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周勇把他的《科举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会元及其别集研究》书稿寄来，请我作序。这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结题成果，也是他读博以来的心血结晶，值得热烈祝贺。我知道陈文新先生会为他写序，因为陈先生是他的博导，又是这个方面的专家，他的序言会有足够的权威和分量。但我没有理由推辞，因为我知道周勇这样做，是由于在湖南师范大学三年读硕的师生情谊。他珍惜这种情谊。我曾因视力衰退辍笔十年，前几年做了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恢复，我把新写的文稿寄给门下弟子听取意见，他总是最早回复并详尽直言。他的诚挚令我感动。在当前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师道受到严重冲击或扭曲的情况下，这种情谊尤其可贵。虽然我对于他所论述的问题素无研究，只能抱着学习的态度谈点感想，但我想，作序本身就是一种支持，一种对“师道”和师生情谊的张扬。

周勇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带的第一个硕士生，也是那年我招的唯一非应届毕业生。他是以同等学力应考的，在与众多本科生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以后的几年学习中，他都显示出一种很强的独立自学能力和进取钻研精神。他既虚心学习，接受指导；又决不盲目步趋，放弃独立思考。我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虽然涉猎颇广，但重点仍放在名著上，对《红楼梦》更是情有独钟。但周勇的硕士论文，却选了《野叟曝言》这部既冗长又以其道学气和炫耀才学为人所疵议的小说，他从文人创作时代风气入手，进行叙事艺术研究。而这正是我想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特别是对叙事结构和叙事操作的分析，言人之所未言，揭示了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由于对文本缺乏研究，我并不能给予他多少切实的指导，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他独立完成的，论文得到硕士答辩老师的高度评价。他在《前言》中说，小说史上的“孤峰现象”造成研究格局极不平衡的现象应该改变：“孤峰并非绝壁，质量平平也不表明毫无价值。本文不求与前贤立异，只希望在史的观照下进行个案的研究，又通过个案研究加深对史的认识。”作为一位硕士生，能够具有这种科学态度和开阔视野是难能可贵的。

今天，在他的《科举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会元及其别集研究》著作中，我看到了这种科学态度和开阔视野经过几年博士攻读和导师指引下令人刮目相看的进步，并获得了可喜的硕果。

选题别开生面。当科举与文学、包括明代科举与文学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的时候，如何找到自己的突破口？经过对以往研究材料和成果的爬梳，他的发现是：“对明代会元群体及其别集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对现有明代科举与文学研究不足的回应。这些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一是较重视专门的科举与文学文献，而对于散见于明人别集中的科举与文学资料还挖掘得不够；二是对科举文体与文学文体相关性研究略显表面化，欠深入；三是对科举群体的研究多局限于地域群体，对科举功名群体的关注不多。”（第一章《绪说》）这样，他不但发现了“热”中之“冷”，找到了会元这个汇聚着政治精英、科举精英和文化文学精英等多重焦点却长期被冷落的群体，而且发现了处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考试制度和文化文学交集点上的这个群体的多面辐射功能，其意义考察，既可贯通明代历史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史的认知，又可获得观照现实的有益启示。这就使论题具有足够的学术张力。从这里，人们不但看到了著者发现问题的能力，而且看到了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修养和宏通眼光。

周勇是勤奋、扎实而执着的。他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当年我勉励他的“旁搜远绍，笃学精思”之语，他说。二十多年来，“老老实实，只在精笃上用功，不敢投机取巧”。他的教学科研工作成绩和这本厚重著作，就是见证。明代会元共87人，现存传世别集49部，重点考察39部，诗文共32000余篇，不说有关文史资料的搜集考证，单是前人从未研究的这一群体自身，就可以想知其任务之艰难繁杂。但他不满足于这种筚路蓝缕之功对文史学科建设缺陷的弥补，他更渴望有所创造，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就这本著作而言，科举文化与文学表现的双重视野，将大量非纯文学文字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尝试突破近代以西方文学观念为主导建构起来的文学理论和方法，综合采用历史考证、文学赏析、社会统计、思辨索原等多学科多元化的方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就是其创新特色。

