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莎氏乐府本事》及其莎剧注释本在中国

作为西方经典的莎士比亚戏剧随着传教士的脚步被引入中国，自此，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开始接触到莎剧，而他们首先阅读的是莎剧英文简易读物。这些莎剧英文简易读物。对于学习者学习地道的英文、了解莎士比亚戏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些莎剧的简易读物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以中文注释的莎剧简易英文读物，主要以中文注释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为主；第二种，以中文注释莎士比亚戏剧的英语学习读物，而不是经过兰姆姐弟改写的读本；第三种为英汉对照本的莎剧简易读物；第四种为不加任何注释的兰姆姐弟的英文《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第五种，以文学阅读为目的，由林纾和其他人翻译的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出版时也多以《莎氏乐府本事》来命名）。

兰姆姐弟合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开始虽然是作为本国青少年读物编写的，但是，流传到域外，尤其是在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们认识莎士比亚戏剧时不可缺少的一本入门书。对于晚清和民国以来初习英文的中国学生来说，数量众多的英文注释本和汉英对照的《莎氏乐府本事》更是不可多得的初级英文学习教材。在中国最早翻译过来的不是整本的莎士比亚戏剧，而是普及性的《莎氏乐府本事》以及多种莎剧注释本和汉英对照本，这些书籍成为晚清和民国时代学习英文的学生必读的书籍之一，也是后来成为英语大师的许多著名学者的英文入门读物之一，而今天的英语学习者也仍然把注释本莎剧作为学习英语的读物之一。这些以“莎氏乐府”之名出版的读物，在翻译实践上为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奠定了基础。从中国英语教育史的角度看，众多的以“莎氏乐府本事”命名的英文读物在中国的英语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对其的研究相当薄弱，所以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英语热’于晚清创办外国语学堂不久就开始兴起”[1]，表明中国人急于学习外国文化科技、了解域外世界的心态和急迫的心情。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外来文化、文学、思潮的引进，各种英语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品种不断增多，“世界文学名著的节录本、缩写本、英汉对照本《莎氏乐府本事》”[2]等书受到学习者的欢迎。当时英语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学生建立进修英语之良好基础……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发展其语言经验；使学生从英语方面加增其研究外国文化之兴趣”。[3]在众多的以“莎氏乐府本事”或“莎氏乐府”命名的书籍中，大体上是根据兰姆姐弟编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翻译过来的，旧时通称《莎氏乐府本事》，少量来自直接对莎氏原文剧本的注释。《莎氏乐府本事》被译成中文或作为学习英语的注释读物出版、印刷过多少次，现在已经很难统计清楚了。中国无数的英文学习者和老一辈学者是由《莎氏乐府本事》来提高英语学习水平，了解莎士比亚的。1928年，郭沫若曾经回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朱生豪在秀州中学读书期间就将《莎氏乐府本事》作为英语阅读课本，书中的异国风情、广阔的社会场景、跌宕的感情波澜和深邃的人生哲理深深吸引了朱生豪。[4]季羡林回忆，“在中学时，英文列入正式课程……我只记得课程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orm Shakespeare）”[5]。范存忠说他是读了“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和《威尼斯商人》，于是对英美文学有了一知半解了”。[6]吴景荣也是在高中一年级就阅读了兰姆姐弟的《莎氏乐府本事》[7]。桂诗春读兰姆姐弟的《莎氏乐府本事》的时候，“当时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何许人也，只不过感到故事情节生动曲折，颇有吸引力”[8]，而颇能引起他阅读的兴趣。《莎氏乐府本事》及其各种注释本由于出版的数量巨大又曾经被学习英语的学子作为阅读、学习读物，我们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兰姆姐弟编写的这本普及性《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影响在初学英文的学生中间要超过了英文版、中文版《莎士比亚全集》。《莎氏乐府本事》的各种版本在中国的传播，不但构成了中国英语教育史上的重要一环，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足迹研究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 作为文学读物的《莎氏乐府本事》

