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学界的大江健三郎研究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的直接交往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1960年5月，大江健三郎作为第三次日本文学家代表团的成员第一次访问了中国，曾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正如他在《北京讲演二〇〇〇》中写到的那样，“那时我只是观察和倾听，也就是说在中国旅行时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大江健三郎的此次中国之行，于他本人而言意义深远，但由于国内学界对这位日本文坛新秀比较陌生，因此，既无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翻译作品，也无评论性文章。可以这样说，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学界对大江健三郎及其作品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已在日本及国际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大江健三郎，其作品的译介在中国才刚起步，并且只停留在短篇小说的翻译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送到中国读者面前的。在获此殊荣之前，大江健三郎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不被人知。即便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此前也未曾对大江健三郎给予过相应的注意——尽管实际上在日本，大江健三郎也没有受到足够的认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人的作品被大量译成中文，广为阅读，但相形之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被成规模地译成中文，还是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因此大江健三郎本人也不无幽默地说，自己的作品之所以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是得益于那个发明炸药的人”。此后，国内出现了一股大江健三郎作品译介热，更引发了学术界对其作品的研究热潮。但中国学界对大江健三郎的研究，与日本学界对大江健三郎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在大江健三郎的母国日本，研究者和评论家们对他的创作、思想及人格的看法各异，可谓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大江健三郎在受到赞誉和崇敬的同时，也受到了批评和攻击，其中也不乏谩骂和诋毁。与此相对，大江健三郎在中国受到的则是“一边倒”的拥戴。这既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有关系，也与中国提倡“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大有关联。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观念中，“文以载道”无疑占有支配地位。不管时代怎样更换，无论“道”的含义怎样修正，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上，对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都从未有过根本的质疑和颠覆，“文以载道”永远都是一种公共理解和群体意识。以这种公共理解和群体意识为根基的眼光看待外来文学时，“文以载道”也自然成了一种衡量的标准。由此看来，大江健三郎能很快被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并被套上种种耀眼的光环，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与日本学界对大江健三郎研究的有序性相比，中国的研究状况似乎无时序性规律可循。但通过对国内学者关于大江健三郎研究的梳理，还是可以看出，自大江健三郎获奖以来，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从最初的作品介绍逐渐呈现出路线分明、视角互补、体系相对完整的繁荣局面。中国学者从社会学、文化学、存在主义哲学、文体学和文艺美学等角度出发，探讨了大江小说的社会意义、形式特征、艺术手法等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大江文学研究更是呈现出多元化倾向。据有关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除了几部专著，关于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研究论文多达400多篇，硕士及博士论文共40多篇，对于其作品的研究更是涉及方方面面。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创作思想及创作意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大江健三郎的存在主义意识、森林意识和边缘意识等。

大江健三郎自己说他是因萨特而从事文学，自然也就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但他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并不是照抄照搬、全盘接受，而是逐步消化并超越，最后内化为自身独有的东西。胡志明在《暧昧的选择——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中对萨特存在主义影响的消化》(《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中讲到，大江健三郎受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是一味地接受，而是进行了积极的消化，在暧昧的日本环境中，将存在主义本地化，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存在主义。田琳在《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存在主义的嬗变》(《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9卷第1期)中也提到大江健三郎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接受是分阶段、不断变化的，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外，牛伶俐的《试论大江健三郎对存在主义的超越》(《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庞希云的《“东方存在主义”大江健三郎向世界说话的方式》(《广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及内涵阐释了大江健三郎小说创作中的存在主义思想。

大江健三郎是一个从森林里走来的作家，故乡的森林峡谷村庄在其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森林成了他创作的源泉。于是，大江健三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森林意识。曹巍在《寻找失落的家园——大江健三郎“乌托邦—森林意识”小说的主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中分三个层面对大江健三郎森林意识进行了描述，指出森林是大江想象中的乌托邦，是人们获取再生的场所，也是大江寄予希望的地方。杨月枝在《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情结》(《社会科学论坛》2007 年9月下)中也指出，大江对森林有着特殊的感情，是他的寄予希望的拯救人类之所。而任健、王丽华在《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意识——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8期)中分析了大江健三郎森林意识的产生及发展，以及各阶段大江健三郎森林含义的嬗变，揭开了大江健三郎森林意象下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唐迎欣在《边缘与中心的对峙——大江健三郎小说中“树”意象的文化深意探究》［《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年第6期］中探讨了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情结，并指出其所蕴含的深刻意蕴，即体现了大江健三郎的人文主义精神。

