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学者对于近代甘肃士绅阶层、其他社会群体、地域社会以及近代重要人物的个案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对甘肃地区的士绅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已从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一系列成果。陈尚敏在《近代社会转型与甘肃士绅》[14]中指出甘肃士绅在近代社会无论其构成还是走向都出现了新的动向，并对兰州士绅刘尔炘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对他的具体实践的分析，来讨论绅权在民国的延续性。杨银权在《清代甘肃士绅研究》[15]中，分析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甘肃士绅阶层的人数相对较少，在同治年间的回民变乱中，一部分人获得了进入士绅阶层的机会，同样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甘肃士绅扮演着倡导者和实际经理者的角色。姚鹏在《近代甘肃留学生研究》[16]中，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将近代甘肃的国外留学生视为一个群体，并将之置于近代留学运动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分析了甘肃省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天水、白银、定西、兰州四个地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并重点考察归国留学生对近代甘肃社会的影响。姚联合《民国初年的甘肃省议会（1912—1927）》[17]梳理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甘肃省档案馆的有关资料，[18]对历届议员情况从年龄构成、地域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从甘肃省议会的议事流程、会议决案中可以管窥时任议员追求民主政治的努力，甘肃议会与省行政当局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冲突，也有着合作与妥协。

对于甘肃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有尚季芳的《民国时期甘肃毒品与禁毒问题研究》[19]。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给民国时期甘肃社会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某些社会群体（如军队、土匪、地方土劣等）将鸦片视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在禁与不禁之间，民国历届政府态度不一，终民国时期，毒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苟景华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地方政治的重构》[20]中指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秩序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渐趋稳定，地方政治在这一阶段得以重新构建。甘肃地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新县制的推行、地方自治、战时保甲、党团组织的加强、警政改革等。刘进的《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21]，透过典型事件，从中央与地方两个视角透析国民党政权在甘宁青地区确立统治地位的过程。文中采用了大量的档案和报刊资料，使对各派势力的分析与考察更为细腻和透彻。袁林的《西北灾荒史》[22]主要以陕、甘、宁、青、新为研究地域，整理了大量的史料，对西北灾荒情况作了全面的梳理。杨洪远《民国时期甘肃灾荒研究》[23]以灾荒作为视角来考察民国时期的甘肃社会，对甘肃的灾荒问题进行了定性、定量和定位研究。付春锋的《20世纪20年代甘肃灾荒救济》[24]以甘肃灾荒频发为背景，分析政府救济和民间救济行为，反映出该地区由无序社会开始向常态社会转变。许宪隆的《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25]从现代化促进社会转型的角度，重新审视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军阀集团在西北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此外，还有魏永理的《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26]，丁焕章的《甘肃近现代史》[27]，刘光华主编的《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28]，张克非、王劲主编的《西北近代社会研究》[29]，对近代甘肃作了宏观性研究。《甘肃文史资料选辑》收录多篇时人回忆性文章，对于了解近代甘肃的面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甘肃民国地方精英已有一定数量的个案研究，董丽丽在《水梓与甘肃的教育事业研究》[30]中以水梓的具体教育实践为线，如制定教育法规，推行新的教育体制、科学与先进的教育理念，推动了甘肃教育事业的发展。王兰在《邓隆宗教思想研究》[31]中指出邓隆的思想是由信仰儒学开始，道教间杂，最后归于佛教。邵彦涛的《旧学思想的现代化——清末进士邓隆的思想世界》[32]主要是介绍邓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思想如何发生转变，并且提出了这种复杂的思想交融是当时一大批士人所表现出来的。牛明明在《冯国瑞及其学术研究》[33]中，从陇右人物环境的熏陶分析冯国瑞的学术渊源，从他对甘肃石窟遗存、金石学考证等六个方面概述了其主要学术成就。对刘尔炘的研究有《甘肃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刘尔炘》[34]《士与二十世纪的实践性儒学——试论刘尔炘的思想、实践及其意义》[35]等论文。对张维的研究有《张维与〈陇右方志录〉》[36]《张维在古籍整理上的贡献》[37]等论文。此外，还有地方精英后人的回忆性文章《贤迹觅踪——记我的祖父张世英、外祖父周务学》[38]《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39]《回忆我的父亲水梓先生》[40]。

从以上研究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对于民国时期甘肃地方精英已有一定的成果，但在现有的基础上，仍然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首先，面对民国时期的社会变动，以往的研究多将其放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大框架中，探讨其近代性或局限性。在民国的背景下，传统的士绅阶层出现了分化，但对于其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关注不够。

其次，以往对士绅的研究，更多的是将其纳入政治史、经济史的脉络中。本书采用“地方精英”这个概念，主要强调其对地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一方面在地方社会中努力实践；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的变化，对所掌握的资源加以调整应对，以随时在变化中维持自己的地位。

再次，对于甘肃地区的地方精英研究成果较少，将其视为一个群体来作为研究对象，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不利于认识这一群体的概貌，更难以全面地展示其历史地位。就个案研究而言，偏重于刘尔炘、张维、水梓等少数人，而对其他人物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生平介绍层面上，研究的深度不够。

最后，相关史料的发掘与利用不够。相关研究将史料的征引集中在地方志和少数人物的文集，对时人汇编资料、档案资料的利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