作为文学读物，光绪三十一年二月林纾与魏易采用文言文形式合译的兰姆姐弟的《吟边燕语》由商务印书馆列为“说部丛书第一集、第八编”出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吟边燕语》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版。因为“晚清时流行的做法是将小说与戏曲、弹词、道情、时新歌词等均列入‘说部’，统称为‘小说’”[9]。在过去出版的一些莎学论著中，多把《吟边燕语》误作成《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经我核对光绪三十一年版本，这是不对的。[10]无论是封面还是扉页，都无这个书名。扉页标注的是“说部丛书第一集、第八编《吟边燕语》，英国莎士比原著，中国商务印书馆译印”。全书共收入20个莎剧故事。关于《吟边燕语》的出版，林纾翻译《吟边燕语》的目的，可见他的“序”：

夜中余闲，魏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余就灯起草，积二是日书成，其文均莎诗之记事也。嗟夫！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余今译莎诗记事，传本至夥，互校颇有同异，且有去取。此本所收仅二十则，余一一制为新名，以标其目。林纾也对莎剧不甚了解，认为莎剧首先是诗，由于影响很大才搬上了舞台，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传户诵，而又不已，则付梨园，则为院本。[11]

对于自己翻译《吟边燕语》的动机，林纾曾说：

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余谓从之诚是也。顾必为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举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诧，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余老矣，既无哈莎之通涉，特喜译哈莎之书。[12]

与革命象征价值的主张南辕北辙，林纾认为，西方的有识之士求新的行动和言论都比中国突出，然而文明之士并不以莎士比亚的剧本、内容中的神怪思想为旧。林纾不合时宜地强调“文化象征价值”，[13]这一点正好与主张变革的少年强济的新文学之士相反。所以，林纾要以翻译莎氏之书来证明自己的守旧理论，并以此来作为与新文学论战的武器。但以其所达到的效果来看，却在中国青少年眼前打开了一扇通往域外世界的窗户，引导他们更加亲近新文学，更加向往中国之外的新气象、新精神和新思想。

自上述文言文本《莎氏乐府本事》出版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见有新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出版。直到30多年后才有杨镇华译本。杨镇华翻译的《莎氏乐府本事》由上海启明书局1937年初版，1947年3版，也收入了20个莎剧故事，书前有杨镇华写的“小引”和“莎翁传略”等文字[14]。在“小引”中杨氏提道：“这本书并不是莎翁的原作，所以我们如果要说到本书的作者是‘温和的莎翁’，便不得不另外再提两个人”，即兰姆姐弟。译者随即描述了兰姆姐弟的生平和编写《莎氏戏剧故事集》的经过，让读者认识到兰姆姐弟那善良宽厚的人性，虽然处在人生种种不如意的遭遇和痛苦之中，仍然能够发出和保持一种微笑。杨镇华在民国二十四年初版的《翻译研究》（商务印书馆）中提到，译诗“应以诗译诗，应传原作情绪，应传原作内容，应取原作形式”。杨氏批评了按照“华英对照”的《标准英文文学读本》把《哈姆莱特》翻译成比原文还要难懂好几倍的文字。在该译本中，杨镇华翻译了《仲夏夜之梦》《冬天的故事》《威尼斯商人》《辛贝林》《麦克俾斯》《泼妇的驯服》等7篇作品，其他的13篇莎剧故事由张由纪翻译，因而这部《莎氏乐府本事》其实是由杨镇华和张由纪共同翻译的，但该书的封面仅署了杨镇华一位译者的姓名。杨镇华还翻译了《仲夏夜之梦》一剧，1945年由重庆新中国书局出版。

《莎氏乐府本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在1949年以后也多次印刷出版，而且印刷数量颇大，成为提高青少年文学素养的推荐书目。萧乾于1956年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故事集》（又名《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后多次印刷，印数近百万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也出版了萧乾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萧乾编写）。汤真翻译了奎勒·库奇改写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198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译者提到该书与兰姆姐弟的作品被称为姊妹篇。以上这些译本都是根据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注释、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作为英语学习的入门读物出版量巨大，主要有：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了“英语简易读物”《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该书由H.G.WYATT改写，吴翔林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英汉对照”《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王维昌、浩宇编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王桂林注释的“英语简易读物”《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莎士比亚注释丛书》，至1997年共出版了18种。1982年1月，由巴·格日勒图采用蒙文翻译兰姆姐弟的同名《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20个莎剧故事；[15]1988年3月，由《世界文学学生文库》编译组根据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编译的朝鲜文版《莎士比亚故事集》[16]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12个莎剧故事；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艾合买提·伊明采用维吾尔文翻译的《莎士比亚悲剧》，该悲剧集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北京第1版翻译，收入了三部莎氏悲剧，印数为2200册。以上这些译本都是根据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注释、翻译的。

