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人类从自然中来，又生活于自然之中，自人类诞生那一天起，便与自然的生存、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伴随着自身物质生活方式和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理解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成为人类与自然的长期接触和相互作用中此消彼长的两种态度。

目前的生态理论普遍认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而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在18世纪之前，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还无法认识很多自然现象，面对自然容易产生恐惧的心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受制于自然。进入18世纪后，随着人类生产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生产技术的革新、贸易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运动的兴起，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逐渐加深，很多自然现象也得到了合理的、科学的解释，使得人对自然的恐惧逐渐减弱，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自然逐渐沦落成为人类改造的对象，人类从敬畏自然变为征服自然，一直发展到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彻底沦为主客体的关系，人类不想去适应自然，而是粗暴地想让自然来适应自己，妄想成为自然的“主人”，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土质下降、沙漠化等一系列的生态失衡。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多，人的科学技术水准也越来越高，人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大，人对其外部世界的改造也越来越普遍、深刻。于是渐渐地造成了这样的局面：社会越进步，距离自然就越远；人改造自然的水平越高，社会发达的程度就越高，人类历史的进程似乎就是在这样一条直线上不停地向前迈进的。[2]

利安·怀特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时说：“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层次变化。以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如今却成为自然的开发者。”[3]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忽略了自然万物的有机统一性，主张人类中心论，对自然进行疏远和掠夺。人对自然的态度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支配这些关系的伦理原则决定了我们对地球自然环境和生活于其中的所有动植物的责任和义务”[4]。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更加深切体会到，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是人类最重视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然，人类最终将走向灭亡。这就要求人类将自己看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自觉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一种道德关系，把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非人的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当人类回到与自然亲密和谐的状态的时候才能深深体会到自然的博爱与宽容、神圣与和谐，才能醒悟到人类傲视自然、狂妄自大甚至肆意破坏自然的做法是多么愚顽卑劣。所以人类应该自觉摒弃人类中心论和自然工具论等错误理念，充分享受自然美、和谐美、生态美，以一种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态度来自觉承担对自然的道德责任。

在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五四”时期“发现儿童”后，到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儿童天性的抹杀，儿童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而且儿童文学的功能主要是教育，这样的论断一直在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儿童与自然一样沦落为被成人控制的对象。进入新时期，随着对儿童文学的书写对象和审美特征的重新定位，随着生态伦理思想的普及和人们生态意识的逐渐提高，作家们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对人与自然、儿童与自然的价值关系、道德关系、审美关系都进行深入的思考。无论是有生命或无生命的，无论人或自然，在作者笔下更多地呈现为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整体，作者有意识地将儿童的道德视野扩大，将自然纳入其中，通过对以往人与自然相处模式的改变来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偏差，通过理性与感性的融合，让敬畏自然、关注自然、爱护自然的观念成为主导，让儿童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生命的乐趣。

一 “崇敬”背后的地位变化

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但人却往往认为自己拥有其他生命形式所不具备的优越性，科学对自然的解密导致了传统的宗教与神学的没落，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里，人们从身到心、从物质到精神都获得了解放，可获得了解放的人们却将先前对自然的敬重抛到脑后，把自己置于高于自然的位置，自然的地位下降到了最低点。生态伦理学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自然的产物，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异只是大自然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分工差异，并不比其他物种在价值和权利上更优越多少，自然能够被人改变，人却无法脱离自然生活，人与自然之间血脉相连，它们共同组成富有生机的地球生态系统。“在造物主面前，无大小之分，万物与它同源，它无处不在。”[5]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要使人们真正意识到人类只有在对他者的敬畏和对自我的谦卑时才能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相比的弱小，才能明白自己与其他生命体一样是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环境中，才能真正地以谦逊的态度对待自然及其中的一切生命，才能确保自然共同体的完整与和谐。

我们的生命和福利取决于偶然和意外、外界事物的影响和变化过程，而这些东西我们既无法预测又无法控使其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发展。不管我们人类是多么信赖我们可以成功地征服自然和操纵自然使其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然后，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有限的话，那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6]

