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缘由
1.“梁启超”值得关注
晚清至民初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梁启超的地位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日本学者安倍能成用“贮水池”来评价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地位，认为“康德以前的哲学概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1]梁启超思想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也具有这样的“贮水池”功能：龚自珍、魏源、严复、黄遵宪、郑观应乃至康有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都源源不断地流入梁启超这个“贮水池”中，而其后胡适、陈独秀、郭沫若、鲁迅包括毛泽东等，无论是持激赏还是批评的态度，也都曾经从梁启超这个“贮水池”中汲取过营养。
梁启超生时社会影响极大。梁漱溟曾说：“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2]这是事实。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他创办《清议报》，痛骂慈禧及当时旧官僚，慈禧将他看作比孙中山更为危险的头号人物，并以十万两白银悬赏他的人头。1905年清廷派遣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梁启超以通缉犯之身份代其撰写宪政奏章二十余万字。辛亥革命后归国，他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即全社会，举国若狂”，他一人“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拱北辰”。[3]他去世后，包括熊希龄、冯玉祥等政界名流，胡适、钱玄同、蔡元培、章太炎等思想界巨人，都参加追悼会并敬送挽联，可谓盛况空前，可见他的影响力之巨。
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同样极大。无论是活动与影响早于梁启超的严复、黄遵宪，包括其师康有为，还是同时代及其后的夏曾佑、胡适、陈独秀等，都激赏梁启超。黄遵宪曾这样评价梁启超的著述：“《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清议报》所载，如《国家论》等篇，理精意博，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计此报三年，公在馆日少，此不能无憾也）。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到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4]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毛泽东等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胡适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激动的。”[5]“《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6]郭沫若在回忆录《少年时代》中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些兴气锐利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兄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还说：“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的、玛志尼了。”[7]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十分佩服梁启超，他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很多文章是读了又读，熟能成诵；他对梁启超的《新民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复钻研，还加了批语；1936年，他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公开宣称，他青年时代就十分赞赏梁启超，并曾呼吁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总长。在青年毛泽东的眼中，梁启超的政治追求、理论构架、道德文章都为一流，他习惯称“梁康”而非“康梁”。他在一次谈话中称，青年时代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8]
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面如此之广、影响力如此之大，无出梁启超之右者。这样的梁启超，当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认真研究。
2.“梁启超现象”值得反思与重视
梁启超在他的时代影响空前，但“梁启超现象”又非常特殊，可用“两头峰中间谷”来形容。所谓“两头峰”，是指在梁启超时代与当前学术界，他都受到了特殊的礼遇，评价比较高；所谓“中间谷”，是指梁启超后期及去世之后，他的影响与评价逐步下滑，最终跌入谷底，直至新时期被重新认识。研究中国政治法律的现代转型，其源头要回到“康梁”，认为梁启超是迈入现代政治的第一人，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近代文化的开拓者”，“对梁启超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的贡献，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9]；研究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其源头要追溯到梁启超，认为是他构建了中国现代第一篇政治哲学与伦理哲学；研究中国启蒙思想，已经将五四启蒙向前延伸至梁启超的新民理论，认为五四启蒙是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接着说”，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影响巨大而深远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巨人”[10]；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要回到梁启超，无论是他前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都是现代学术研究的起点；研究中国历史，梁启超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都已经融入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之中；研究现代传媒，梁启超创办的报刊是现代报刊的楷模，其办刊的手段、精神，直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效仿与反思；研究中国现代教育，认为梁启超创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和新型的教育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在教育领域的业绩，较之政治方面的成就，更为光彩耀目，有更为久远的生命力”[11]，他的办学经验、育人手段与自由讲座制度，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去继承与挖掘；研究中国现代文论与美学，认为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民族新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12]，无论是早期的三界革命论尤其是小说理论，还是后期的趣味美学，都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认为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有着“不容低估的历史价值”[13]。