二 根据原文莎剧编写的《莎氏乐府本事》注释本

民国十三年前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朗巴特教授（讲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注释的莎剧，但那已经不是根据兰姆姐弟改写的本子注释的莎剧故事了，而是对莎剧全剧的汉语注释。经朗巴特之手注释的有《李尔王》《麦克白》《威城商人》《罕姆莱脱》《罗瞿悲剧》《罗马大将该撒》。[17]在书中为了使读者便于学习，不但采用汉语进行注释，而且还采用英文注释，并且在书中针对每一幕的故事、情节、人物、背景、语言等设计了多少不等的提问，目的是在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基础上，对莎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葛传槼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英文编辑，曾经为朗巴特教授用英语译著的莎士比亚的喜剧As You Like It提出意见，“‘说用英语译注’也许有些读者感到突兀，因为原文是英语，怎会用英语翻译它。其实一点也不错……这种译，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紧跟原文的paraphrase”。[18]而这种采用莎剧原剧本的阅读在难度上显然超过了兰姆姐弟的《莎氏乐府本事》。陆佩弦回忆，“圣约翰的英文系主任Dr.Throop把莎翁宏文变成压得学生透不过气的‘刑具’……我发现读了五六部剧本之后，好像对莎士比亚的语言较为熟悉了些，也较容易理解了些”。[19]许国璋中学时代的读书“最得益的，还是养成了自学英语的习惯。读的是周越然注的《莎氏乐府本事》。读时非常吃力，一页生词多达二三十个……注文在书末，翻阅不便，舍注而读，亦渐渐懂得……”[20]许多学生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莎氏乐府本事》等英文读物，“为进入高校外国文学系或英国文学系选修莎士比亚打下了基础”。[21]

民国七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县与杨锦森注释、余姚与蒋梦麟校订的《罗马大将该撒》，该书较注释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进了一步，注释的是莎士比亚原作，在注释中采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共同注释的形式。由此可见，不仅是注释者，就是学生也处在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转型阶段。如该撒和妻子等人的对话：“What dost thou with thy best apparel on？”翻译为“汝为何衣汝最佳之衣服而逍遥于道上”。[22]“I have not from your eyes that gentleness and show of love as I was wont to have”翻译为“汝近日容色不复如往时之温柔含情愫”。[23]“Yet I see，thy honorable metal may be wrought from that it is disposed”翻译为“然自君之言语视之，汝虽有高义之性质，而汝性质所趋向，则殊不然，欲引汝性质至其所趋向，易耳”。[24]这本书中不但有对词句的翻译，而且对根据学生的英文程度对一些词句给予了解释，如“He plucked me ope his doublet”翻译为“渠自裸其胸”，并解释“me字为英国Elizabeth女王时代著作家所用以令文字生色之词，ope一字，今文不复用，doublet为莎士比亚时英人所衣之衬衫，并非罗马古服”[25]。该书的封面就是一个中国人在桌前学习的图画，表示这是一本中国人学习英文的书籍。为了方便读者学习和加深影响，该书的每一幕还设置了多少不等的针对《罗马大将该撒》一书的提问，其根本目的是在阅读莎剧剧情的基础上提高读者的英文水平。该书从中华民国十三年七八月至十二月已经从初版印刷到第五版了，由此可见此类书出版的市场空间及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