因此，人类首先让自然重新回到高于人类的位置中，怀着崇敬的态度在自然中生存、与自然相处，面对自然多一分谦逊和敬畏，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从自然万物及其纷繁的现象中获得启迪，激发创造智慧与能力，重新寻回自然的魅力。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中的自然重新回归神秘与高大，通过对于日出、大漠等自然景观的书写，通过面对浩瀚自然景观的赞叹与折服，面对生命的神秘的惊叹，试图在儿童心中重新界定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唤起儿童心灵的震撼和敬畏的情感，表现他们对自然的赞美、仰慕之情，从而达到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帮助儿童培养和树立新的自然观，形成基本的生态伦理意识。正如鲁枢元先生说的，“此时的人类对包括天地在内的自然，既持有疑惧、警卫的膜拜之心，又怀着亲近、依赖的体贴之情”，人与自然在文学创作中“那美妙的音韵旋律已经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极限”[7]。

美国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曾认为自然具有“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8]。也就是说，自然是一个有自己变化规律的系统，人只是整个自然秩序中一个小小的环节，是自然有机统一体中的一个部分，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实现生存和演化，而人类却无法离开自然而存活。也就是说，人是属于自然的，而自然却未必属于人，离开了自然的供给，人类连生存也无法保证。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从这一点出发，通过书写人对自然的生存依赖，让儿童体会到自然的固有价值，体会自然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在很多作家的笔下我们都能感受到儿童从自然中获取食物的喜悦，同样也感受到因为自然无法提供食物时，饥饿给儿童带来刻骨铭心的体验。湘女的作品经常用清新淡然的笔调为孩子们带来对于自然的别样感悟，在《南瓜小子》《竹娃娃》《乡村花语》等作品中，南瓜、竹笋、马蹄香香花等植物一方面是童年游戏的伙伴，另一方面也是儿童喜爱的食物来源，“别小看那样小小的叶，太阳晒枯了，大水淹没了，只要山风一吹，很快又变成绿绿的一片小马蹄……那叶儿能做饭饼，根儿呢，磨成粉，滚水一冲，就是一碗亮晶晶的马蹄粉羹，能拉出长长的糖丝……”（湘女《马蹄香香花》）没有自然的供给，人们只能陷入饥饿之中：“真的到了五荒六月，粮食的窘迫就显而易见了。山里大米本来就少，这时基本上见不到了。包谷面熬得稀粥，清的能找见人影。饥饿像一只多爪的虫子，在肚里慢慢地爬，引发出一种很尖锐的、似痛非痛的感觉。”（湘女《南瓜小子》）饥饿带给儿童的感受，更让他们增加了对自然的敬畏，所以当儿童来到城市，并不认可那些价格昂贵、带着奇怪味道的汉堡，他们只有在吃着带有自然味道的马蹄香香花饼才能踏实。通过作者细致的描绘和传神的书写，让我们身临其境体会到了儿童对自然的认识，也感受到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身体痛苦，也只有在感受状态的同时人类才会客观的评估自己，才会对自然选择臣服来换取生存的机会，才会对自然怀有一颗虔诚感恩的心。

我只想指出自然相对于人类的真实位置，从而以自然为参照物来确定人类的方位，这也是所有正确教导的做法，因为，人类生活想要达到的目标即是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9]

自然在人类生存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提供给人类食物、水源，让人类得以生存和取暖，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源只能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罗尔斯顿曾说：

大自然是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各就其位。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价值承载者……在自然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出现也许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事件，但如果以为是我们的出现才使得其他事物变得有价值，那就未免对生态学太无知且狭隘了。[10]