如何实现现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对接，已成为学界普遍重视的课题。这里需要的不是大而无当的空论，而是爬梳剔抉的研读和鞭辟入里的辨析。读《会元别集的科举事象》《会元别集的文体问题》《时文语境下的古文之作》《科名仕宦与文学写作》等几章，我有一种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的感觉。著者善于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由近及远，进行理论升华；或由小至大，进行理论概括。在《文体问题》“文类体系和编集体例”一节中，著者详细考察会元别集的文类体系，敏锐地发现其“文体部类溢出集部的核心范围而涵括了经、史、子方面的论述”。随即指出，这种渗透性和涵容性“提醒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相关问题时，有必要扩大视野，调整角度，中国古代所谓 ‘文’ 或 ‘文学’ 观念与现代相去甚远”。在进一步的历史溯源后，著者分析道：“即使是古人眼中的狭义的 ‘文学’ ——文章之学的概念，仍远大于当今纯文学的义界，更何况古人还常以广义的文学观念来规范、引导、支配狭义的文章写作，所以用纯文学观念来筛选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只能是削足适履，将大量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排斥于论域之外。”明代会元别集绝大多数刊行于嘉靖之后还表明，即使经过魏晋六朝的文学自觉和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启蒙，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依然有一以贯之的线索存在。他充分运用材料数据和统计方法，就会元别集的文类体系、各类文体数量、各体诗歌数量、科举文体的种类和数量、策文分布情况等，制作五表，极大地发挥量化分析的优长，但著者更重视数据理论意义的阐发。在“文体数量与分布”一节中，专论“数据形态之启示”，例如就“公用性文体数量极大，占百分之五十四”等统计，印证下述基本判断：“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是在很强的社会性、世俗性环境下发生的，因而文学作品具有相当明显的用世功能。传统的文学观念、文论范畴也是在这样的文学实践中产生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要成为 ‘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而不是 ‘在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就一定要把握中国固有的文学实践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应该由既有作品概括、提炼、升华至理论，而不应以现有理论来规范、淘选作品。”在会元别集论题中，著者从大量文本材料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中强化这一结论，表现了从中国古代文学实际出发拓展现有研究边界的顽强努力，这正是本著作的重要意图。我相信这种努力必将引起学界重视。著者还对会元别集科举类文章的存在形态进行了分析，从单独编次、重视策文和翰林馆课、较少收入八股制艺等现象中，敏锐地揭示出会元的双重心理：既醉心功名富贵，又从内心鄙视八股制艺；既重视会元身份地位的标识意义，又渴望获得传统文人美誉。更值得深思的是，他们所鄙视的八股制艺，已在长期的耳濡目染和操作习练中内化为文化与文学隐性基因，深深渗入其文学写作之中。在《时文语境下的古文之作》一章就此阐述明代时文与古文的关系时，著者从“古文是 ‘道’ 的人格化、社会化、日用化文本”的论断入手，通过具体分析作出“明代正统古文，是理学的人格化、社会化、日用化文本”，“明代八股文，则是理学的国家化、制度化、程式化文本”两个重要判断，其生发路径，前者是内在生发主导，而后者是外在规定主导。由此指出：“明代时文与古文在精神本质上具有趋同性，在表现、功能、作法上具有互异性，在发展演变上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在创作主体的实践方面具有互涉性和分层性。两者的关系是紧密而复杂的。要探讨时文语境下的古文写作，会元别集提供了合适的典型文本。”这些理论概括性极高的结论完全建立在极为丰富的材料论证基础上，超越了传统的批判话语而进入较高的学术层次，具有可资借鉴的启示意义。至于《科举事象》章论及由于理学国家化，儒学教育功利化、形式化、行政化，扼杀教育生机，导致明代教官地位低下和师道尊严沦丧的论述，联系古今教育史，更给人以现实警悟。

科举与文学双重视野观照，研究者的审美感悟和鉴赏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在这方面，著者也显示了其特点和优长。在第五章《科名仕宦与文学写作》里，著者不但以出色的理性思辨从几十部会元文集梳理出一条与明代思想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从馆阁写作到文权下移、文风嬗变的清晰线索，而且发掘出许多会元文士的佳作和文学成就，文心之细，令人击节。如论储巏“诗力雄厚，迥异于台阁之体”，评点其《送杭东卿》“清商掠树惊秋到，明月向人奈别何”二句，“用极富感染力的动词，如 ‘掠’‘惊’ 加以点化，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 ‘明月向人奈别何’ 一句，不言人看月，反言月窥人，情怀随视角而能跳脱，愈见扩散”。又如评许谷《不寐》一诗“角声风外断，蛩语耳边多”二句，“此诗颔联极意锤炼，‘断’ ‘多’ 等字惊警地传达出由近及远此起彼伏的声响所引起的心理感受，整体情调格局都与中唐钱刘一派诗风相近”。而指其《无题四首次玉泉韵》 “意象繁复绵密，遣词清丽，颇具形式美”，颇似六朝初唐。论《无题》诗，不提晚唐李商隐，没有极细微的鉴赏能力，不敢如是。论冯梦桢写所饲雌鹤的《羽童墓志铭》，谓：“鹤向为仙家所好。蓄鹤当是清雅之举。而妇为器食、啄伤童竖等细节又不乏人间情味。这是一篇既真实又超拔的佳作。它以形象化的叙述表达了晚明士人在俗世中寻求超脱的价值取向。”可谓独具只眼。在所引时文、古文、诗词例证中，类似精彩评述不胜枚举。

周勇能够做到这一步，与他独有的古典文学禀赋和修养分不开。我读过他为数不多的诗词作品，都写得很有情韵。十年前离别留在海南的妻儿家人赴汉读博写的《四月十四日夜渡海，时犬子方诞，尚未足月》：“又于暮色渡天涯，别妇抛雏何处家？忍看慈亲添白发，暗听浊浪涌黄沙。云山无计留行客，去水有情送落花。总为浮名轻离别，三春已自误蒹葭。”（2010年4月16日）多年前写给我的唱和诗：“不似程门立雪中，和颜温语坐春风。芙蕖未解拈花意，也放莲心彻底红。”（2012年8月9日）。还有今年他为完整带过的第三个毕业班学生，疫情下特殊毕业告别时写的《采桑子》词：“荼蘼香尽春无处，咫尺重关。却上云端，举目窗间月半弯。 独行莫道千山远，记取欢颜。惜取华年，须信人间有晴天。”（2020年5月24日）作者的重情品格、现实体验与古典形式的意象风韵融合一体，现代中青年很难做到的，周勇做到了，这恐怕不是得天独厚，而是学养积累后的灵犀独通。这种禀赋和修养，不但对于古代文学教学鉴赏大有裨益，而且可以成为理性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从周勇的厚重理性专著里，我看到了灵性才气的独特闪光。

击水潇湘浪淘沙，乘风江汉鹏添翼。滋兰树蕙，武陵周行。勇者行走在路上，前面是无限风光。

刘上生

6月15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