商务印书馆于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出版了由喜尔采用英文注释的《舌战姻缘》（莎氏乐府易解），即莎剧《无事生非》，此书包括了全部的《无事生非》剧本，对于从原文阅读莎士比亚带来了便利，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文学习读物，而是让读者在具备了一定英文基础的前提下，更直接地从原文的角度阅读莎剧、了解莎士比亚。在我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史上并没有学者提到这样一部书。此类适合中国初中文化程度的简易读物还有《莎士比亚乐府纪略》。邝富灼博士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部长，他自幼在美国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几乎不会讲汉语。邝富灼曾编辑了《英文轨范》（English Language Lessons）和《新世纪英文读本》（New Century Englishi Readers）。《莎士比亚乐府纪略》英文书名为Storles from Shakespeare，A Collection of Storles from English Literature，[26]在薄薄的74页中，选择了9部莎剧给予介绍，由于该书的英文相当浅显，为读者初学英文之读物，故书中没有列出注释。

商务印书馆于中华民国元年六月再版了《麦克白传》（附汉文释义）一书，于1921年初版了沈宝善注释的《威匿思商》，该书专门就注释原则进行了说明：“名家著作文义艰深，故书中列有释义一门，唯是书专为英文程度较高者而设，句诠字释取足达意而止，其浅近而易知者则概不阑入。”[27]中华书局1929年初版的桂来苏注释据莎剧情节改写的《莎氏戏剧本事》（1941年，昆明第三版），收入莎剧故事19篇。1935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兰姆姐弟的《莎氏乐府》作为“基本英文文库”的配套书，书中标明的译者为“T.Takata”，发行人为李虞杰。作为一本学习英文的入门书，该书仅选择了5部莎剧，并在附录中列出了一张“基本英语字表”，[28]该字表采用英汉一一对照的方法，将100个动词、400个名词、150个形容词列出，供读者参考。这套“基本英文文库”还包括《凯撒大将》等书。

三 根据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编写的汉语注释本

翻译、注释兰姆姐弟的《莎氏乐府本事》，主要是满足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需求，与此同时，原文对照本、英汉注释本的《莎氏乐府本事》开始大量印行。作为一种学习英语的重要普及读物，《莎氏乐府本事》和注释本开始出现在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课堂上，并对初习英文的中国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统计，在1949年以前，出版简易英文读物包括《莎氏乐府本事》的出版社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兰姆姐弟编写的《莎氏乐府本事》一直是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阅读教本。而且这些英汉对照或注释的莎剧故事也采用“莎氏乐府”的名字。

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出版的张莘农注释的《威匿斯商人》以及附有国文注释的《飓引》（1930年）、《暴风雨》（1936年）的英语读本都是根据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在（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出版。这些注释的文字既有用文言文注释的，也有用白话文注释的。而英文原文则非常浅显易懂，特别适合中国的初中学生阅读，以“初中学生文库”的名义出版，如对《暴风雨》中词句的注释：“In it were dense forests where tall trees grew，and strange plants with brightily coloured flowers”注释者翻译为“鸟有密林，巨树生焉，且有奇木异卉，错以绚烂之花”。[29]“Immediately the sky grew dark，lightning flashed and thunder pealed，and the wind roared and howled”被翻译为“俄而天昏矣，雷闪矣，雷声轰动，风声怒号”。[30]“And how we came to be there I know no more than the other”被翻译为“且吾侪何由得至彼处，予不审其故，亦无逾于余之知彼事也（知彼事指熟睡之事）”。[31]“Will money buy them？”被翻译为“金钱可以贿买若辈乎”。[32]