对这种价值观的肯定，颠覆了人本主义的自然价值观，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督促人们自觉承担起对大自然的道德义务。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人类视自然为可开发的资源、可征服的对象，认为自己再高的山也能跨越，再宽的河也能横渡，但是这样的认识却带来了对自然的藐视，带来了对自然的不屑一顾，只有重新发现自然的壮美，感受自然的广阔，才能重新思考自然的位置。在吴然、刘先平、徐刚、方敏、湘女、郭雪波、李青松等儿童文学作家笔下，自然却呈现出雄壮伟岸、色彩丰富的特征，他们秉持着新的人与自然观，足迹遍及高山、江河、沙漠、荒野，围绕自然画卷创作了一系列以自然风光、自然探险为内容的作品，书写了内心对自然的崇敬之情，表达出他们心中对于自然的惊叹、欣赏与臣服。面对自然的造化无穷，人类更加感到个人和生命的渺小，从而更加膜拜与迷恋自然。在刘先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自然生命的赞扬、对自然风景的赞美、对浩瀚自然的崇拜之情，这些作品都以作者亲身感受的形式，真实再现了大自然的各种壮美风情。在描写日出时，他笔下壮美的日出景象给每个人内心深处带来震撼：“一轮红日从巍峨的雪山升起，霓裳变换成满天的红晕，金红、水红、胭脂红、大红、绛红……红的光影外，更是一个色彩无比丰富的世界。浩荡的姜根迪如冰川，也是彩色的，虹霞般闪耀。冰川上林立突兀的冰塔，色彩迷离，不可名状。连对色彩最为敏感，分的最细的刺绣大师也会望洋兴叹……无法抑制冲动，跪下朝拜，瞻仰神圣。那时，只有这个动作才能回应全身血脉的激荡。”对于日出的膜拜，也正是人类对于自然力量的感知与膜拜，面对这样美丽、气势恢宏的场面，人类无法再将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只能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敬意，正如鲁枢元说的：“一个摒弃了自然美的时代，也正在摒弃自己的生存之根”[11]。董宏猷在《十四岁的森林》里，将森林的进化史融入故事情节之中，人类面对自然漫长、厚重的进化过程，就像一个在成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小孩，只能让人觉得幼稚可笑。“倘若植物界也有诗人，那么一定会写出比荷马史诗更加辉煌壮丽的史诗；倘若植物界也有历史学家，那么一定会记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更加震撼人心的登陆。”（董宏猷《十四岁的森林》）少年们带着对森林的征服欲望而来，从险峻的山崖背米到经历漆树过敏的折磨，一点点磨去了他们曾经的自以为是和盲目自大，在森林中的每一次经历，都让他们加深一次对森林的敬畏和仰慕。在地球上的原生态景象逐渐消失的今天，对于魅力无边的原生态自然景象的书写显得弥足珍贵，带给儿童不同的审美感受。作家们将自己的情思融入自然风景之中，通过描绘他们看到和感悟到的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象来表达内心对自然的虔诚之情，并对儿童产生深刻影响，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意识。

在作家们的笔下，自然王国是拥有世界上庞大种族的生命之国，繁衍着各种形态、各种习性的子民，即使在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许多动物身上所表现出的生存技能、生存智慧仍然让人类琢磨不透、难以企及。这些动物在作家们的笔下不再是低人一等的愚蠢存在，不再是可以随意被人类践踏的对象，不再是任人宰杀的餐桌上的美食，它们聪明、善良，崇高而富有温情，呈现出独立、不为人所知的很多特征，充分体现造物主的智慧和自然的灵性，让人惊叹自然造物的美妙。在刘先平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野猪会在自己病的时候去吃毒蛇治病，黑麂拉肚子会去找冬青叶吃，梅花鹿产崽时会吃光附近的益母草，黑麂会细心地辨别猎人设下的圈套，雌黑麂会用自己的生命去替代雄性黑麂被猎杀，毒蛇会诈死逃生。许许多多的动物智慧让人惊叹，它们的生存意志让人敬佩，它们的牺牲精神让人动容，一点都不逊于人类，甚至在人类之上。大自然的神秘、辽阔、恢宏，越发让人类显得无知和渺小，自然之力的伟大冲击着读者的心灵，使作品充满了生态和谐的深刻含义。就像金波在《追踪小绿人》中借孩子们之口说的：“这个世界多么奇妙。还有更多奇妙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探索”（金波《追踪小绿人》），对于动物行为的赞扬同样在保冬妮的《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出现了，古埃及人将屎壳郎奉为尊贵的生灵，这种小生命的死亡与新生给了人类重要的启示：“也许正因为这种神奇的死亡方式启发了古埃及人，他们才创造了旷世奇观的大金字塔——长老的坟墓”（保冬妮《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人类的奇观都是在动物的启发之下造就的，我们必须怀有一颗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才能够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表达了作者对于动物生命的尊重之情，也表达了对自然造物的崇敬之情。黑鹤笔下的原始森林大火中，人的力量毫无用武之地，而且人在原始森林中的逃生能力远不及动物们，柳霞最后走出森林大火，靠的还是熊和驯鹿的指引（黑鹤《驯鹿之国》）。自然中的惊异之处带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更应该为此而感激自然。牧铃的《艰难的归程》中，流浪狗阿蓬的敏捷、机灵和勇敢让人刮目相看，相比人类的愚蠢和自以为是，在狗与人的较量中，反而狗却常常占到上风，人只能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哪有什么狼啊，准是个捣蛋鬼跟咱们开玩笑！……从老耿头看到的瘦狼，到这个狼爪印，不过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玩笑罢了！”（牧铃《艰难的归程》）曾经盛极一时的宠物园走向没落正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膨胀，是自然对人的惩罚，也是惩罚人对阿蓬所代表的动物生命的漠视、低视行为。作者用人类的愚蠢映衬了动物的聪明和机智，突出了阿蓬的正直、勇敢。正如作品中一位研究动物行为学的专家说的那样：“未知世界像一片海洋，人类的已知却只是一只小小的汤匙。谁也别想用这汤匙去舀干大海。”（牧铃《艰难的归程》）但在作品的最后，阿蓬拼死护卫羊群、回归牧场的书写仍然以人的利益和价值观作为出发点的。但整体来说，作家们能够赋予动物们勇敢、坚强、聪明、忠诚的情感，动物们也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人类的附庸，并且作者们将这些生命存在的智慧和品性抬高到与人相同或在人之上的程度，引发了读者对自然地位和自然生命的重新认识与思考，达到了礼赞自然的目的。

