身、文学与艺术和人性不断产生新的认识，其通俗性的身份已经被改写。莎剧在与世界的交流和对话中，不断地被重写和解构，是莎士比亚赢得经典地位的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在兼及中国莎学发展史的基础上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现状做出一番描述、展望，并据此提出若干研究策略也就并不显得突兀了。

一 机遇与挑战

纵观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我们看到，尽管中国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显得比较沉寂，“危机”之说也时有耳闻，但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莎学研究论文仍然居于外国文学研究之首。不容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中，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莎学研究始终得以持续保持其研究势头不衰，个中缘由值得深入探讨。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的范围主要有：莎士比亚作品翻译、莎士比亚文本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演出、莎士比亚课堂教学。同时，莎士比亚研究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戏剧理论、戏剧演出的不断发展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莎学研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莎学研究缺乏长远规划，没有形成重大的理论突破，研究方法老化，引进西方最新莎学成果不足，与西方莎学界缺乏长期、固定和经常性的交流，国内学者之间、研究与演出之间缺乏对话渠道，缺乏足以实现中国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从而难以产生深刻影响世界的莎学论著，莎剧演出困难较多、研究经费匮乏等。但是，毋庸讳言的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繁荣，国外莎剧演出的引入，中国莎剧演出经过不断打磨后的日趋成熟，以及西方文学艺术理论所带来的某些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使中国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增强了，研究视野开阔了，中青年莎学学者逐渐成熟，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研究的方法也较以前更加多样化了，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莎学研究纵向对比，应该说，中国莎学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

二 莎剧演出成为推动莎学研究的动力

莎士比亚研究区别于其他外国作家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不仅可以进行文本研究和考证，而且可以进行舞台创作实践。这是莎士比亚戏剧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莎士比亚戏剧不但可以用英语演出，而且可以采用话剧与中国戏曲的形式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不仅被专业戏剧团体推上舞台，而且已经成为大学生校园戏剧经常性演出的剧目，这是莎士比亚批评不断被激活的原动力之一，也是莎士比亚在中国被经典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莎剧演出，都构成了中国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剧已经成为世界莎士比亚舞台上一朵奇葩。因为，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剧以不同于西方话剧的“唱念做打”来演出，加上西方观众对莎剧故事情节已经烂熟于心，中国戏曲莎剧的演出往往会使他们产生眼睛一亮的感觉。京剧艺术、昆曲艺术、川剧、越剧与莎士比亚戏剧的结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显现出了双重叠加的经典艺术价值。在此意义上，莎士比亚“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教我们如何接受自我及他人的内在变化，也许包括变化的最终形式”。[8]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戏曲与号称西方经典的莎士比亚的对接，借中国戏曲包装莎剧，产生的艺术震撼力、冲击力是巨大的，其文化交流的意义也不容忽视。所以，中国戏曲改编的莎剧演出对于理解莎剧，从创作、导演、表演及实践和理论的角度探讨莎剧有着重大意义，不仅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给西方观众送去了中国戏曲、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而且，也通过演出带动、促进了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9]

近年来，中国举办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都举办了多届国际莎剧演出戏剧节、戏剧周，国家大剧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也举办了多次莎剧演出戏剧节。国际莎剧演出频繁登上中国舞台。莎剧已经成为中国高校经常排演的剧目。仅中国国家话剧院排演的莎剧就有《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十二夜》《理查三世》（林兆华）、《理查三世》（王晓鹰）、《罗密欧与朱丽叶》。

从中国莎学的发展史来看，中国现代戏剧从萌芽期开始就受到莎剧艺术的滋养，显性影响表现为对莎作的阅读、翻译、研究、传播；深层影响表现为莎剧在人物塑造，情节丰富性、生动性，语言诗意化，现实主义表现，风格浪漫化和莎氏悲剧审美方式方面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莎剧和中国戏剧、戏曲的结合相得益彰，从莎剧中我们更看到了中国戏曲巨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事实证明，中国的京剧和各种地方戏，用来表现莎士比亚戏剧，具有它独特的优越性。近年来莎剧如何为当代观众所接受并喜爱，一直是莎剧研究关注的课题之一，而中国戏曲莎剧的演出不仅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文化纽带，而且成为连接古代与现代的一条途径，成为古老艺术形式与现代戏剧观念的对接方式之一。所以，很多采用中国戏曲形式改编的莎剧受到了中国观众和西方观众的喜爱，中国戏曲的传播与莎士比亚经典的回馈，取得的是双赢的成功。通过莎剧演出实践，人们认识到，既可以有传统形式的莎剧演出，也可以借莎剧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与观念，二者并不矛盾。莎剧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生活、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人性的一座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的中国莎学领域，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将放射出更加璀璨耀眼的光芒。