中华书局1917年出版的沈步洲注释的《新体莎氏乐府演义》（英汉双解），就是据莎士比亚剧本情节编写的故事集，其中收入了莎剧故事9篇。该书在民国十九年九月发行，到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已经出版了三版。该书注释较为详细，全书共404页，注释就占了100页。该书的全部注释采用了句子翻译的方法，注释的语体文采用了半文半白的语言形式，如该书第21页的注释“男子有室，有如四月之日，初夏之雨，胸中狂热，时吁嗟若不怡，以后则渐冷，女子之心，有如五月之原囿，遇日光时雨，而花草纷披，但变化相因，时异境亦迁矣”[33]。又如在第三幕中，“fathers that wear rags，etc.：Poor parents recelve slight sympathy from their children while rich parents are flattered。”这一句沈步洲翻译为“父母贫贱，儿女薄情，父母富贵，谄媚丛集”。[34]“I'll ne'er trust medicine：If you are not ill，I'll never trust medicino again，for it is poson”被翻译为“汝诚无病，无不复信医药，因汝所服者毒也”。[35]在注释之外，沈步洲也给予评点，如“莎士比亚常以当时风俗移植于古时奉行邪教之丹麦国甚可留意”。[36]“莎氏喜用对偶，汝苟为上帝之佳儿，吾亦为汝之孝子”。[37]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元年再版了沈宝善注释的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传》，封面上专门标注了“附汉文释义”，文中的注释大多采用文白夹杂的汉语形式，有时又以汉语成语直接表现莎剧中的语言，显示出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时期翻译语言的特点，这样文白夹杂的语言形式在当时并不妨碍彼时学生的理解，可以说比较切合学生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也是语境和社会环境相统一的体现。如下列对白翻译：

“As whence the sun' gins his reflection，shipwrecking storms and direful thunders break”被翻译为“日出东方固然，然烈风暴雨，时亦有出自东方者（意谓麦克白今虽得胜Macdonwald而挪威王亦已得进攻之机缘矣）”[38]。“Sleep that knits up the ravell'd sleeve of care”被翻译为“睡卧以偿纷乱之心思”。[39]对于“Help me hence，ho！”沈宝善注释为“扶我起来（麦夫人猝然昏迷，不省人事，或因听麦克白讲论，不能忍受，故佯作此举，使其分心，盖恐其漏泄机关也）”[40]。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甘永龙注释的《原文莎氏乐府本事》（附汉文释义），该书至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已经重印到第八版，可见该书受学习英语人士的青睐程度。该书在“凡例”中说：“爰采西籍之菁英撷名家之著作，特辑是书，以饷学者。沧海一波，椎轮初制，冀以增进读书之趣味，唤起文学之观念而已。名家著作文义艰深，故书中列有释义一门，唯是书专为英文程度较高者而设，句诠字释取足远意而止，其浅近而易知者则概不阑入。”[41]在“暴风雨”一幕的原文“when the old man sallied forth to combat with the elementa”[42]，其中的斜体部分注释者依然翻译为“冲出、突出”和“原质”（指风雨）[43]。甘永龙的这本《原文莎氏乐府本事》（附汉文释义），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已经出版到第12版（即第12次印刷），只是封面已经变得更为朴素，甚至是不加修饰了。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对这样的注释本莎剧故事欢迎的程度了。由于该书的“释义”是附在全书的最后，所以不及附在当页或一部戏剧结尾处的注释阅读起来方便。该书的编纂思想显然也是着眼于英文学习者，同时亦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对文学和莎士比亚有更多的了解。

在列为学生读物的莎剧注释本《莎氏乐府本事》中，梁实秋翻译的《暴风雨》一书也被列入了“新中学文库”，以“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编辑”的名义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初版，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三版。在该译本中，梁实秋撰写了“序”和“例言”，梁实秋强调：“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描写的依然是那深邃复杂的人性——人性的某几方面。他依然是驰骋着他的想像，爱丽儿和卡力班都是他的想像力铸幻出来的工具，来帮助剧情的发展。”[44]在“例言”中梁实秋申述了自己的翻译主张和方法，他说：“莎士比亚之运用‘无韵诗’体亦甚为自由，实已接近散文，不过节奏较散文稍为齐整；莎士比亚戏剧在舞台上，演员并不咿呀吟诵，‘无韵诗’亦读若散文一般。所以译文一以散文为主，求其能达原意，至于原文节奏声调之美，则译者力有未逮，未能传达其万一，惟读者谅之。”[45]梁实秋的这个译本虽然已经不是作为学习英文的书籍出版的，但是却是为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士了解莎士比亚和文学而准备的。我们在《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2002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梁实秋文集》第八卷中看到，该文集也仅仅收录了“序”[46]，而没有收录此“例言”。