我们听不懂飞鸟的歌唱。狐狸和鹿逃避我们，熊和老虎噬咬人类。许多植物我们不能物尽其用，像玉米、苹果、土豆、葡萄藤等等。乡村的风景无论何时看到，都给人庄严的壮丽之感。[12]

自然世界是博大的，人类的探索只触及了其中的一角，自然给予了人类感性和理性的认识，人类在与自然界接触的过程中，还有许多要学习。

我认为人类的真实所知非常肤浅。听听墙上的老鼠、看看篱笆上的蜥蜴、脚下的蘑菇、木料上的苔藓。无论是出于同情，抑或道义，我对它们生活的世界有多少了解呢？这些生物跟高加索人一样古老，甚至年代更久远。它们在人类之外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没有留下任何互相交流的词语或者符号的迹象。[13]

面对如此神秘的自然存在，我们只有改变以往看待自然的方式，思考的方式，选择臣服和崇敬的心态，承认自己的弱势和渺小，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彻底地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其他生命一起构成最富生命力的和谐乐章。

自然是人类的朋友和生存的伙伴，在自然中“人的尊严与天的尊严、对人的尊重与对天的尊重、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无数事实证明，伤天总是害人，敬天即是爱人”[14]。人类只有明确自己的生存地位，以一颗虔诚、谦卑的心去积累知识、亲身实践，才能听到来自自然的声音，而大地也将感受到我们的存在，我们才能与自然形成相互的接纳。儿童文学作家们虽然对自然素材的选取和艺术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他们尊重自然的态度在作品中贯彻始终，他们深刻反思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他们不仅仅从自然审美的角度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力图为儿童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的伦理观念，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培养一种自然崇敬的心理并不意味着向原始的倒退，而是要树立一种对自然的内生性情感，促使人类的发展走向更加理性、健康的道路。