大江健三郎关注的焦点，一直是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致力于塑造“边缘人”的形象，凸显“边缘人”的特征。这种远离中心、关注边缘的创作手法使他的作品显现出一种强烈的边缘意识。邓国琴的《试论大江健三郎小说的边缘意识》(《河池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从社会文化背景及作家的经历出发，指出边缘意识源于存在主义的影响及大江对社会生活的深切体验，分析了边缘意识所呈现的独特的艺术景观。王奕红在《〈饲育〉中的“歧视”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边缘意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中从歧视的角度分析了大江健三郎边缘意识的来源，指出早在创作初期，大江健三郎就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有批判意识，坚守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边缘立场。史妍妍的《浅析大江健三郎的〈人羊〉》(《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年第6期)以《人羊》为文本，指出正是大江健三郎边缘意识下的写作，才更加深刻地表现出了“二战”之后日本社会的暧昧性，认为这是大江健三郎边缘对抗中心的胜利。还有邓亚晔的《论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的边缘意识》(《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1 期)，等等，都有对大江边缘意识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健三郎的“边缘”意识不仅限于地理上的边缘，还有身份、立场、道德上的边缘人等，大江健三郎总是试图通过这些边缘人来展示真实的世界，使作品更具有感受性和震撼性，从而表达出自己的主观思想。正是在这种边缘意识引导下进行的创作，引发了更多人的深思和共鸣。

此外，不少研究文章还谈及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危机意识、和平意识和反战意识等，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意识。

2.关于大江健三郎小说的人物形象。中国学界对于大江健三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多聚焦于与作者相似的人物形象以及孩子或“新人”形象。

大江健三郎在受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中说过，他文学上的基本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把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因此，在他的创作中，融入了他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并将之升华为人类共同的生存体验。所以，在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经常能看到与他本人经历类似的人物。陶箭在《逼真的人物形象——评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主人公蜜三郎》(《作家杂志》2010年第5期)中将作者与蜜三郎的形象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的相同与不同并揭示出其所具有的普遍的真实意义。杨钰卉在《论大江健三郎与其作品中人物的相似性——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主人公蜜三郎为例》(《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年第9期)中也分析了大江健三郎与作品中人物蜜三郎的相似之处，认为大江通过将自己的真实体验影射在作品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向世人展示了勇于承担责任，与残疾儿共生的主题。张晓晖在《个人体验与人类的普遍真实——评大江健三郎作品〈个人的体验〉》(《时代文学》2011年4月上半月)中通过对《个人的体验》故事情节的描写，找到了主人公与大江健三郎人生经历的相似之处，体会到作者从个人体验出发，却又超越了个人体验，并上升到了人类生存的角度，同时从中得到启示:面对苦难要勇于接受，承担责任才能找到出路。

大江健三郎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心灵未受污染的孩子身上。因此在作品中经常以孩子的视角来描写社会。张文颖在《试论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新人思想”——以〈二百年的孩子〉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增刊增001号)中就提到大江健三郎早在创作早期就很关注少年题材，很多作品都是以少年为主人公。并指出大江众多作品中的孩子以及“新人”形象，表现出了大江健三郎对于未来的担忧，以及对年轻人的厚望，希望与残疾儿共生，寻求人类共同的光明。而在《无垢的孩童世界——莫言、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儿童视角》(《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4期)一文中，张文颖分析了莫言和大江健三郎是如何找到儿童视角的，并指出该视角的重要意义。

3.关于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叙事特征。在这方面，不少研究文章从互文性引用、陌生化策略及时空交叉叙事等方面探讨了大江小说的叙事特征。

王奕红在《试析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文体特色》(《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23卷第6期)中就探讨了大江健三郎文体的特点，认为其创作句式规范有序、叙事客观、多用明喻，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体风格。陆建德在《互文性、信仰及其他——读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中分析了《别了!我的书》中大江健三郎与英国诗人艾略特的对话，认为大江健三郎运用互文性策略，引用了艾略特作品中的小老头形象及四重奏等内容，完成了小说的创作，同时又兼顾了日本的文化及信仰。《从〈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看大江健三郎的叙事艺术》(《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中也提到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糅杂的互文性体现，大江健三郎引用了英国诗人的诗文，并在原型基础上进行虚构创作，最终升华了主题。胡志明在《大江健三郎小说创作的互文性特征》(《国外文学》2011年第3期)中指出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与萨特的文本有明显的互文性特征。大江健三郎的互文性手法使用最多的就是引用，不仅是引用他人作品，也包括自己作品的相互引用。

