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考试体系和科名体系

关于明代科举考试的级别，学术界有三级、四级、五级等几种说法，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明代实行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如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等均持三级说。而刘海峰先生认为“明清时期科举大体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23]。郭培贵先生则将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并列为明代科举考试的五级体系[24]。笔者认为，在考试体系中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层级，主要看是否因此获得某种科名或者获得某种应试资格。基于此一认识，科名的概念便应首先加以界定。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中说：“（科举）造成了一项科名的阶级，由秀才到状元，共有十几种名词，这些名词既非官衔，又非功名，特别起了个名词曰科名……中国的这个科名阶级，则既非官员，又非平民，乃特殊的一种性质。”[25] 齐如山未对科名概念作正面定义，只用举例法和排除法说明了它的部分内涵。翟国璋主编的《中国科举辞典》将科名解释为“经科举考试所取得之各级名次”[26]，这一释义并不准确，因为只有解元、会元、状元、传胪、经魁这样的特殊名次才成为科名之一种，并非“各级名次”都是科名。

笔者认为，科名就是科举功名，虽然功名一词含有功业的内涵，而生员、举人、进士等在出仕之前都还没有建立功业，但作为社会上带有期许和艳羡意味的称呼，则未尝不可。如果要正面对科名给出定义，则大致可以说：科名是通过各级科举考试而取得的、为社会普遍认同的科举功名头衔，它不是官位，而是带有政治性、学术性、等级性的身份符号，其拥有者在政治上享有准官僚的待遇，在司法、礼仪、经济上享有相应的特权，在学术文化上具有一定造诣，读书士人取得了科名即属于士大夫阶层。[27]如果列举唐宋以来对科名一词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如：

丽句传人口，科名立可图。（贾岛《长江集》卷7《酬胡遇》）

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王安石《临川文集》卷41《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襄府纪善三衢江秉心，录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赐诗及行实遗文，而附以当时名胜之文有关于江氏者，为一巨册。（杨士奇《东里文集》卷3《桂岩集序》）

在明代，科名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考试的层级决定了科名的等级，两者具有直接关联，故我们可以根据科名的内涵来判断考试的层级。为免叙述之词费，我们将明代科举考试的层级列表，见表2-1。

表2-1仅列出了明代科举考试纵向的主干层级，因为贡生、监生系统尚有许多科名类别，其中有些科名亦通过考试获得，为了简化，在此不列。因此，我们以是否获得科名或上一级考试的应试资格为标准，将明代科举考试分为六个层级，即童生试、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馆选，对应的科名为生员、举人、进士、庶吉士。其中科考和会试是为上一级考试确认应试资格的考试，其他四种是直接获得科名的考试。应该指出的是，生员是科名的起点，获得了生员的资格便算是跨入了“士”的行列而与一般平民有了区别，正如明人所云：“一入庠序，便自清高。乡邻敬重，不敢欺凌；官府优崇，不肯贱辱；差徭概州县包当，词讼各衙门存体。”[28]生员所享有的诸如役税豁免、司法减责等特权，正是科名身份带来的，所以，我们把获得生员科名的童生试算作考试体系中的独立一级。[29]

我们所关注的会元，是会试产生的榜首，但会试的功能在于进士的初选，其后的殿试不再黜落，这就使会试在考试体系中的独立性较乡试和殿试为弱。会试与殿试之间相距不到一月时间，为时甚短，殿试的庄严隆重、状元的荣耀显赫、金榜题名的哄传天下，都不免令会试有些黯然，因此，会试中式与会元科名竟不大为人所注意了。虽如齐如山所云，“以后为官之履历中，倘非翰林以上之科名，则他永远会写会元，不写进士”[30]，但这主要是清代的情况。在明代，会元多入翰林院，所以在明人的文集中较少提及会元这一名衔，多以“捷南宫”“为南宫第一人”等代指，只是在隆万以后，为着科举用书的销路起见，书商们多在书名上冠以会元的名头，以耸动视听，如《新刻陶顾二会元类编苏长公全集》《新刻汤会元辑注国朝群英品粹》等，这些出版物主要供士子揣摩举业之用，其敲门砖的性质显而易见。可见，“会元”这一名称在非正式的、世俗化的场合才较多使用，较之状元，一般不读书的民众对会元之名或许不大知晓。

会元名声甚至不如解元，获取的难易度是其主要原因。一个读书人从童生开始，要达到最高层的进士或庶吉士，其难度之大、关口之多可想而知。清末梁启超的描述是：“邑聚千数百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复于百数十进士，拔十数人入于翰林。”[31] 梁启超是取概数而言的，学界则有更为精确的录取率统计[32]，大致而言，明代童生进学成为生员的录取率在5%左右，科考的录取率在10%左右，乡试录取率在明初稍高，中期之后低至3%—4%（即所谓的“三十取一”），会试录取率平均为8%—9%，殿试因不再黜落，其录取率等于会试，而各科庶吉士的平均录取率为8.5%。我们注意到，乡试的录取率不仅在各级别的录取率中最低，而且若算上科考10%的因素，那么生员成为举人的最终比率可能在4‰上下。也就是说，中举较之中秀才和中进士都要难很多，无怪乎明代久困诸生的例子极多，如归有光、文徵明、艾南英、徐渭等都是以高才而久困于有司的。相对而言，会试的录取比率接近10%，比中举容易许多，故当时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33] 科名获取的相对困难，是解元受人重视的原因之一，解元之后再连捷于会试，则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

明代多级别、连续性的考试体系和科名体系，形成了士人群体自下而上、人数逐级递减的金字塔形的尊卑等级。等级与权益挂钩，遂形成了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功名崇拜现象和社会心理。各种科名因其获得的难易度和稀缺度的不同，分别享有不等的获利机会。在政治权力方面，贡生、监生、举人、进士之间的差别很大，且越到明代后期这种差别越大，以至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选官惯例[34]，京官要职由进士居其大半。万历以后更成为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35]。明人颜廷榘云：“今世学校之设同，而取士之制异。所习者词章，所重者科目，故其授职进秩，岁贡士（贡生）不得与乡贡（举人）齿，乡贡不得与进士齿。其间得列于缙绅者，乡贡百而一，岁贡千而一耳。”[36] 在这样的等级体制中，状元、会元、庶吉士等高端科名当然也就享有最为丰厚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纵观明代会元群体，除像黄子澄、周延儒、陈名夏那样卷入激烈的政争之中而不得善终者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平步青云，宦途较为显达的。会元由科举精英自然地成了政治精英，进而也成为社会的文化精英。他们是明代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代表，在其创作中留下深刻的身份痕迹。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从会元的政治身份这一视角来观照其集部创作中的某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