二 “共生”基础上的协调发展

自然是地球上一切生物与无生命的环境组成的相互作用、依赖的整体，人类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整个生态环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人人都具有生态环链性，个体一旦离开生态环链，就会失去它作为生命的基本条件”[15]。由于长时间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变得孤傲和目光短浅，让人们在观念上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和相通性，造成当前两者的敌对和分裂状态，让人类自身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不再拥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照，不再拥有大地母亲的呵护。整体遭受了破坏，个体自然也无法独立的生存，所以应该从整体上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利奥波德认为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伦理学演化的一个必然趋势，罗尔斯顿也提出了将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整体上考察系统与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的思想。在我国，儒家自古就有将人与自然视为整体的文学传统，认为人与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这些哲学思想反对人类以征服自然的方式来证明自我，反对人类自诩为世界中心、万物之首的理念，而是认为整体内部每个组成部分、每个种物、每个个体间与整体的和谐关系是整体健康的保证。经过整体的思想和共生原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思考和价值判断，人们终于认识到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仅仅只对他人和社会负责，还要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对整个生命共同体负责，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负责。只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误区，明确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这种道德关系、平衡关系，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达到“天地神人”的和谐。因此，人类必须改变自我毁灭式的生存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相互依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获得共同的生长繁荣。进入新时期，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坚持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平等”，不断在作品中改变那种曾经通过征服甚至毁灭自然以满足人类贪欲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作者们在关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同时，也为儿童阐释着关于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生态理念。在这些作家笔下塑造的理想世界中，充满了树木、鲜花、小鸟、泉水等一切美好的自然景象，周围的人们相互友爱，始终保持淳朴自然的生活状态。作家们相信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的基础上的价值观，才是能让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在生态系统中，万物各有其位，各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又彼此依赖、相互渗透，人与自然的关系相辅相成、共存共荣，这在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品中体现在天地人各有其位、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和谐关系的书写上。特别是在湘女、乔传藻、吴然等一些边地作家的笔下，少数民族生活在远离城市喧嚣的边区，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对于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观点有更深切的感悟。作家们书写人与自然、儿童与自然的相处，营造出具有和谐美感的诗化图景。在乔传藻的代表作《醉麂》中我们看到人类与自然是没有界限、没有围墙的，一只淘气的小麂子可以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跑出山林，随意进入到人类的世界，小麂子在离人越来越近的路上轻松玩耍，最后因为贪吃杜鹃花醉倒了被救回村里的小学校里，小麂子与儿童相处并没有距离感，反而互相增添了快乐，“小黄麂高高兴兴地走出了松板小屋。它来到了草地上。卡色村的小学生们，都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上课。小黄麂知道，学校的小朋友最听榕树桠上大铜钟的话，钟响了。他们才会跑出教室，逗着小黄麂在草地上抵架、摔跤、赛跑。只等大铜钟再一敲响，小学生们这才扔下小黄麂跑进教室。小黄麂被小学生的友情陶醉了，它舍不得离开这些跟它特别好的朋友，有什么办法呢？小黄麂有时也独自去远远的草地上贪婪地吃着野花，也去远远的溪水边照镜子，可只要它一听见大榕树上的铜钟敲响，就会腾起前蹄，飞快地赶回学校。那情景，多像是一个生怕上课迟到的小学生。”（乔传藻《醉麂》）小黄麂从山林来到儿童的身边，与儿童相处自得，它不仅是吃杜鹃花吃醉了，还在与儿童的嬉戏中，与儿童建立的情感中陶醉了，作者营造了儿童与小鹿之间的快乐生活。青山绿水的环境净化了人的灵魂，这是自然中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作者充满温情的描写使自然与作品中的人物、动物诗意地融为一体，写出了人与大自然之间和睦相处的温馨。如果说《醉麂》中是动物生命与人类生命的互动带来的美的话，那么在湘女的《喊月亮》中，夜晚站在山顶对月亮喊叫的儿童，以及月亮徐徐升起带给儿童的快乐更体现了非生命物质与儿童相处的快乐。儿童喊月亮的过程，拉近了儿童与月亮的距离，“人始终在朝前走，山路也绵长不断。那月亮就始终远远地搁在那个山丫口，很亲切地注视着你，等待着你”（湘女《喊月亮》）。儿童在月光下嬉戏，月亮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起游戏的伙伴，也是心灵的抚慰者，夜色中奔跑的儿童与始终在天上的月亮浑然一体。“回家的路依然银亮无比，那月亮灿烂地悬在头顶，含情脉脉地伴着我们走，你快它也快，你慢它也慢，痴痴地一直想随到家，还忘不了从窗口洒落片片月光的花瓣，伴你沉入梦乡。”（湘女《喊月亮》）儿童们喊月亮其实也是在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的期盼，在她的《大峡谷的孩子们》中，少数民族的歌声表达了来自内心深处渴望与自然融合的愿望，讲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快乐，“那不同的声部托着魔幻般的旋律在怒江大峡谷回荡，清泉、山风、江涛、急流、歌声……所有的声响都融汇在一起，大峡谷如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轰响起无数发音管，热情奔放，激情洋溢，充满虔诚，充满深情”（湘女《大峡谷的孩子们》）。这是人与自然的和声，也是人在自然中才能发出的歌声，“那是来自天堂的神奇之音，是人类的共鸣。听着那奇异的歌声，我心里涌起一阵感动：生命、生灵、大自然的一切，都令人热泪盈眶，肃然起敬”（湘女《大峡谷的孩子们》）。在对自然的歌颂中，作者追求的是心灵与大自然的交融，寻找的是建立人与自然亲近的和谐关系，在乡村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喜悦与幸福充溢在字里行间，这样的生活状态更加悠闲自在，令人神往，展现出一幅生态和谐的美景。

