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总报告
Ⅰ General Report

2019年中国职工总体状况

燕晓飞 柯希嘉[1]

摘要：新一期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反映的中国职工状况较上一年度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其中职工状况总体性指标和增长性指标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而均衡性指标有较为明显的提升。这一情况已经连续两年出现，显著改变了均衡性指标十年来连续走低的情况。这说明中国职工状况正在从快速增长和总体提升向公平和均衡方面转变。而这一转变既是劳动关系学界和相关部门努力争取的结果，也对学界和相关部门在面对经济新常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在公平和均衡方面进一步改善中国职工状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职工状况指数 职业安全 中国职工

一 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及相关性分析

中国职工状况指数能够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中国职工的总体状况，不仅可以反映中国职工队伍整体性和结构性变化情况，同时也可以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判断，并且对影响中国职工状况进一步改善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而寻找相关的解决途径和方法。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构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量化分析，而是从一个多元化的角度对中国职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为深入研究中国职工状况提供系统性的分析方法。

（一）中国职工状况指数整体情况

中国职工状况指数采用的统计方法为逐级等权法。结合历史数据，测算出2005～2018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见表1）。

表1 2005～2018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及总体性指标、增长性指标和均衡性指标

2005～2018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显示，自2005年以来的14年间中国职工状况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走势（见图1）。

图1 2005～2018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

与上一年度相比，2018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从102.89提高到104.32，这是中国职工状况指数自2016年以来连续两年提高。总体性指标、增长性指标和均衡性指标在2005～2018年的运行走势如图2所示。

图2 2005～2018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中总体性、增长性和均衡性指标

具体来看，2018年增长性指标与2017年基本持平，总体性指标和均衡性指标均有上升。其中总体性指标从2017年的105.94增长到2018年的106.18，增长性指标从2017年的107.78稍稍下降到2018年的107.66，均衡性指标从2017年的94.97上升到2018年的99.11。通过比对数据发现，导致中国职工状况指数2018年上升的原因除了总体性指标小幅上涨和增长性指标基本持平外，主要得益于均衡性指标的连续上涨。

（二）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的各个具体指标情况

中国职工状况指数由总体性指标、增长性指标和均衡性指标三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指标又包含若干具体指标，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职工状况。

1.总体性指标

中国职工状况指数总体性指标由登记失业率、就业率、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增加值占比、职工恩格尔系数、职业病累积患病率、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7项指标构成。7项指标在2005～2018年的运行走势如图3至图9所示。

图3 2005～2018年登记失业率指数

图4 2005～2018年就业率指数

图5 2005～2018年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增加值占比指数

图6 2005～2018年职工恩格尔系数指数

图7 2005～2018年职业病累积患病率指数

图8 2005～2018年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指数

图9 2005～2018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指数

从总体性指标看，2005～2018年，中国职工状况基本保持稳定向上的趋势，总体性指标从2005年的100升至2018年的106.18，14年间虽有波动，但整体波动不大，特别是近5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且略有上升。

2018年的数据显示，登记失业率、就业率、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3项指标的指数化评分有所提高，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增加值、职工恩格尔系数2项指标的指数化评分基本持平。而职业病累积患病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2项指标的指数化评分有所下降，这一情况与2017年一致。

2.增长性指标

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增长性指标由就业人员增长情况、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情况、职工平均工资、职工最低工资、人均养老金增长率5项指标构成。5项指标在2005～2018年的运行走势如图10至图14所示。

从增长性指标看，2005～2018年增长性指标呈波动上升状态，从2005年的100上升到2018年的107.66。

2018年的数据显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情况、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养老金增长率3项指标指数化评分比2017年有所上升。而就业人员增长情况、职工最低工资2项指标指数化评分比2017年有所下降。

图10 2005～2018年就业人员增长情况指数

图11 2005～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情况指数

图12 2005～2018年职工平均工资指数

图13 2005～2018年职工最低工资指数

图14 2005～2018年人均养老金增长率指数

3.均衡性指标

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均衡性指标由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离散系数、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离散系数、最低工资对平均工资占比、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离散系数4项指标构成。4项指标在2005～2018年的运行走势如图15至图18所示。

图15 2005～2018年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离散系数指数

图16 2005～2018年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离散系数指数

图17 2005～2018年最低工资对平均工资占比指数

图18 2005～2018年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离散系数指数

从均衡性指标看，在2005～2018年，反映中国职工状况均衡性发展的指标呈波动下降的趋势，直到近两年才有所回升。均衡性指标从2005年的100下降到2018年的99.11，14年间均衡性指标除2006年为109.88外，其余年份均在100以下。

