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的人口转型与政策选择

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人口增长的新形势

2011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跨越了70亿人的里程碑，此时距离“60亿人口日”仅过去12年。同年4月底，中国政府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人口于2010年年底达到13.4亿人。就存量而言，世界与中国人口总量再次攀上新高峰，由此也引发政府与公众对庞大人口所带来的贫穷、拥堵与污染的再度担忧。然而，就增量而言，世界与中国人口的增速已由疾转缓，部分国家开始或即将开始转入人口负增长的新时代。而蔓延全球的生育率急剧下降的趋势是世界人口增长减速的根本原因。越来越多国家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转变新阶段，这预示着劳动力资源将不断萎缩、人口红利终将消失殆尽、老龄化问题势必日趋严重。世界人口新形势也日益明朗，这一新形势有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增长掉头与人口增长的多元化。

2011年10月底，随着“70亿人口日”的来临，许多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声称“人口时钟走得太快”。何谓太快？这得取决于参照的对象。若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历史相比，人口时钟的确走快了许多。从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元年，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全球人口规模才从600万人左右增加到约2.5亿人。此后又经过大约1800年，才达到第一个10亿人。马尔萨斯对全球人口激增的悲观预言也在此时发出（1798年）。之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从第一个10亿人到第二个10亿人之间的时间缩短为130年，进入第三个10亿人只经历了30年（1960年），再到第四个10亿人时光仅仅流逝了14年（1974年）。因此若以这段历史作为参照，“人口时钟走得太快”并非言过其实。

然而，若从增速的角度审视，人口时钟其实越走越趋缓慢。这就是世界人口新形势的第一个特征：人口增长掉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的增速不断再创新低。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人，1998年增加到60亿人，2011年再增至70亿人。如果增长速度不变，那么在人口基数越来越大的前提下，每增加10亿人的相应时间便该越来越短。而现实的情况是，世界人口增加10亿人的时间从11年延长至13年，这就意味着世界人口的增速正趋于下降。事实上，人口增长率不仅在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非常明显。20世纪60年代，世界人口增速达到顶峰，年均增长率为2.2%，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增长率降至1.2%，并且仍在继续下降。这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异，给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按2.2%的年均增长率计算，人口规模翻番的时间是32年；而以1.2%的年均增长率计算，翻番的时间是58年。

中国人口转变的趋势与世界基本一致，但是其转变的过程跌宕更为剧烈（如图2-1所示）。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保罗·厄瑞驰（Paul Ehrlich）的《人口炸弹》一书问世时，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人口扩张：1965～1970年，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至2.74%，超过世界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照此速度推算，仅需25年中国人口便会翻一番。然而，爆炸性人口增长仅仅在中国历史上到达一个短暂巅峰后便开始下行。至20世纪70年代末，人口增长率已快速回落至1.44%。经过80年代的人口增长波动阶段，自1990年开始，人口增速再次进入急速下降通道。如今，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仅为0.5%，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低于英国、法国、瑞典、美国和加拿大等许多发达国家。

图2-1 1950～2015年世界与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17。

人口时钟转速由快变慢，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中国，其根本原因都是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如图2-2所示，1950～2015年，全世界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由5个孩子下降到2.5个，降幅达50%。在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大：由6个孩子下降到2.65个；而中国尤甚：由6个孩子下降到1.5个左右（蔡泳，2009；郭志刚，2011）。即便是最不发达国家，也从6.5个下降到4.4个。很显然，尽管各国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千差万别，但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上升、教育改善和死亡率下降等，生育水平都会大幅度下降。这是世界人口史过去50年来最主要的脉络，也是造成现在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面临经济挑战与社会隐患的最深层原因之一。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越来越多国家的人口结构开始成为逐渐倒置的金字塔形，即儿童和青年人比例不断缩减、老年人比例不断增加。这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资源分配、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图2-2 1950～2015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全世界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17。

世界人口新形势的第二个特征是人口变化的多元性。2010～2015年，22个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仍超过5个孩子，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东非和西非，其平均人口增长率超过2%。与此同时，83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2.1个孩子），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占世界总人数的46%，既包括德国、英国、瑞典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中国的近邻，还包括中国、越南、泰国、伊朗、智利和乌拉圭这些发展中国家（United Nations，2017）。更需要警惕的是，26个国家的生育率已处于1.5以下的极低水平，其中多数国家位于东亚与东欧。

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不等于人口增长会立即停止，这归因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因此，即使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83个国家中，多数国家的人口规模仍在继续扩大。例如，2010～2015年阿联酋的生育率仅为1.82，而其人口增长率仍高达2.8%。[1]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属于人口学所称的惯性增长，即过去的高生育率形成了目前庞大的育龄妇女群体。尽管每对夫妻的生育数低于其需要更替自身的水平，但由于总出生数高于总死亡数，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不过，随着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群进入生育年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又进一步老化，死亡人数就会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人口缩减，这就是人口负增长的惯性作用。如果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中国人口的内在增长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王丰等，2008）。2017～2050年，10个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乌克兰等，其人口规模将下降15%以上（United Nations，2017）。

中国人口惯性增长的时代不久即将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旷日持久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根据联合国2017年的最新人口预测，在高、中、低生育率方案下，中国人口增速分别将在2045～2050年、2030～2035年和2020～2025年由正转负（United Nations，2017）。如果中国未来几年的生育率仅维持联合国低方案假设的水平，即生育率逐渐下降至2025～2030年的1.19，此后缓慢回升，那么中国人口增速由正转负最多仅剩6年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负增长和人口增长一样存在惯性，当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维持较长时期，那么即使生育率回升至2.1，人口还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负增长。这就意味着该国将长期面临人口缩减、劳动力萎缩和快速老龄化问题。这是当前德国、日本、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所面临的人口失衡的窘况，也将是中国和其他诸多国家的前车之鉴，急需未雨绸缪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