李国俊这样评价梁启超：“他创作力之旺盛，著述之宏富，影响之深广，在同时代的学者和思想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几乎论无不及，学无不窥。三十多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于他的笔底波澜。凡是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教育、新闻、法律、伦理、宗教等学科的研究者，无不需要研究他的著作，就是研究古代学术史的人，也常需借鉴他的研究成果。”[14]这是对梁启超影响面之广、影响力之大的高度概括，也是中肯的评价。可以说，梁启超的身前身后，一直都是百年中国的重要言说对象与言说重心，梁启超一直伴随着百年中国的历史发展。换句话，梁启超开启并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历史发展，一直生活于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梁启超现象”史，一定程度上就是百年中国学术史的缩影。因此，对梁启超的研究与对梁启超现象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百年中国历史的解读；对梁启超的反思与对梁启超现象的反思，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百年中国历史的反思。
3.“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需要新视角新方法
中国百年美学史中，“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三种研究思路与模式：一是传统的政治阶级评价研究思路与模式，二是转型期的启蒙评价研究思路与模式，三是现代纯美学研究的思路与模式。新中国成立前后，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主要是政治阶级分析与评价。梁启超的美学活动与美学著述，主要是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的三界革命论与后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趣味美学。由于前期他曾以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后期以道德救国论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论，在政治阶级话语评价体系中，他的美学思想显然是落后与反动的。新时期以来，在去政治化的语境中，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开启了新的启蒙视角建构。1979年，李泽厚发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将政治与启蒙分离，在不否定梁启超阶级性质的前提下，从历史境遇而不是从阶级评价标准，从启蒙的角度高度评价梁启超美学思想，认为“梁启超和王国维则都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肯定人物”，“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15]。随着学术研究的正常化，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形成了纯美学的研究思路与模式，最典型的是夏晓虹的梁启超文艺美学研究、金雅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与方红梅的梁启超趣味美学研究，他们从纯美学的研究视角挖掘梁启超早期三界革命论的文学价值与审美价值，重新阐释他后期趣味美学的人生价值。
这三种研究思路与模式虽然对待政治态度迥异，但思维方式基本一致，都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分离对立论，即将政治与审美看作两个分离或对立的独立领域，只不过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与态度不同，即政治阶级研究思路与模式持政治与审美一致论，但认为审美依附于政治；启蒙研究思路与模式开始松动政治与审美的关系，但并没有摆脱审美依附于政治的格局；纯美学研究思路与模式则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论，通过政治功能的否定来建构美学的独立价值。但是，梁启超的美学建构，恰恰是强烈政治冲动下的主动审美追求，是将政治与审美融合为一体的文学活动与审美活动及其理论建构，用纯美学的研究视角来审视与评判，显然无法真正进入梁启超的美学，无法真正把握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特质。梁启超的美学建构，其目的显然不同于王国维式的纯美学，用王国维式的纯美学思路来研究梁启超的美学，只能肢解、臆测梁启超美学。
因此，研究不同于王国维式纯美学的梁启超美学思想，必然面临视角转换与方法创新。王斑的政治与审美的二元融合论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王斑认为，“在现代中国，任何称得上‘审美体验’的东西总是沾染了政治”，但是，对于“政治可转化为审美体验，且规模宏大”则知之甚少。他指出，在中国，从接受西方的美学开始，它就被用来“处理伦理、社会和政治”，“在美学话语与审美实践中，政治被阐述成了审美体验”。[16]也就是说，在中国，西方美学从被引入与接受始，审美就政治化了，它参与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同时，政治也审美化了，已经内化为政治主体的审美体验。其实，政治与审美并不必然是分离或对立关系，它们在美好生活的想象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有着二元融合的基础与现实。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正是建立在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思维基础之上的；他创构的美学，实质上是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政治美学。政治与审美的二元分离视角，并不能真正把握梁启超政治美学区别于纯美学的独特性。
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视野的引入不仅必要，更值得期待。用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视野考察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更符合梁启超美学实践与理论建构的实际，能够实现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突破，也更符合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现实，这是值得期待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视野的引入，能更有效地阐释政治与审美的复杂关系，拓展美学的研究视域，开辟出与纯美学相并立的政治美学这一新天地。这样，在美学学科之内，既有以对立论为基础的纯美学，也有以融合论为基础的政治美学。这样的分离与区别，既能开拓独立的政治美学之学科，也能使纯美学的性质获得更为清晰的体认。