三 借鉴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他山之石

为了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更深入的发展，就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文化研究中的理论。如果我们的莎士比亚研究仍然停留在以往研究范式的框架中，那么这样的研究就很难取得任何进展，由于学养、学识的差距，我们甚至不能超越我们的前辈莎学研究者。那么，突破的关键在哪里呢？我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随着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和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文论的引进，一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和后现代语境出发，对莎士比亚最重要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进行了深入解读，从语言、宗教、莎氏对西方作家影响角度对莎剧进行研究。因此，从这一角度对莎士比亚进行阐释，我们就会获得远比前辈莎学学者丰富的阐释资源和更加开阔的视野。这种多角度、多种理论参与的阐释，不仅使莎士比亚研究成为检验各种理论和学说的试金石，而且使中国莎学研究范围不断得以拓宽，尽管这种研究还表现得相当不成熟和稚嫩，但毕竟我们在阐释策略上建构起了理论的基石，在认识深度上有所加强，在研究形式上有所创新，甚至给人以方法论上的启示。研究者利用当下的西方文论建构与解构莎剧，能使人们对原有视点下的莎学研究形成了某种超越，甚至可以对我们以往的莎士比亚批评进行检验、校正和再批评。

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莎学研究的发展，从当下的西方文学、文化理论出发阐释莎作在中国莎学研究中的比重在逐年增加，在解构与建构中使莎士比亚成为思想的源泉和文化批评的训练场、演兵场。立足于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本身就具有“中西文化和文学的‘互识’、‘互补’和‘互证’”[10]的特点，不但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促进现代莎学的不断创新也有不可小觑的作用。正如王国维所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助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如果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放在中西之学的大背景下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借助西学理论重读莎士比亚的意义了。所以这一类批评既有从宗教、心理学、浪漫主义的研究出发观照莎氏作品，又有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叙事文学、后结构主义、原型理论、文学符号学阐发莎氏作品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近年来国内对西方文论的引进有很大的关系，同时表明莎学研究者的某种学术自觉，即莎学研究力求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围与范式，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

从莎士比亚与基督教的研究中，我们获得了与原来的中国莎学研究迥异的观点和有很大差异的评价，进一步认识到莎士比亚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我们看到，不但莎氏悲剧与基督教有不容忽视的联系，而且莎士比亚的喜剧也是贯穿着《圣经》教义与宗教典故的作品。尽管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一再强调：“莎氏最压抑的悲剧《李尔王》和《麦克白》产生不出基督教意识，伟大而隐晦的戏剧《哈姆雷特》和《一报还一报》也不会。”[11]但那毕竟只是哈罗德·布鲁姆的一家之言，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我们没有基督教的生活背景，我们才会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基督教因素更加敏感，正所谓“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而我们则“于百物之情状，视之洞若观火，而躬筦其机以开阖之”（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正因为莎剧的多样性、丰富性，所以莎剧既具有人文主义文学反对封建桎梏、争取个性解放、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又体现了仁慈、宽恕、博爱精神，这种精神既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和基督教思想，其中又异常鲜明地体现了“人文主义—基督教”双重文化价值意识，并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文学家的基本价值指向和莎士比亚剧作人文精神的主要价值取向。

莎学研究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表现在我们已经超越的既有的以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研究莎作的模式上。在我们的研究中早已关注到从美学、现代性、文化等层面把握莎作的精神，如莎剧处理戏剧人物心理活动：如暗示情节，简练剧情，拓展戏剧舞台空间，使观众获得了相对自由、强烈时间差的感觉。种族、性别、他者等后殖民关键词彰显了莎剧的后殖民色彩，就内容产生的历史依据和体现的殖民主义象征意义、人物蕴含的殖民话语中东方主义思维方式、被歪曲表征的被殖民者形象、后殖民语境下被殖民者的悲哀说明了殖民主义主题；莎剧中人性的善恶两面各有神魔对应的原型系列等话题；探讨了莎剧中蕴含的情节是不是由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基督教神话融合而成的问题，以及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狂欢化色彩表现为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脱冕，各种狂欢式的变体或者狂欢节的辅助性礼仪，“绿色世界”的建构和语言戏谑，人文主义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狂欢精神”；莎剧与《圣经·创世记》的主要内容、整体结构有对应关系，《圣经》特有的隐含叙事结构，贯穿《圣经》中的惩罚与拯救思想也在莎剧中以特有的意象呈现出来；通过女性主义研究，人们看到莎剧中的一些女主人公受到男性话语的压迫，但她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压迫，她们对男性话语的颠覆是当时社会的权力场所能允许的，而且也受到了某种抑制、解构，显示莎剧的主要倾向也不是以人文主义为中心，而是以建立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旨等讨论，均从不同的侧面对莎士比亚进行了现代意义的阐释。

