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之纲要

微观经济学包含极其宽泛的内容，但最基础最主要和最核心的，是理性选择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至于厂商理论、价格理论、投资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激励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和范围内都与这三大理论交叉或是其派生形式。我们在上一节分析了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的厂商选择行为，这一分析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之创新纲要的讨论。在分析内容的程序安排中，之所以先讨论理性选择理论的创新纲要，一方面因为它是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基础，它贯穿于“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这个研究专题的始终；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创新会涉及厂商投资经营活动的许多具体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解释都离不开理性选择理论。不过，按照经济理论把资源配置作为分析对象，以及把产业组织结构作为主要分析内容的传统，我们不能越过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组织结构的分析。

资源配置理论是对人类如何选择才能实现经济均衡所展开的理论分析，它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基础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是围绕竞争和垄断对企业选择何种经营模式，从而实现市场效率的一般理论分析，它不仅涉及企业行为而且涉及政府行为，它是微观经济学有关经济运行分析的基础性理论。这两大理论构成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是因为它们始终以主体、行为和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始终围绕人的理性选择来研究效率问题，而其他微观经济学的分支理论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为这两大理论的分析延伸。这是我们选择这两大理论作为创新微观经济学基础的依据所在。

但是，现有的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都是诞生在“人与信息对话”的工业化时代，即便其中某些最新近的理论观点，也只是出现在“人与数据对话”的初期。在“数据与数据对话”的未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深度交融，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及加工和处理数据的手段完全改变，“数据与数据对话”场景所形成的大数据思维，会代替“人与信息对话”场景下以部分信息（数据）为依据的因果思维。这就是说，互联网应用扩张已导致微观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发生变化，微观经济学需要有新的理论解说。基于这两大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联系性很强，我们对微观经济学创新纲要的思考，除了以互联网应用扩张作为立论的现实依据外，在一些理论分析场合，还需要考虑这两大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在互联网应用扩张背景下的对应。

一 未来的微观经济学要符合实际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需要有“数据与数据对话”的思维框架

微观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自马歇尔（1890）的边际分析框架问世以来，经济学家对各种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均衡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9]。这些研究性探讨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共同特征是依据价格机制、市场供求、信息传输和处理等设置模型，把市场行为主体看成“理性经济人”，并试图在“人与信息对话”下对实现市场一般均衡的条件和途径做出基础理论解释。客观而论，这些理论研究对微观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后期有关微观经济分析的许多理论都与之存在极强关联。

但是，一方面，经济学家在“人与信息对话”版本下所获取的信息，只是对已发生事件的信息做出的搜集、整理和分类，这些搜集、整理和分类信息的手段得不到具有能够挖掘潜在信息和挖掘未来极可能发生信息的技术手段支持；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隐性信息或尚有待于确认信息的甄别，通常是靠与之关联信息的因果分析和推论获得的。因此，微观经济学无论是在完全信息还是在不完全信息假设上，对买卖双方所有子集实现生产和交易的有关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分析，都是对“人与信息对话”版本下的生产和交易均衡的理论考量，尽管这种分析框架非常精美，但从后期经济学家运用大量数理模型对之进行完善的理论研究结果看，迄今为止的微观经济学始终难以符合实际地解释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问题。

人类进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开始具备了挖掘潜在信息和未来极可能发生信息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就是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运用。在互联网出现以前，计算机只是计算工具，或者说，计算机只是在离线的物理世界中发挥高效的计算作用。互联网应用扩张不能改变物理世界，但它让物理世界处于实时在线状态，使计算机获得云平台支撑从而能对在线物理世界发挥云计算功能。从互联网应用扩张与资源配置的联系看，一方面，互联网应用扩张的网络化决定互联网产业化，互联网产业化的发展程度决定大数据及其运用，而大数据及其运用决定人类能否实现资源配置均衡。另一方面，物理世界实时在线和所有行业全面网络化会导致全面数据化，而全面数据化将会使“数据与数据对话”成为人类解构物理世界的有效方式。众所周知，资源配置的实质是供给和需求均衡的计算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物联网、区块链等人工智能等的深度融合为解决这种计算提供了可能性。以上分析可看成从资源配置角度来创新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框架思路。

二 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需纳入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