二 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与模式。一是启蒙研究的思路与模式。1979年，李泽厚发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政治阶级研究思路与模式的突破。1986年，钟珍维、万发云出版专著《梁启超思想研究》，对梁启超思想做了系统研究，这是在李泽厚基础上对梁启超启蒙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梁启超启蒙论研究的突破表现主要为以下两点。其一，以历史相对论的评价标准取代了无产阶级绝对论的评价标准。李泽厚的启蒙论研究，不再以无产阶级属性作为绝对的评价标准，而是将梁启超及其美学思想置于历史语境中，将历史境遇中的相对价值作为评价标准。李泽厚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不止是批判他的政治思想了事”，“而应该根据他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来作全面衡量”，“给以准确的符合实际的地位”，这就树立了历史相对论的评价标准。从历史相对论这个角度和标准出发，李泽厚认为，梁启超“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肯定人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17]。其二，以启蒙的评价标准取代了政治阶级的评价标准。李泽厚充分突出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启蒙价值，认为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李泽厚指出，梁启超活动的特点“主要是在宣传”，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在思想方面”，在思想方面的地位“又在宣传方面”，“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他的启蒙思想，“构成当时人们（主要是青年一代）思想发展前进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它安排了由接受初步启蒙洗礼而走向更开阔更解放的思想境界的媒介”。[18]钟珍维、万发云认为，梁启超“不仅是一个出色的资产阶级宣传家，在掀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新文体、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是应该被肯定的”。[19]
二是纯美学研究的思路与模式。所谓纯美学研究，是指从反功利、反政治的无功利美学视角研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夏晓虹的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同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连燕堂的专著《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晓明的专著《梁启超文论的现代阐释》；20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雅的专著《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方红梅的专著《梁启超趣味论研究》。这标志着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进入了独立、全面与深化的阶段，同时也是纯美学研究的阶段。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纯美学研究，最典型的当数夏晓虹、金雅与方红梅等人的基本研究思路：从梁启超的美学著述中寻找纯美学术语，再按照纯美学的理论框架编织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系，并通过这些术语的勾连研究梁启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夏晓虹主要从艺术美学角度研究梁启超美学，摘取的最主要的纯美学术语是“情感”。她认为，梁启超前期主要以政治家的身份研究文学，主要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虽然兼顾情感感染功能；而后期则以纯粹的学者身份研究文学，注重对于艺术灵魂的“情感”研究。[20]金雅与方红梅则从人生美学的角度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金雅摘取的纯美学术语主要是人生、趣味、情感、力与移人，并以这些范畴构建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系：其核心范畴是趣味，趣味的核心则是情感，力是中介，移人是目标，移人的目标则是趣味的人生，趣味人生的人生价值是梁启超趣味美学的本质，梁启超趣味美学的本质是人生美学[21]；方红梅摘取的纯美学术语主要是人生、美、趣味，她认为，“人、人生及其与美和趣味的关系，始终是梁启超思考的中心问题”，前期重视美和趣味的救亡与新民功能，后期则重视美和趣味的立人功能，“从世界、人类的立场，认识到审美、趣味对于生活的本体性意义”。[22]
政治阶级研究的思路与模式，是以政治阶级的外在标准衡量与评价梁启超的美学思想，这种评价标准简单粗暴，也完全漠视了美学的学科独特性，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抛弃。启蒙研究的思路与模式，虽然突破了唯政治阶级评价标准的樊篱，但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真正确立启蒙的人学本体价值，其突破依然有限。纯美学的研究视角开启了梁启超美学思想审美独立研究的新天地，但是，这种研究视角将政治与审美对立，并不符合梁启超美学思想建构的目的与现实。无论政治阶级研究、启蒙研究还是纯美学的独立研究，虽然对待政治态度不同，但都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分离对立论，即将政治与审美看作两个分离或对立的独立领域。这三种研究思路与模式，都没有真正找到能够打开梁启超美学思想独特性的钥匙。
三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相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与知识考古学、库恩的范式理论、王斑的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研究视角等五种研究方法。
1.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相结合
本质主义，又称本质论，是卡尔·波普尔1935年提出的术语。波普尔既不同意唯名论，也不认同唯实论即共相实在论，他认为这种唯实论是一种本质主义；他始终相信“外部世界”实在论。波普尔所讲的本质主义，指与唯实论相对的观点，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胡塞尔的理论。[23]本质主义的理论预设是，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一个唯一的本质，这个本质构成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性。在本质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是人类认知的基础，人的认知过程，就是通过现象来揭示事物的本质的过程。
