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刘若愚在欧美学界和西方汉学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作为跨文化沟通的努力者，他有着其他华裔学界的学者身上所体现出的特点，但他又是特殊的个体，有着不同于他人的地方。作为个案研究也就是针对一个人进行较为透彻、详细的分析时，重点在其理论方面。而本书注重以全局的眼光、从跨文化的角度来对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体系做系统性的研究与整合，力图以此追寻刘若愚的学术脉络，探讨其理论由后殖民向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转换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并探讨刘若愚的跨文化比较诗学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索。

刘若愚的成长之路和他的学术之路也是融合中西文化的一条路，他在北京接受了直至大学的教育，但是当时他所受到的教育是中国经典和现代西方学术的混合体，这在他以后的学术之路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因而剖析刘若愚思想形成的中西方文化背景是必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现代西学的冲击，等等。但是刘若愚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华人，耳濡目染的是西方的学术，后来他一直用英语写作、授课，同时，他也一直坚持用古汉语创作古诗词，因而他在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认同的冲突中一直进行着抉择。

刘若愚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求跨文化和全世界共通的文学理论的路径，他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不同文化的融合、会通是有理有据的。为此他借鉴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说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把中国的文学理论分为六大块，分别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理论的只言片语中寻找相对应的材料，并在分析的过程中与西方的文论相比较，寻找相同和不同之处，其中牵涉西方现当代的形式主义、新批评，还有现象学、接受美学等的影响，这是一种逻辑学范式或者说是理论认知构型，因而他不仅仅是一位“跨语际批评家”，而是一位“跨语际理论家”。同时，他并没有拘泥于某一方，而是采用“双向阐发”的模式，对理论进行综合阐发，得出有益于跨文化双方的启示。我国学术界似乎从近代以来一直遵守着拿来主义的原则，用西方的视野和理论来回视中国传统的文论，这样做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固守着自己的那一块土地而不懂得取长补短，那么发展就谈不上了，但是我们在“拿来”的同时也要讲求“送去”。任何一个开放社会在全球化时代都是“拿来”与“送去”并行互动，只拿不送或只送不拿都难立足于世，算不上现代的、开放的国度。这种历史决定的双重变奏是普遍性的交流互动，绝非谁愿不愿意、喜不喜欢、凭主观意志可任意改变和否认的。但是具体要怎么拿来、怎样送去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问题所在，这也是跨文化研究要重视和遵循的原则之一。

刘若愚在中西诗学融合的研究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语言研究，并将其作为方法论进行自觉探索和转换。他明确指出“诗是不同境界和语言的探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刘若愚深刻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而他自身体验到的中西语言的差异性问题也是其自我的两面性。他的社会性、专业化、学者身份体现在用英语写作、授课、交流上，继而表达他世界文学理论的伟大构想；而古汉语是他内在文化认同和文化人格的体现。因而他注重语言形式问题、语义分析、语言悖论问题，并将其做为“异质同构”的基础。

刘若愚一直尝试着走向综合性的诗学之路，这对其他汉学家或是从事比较诗学思想研究的学者的影响较大，其中就包括叶维廉。叶维廉受刘若愚理论思维的影响较大，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扬弃了刘若愚的理论，他根源性地质疑西方新旧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危机，肯定中国古典美学特质，并通过中西文学模子的“互照互省”，试图寻求更合理的文学共同规律建立多方面的理论架构，著有《东西比较文学模子的运用》一书。那么刘若愚的跨文化诗学思想的理论框架与叶维廉的比较文学的模子有何相同和不同之处？两个人所走的路又是怎样呢？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又有什么启发呢？

刘若愚身处西方，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其在后殖民语境下所走的路、所做的努力是意义非凡的，但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一刻也不停歇，所以在后现代和全球化的今天，刘若愚所做的努力怎样进行转化？怎样为我所用？怎样进行评价和借鉴？怎样使中国诗学走出“失语症”？怎样真正走向世界？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