大江健三郎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强的隐喻思维，在作品中巧妙地实现了陌生化策略。兰立亮在《从叙事看大江健三郎的“陌生化”策略》(《日本研究》2005年第1期)中分析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通过蜜三郎对“暴动”事件描述的不确定性及多重声音对暴动的描述，使整个事件变得模糊不定;《听“雨树”的女人们》、《新人呵，醒来吧》、《给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等作品通过映射大江健三郎的个体生活体验，混淆了读者对现实与虚构的区分;《同时代游戏》中大江健三郎运用反讽手法对天皇制度进行批判等，使原本习以为常的事变得陌生，难以理解，从而挖掘出了大江健三郎在叙事上的陌生化策略及特点。兰立亮与侯景娟的另外一篇论文《诗学语言学观照下的小说标题修辞与文本意义生成——以君特·格拉斯、凯尔泰斯、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创作为例》［《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在分析大江健三郎陌生化手段时，指出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标题“饲育”、“死者的奢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等，本身就具有一种感受上的陌生化效果，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思维。

霍士富在《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论大江健三郎新作〈二百年的孩子〉》(《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一文中写道:“大江健三郎借助民间传说使三个孩子能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中，实现了时间的空间化，时空交叉，在叙事策略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兰立亮在《〈同时代的游戏〉叙事策略探蕴》(《日本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中也讲到:“《同时代的游戏》以六封书信的形式展开，追求时空交叉，独白与复调交织，作者与读者交流，六封书信可以单独阅读，也可重新编码，虽然复杂难懂，却以独特的叙事策略体现了游戏的主题，打开了叙事的新局面。”

4.关于大江健三郎的影响与比较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鲁迅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西方文学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大江健三郎与其他作家、思潮的比较研究等。

许金龙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1期)中写道:“大江健三郎在孩提时代就从父亲口中听到鲁迅及《孔乙己》的故事，并从母亲手中得到了《鲁迅选集》，后来又阅读了很多鲁迅作品，早在儿时就受到了鲁迅小说的影响。”大江健三郎在《杀狗之歌》中曾引用鲁迅作品《白光》中的一句话——“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来表现“二战”战后日本青年的虚无和孤独的状态，映射出了与鲁迅作品中人物形象相似却又不同的情怀。在此之后，随着大江健三郎经历的不断增加，以及对世界及现实社会的更深层理解，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拯救孩子，寻找希望，在整个创作生涯中都以鲁迅为参照物，始终没有改变过，终于找到了人类的光明。陶箭在《大江健三郎的中国情结及创作透析》(《名作欣赏》2009年10月)中也讲到大江健三郎受到了鲁迅作品的影响，通过对鲁迅作品理解的不断加深，使得大江健三郎在某些方面与鲁迅有了相似之处，他们都像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勇士，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从而使大江健三郎也有了浓厚的中国情结，并体现在了其作品中。刘晓艺在《析鲁迅和大江健三郎的故乡情结》［《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10年第2期］中从故乡情结入手，分析了大江健三郎和鲁迅的共通之处。二人都热爱故乡，对故乡的感情有变化的过程，最终都回归故乡，这也是大江健三郎喜欢以故乡为创作背景的原因之一，等等。

屈小鹂在《大江健三郎和西方文学》［《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2期］中写道，大江健三郎善于引用，在《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都借鉴和引用了西方文学典故、手法或人物形象等，如《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等历险题材的作品都在大江健三郎文学中有所体现，可以说大江健三郎从西方文学汲取了很多营养，丰富了作品的可读性。许金龙在《“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中说到，“杀王”一词便是受到詹·弗雷泽的巨著《金枝》中的“杀王”表述的影响，并由此发挥想象力，展开了人物及故事情节的描写。可见，大江健三郎是一个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并加以吸收，从而转化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作家。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如:大江健三郎与川端康成的比较，与中国的鲁迅、莫言的比较，与西方作家和诗人的比较，大江健三郎“自传性叙事”与日本私小说的比较，大江健三郎的“性”描写与日本艳情文学的比较，大江健三郎笔下的存在主义与西方存在主义的比较，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总而言之，大江健三郎正是靠着自己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思想、文风、写作技巧，吸收他国的优秀文化，并积极消化，转化为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才会取得如此大的文学成就。当然，对于大江健三郎的研究不仅限于创作意识、人物形象、叙事特征、影响研究四个方面，还涉及宗教及哲学等领域。总之，中国学界不论是对大江健三郎作品的文本解读，还是对大江健三郎本人价值体系的研究，都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