2018年的数据显示，均衡性指标较2017年有所上升，这是2013年之后持续下降后的首次连续两年上升。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离散系数、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离散系数、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离散系数的指数化评分比2017年均有所上升。只有最低工资对平均工资占比这一项指标指数化评分较2017年有所下降。

（三）影响中国职工状况走势的基本因素分析

从对中国职工状况指数近5年的走势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1）2014～2018年总体性指标保持平稳状态，从2014年的104.14小幅增加到2018年的106.18。从总体性指标涉及的7项指标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职业病累积患病率两项指标出现了下降；而登记失业率、就业率、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增加值占比、职工恩格尔系数、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5项指标平稳增长。

（2）从增长性指标看，2014～2018年也表现出平稳状态，从2014年的108.63小幅波动至2018年的107.66。从增长性指标涉及的5项指标来看，就业人员增长情况、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情况、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养老金增长率4项指标5年间保持较为平稳的状态，只有职工最低工资指标有所回落。

（3）从均衡性指标看，2014～2018年均衡性指标分别为94.63、93.09、92.31、94.97、99.11，表现为持续下降后的反弹状态。从均衡性指标涉及的4项指标来看，除了最低工资对平均工资占比一项指标出现上涨回落的变化外，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离散系数、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离散系数、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离散系数3项指标都呈现下降后的上涨状态。其中2018年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离散系数是连续两年上涨，而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离散系数、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离散系数已经是连续三年上涨。

二 当前中国职工状况的新情况

（一）当前职工队伍收入分配方面的新情况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职工收入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成果进一步巩固，带动采矿和制造领域重点行业平均工资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其中采矿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1.8%和12.7%，制造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8.4%和7.3%。

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研发投入不断加大，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实行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科研和高等教育领域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快速增长，其中城镇非私营单位中的研究和试验发展、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高等教育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5.9%、10.2%和13.2%。批发和零售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0.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3.6%，航空运输业和铁路运输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1.5%和10.0%。

三是与公共服务和消费升级相关的行业平均工资较快增长。其中，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新闻和出版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3.7%和13.4%，卫生和社会工作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1.0%，体育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10.0%，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居民服务业、邮政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16.6%、10.8%和10.4%，均高于全国平均工资增速。

2.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继续上升

自2012年起，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占比已经连续6年波动上升，从2011年的35.88%提高到2017年的43.48%，提高了7.6个百分点，这不仅提高了职工收入水平，也对我国经济结构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2019年10月到2020年5月的8个月的时间内，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三个重要文件中连续提到要“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凸显了新时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成为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3.经济下行压力对职工收入的影响日益明显

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外出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为53124元，剔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6.8%、5.2%和4.8%，增速与上年相比均出现回落。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与外出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下降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可见，经济波动下行的压力对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外出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影响。

4.职工收入的地区、行业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从地区间看，依据波士顿矩阵图分析方法，2018年全国有23个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有8个省份年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收入最高的为北京（145766元），最低的为黑龙江（60780元），北京是黑龙江的2.40倍。同年，全国有21个省份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9个省份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为北京（76908元），最低的为山西（34535元），北京是山西的2.23倍。从地区内看，各省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和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收入差距仍较大，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和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均收入差额最大的是上海，为83344元，前者收入是后者的2.46倍；差额最小的是山东，为18243元，前者收入是后者的1.33倍。

从行业间看，国民经济各行业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城镇非私营单位收入最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之间的差额为122012元，其倍数关系为4.10倍，比上年又有所扩大。从行业内看，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与私营单位职工二者差距最大的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差额为58419元，其倍数关系为2.19倍。

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行业间的职工年均收入离散系数（0.3251）大于同年各地区职工年均收入离散系数（0.2374），而同年城镇私营单位行业间的职工年均收入离散系数（0.2138）也大于同年各地区职工年均收入离散系数（0.1893），表明自2018年以来，无论是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城镇私营单位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大于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二）当前职工队伍就业方面的新情况