四 阐释中的比较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成果的增多，表现为随着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和壮大，从比较的角度，采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解析莎作，以及从中西文明视角出发的文学批评，获得了更广泛的研究空间，也为中国莎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以不同语言的文学作为比较对象，则能够有相对稳定的较高的比较价值”，因为其研究重心是“放在发现不同语言载体中的文学的独特的审美机制上，尤其是那种只为某种民族和语言的文学所独有的审美特点和审美机制”[12]上，才是我们莎士比亚研究的目的。应该说，莎士比亚与中国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方面是一个大题目，在这个题目之下，既可以有宏观的比较，也可以有微观的比较；既可以是作家之间、作品之间的比较，也可以是戏剧之间的比较，甚至是表演形式之间的比较。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由于其跨文化的性质，本身就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据统计，与其他域外作家和中国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研究相比，“关于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成果最多”，其中既有莎士比亚与中国作家的平行研究，如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关汉卿、李渔、纪君祥、曹雪芹及其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也有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的研究。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莎士比亚研究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经常涉及的课题之一。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莎学研究主要是在五个层面上展开的，即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古典戏剧的比较；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影响的比较；莎士比亚与外国作家、作品的比较；关于中国戏剧、戏曲改编莎剧的争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研究。[13]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莎氏研究来看，我们发现，在一般的比较文学论著中，对莎士比亚的比较主要借鉴了莎学研究者的成果，而在平行研究中，莎士比亚与中国作家的平行比较很难超越同异比附的僵硬模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从中西戏剧比较出发，对莎士比亚和中国戏剧、戏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更加广泛的层面认识文化的包容性与兼容性，能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互相借鉴，并最终在这种交流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文化交流中的穿透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国戏曲、戏剧与莎剧比较角度探讨中西戏剧的异同构成了莎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种比较中，研究者痴迷地将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人物与莎剧中的人物进行形象、性格、审美以及主题、情节、结构之间的比较。把莎剧中的人物放在世界文学史的范围内进行比较，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悲剧人物的共性与不同的个性，从而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探索人性，诸如此类的比较尽管还存在着若干不足，但有助于人们从中西方文学、戏剧的审美角度把握莎氏戏剧的美学与道德意义，从不同方面的比较式介入，能够更深刻地领悟到中西文学艺术、文化之间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则是毫无疑问的。

五 面向现代的中国莎学

中国对莎士比亚的翻译、演出和研究构成了多声部的鸿篇巨制交响乐，从19世纪一直演奏到今天。未来的中国莎学研究如何发展是一个难题，在困难与危机中，同时也孕育了期望。中国莎学研究，到底面临着哪些任务呢？又有什么对策呢？我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应该明确提出建立有鲜明特色的中国莎学学派，并构建中国莎学学科理论体系。实质上这一学科的建立至今也没有明确起来，尽管我们距离这一目标仍然有不小的距离，但是仍然应该将其作为一个目标提出来。到今天为止，莎士比亚教学仍然只是大学英文系中附属于“英美文学”教学的一个专题，在大学中文系则附属于“外国文学”教学内容中的一节，即使在外语院校的研究生的文学教学中也很少把“莎士比亚研究”作为专题来讲授。显然，要扭转这一状况，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值得研究者为此而不断努力。在部分高等学校的中文和英文教育中，也包括莎士比亚研究研究生的培养，尽管莎士比亚已经作为课堂讲授的一项内容，但作为一门传统而系统的学科，我们还面临着构建中国高等院校莎学学科教学体系的任务，这也是我们与西方莎学的明显差距。在21世纪，我们应当建立中外莎学国际交流的畅通渠道，进一步拓展中国莎学学者与国际莎学界和莎剧演出交流渠道，形成中外学者和编导合作机制。在这一方面，美国戏剧专家诺曼·沃克来华执导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大型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巧妙运用现代舞扭曲夸张造型，展示朱丽叶痛苦、畏惧而又充满希望的内心情感，著名指挥家卞祖善把缕缕情思融入如泣如诉、哀而不伤的旋律中，舞台艺术家马运洪以二层楼房的设计贯穿全剧，群舞、独舞、双人舞既展现了群众性的节庆活动，又有情窦初开的少女细腻的心理描绘；既有激烈的广场械斗，又有缠绵悱恻的独舞、双人舞，朱丽叶、罗密欧初遇时的一见钟情，月下幽会时的狂热相恋，卧室告别时的难舍难分，墓地殉情时的悲恸愤恨，生动展现了原作的精彩段落和人物形象，将观众带入优美、紧张的艺术境界的遐想，这些均可作为重要参照。同时，中国莎学学者应主动出击，将中国莎学的成果让国际莎学界知晓，让西方学者在他们传统、擅长的莎学研究领域中懂得，莎学研究中的西方途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不完善的，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因此在构建“世界莎士比亚批评史”的过程中，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在国际莎坛发挥中国学者应有的作用，也就成为中国莎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任务了。[14]