四 英汉对照本《莎氏乐府本事》

春江书局1930年出版了兰姆改编、奚识之译注的《莎氏乐府本事》，该书到1941年2月共再版了18次，可见其畅销的程度。其中收入20篇莎剧故事，卷首附有“莎士比亚小传”。笔者手中的该书为民国二十三年一月第三版，该书用的是英汉对照加注释的方式，全书正文共687页。在“莎士比亚的小传”中称颂莎士比亚“竟造成了世界上文人所崇拜的作品”。[47]在“凡例”中明确表示了自己所面对的读者对象：“适用于中等学校，为时已久，可供中等学校教科及学者自修参考之用。此类英文文学读本，学生欲明了其深意，细加翻检，每以功课繁重，常恐时间不足；故译成中文，置于原文之旁，以省读者翻检之劳，俾受心领神会之益。”[48]夏晋麟在该书的“序言”中也认为“英文在今日的中国，有成为‘第二语言’的趋势，成为治学者所必需之工具，而英文之在学校课程中，占一仅次于国文的重要地位，是不能否认的一种事实。然而全国各学校中，英文教学的效率，似乎不能令我们满意。以中学毕业生而论，平均每个中学生，习英文至六七年之久，然而毕业之后，除了师长曾经讲授过的课本以外，不能阅读原文书籍的，是占着绝对的大多数。”[49]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少，英文自修书籍的缺乏等。为了方便学生阅读，该书在两页之中不但采取英汉对照的翻译形式，而且注释就附在汉语译文的旁边，这样阅读起来极其方便。笔者翻检书中的注释，并与后来出版的同类型书籍进行对照，对莎剧原文故事中的许多单词，不但本书给予了注释，后来出版的同类型的《莎氏乐府本事》也不约而同地给予了注释。这充分说明了注释者已经考虑到了阅读对象的英文水平。

上海启明书局1941年初版的兰姆著、何一介译的《莎氏乐府本事》（英汉对照），书中除了收入20个莎剧故事以外，书前还有蔼美的“小引”，对莎氏的创作及本书改编者做了简介。蔼美认为莎士比亚“剧本里的人物极为复杂，有的是日常遇到的人，有的是历史上的人物，有的是人间英雄，有的是超人间的神仙，而他写来都各栩栩欲活，各个时代的生活，各种社会的真相，也都极真切地表现于读者之前。他的作品里所具有的是最飘逸的幻想，最静美的仙境，最广阔的滑稽，最深入的机警，最恳挚的怜悯心，最强烈的热情，和最真切的哲学”。[50]蔼美在介绍了兰姆姐弟编写该书的经过后，提到我国的一般中学多采用这本读物为高中的英文教材，但是由于莎剧的深奥和不易理解，故在保持原著精华的基础上，方便青年学子领悟以及研究而译述之。如在《哈姆雷特——丹麦的王子》中，英文为“he grew weary of the word，which seemed to him an unweeded garden，where all the wholesome flowers were choked up”，作者翻译为“他对于世界也发生厌倦了，他以为似乎是野草蔓生的花园，一切可爱的娇花，都憔悴了”。其中的斜体部分，译者注释为“野草蔓生”和“憔悴”。[51]在《罗米亚和朱丽叶》中的“楼台会”一段，英文为“and when he had descended from her chamber-window，as he stood below her on the ground，in that sad foreboding state of mind in which she was，he appeared to her eyes as one dead in the bottom of a tomb”，译述者翻译为“当他从窗口爬出了她的卧房，站在下面，她的心是多么的难过，她的眼帘里好像现着一个在坟墓之中的死尸”。其中的斜体部分译者注释为“下去”和“不快”。[52]如“descended”[53]这个单词的注释与那时出版的一般英汉字典如《世界英汉寸半字典》的解释并无二致，只不过规模更大的英汉辞典的释义更为完备罢了。如世界书局1952年重印的民国二十五年版《英汉求解、作文、方法、释义四用辞典》，由蔡元培题词“择精语详”，梅贻琦题词“学海思源”，黎照寰题词“钩深攫微”，由朱生豪等人参与编撰。《英汉求解、作文、文法、释义四用辞典》的释义达到5项[54]，并列举了5个句子，正如邹鲁在该词典序中所说“今之研外国文者，不难于认词，而难于辨义，不难于作法，而难于求解”，[55]以帮助读者辨义和求解。但以号称“采字极夥……释义简明完备，雀小脏全”[56]的小型英汉字典并不见收录这些英文单词，所以译述者考虑到学习者的英文程度，还是给予了注释。再如在《李耳王》中的“暴风雨”一场，英文为“when the old man sallied forth to combat with the elements，less sharp than his daughters’unkindness.For many miles about there was scarce a bush”，译述者翻译为“狂风怒号，雷电交加，老人与风雨相搏，倒觉得不像他女儿般苛刻。走了几里的路后，遇到一处稀稀的矮林；在荒芜之上，黑暗之夜，国王李耳暴露于狂风怒雷下”。其中的斜体部分译者注释为“冲出”“抵抗”和“稀的”[57]，与《英汉求解、作文、文法、释义四用辞典》“格斗、战”[58]“稀少的、缺乏的”[59]的释义并无多大的差别。该书不但采用英汉对照的编排方法，而且根据英语学习者掌握英文的程度给予适度的注释，这样的方式显然有利于提高学习英文的积极性。[60]