建构主义本是一种知识学习理论，最早提出者是瑞士认知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皮亚杰认为，儿童的知识学习并不是主体单纯被动学习的过程，而是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构建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有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同化”，一是“顺应”。所谓“同化”，是指主体将外界刺激所产生的信息整合进自己原先的认知结构中，从而引起主体认知结构数量的增加；所谓“顺应”，是指随着外界环境发生变化，儿童原先的认知结构无法同化因新环境刺激而产生的信息，从而调整原先的认知结构，以与外界环境变化相适应，最终引起主体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儿童的认知结构，正是在同化与顺应的交替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并在“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循环中丰富发展。[24]建构主义后来被引入社会学与文学艺术批评领域。1919年，苏俄艺术家和建筑学家首先运用“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并于十月革命后成为一种重要的新艺术流派。文学艺术批评领域中的建构主义，是一种基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并不存在所谓客观的文学经典，文学经典只是在人们的阐释之中被建构出来的。
独断的本质主义持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的本质，设置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二元对立，相信绝对真理，是一种僵化、封闭与独断的思维方式。建构主义重视主体的能动创造，这是对本质主义独断思维方式缺陷的克服。但同时也要指出，绝对的建构主义可能漠视事物本身的独特性，而将对象塑造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本书采用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同时承认事物本身的独特属性即本质主义视角，将梁启超美学思想放入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相结合的视角之中来考察。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研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其实是研究者与阐释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之上，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出发建构梁启超美学思想，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政治阶级研究、启蒙研究与纯美学研究，其实就是研究者自己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建构过程；从本质主义的视角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每一次建构与重构，又都必须基于梁启超自己的美学言说，梁启超的政治阶级研究、启蒙研究与纯美学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成立，是因为其言说与活动确实具备这些属性。但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与建构即建构主义的视角，必须更为贴近、接近梁启超美学著述与言说的实际即本质主义的视角。
2.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并迅速被各个学科领域所接受并运用。布迪厄认为，西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是文学场的逐步形成时期；文学场的形成，其实是一个从权力场中挣脱出来并逐步自主化的过程，文学场遵循着自己的游戏规则。布迪厄指出，每类作家在文学场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其占据的位置有其自身的特点。一个新的作家或流派在文学场实现占位，则意味着文学场的重组。文学场的重组则是原占位者与新来者对立与斗争的过程，新来者必须通过反抗原占位者而获得文学场的占位。布迪厄提出场域理论，其目的是反对文学研究中形式主义文论的“自恋”情结，将文学作品置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来研究。布迪厄认为，“抛开为追求纯粹的形式而超脱纯粹的利益这一点，是理解这些社会空间的逻辑必须付出的代价”，“社会空间通过它们运行的历史法则的社会炼金术，最终从特定情感与利益通常残酷的对抗中，抽取普遍性的升华了的本质”，“而且它提供了一种更真实的最终更有保证的观念”。[25]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价值在于，我们研究特定的对象，不能狭隘地只关注对象本身，不能是对象的自说自话，而应将其置于关联事物的场域之中来分析；事物的性质，并不仅仅取决于它本身，更要通过与场域中其他事物的关联来显现。本书引入布迪厄场域理论的目的，不是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简单地当作梁启超的一套美学话语言说，而是当作梁启超出入政治场与文学场的行动，当作梁启超与其他人物、其他理论争夺文学场权力的斗争。通过场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是与守旧派、洋务派争夺政治场、文学场权力的斗争；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以后，先是与传统政治家、学者争夺文学场的权力的斗争，后又加入与革命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退出政坛以后，是与社会主义论者、五四新文化论者争夺文学场的权力斗争。
3.福柯的“话语”理论与知识考古学
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不是单纯的交流符号，而是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真理、知识是权力的形式。离开了真理与知识，权力也就不成为权力。因此，话语并不仅仅是表达的语言符号系统，它是以权力的建构方式而存在的，“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它们的作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26]在话语的权力建构中，“谁拥有建构的权力”与“谁在解释着世界与生活”至关重要。福柯的话语理论要点有二：第一，话语是主体的建构，而不是静态的语言符号；第二，话语的生产就是权力的体现，生产话语就是表现权力、争夺权力。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看梁启超的美学著述，它不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而是体现了梁启超通过话语的建构来表现权力、争夺权力的过程，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建构，正是他实现政治目的、实现政治权力欲望的具体体现。