在很多作家的笔下，人对于自然、生命的感受突破了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书写模式，自然不再被视为表现人的工具，自然也不是按照人类的一厢情愿而存在，而是在展现自然本貌的基础上以自然为先，让自然景象与人类的生存融为一体。在金曾豪的《橹声如歌》中，一只野外的小狐狸被人所救，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人、一只狗和一只小狐狸在一起相处的故事，作品没有大起大落的曲折故事，也没有落入救助和报恩的俗套中，而是重点描绘人与动物的从容相处，他们在一起时，更像是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打渔、放鸭各有所长，分工明确，小狐狸丹丹聪明、忠诚，有灵性，“喜欢听橹声。杏得儿，杏得儿……这种木头与水亲吻出来的声音温婉而悠长，听着耳廓麻酥酥的，听着心里滋润呢。橹声一响，丹丹常常会把下巴搁在叠起的前爪上，眯起眼听老半天。听起来，橹声有时是单调的，有时是复杂的，但总归是宁静平和的情调，制造着一种可以信赖的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丹丹常常会迷迷离离地睡去”（金曾豪《橹声如歌》）。这样的安全感是在一个安宁平和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在人与动物之间互相信任、互相依赖的情感基础上产生的，人与自然生命恬然的相处，使人的心灵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在现代社会的浮躁中安宁下来，这才是人类所应该拥有的生活，面对这样温馨美丽的生存环境，还有谁会忍心去破坏呢。这是生态伦理所创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的桃花源，作家们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道德秩序井然的世界，他们试图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宁静来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偏差，潜移默化地培养少年儿童的地球家园意识与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意识。

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平等”强调的是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平等的一员，没有特殊身份，也没有特殊权利。从生物学上来看，我们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健全、稳定的秩序，通过作家对于这个美好的氛围的营造，加深了儿童对于生态整体的和谐美的感受和对于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的期待。在黑鹤的《住在窗子里的麻雀》中，麻雀是弱者，人类相对是强者，但“我”却没有以自身的优势来侵犯它们，反怕自己惊扰到麻雀而谨慎地行动。这些小小的细节浸透着黑鹤对动物体谅、尊重、等而视之的高尚情感，凸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也正是因为拥有如此美好的情感，人才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精彩，体会到别人没有体会到的情趣，如果人类都能以对待朋友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身边的动物与自然界里的生灵，那么“平等共生”将不再是现代人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同样在黑鹤的《饲狼》中，草原深处孤独的老人收留了两只狼崽，狼崽与老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从老人饲养狼崽到狼崽长大了守护老人，一直以邪恶、凶狠的形象出现的狼，也展现出它们忠诚、有灵性的一面。在这里，狼崽不仅仅作为一个动物的形象存在，更已经演化为老人的孩子，陪伴在老人身边。在老人死后，一只狼崽在草原上的彻夜长啸，与另一只被捉在动物园中的狼崽的心灵感应，不仅还原了草原深处狼和人感情交织的画面，而且作者用朴素和淡然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充满原生态气息的故事，打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内心。在草原深处这个与世隔绝的“桃源”世界里，人与狼之间改变了以往交恶的关系，而是成为互依互存的生命共同体。作品中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自然生灵之间平等的关爱和守护，不仅温暖着冷漠社会中孤寂的心灵，还让人们感悟到生命的可贵和彼此尊重带来的和谐与美好，这是作者所寄予的一种理想的生命境界。正如黑鹤在访谈中所说的：“在森林里，人类从来不是孤独的。就在你的身边有很多并行的生灵，所有的生命都在共同分享这个世界。”[16]在《不再一个人奔跑》中，作者没有因为罗杰是一只狗而心生歧视，他平等地对待罗杰，把它当作家里的一员。有了罗杰的陪伴，“我，一个身体曾经极度脆弱的孩子”（黑鹤《不再一个人奔跑》），从此不再一个人孤独奔跑；而当罗杰常常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看到有“我”的陪伴，就能继续安然地入睡，一个人与一只狗在相互的依靠中获得了来自心灵深处的信任与共鸣。当罗杰为了寻找“我”而变得惊慌失措的时候，而“我”也在为了能守护罗杰的梦而感到温暖的时候，人和狗之间的情感来自他们相互的关怀，而不是由于人类的强大而对动物产生的驯服或收养的优越感。黑鹤在结尾处写道：“我们一起回家”（黑鹤《不再一个人奔跑》），此时，“家”的概念已经被扩大化，被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度，它指的是一个生活着所有生灵的“大家”，在这个家里，每一个人都在享受被爱、被理解和被尊重，只有在这样的家里，万物才能真正地“平等共生”。