互联网应用扩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互通互联使供求双方在信息沟通渠道上实现了“时空错开，同步并联”。在将来，互联网正在消除供求的中间环节，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再需要中间商。这种互通互联在大大提高产品和服务供需合同的签约率以及大大减少产品库存的同时，充分展现了互联网应用扩张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过程。我们可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即网络协同实现全局动态优化的配置机制。该机制起步于“人与数据对话”版本，它会在未来的“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中发展到极致；该机制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的结果，即互联网应用扩张的结果。微观经济学对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分析，主要是解说价格机制如何调节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它不可能像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那样能够计算产品和服务的供求数量。因此，我们创新资源配置理论需要研究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需要在模型设置和参数选取上确立该机制及其功能。

其次，从总供给和总需求考察，互联网应用扩张将会有可能使人类具备事先预判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及其结构变动的能力。在未来“数据与数据对话”时期，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卫星定位系统等可以挖掘和提供超出人类想象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蕴含着预判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结构变动的因子。具体地说，那些掌握大数据分析的智慧大脑，可以通过云计算、机器学习、物联网、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将这些因子处理成可作为人类选择依据的完备信息。智慧大脑会针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海量无序数据，以许多简单模型取代单一复杂模型的“数据驱动法”来确定参数（吴军，2016），并运用大量计算机服务器对数据进行机器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来获取实现供求均衡的完备信息。当总供给和总需求能够得到预判，互联网配置资源机制将会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这一机制并不排斥价格机制的作用，而是与价格机制一起共同作用于资源配置。因此，如果微观经济学能将互联网配置资源机制容纳到分析框架中去，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创新是有一定空间的。

再次，互联网应用扩张会导致智慧大脑引领非智慧大脑，微观经济学在资源配置理论上的创新，要重视这种二元行为主体结构的研究，尤其要重视对非智慧大脑选择行为的研究。国内有学者从资源聚合角度对厂商通过互联网争夺关注力，通过互联网企业平台聚合市场资源，通过互联网产业链聚合生产资源，以及通过互联网共享经济聚合碎片资源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亟须创新（江小涓，2017）。这一分析实际上暗含着以下观点：互联网时代的资源配置已不像以前那样完全敏感于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而是在这两大机制外还存在互联网配置资源机制。显然，这种机制形成的理论基础是人们的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如果我们把非智慧大脑的趋同化偏好、趋同化认知和效用等待，连同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现代经济学意义上）放置在同一分析框架，作为互联网时代人们选择行为的理论基础，并据此分析和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那么，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便有了新的理论解说。

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变化是与企业经营模式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经营模式变化会引发产业组织的变化。目前，一批经营商品和服务的以去中介化为特征的巨型企业发展势头强劲，这些企业正在打破原有的产业组织运行格局，或者说，正在部分改变着原有的产业组织结构。这是我们创新微观经济学分析基础必须关注的。同时，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也会促使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变化，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的政府选择行为时将会展开分析。

三 现有的产业组织理论是经济学家在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条件下创建的，在未来“数据与数据对话”时期，经济学家要借用新科技解决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的成果来重塑产业组织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可划分为传统理论和现代理论两大块。与资源配置理论一样，产业组织理论也是“人与信息对话”的理论反映[10]。关于“人与信息对话”，我们可以结合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作一番解析（资源配置理论也可类似解析）。一国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产业组织结构，既是该国产品价格、供求关系、利润率等作用的结果，也是该国前期的投资和消费及其产品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组织结构合理与否，通常会在GDP、物价、就业、国际贸易、汇率等方面通过各种数据指标反映出来，这便是“人与信息对话”框中的“信息”；经济学家作为产业组织结构的研究者，首先会与这些信息进行“对话”，即对这些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然后依据不同行业或产品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就业率等进行理论分析，并借助数学分析工具完成对市场竞争和垄断的形成机制、基本格局、变动趋势等的一般理论分析和概括，从而形成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之所以出现不同流派，可以说是“对话”方式不同的缘故。