为此，我们要加强莎学研究基础工作、资料工作，追踪国际莎学动态。在原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新的国外莎学研究资料汇编，引进世界莎学研究新成果；同时，注重经典重读，在莎士比亚文本细读上下功夫，莎士比亚作品的全部意义正是在无数读者创造性的阐释和阅读中逐渐形成的。对莎士比亚的文本细读早已超越了把史实考证和原义复制作为终极目的的阶段，这种细读应该是在了解文本的隐秘原义的基础上，把握经典存在的时间性与对经典理解的历史性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莎士比亚作品在时间变迁中不断增长的意义，把对莎士比亚作品中对现代人文价值的弘扬作为一项重要使命。在跨文化的戏剧传播中，包括莎士比亚戏剧在内，只要我们“找到把传统审美特色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的方法，戏曲可以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条捷径，中国戏曲演绎西方故事和古装新戏都可以，关键是形式必须尊重戏曲，内容不忘面向现代”[15]。无论是传统的内容，还是地道的戏曲形式，关键是具备“能与现代人精神沟通的内涵，表达普世哲理和美学价值”[16]，就能使古老的莎剧和中国戏曲焕发新的生机。“中国的地方戏曲有三百多种。如果这三百多个剧种或多或少地都能演出莎士比亚，那对于在中国普及莎士比亚，引导人们去认识、去欣赏莎士比亚，将是十分有益的。同时，这样做会提高戏曲演员的文化修养，扩大戏曲工作者的视野。中国的戏曲充满无穷的、完美的诗意、思想与感情，它应该是与莎士比亚能够相通的。”[17]因为作为经典的莎士比亚剧作的意蕴是难以穷尽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与阐释也是永无止境的，“真把莎士比亚剧作演得尽善尽美，即使在西方有长久莎士比亚演出传统的国家，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演出尤其需要国内外的专家们的认真的批评、评论”。[18]因此，我们应该拓展思维空间，革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利用西方文艺理论、哲学、美学理论、文学、戏剧理论和语言学理论促进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调整，逐步完成文本研究、舞台演出研究、批评范式等批评主体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建设性的历史累积中不断深化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我们应该启动编辑《中国莎士比亚大百科全书》，更好地发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会刊《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中华莎学）》的学术影响力；坚持举办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和搞好省、市莎学研究。加强网络与莎学研究、莎士比亚的普及工作。创造条件争取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在中国召开，从而真正实现莎士比亚与当代中国在21世纪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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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A.A.斯米尔诺夫：《莎士比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杨林贵译，张泗洋、孟宪强编：《莎士比亚的三重戏剧：研究演出教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2]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3] 方汉文：《西方文艺心理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4] 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困境与出路》，载陈奇佳、张永清编《文学与思想》，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9—90页。

[5]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6] 本节完成以后，通过与张薇博士讨论，受到启发，丰富了本节。

[7]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8]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9] 1980年，徐企平导演，上海戏剧学院第三届藏族班毕业演出剧目《柔蜜欧与幽丽叶》一经公演便引起轰动。为了让藏族学生读懂、吃透剧本，对照阅读、删改汉藏文剧本、重点全面研读，分析人物、讲解导演构思、排练。当柔蜜欧轻声呼唤“哦，我的爱！我的爱妻！”时，柔蜜欧把幽丽叶轻轻抱起，缓步走向台口，在两人深情凝视中，催人泪下的画外音对白回荡在剧场……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院长科克爵士和美国戏剧专家在观摩以后，对该剧的演出给予很高评价。徐企平排演该剧的指导思想是钟爱莎氏的《柔蜜欧与幽丽叶》，喜欢纯朴、热情、勤奋的藏族学生，藏族儿女担负得起表演世界名著的重担，莎翁这朵绚丽的舞台艺术之花一定会绽放在白雪皑皑的世界屋脊之上。该剧开创了少数民族演员演出莎剧的先河。该剧被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三场。邓颖超在观看后对演员说：“你们的戏，是开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朵奇葩。”胡耀邦、万里接见了剧组全体成员。导演徐企平有幸成为被胡耀邦接见过的戏剧导演。文化部命名该班为“先进教学集体”。徐企平排练使用的藏文剧本被收藏于英国伯明翰公立图书馆莎士比亚文献部。

[10] 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1]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12]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13] 李伟民：《比较文学视野观照下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4] 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477—478页。

[15] 孙惠柱：《民族特色与普世价值：中国戏曲可能在世界各地可持续发展吗？》，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研究中心：《戏剧学》（第四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16] 孙惠柱：《民族特色与普世价值：中国戏曲可能在世界各地可持续发展吗？》，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研究中心：《戏剧学》（第四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17] 曹禺：《曹禺全集》（第5卷），田本相、刘一军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

[18] 曹禺：《曹禺全集》（第5卷），田本相、刘一军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