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

俄罗斯文论，作为世界文苑中的一颗明珠，深受中国现代作家的推崇，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左翼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因为俄罗斯文学是美的，甚或堪称美之极致。拥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世界闻名的文学巨匠的俄罗斯文学，具备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底蕴。在这样的文学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俄国文论，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发展了富有生气和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切合发轫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需要——当时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一些重大挫折，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追问：“中国向何处去？”关注底层，宣扬人道，批判现实，俄罗斯文学的这种优秀品质和俄罗斯文论直面人生的精神，对于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强大的精神鼓舞。

俄罗斯文学和文论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重大影响，十月革命无疑是其中一个重大的因素。中俄两国历史背景相似，虽然中国从近代以来深受沙俄帝国的侵害，但是两国都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经济社会，生产力落后，底层民众深受地主或农奴主的压迫，因此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人民推翻专制统治，宣告人民当家做主，这让有些迷茫的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看到了一抹解放的曙光。走俄国的道路，成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今天，十月革命的成果在它的发源地被否定了，这里的教训要由历史学家来总结，而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所推动的俄罗斯文论和苏联文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影响，则是一个事实。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左翼文学的成长，离不开俄罗斯文学和随后的苏联文学的营养。而俄罗斯文论和苏联时代的文艺观念、文学思潮直接给了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以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韧的精神气质，规范了它的发展方向和行进道路。就这种影响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而言，没有一个其他国家的文学可以与之相比。

厘清俄苏文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的影响，是整个俄苏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理解它们的精神品质和艺术追求，是至关重要的。桂成教授的这本专著《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致力于研究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的现象，是这一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崭新成果。

《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的新，新在从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来梳理中国接受俄苏文论的影响，而没有停留在比较两者异同、寻找中国现代文艺观念的外来渊源的水平上。我理解，这是把中俄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力地推进了一步，前进到了重点审视外来传统在本土的创造性转化的阶段。作者从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的复杂内容中提炼出了“移植”现象、“误读”现象、“纠偏”现象、“阐发”现象，进行专题性研究，重点考察俄国文论（包括苏联文论）被中国现代文学吸收和转化的过程和机制，探寻其中的思想碰撞、交会的理路。“移植”“误读”“纠偏”等学术概念，人们并不陌生，当把它们集中起来用于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对俄苏文艺思想的接受，则好像是把一些散放的工具恰到好处地轮番用于一个重要的工程，相当有力地揭示了俄苏文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复杂情形，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对俄苏文论的接受是基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需要所做的一项创造性转化的工作。难能可贵的还在于，这项研究的不少部分都落实到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艺理论家身上，比如周扬、胡风、钱谷融等，通过这些文艺理论家个人的理论探索，把整个俄苏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形成、发展的关系激活，向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的思想交流和观念形成的图画，而同时又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些文艺家个人的理论探索及思想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桂成教授在研究生阶段就开始研究马列文论，后来到武汉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所选的课题就是中国现代对俄苏文论的接受。他在这一领域的长期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这本即将付梓的专著，就是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申报成功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专著论述充分，多有新见，而书后所附长达四万余言的“中国接受俄国文论年表”，从1907年到1988年，分年编排中国接受俄国文论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可见其用心之深，为有兴趣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同行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桂成教授为人忠厚踏实，勤于学而敏于思。今天读到这本书稿，十分欣喜，写些体会，是为序。

陈国恩

2017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