但是，在“人与信息对话”版本下形成的理论体现了工业化时代理论研究的以下局限：（1）不具有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全部信息的科技水平和手段；（2）各种数量指标所显现的信息只是部分信息，并且经常包含着信息扭曲，而信息扭曲会误导理论判断；（3）信息不完全将不可避免地使研究者在理论分析中出现影响理论分析的主观判断；（4）研究者受信息约束难以获得正确认知。事实上，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已洞察到了这些局限性，并努力降低因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而产生的主观判断失误。例如，奈特（Knight,1992）、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Alchian & Demsetz,1972）、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等人在构建包含产业组织问题在内的新制度分析理论时，就曾运用不确定性、逆向选择、机会主义、道德风险等范畴来弥补因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所导致的在交易费用、产权、契约等理论研究中的一些主观判断失误。但是，认识到理论研究受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是一回事，解决这种双重约束是另一回事，它需要科技手段的支持。

在未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相互融合有可能使人类进入“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这便要求具备解决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的技术手段。经济学家可以借助智慧大脑处理大数据和运用人工智能的科技手段，对企业结构、价格结构、产品和服务供求结构、市场占有率等进行分析，并据此研究市场竞争和垄断的形成机制，从而对产业组织结构做出一般理论概括。诚然，在目前“人与数据对话”阶段，互联网应用扩张尚不能完全提供消除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的技术手段，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只能得到完备信息而不能获取完全信息，但从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来说，这种建构理论的路径和方法应该说是未来的趋势。

四 在互联网应用扩张背景下，产业组织正从原先的垂直整合架构转向网络协同架构，这要求微观经济学对之做出新解说

互联网应用扩张在流通领域发展速度最快，方兴未艾的顾客拉动和客户社区化的实时评价机制，正在推进流通产业组织由原先的垂直整合架构转变成网络协同架构。产业组织的网络协同架构，可解说为厂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运用数据智能而追求协同效应的一种产业组织运作模式。这种模式通过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主动传播，以零成本获取新用户而实现需求端的扩张，并且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规模优势而实现供给端的扩张。目前，产业组织的网络协同架构已开始渗透加工制造业，例如，北京小米、青岛酷特、广州索菲亚和尚品宅配、青岛海尔等许多企业已开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来构建网络协同架构。当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有机结合，从而形成网络协同效应时，产业组织的网络协同架构就会出现行业进入壁垒，以至于形成行业垄断。这是一种微观经济学必须重点关注的交易场景或生态。

从理论上考量，交易场景简单的互联网企业较之于交易场景复杂的互联网企业，只是表明两者DNA存在差异，或者说，只是表明两者网络协同效应程度的差异，并不说明交易场景简单的互联网企业不存在网络协同架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应用扩张导致未来的“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网络协同架构将成为产业组织的主要运行结构。对此，微观经济学关于竞争和垄断的分析应该在哪些方面关注网络经济运行的基础呢?换言之，我们创新互联网扩张背景下的产业组织理论需要在哪些方面关注由大数据引致的信息构成和网络运行呢?

国内学者张永林（2014,2016）较早对网络、信息池、时间复制、信息元和屏幕化市场等展开过可认为是辐射了产业组织变动的基础研究，这两项研究曾围绕网络、信息集聚和繁衍对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池概念进行了分析，解说了经济行为与网络信息池和时间复制的关联，并通过解说网络信息池和时间复制，将问题的研究推至社会福利分析。就这两项研究所涉及的网络协同而论，作者关于网络经济内生的非市场出清和外部性分析，网络外部性被内部化和网络信息聚合产生协同效应的分析，信息元、物元、屏幕化市场等关联的模型分析，以及有关网络经济市场特征和屏幕化市场结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对信息聚合之于网络协同效应的研究，它映射了网络经济下产业组织变动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见解。如果把这两项研究与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相结合，我们对互联网应用扩张背景下产业组织架构的研究，或许会得到更多维度的基础理论分析的支撑。

产业组织的网络协同架构是以企业生产经营网络化为基础的，这种架构所反映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模式，包含点击率、关注力、体验、个性化定制等新颖竞争方式，这种竞争方式会使原先的产品和产业链竞争转化成网络平台竞争。因此，微观经济学不可完全以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来解释市场竞争，而是要分析不同行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形成的网络协同，并据此对竞争做出一般理论概括。同时，对于市场势力强的企业有可能形成的垄断，微观经济学要研究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相互交融所内蕴的引发垄断的作用机制，而不是仅仅根据定价能力、市场占有率、市场势力等进行理论解说。总之，互联网应用扩张会出现新的竞争和垄断形式，创新产业组织理论要有新的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