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对人文科学做了考古学的分析。福柯的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分析，其目的是反对基于先验主体的历史观。批判先验主体的奠基作用和构造作用，这在福柯看来非常重要，因为倡导历史连续性、进步甚至解放等总体历史观的历史主义，就是事先假定了先验主体的这个作用，连续的、不中断的历史与意识的统治权形影相随。因而，福柯批判基于西方大写理性之上的“真理目的论”和“理性因果链条说”，批判观念史所谓的“起源说”、“连续说”与“总体化”。福柯挖掘历史间断性的可能性，就是为了抑止主体的先验构造和奠基作用，表明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展开并无先验主体，而是匿名的、无身份的。福柯在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出了“认识型”这一概念，它是指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所有关系，科学之间或各种部门科学中的不同话语之间的这些关系现象。作为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集合，“认识型”就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词”与“物”借以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如何存在和“物”为何物的知识空间，是一种先天必然的无意识的思想范型。福柯指出，对于以前的认识论形象，考古学有两个使命，一是确定这些形象据以在自己扎根于其中的认识型中得到排列的方式，一是表明这些形象的构型如何截然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构型。[27]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就是警惕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的先验主体性，努力挖掘从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同阶段的知识型，并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置于各种认识型构成的系列之中考察。
4.库恩的范式理论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是“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28]库恩关于范式的定义前后并不一致，但其内核大致是指某一团体共同信奉的术语、理论与行为的准则与方法，它是不同历史阶段知识结构的断层的体现。本书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中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创造了“知识范式”这一术语，它是指各个团体共同信奉的术语、范畴等形成的理论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行为准则与方法，并基于这一理论体系与行为准则、方法的共同信仰。从横向来看，各个团体以知识范式相区别；从纵向来看，思想史的演变表现为知识范式的断裂。通过“知识范式”的分析，从纵向上看，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知识范式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家的家国知识范式向现代国家知识范式的断层裂变；从横向上看，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的知识范式区别于守旧派、洋务派、革命派、社会主义派与新文化运动论者知识范式的地质区别。
5.王斑的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研究视角
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中，根据自己年轻时观看电影《春苗》的体验，从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视角重构政治与审美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当时理解的‘政治’是很肤浅的，将它等同于压迫和洗脑，于是，‘崇高’也就几乎成了‘专制’的代名词”；但是，他进一步阅读王国维、鲁迅等人作品后发现，崇高与政治这种美学的意识形态“在某种层面上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统摄人心”。[29]他指出，“在中国，西方美学的观念从被接受开始”，“就在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被思想家和作家借用来处理伦理、社会和政治问题”，“在美学话语与审美实践中，政治被阐述成了审美体验”。王斑指出，“将个体的情欲转移到政治和革命中去，并非一定意味着用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替代或者除掉它”，“它可以意味着政治要求体验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呈现出性的内涵，成为血肉丰满的生活世界；它还意味着革命带来个人的满足和充实。这样，政治就被美学化了”。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牺牲情欲，而是如何表现出来，在多大程度上被表现出来”，“假如我们换个方式解读，不是从情欲与政治对立的角度，而是从政治掩盖下的情欲的角度去理解；假如我们关注的不是情欲的政治而是政治的情欲，我们就有可能按图索骥，找到深层的、灵魂的根源”。王斑通过崇高的引入来沟通个体的情欲与政治的情欲，引用托马斯·威斯科尔的崇高就是“人能够在言语和情感上超越人性”定义，认为这种超越“或许是天国、纯理的领域或精神自由”，“或许是我们肃然起敬的超人品质”，“我们被激励着去追求这种品质”，“或许是肩负历史使命的民族去实施人类进步与解放的乌托邦式的蓝图”。[30]这样，王斑就抛弃了审美与政治的分立冲突说，而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实践与理论建设的实际出发，承认了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政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并分析政治如何进入审美与文学，即如何通过审美与文学来表现自身。王斑的审美与政治二元融合视角，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实现从纯美学研究向政治美学研究的方向性转换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启超的美学建构，是将政治与审美相融合，而不是相对立，显然，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的研究视角无法真正走近梁启超以及梁启超式的美学家。从审美与政治二元融合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中国现代美学建构的另一条区别于二者对立的纯美学路径，即政治美学。
四 框架结构
