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意义

刘若愚（James J.Y.Liu）是一位享誉全球的美籍华裔汉学家，著有《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1969，译名）、《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1982）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八部英文专著和五十多篇学术论文。

刘若愚，字君智，1926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自幼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他在北京学习一直到大学学业完成，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一个学期后获得英国国会奖学金，遂赴英留学。在英国刘若愚拿到了硕士学位，留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而后他又去香港大学任教，后来又转到新亚书院。1961年后刘若愚立足于美国，先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匹斯堡大学、芝加哥大学，从1967年起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在那里他取得了自己学术事业的辉煌成就，直到1986年去世。

刘若愚接受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养料并一直受其滋养和熏陶，所以他的思想中既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有着西方现代文化的气息。而由于他自身也是一直生活在西方学术的氛围中，所以掌握了一定的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观察中国文化的视角，他是跨文化沟通的典型代表。

刘若愚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理论素养，其著述视野宽阔、立论精当。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古典诗歌、诗论和文论，以及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他能够从自身的文化基础出发，既不赞成把西方现代的理论、概念、评判标准和方法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地运用到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同时他也不是故步自封，仅仅拘泥于中国传统的诗学，而是采取审慎的考辨和严谨的比较态度，汲取中西诗学的资源并加以综合，探索方法论的转向，热情洋溢地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他的跨文化比较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国际化也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1]

刘若愚自身就是古今文化传承和中西文化沟通实践的开拓者，而以上都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乐黛云先生曾指出：“21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级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2]

1.中国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深入发展的需要

其中刘若愚的思想对乐先生乃至中国比较文学或者说是比较诗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意义非凡的。乐黛云说：“刘若愚教授对中西诗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他的思考给了我多方面的启发。首先是他试图用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论，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不乏真知灼见，而且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空间。但是，将很不相同的、长期独立发展的中国文论强塞在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等框架中，总不能不让人感到削足适履，而且削去的正是中国最具特色、最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东西。其次，我感到他极力要将中国文论置于世界文论的语境中来进行考察，试图围绕某一问题来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得出单从某方面研究难于得出的新的结论。事实上，这两方面正是我后来研究比较文学的两个重要路向。”[3] 乐黛云先生的一番话表明她不赞成刘若愚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条分缕析式的框架限制，但她同时也说出刘若愚所走的两个研究路向还是很有借鉴和启发作用的。一是“用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论”，二是“将中国文论置于世界文论的语境中来进行考察”，“进行中西对话，推出新的结论”。以上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比较文学或是比较诗学的发展是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极力向前迈进。

2.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近现代的中国文论界一直围绕“要回到中国还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走不出来，有学者指出中国诗学在当今世界患上了“失语症”，虽然这个说法过于严厉了点，但也确实说出了现今问题的所在。全球化的态势势不可当，而中国与欧美等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是日益密切，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精华怎样在今天发扬光大，这是多少学人倾其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其中也包括那些身在国外却心系中国的学者。所谓民族的也应该是世界的，这句话不是简单的口号。很早的时期，民族文学就已经开始溢出民族、国家固守的疆界，不再仅仅滋养某个的狭小领地。因而“世界文学”这个术语产生，随之就是文学理论的世界化与国际性也成为必然趋势。其实，也只有把民族文学理论置放在世界文学理论这一宏大的背景下，把诸种民族文学理论在跨语际中进行审视，民族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才可能澄明起来，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学理论交流与对话打造一个共享的平台。因此像刘若愚这样一位兼有中西文论功底与双语学术能力的优秀学者开始占据欧美学术前沿，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与融通中书写新的篇章。因为中国诗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刘若愚所走过的道路，为今天更好地前行积累可贵的经验与财富。

3.对刘若愚思想进行综合评价的必要性和当代现实意义

刘若愚一生辗转于中国内地、英国、中国香港、美国，他身为中国人却长期生活于西方的文化环境，而他的目标却也是整合中国传统诗学与20世纪欧美诗学，用西方诗学的理论骨骼支撑、托起中国诗学的思想血肉。他在英国、中国香港、美国一直用英文写作、授课，他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天空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后殖民主义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打下时代的烙印，但是刘若愚还坚持用汉语创作古诗词，他在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认同的冲突中进行抉择。刘若愚孜孜不倦地尝试着汇通中西诗学的道路，他寻求建立一种世界共通的诗学范式、理论体系，这可以称为一种逻辑学范式或者说是理论认知构型，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现在已经离刘若愚生活的年代又过去了几十年，后现代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话语空间的认知范式也表现出由逻辑学范式向现象学范式的转型，因而站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回视刘若愚，他的成绩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他以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来发言，把中国诗学置于当代世界文化对话的语境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自我”的价值。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的汉译本作者杜国清说道：“在谈论文学时，由于这本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将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或文学（literature），而只能谈论各别或各国的‘文学’（literatures）和批评（criticisms）而已。”[4] 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我们要在刘若愚开辟的道路上深入下去，既要汲取其可贵的地方，也要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综合地、公允地评价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