从崇拜畏惧到感恩亲和，从认知改造到保护、守护，从理解尊重到热爱眷恋，从自然环境到精神家园，在文学书写中，人类对自然的情感经历了从混沌一体到二元对立，从仰视、平视到俯视内视的几度巨变。在混沌、合一的思维世界里，人只有将自己放在一个适合的位置，只有怀着对自然的深深敬畏之情才能真正领悟“天人合一”的真谛，才能实现二者共生共荣的愿望。在满涛的《孤海》中，“我”的梦里总是出现那个从海里来的通身黝黑的男孩，为我带来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大鱼，我们手挽手一起尽情歌唱，充满了优美、快乐，这虽然以梦的形式呈现，但在梦的背后表达了儿童对自己能与所有的生命携手共舞的期望，“昔日空旷苍凉的海滩终于充满了勃勃生机。让我们挽起手来，创建我们共有的家园……这歌声在海滩的上空久久回荡着”。在这个歌声里，人与所有的生命平等相处，大自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和谐一致。我们同样也在吴然笔下的《小鸟和守林人》中看到人类的情感和鸟类的灵性融为一体的表述，当爱护环境和生命的守林老人最后向每一棵树、每一只小鸟道了晚安而长久地睡去后，成千上万只小鸟衔来花瓣将小屋盖住，小鸟在用自己的方式对热爱自然的人类进行回报。方敏在《大绝唱》中如泣如诉地讲述着人类在追求与其他生命共存道路上的曲折，作品分为两个部分，在前半部分中作者讲述的人与自然的生存美景让人神往和期待。原始的九曲河舒适安宁，河狸们在这儿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玩耍嬉戏。而当历经长途跋涉，不知疲倦地寻找家园的长腿一家来到这个美丽的天堂时，善良的人与河狸融洽友爱地生活在一起，九曲河因为有了人类的善意和温情而越发美丽。女孩尖嗓子和男孩大眼睛，与雌狸香团子一家真挚的情谊，简直让人陶醉、痴迷。“当女孩尖嗓子唱起尖尖的脆脆的甜甜的歌的时候，特别是全沙田村的孩子一起唱起不那么尖那么脆那么甜，但却更加洪亮更加有气势的歌的时候，不仅是雌狸香团子一家，包括所有九曲河两岸的河狸家族，都会听的痴迷听的感动。似乎那从天而降的人类给九曲河带来的只有友情，似乎那美丽动听的歌声许诺的是永久的和平和安宁。”当女孩尖嗓子在河边唱歌时，她与荒山野岭、潺潺流水、河狸们一起构成了一幅宁静的天人合一的图画，善良的人与河狸融洽友爱地生活在一起，九曲河因为有了人类的善意和温情而变得越发美丽。女孩尖嗓子与河狸香团子的友情，让人陶醉。而当这种美景被破坏、人与动物的信赖与共存都不复存在时，重新响起的歌声正是对人心中所留存的美好的召唤。这些作品中呈现出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美与和谐，唤起了人们内心对这种美与和谐的共鸣，警醒他们沉睡的、被压抑的审美意识和普遍情感，挖掘出埋藏在功利和污浊背后的人类美好天性。

人在自然中的安逸和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的境界，像刘先平说的：“我们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到山上转一圈。那里有我们的青春、激情、欢乐。与人血脉相通的大自然能医治百病，无论是生理的或心理的。在野外，我们享受着恬静与融融的和谐。”（刘先平《七彩猴面》）只有明确了人与万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开拓出诗意的栖居的道路。在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多的作品在描绘着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相依相偎的风景，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其目的都在于使人们在面对自然时多一份谦逊、崇敬和敬畏之情，只有实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我境遇的关注，才能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地以谦逊的态度对待自然及其中的一切生命，从这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这背后蕴含的安宁与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