导论。包括研究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缘由有三：第一，“梁启超”值得研究，因为无论当时的社会影响面还是思想影响力，梁启超都十分重要；第二，“梁启超现象”值得关注与反思，梁启超虽然在生前赢得无限光彩，但在去世以后又迅速跌入低谷，新时期以来又再次进入学人研究视野，且越来越热，因此，“梁启超现象”其实折射了中国百年的美学历史进程；第三，“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需要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也非常值得期待。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思路与模式。一是政治阶级研究思路与模式。新中国成立前后，胡绳、吴泽、牛仰山、蔡尚思等人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主要就是这种政治阶级分析与评价模式。二是启蒙研究思路与模式。这以李泽厚、钟珍维、万发云等为代表，他们注重梁启超的历史相对价值，并用启蒙评价替代政治阶级评价。三是纯美学研究视角。这以夏晓虹、金雅、方红梅等为代表，他们从梁启超的美学著述中寻找纯美学术语，再按照纯美学的理论框架编织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并通过这些术语的勾连研究梁启超前后期美学的内在关联。政治阶级研究、启蒙研究与纯美学研究虽然对待政治与审美关系的态度不同，但思维方式一致，都持政治与审美的二元对立思维。因此，这三种研究模式都无法真正揭示梁启超政治与审美融合的美学思想的独特性。要真正进入梁启超及梁启超美学思想，必须采用政治与审美的二元融合视角。
第一章，梁启超的社会活动与身份识别。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梁启超社会活动分期研究，二是梁启超身份识别。关于梁启超社会活动分期，首先介绍学术界关于梁启超社会活动分期的四期说、三期说与二期说，然后从外在社会活动变迁的角度将梁启超一生划分为五个时期：求学期（1895年公车上书之前）、变法期（从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期（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至1912年归国）、参政期（从1912年归国至1918年欧游）、社会教育期（从1918年欧游归国至1929年去世）。从内在思想发展演变历程的角度将梁启超的思想演变划分为两大阶段、四个时期。两大阶段以1915年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为标志但直至1918年欧游后才最终实现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政治生涯”即主要作为政治家活动阶段，后期为“在野政治家”即主要作为政治思想家活动阶段。四个时期是将第一阶段再划分为三个时期，这样就形成了梁启超思想发展的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主要是今文经学派的托古改制思想；第二个时期是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至1905年发表《开明专制论》，主要是卢梭式的民权论思想；第三个时期从1905年发表《开明专制论》至1912年归国，受伯伦知理国家论影响，提倡开明专制；第四个时期从1915年《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提出、1918年欧游后才实现至去世，主要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从事文化救国、道德救国的社会教育事业以及学术著述活动。在梁启超的身份揭示上，将梁启超依次确定为政治家、在野政治家与文人政治家三种身份：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以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观做指导，追求现实的政治实践；但梁启超更是一位“在野政治家”即政治思想家，他不仅长期从事政治实践活动，而且积极从事政治理论的著述与建构，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梁启超还是一位文人政治家，他有着诗人的天赋与秉性，有着文人的气息与性格，这让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也从事文学与美学活动，并且通过文学与美学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的目的。
第二章，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性质界定。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学术界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两种基本思路与模式评价，二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定性。目前，学术界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与模式：新时期以来的启蒙研究思路与模式以及纯美学研究思路与模式。这两种研究思路与模式虽然对待政治与审美的关系态度不同，但是思维方式一致：都持政治与审美二元分离对立论，即将政治与审美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但是，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是将政治与审美相融合的建构方式，上述三种研究思路显然都无法进入其门。从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的视角来看，梁启超的美学其实是政治美学。从政治的内涵层面来看，他早期创构的是党派政治美学，后期创构的是乌托邦政治美学；从政治的主体立场来看，他一直持民间政治立场，创构的是民间政治美学。只有通过政治与审美的二元融合视角，才能真正把握梁启超的区别于纯美学的政治美学的独特性。
第三章，梁启超政治美学的三维透视。梁启超是一位文人政治家，他所创构的政治美学，蕴含着审美、政治与启蒙的三维视野与三种元素。第一，梁启超的政治实践或政治思想的建构，同时包含了审美的思维与视角，将政治审美化了，形成了审美化的政治；第二，梁启超首先是位政治家，他的美学建构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他又将审美政治化了，形成了政治化的审美；第三，梁启超不仅是位政治家，更是一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美学背后发生着政治知识范式从传统向现代的断裂，这又决定了他的政治美学必然内含着启蒙的视角。并且，我们还要看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几次明显的变化，随着政治思想的变化，这三种元素在他的政治美学中的配置也一直发生着变化。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以一位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政治思想家身份从事政治实践活动与政治理论的重构，在他的政治美学中，政治要素最高，启蒙次之，审美最低；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他迅速接受了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在他的政治美学中，启蒙要素最高，政治次之，审美最低；辛亥革命胜利归国参政后，他主要忙于参政与讨袁等，基本上是以政治家的身份活动，其时政治因素最高，启蒙次之，审美最低；随着他正式退出政坛，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从事社会教育活动，政治因素消退最多，启蒙因素也在退化，审美迅速上升至第一位。