在英汉对照本中，之江等根据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翻译了《铸情》（《罗密欧与朱丽叶》），《铸情》由上海译者书店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初版，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再版，成都西大街的“译者书店印刷厂”印制。该书虽然不是专为学习英文的学生准备的，但是却记录了译者的一段感情经历。作者在“芙蓉城中”的“代译者小序”中说：“为什么要译《铸情》呢！为什么还要以这些文字赚人眼泪呢？难道前几年敌人的残暴和汉奸的丑恶还没有把人们的泪水挤干！？难道你忘了三年前的一个晚上！？……莎翁的《铸情》打动过千万人的心，赚到过亿兆人的泪，你岂能例外？……我不惜耗费时间，把血淋淋的故事——《铸情》——翻译出来，使每一个青年男女看了它而有所警惕，不至于重蹈罗米欧与朱丽叶的覆辙；使每一个处境与朱丽叶类似的少女知道；任何消极的办法对后世等于没有办法，只有投身社会，现身建国工作，在争取整个国家民族的强盛中，才能得到本人自由幸福，才能赏欲自己平生的愿望；因为如果像罗米欧与朱丽叶似的铸成大错，只会使人感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徒然引起冷酷者的讥嘲和多情者的咏叹罢了。”[61]从文中的口气来看，译者显然是写给自己的知心朋友的，对朱丽叶似的少女的遭遇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对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汉奸表示出极大的义愤，希望国家强盛，人民能够享受自由、平等和博爱。

可以说，为了满足人们学习英语的需要和阅读莎剧的渴望，以“莎氏乐府本事”书名出版的书籍印刷数量不小。这些书籍还有：重庆新亚书店1945年出版的力行教育研究社翻译的《莎氏乐府本事》（英汉对照，正音注释），其中也收入20个莎剧故事；上海广学会1929年出版的狄珍珠译述、王斗奎笔记的《莎士比亚的故事》，包括作者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情节改编的《威尼斯商人》《李耳王》《丹麦的哈麦勒特》《野外团圆》《罗梅阿和周立叶》《痛恨人类的泰门》《岛上的经过》《贪心的马喀伯》等15篇；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的由张光复翻译的《莎氏乐府本事》。

在以往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忽视了对这些普及性的读物《莎氏乐府本事》和莎剧注释本、英汉对照本的研究，对它们的出版情况往往不甚清楚或略而不谈。而这些普及性质的《莎氏乐府本事》恰恰在中国的英语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也是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一环。其实，我们一点也不应该忽视普及性的《莎氏乐府本事》和莎剧注释本。因为，这些原文注释本、英汉对照本和汉语莎剧注释本的《莎氏乐府本事》的大量出版“满足了中国学生学习英文的需要”[62]，也使习英文的学生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对中国莎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正是《吟边燕语》《莎氏乐府本事》和各种莎剧注释本、英汉对照本构成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前经典化”时期，它们在中国的传播为后来完整、准确地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和《莎士比亚全集》做了一定的实践和理论上的准备，同时也以其目标读者——初习英文的学习者研读莎剧，共同构成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