第四章，梁启超政治美学的情感中介。政治美学是政治与美学的交叉学科，找到政治与美学的中介，是建构政治美学的逻辑起点。梁启超政治美学的中介是情感，即他将情感作为政治与美学的融合中介，形成了情感中介论政治美学。他早期的艺术美学以情感内容与情感影响为中介，来沟通政治与审美；后期的趣味美学以情感生成为中介，来沟通趣味与艺术，再通过趣味来沟通政治与艺术。梁启超的情感中介论政治美学的合理性在于，政治情感是人的情感需求之一，指向人的社会安全与自我实现需求。但只关注政治情感，也使梁启超的政治美学产生了内在危机，它一定程度上压抑与阉割了人的个体情感与自然情感，抽掉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根基。同时，梁启超的情感中介论美学，其中情感中介更关注文学的思想与内容，并没有深入文学艺象表达的独特性，未能真正将思想情感艺象化，从而导致将文学视作政治的传声筒。
第五章，梁启超政治美学的新民功能。政治美学能否成为独立的学科，必须看其是否能承担独特的功能。梁启超政治美学最主要的功能是新民。从新民对象来看，维新变法时期主要是君、官、绅，同时培育同志；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则转变为普通民众；从卢梭的民约论转向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后，其对象除了普通民众外，更有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从政治家转型为在野政治家并从事社会教育事业后，其对象除了普通民众外，还与政治派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派、新文化运动者进行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从新民内容来看，维新变法时期主要是变法以及要从本原上变法；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虽然有从卢梭的民约论向伯伦知理的国家论的转变，但其新民思想内容主要是西方现代国家政治学说；退出政坛从事社会教育事业后，其新民内容主要是道德救国论、国民运动论与以中补西论。从新民手段来看，既有维新变法时期传统的上书、游说等方式，也有现代的办报、办学、演讲、著述等手段，尤其是他的办报与著述，极大地刺激了现代中国人的神经，激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后来者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余论，梁启超及梁启超现象的启示。梁启超之所以会大起大落，因为他缺乏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他试图用文人的思维解决政治问题，又用政治的方式与手段解决美学问题；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之所以徘徊不前，同样是因为研究者缺乏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他们要么用政治的思维研究美学问题，要么用美学的思维解决政治问题。梁启超及梁启超现象启示我们，必须走向政治美学的学科自觉。
[1] 〔日〕安倍能成：《康德实践哲学》，于凤悟、王宏文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3页。
[2] 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218页。
[3] 梁启超：《与娴儿书》（1912年11月1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第342页。
[4] 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5月），《黄遵宪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115页。
[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精品集》（13），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第362～363页。
[6] 胡适：《四十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416页。
[7] 郭沫若：《少年时代》，《郭沫若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121页。
[8] 参见张品兴《梁启超全集·前言》，《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1页。
[9] 宋仁主编《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0，第17页。
[10] 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第50页。
[11] 宋仁主编《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268页。
[12] 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13页。
[13]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2页。
[14] 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第1～2页。
[15] 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又见《中国思想史论》（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746页。
[16] 〔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6～7页。
[17] 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又见《中国思想史论》（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746页。
[18] 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又见《中国思想史论》（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746、753页。
[19] 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79页。
[20]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第8页。
[21] 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7页。
[22] 方红梅：《梁启超趣味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第306～307页。
[23] 〔英〕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4] 高文、徐斌艳、吴刚主编《建构主义教育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5]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5～6页。
[26]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201页。
[27]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
[28]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8页。
[29] 余夏云：《天下中国——王斑教授访谈》，《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第138页。
[30] 〔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7～8、117、1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