1.登记失业率继续走低，与调查失业率的背离加大

部分失业人员失业登记动力不足，具体包括部分失业人员不符合失业保险领取条件，或担心申报领取后中断社保影响购房等资格，以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服务功能还有待完善等导致登记失业率继续走低，与调查失业率的背离加大。在疫情对就业产生冲击的背景下，国家开通了失业保险网上申领服务，对部分不符合失业保险申领条件的失业人员提供失业补助金。2019年，在经济增速继续下行的背景下，各月份调查失业率均高于2018年同期，城镇就业压力有所增加。进入2020年，前7个月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各月份调查失业率比2019年进一步提高。伴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以及青年和55岁以上年龄劳动者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劳动力供给减少，全国就业人员数量及其占人口比例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退。

2.城镇就业规模继续扩大，不同渠道求职群体求人倍率差异明显

2019年新增就业数量比2018年有所下降。2020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64万人，更是同比少增173万人。在城镇就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城镇就业人口比降至近6年最低点，意味着城镇面临着创造财富人口的比例进一步下降的现实。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求人倍率呈现上升态势，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市场用人需求和求职人员均有所下降，且求职人数下降幅度大于需求人数。以智联招聘为代表的求职网站，2019年各个季度求人倍率同比均有所下降，显示高校毕业生和白领求职难度有所加大。分年龄段调查失业率数据也显示青年失业率有所上升。从就业结构来看，近年的一个趋势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直接向第三产业转移，以及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直接进入服务行业工作。从细分行业看，制造业依然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包括私营单位）占比最高的行业，但也是就业人数下降最明显的行业，部分人员也进入第三产业就业。

3.私营个体就业数量和占比快速提升，灵活就业和农民工规模仍在扩大

从职工就业的所有制角度看，私营和个体就业的数量不断上升，占比也在快速上升。这种变化既反映了私营部门和个体企业吸纳就业方面的潜力，也带来就业质量和职工收入提升方面的隐忧。各类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有所放缓，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农民工与非私营单位工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各类劳动争议有所上升。农民工集中行业加班明显，年末返乡情况增多。未来，职工就业有政策强化的推动，劳动力供给下降以及新经济和灵活就业带来的缓冲，但面临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带来就业质量下降风险增加，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带来的挑战。为此，政府应加强各类政策和规划的就业效果评估，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职工就业能力，以提升劳动力市场安全性。

（三）当前职工队伍养老保险方面的新情况

1.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扩面难度继续加大

不同地区间差异巨大，部分省（市）参保情况继续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在养老基金可持续性方面，制度抚养比继续降低，基金压力加大。中央调剂金正式开始运行。从全国来看，仅有7个省（市）的调剂金上缴额度超过下拨额度，其余下拨均大于上缴。养老金待遇调整比例继续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尚未建立常态化的动态调整机制。多层次方面，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仍然承载着较大压力，应继续降低缴费率以支持其他支柱的发展。随着2017年底《企业年金办法》的出台，企业年金的发展较前两年有较为明显的进展，但总体上仍然较为滞后，需要更进一步的配套和激励措施。

2.各地区间职工队伍参保差距较大

从各地参保情况来看，2018年，全国有16个地区的参保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2017年增加1个。20个地区的参保率相比2017年有所提高，12个地区下降。参保率增幅最大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别比2017年增加25.77个和24.64个百分点。参保率降幅最大的是广东省，比2017年降低11.31个百分点。与2016年、2017年各省份震荡调整的情况类似，2018年各省份参保数据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2017年参保率下降21.37个百分点，2018年又增加24.64个百分点，原因是新疆城镇就业人数变动较大。整体来看，各省份城镇职工参保人群、城镇就业人群的统计口径并不统一。

3.养老基金支付压力较大，制度抚养比继续下降

从2014年开始，养老基金收入增幅收窄，与此同时，养老金支出却在连续增加。这一情况到2018年进一步凸显。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如果考虑本年度统计公报未公布财政补贴数据，并根据近年来财政补贴数据占比进行推算的话，2018年的年度征缴收入不足以支付当期待遇支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退休人数的增长速度快于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最近几年的制度抚养比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到2018年我国的制度抚养比下降到2.55∶1。20世纪90年代我国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来全国参保人数有显著增长。1998～2017年参保总人数由11203万人增加到40293万人，增长了260%。其中制度内在职人数增长了245%，退休人数增长304%。特别是自2012年起，退休人数增长率持续超过在职参保人数增长率，给中国的制度抚养比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从省际进行比较，还呈现明显的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情况较好，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情况较为严重。多数省份中央调剂金上缴额度小于下拨额度。

4.全国平均替代率略有下降，调待比率基本稳定

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的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有所下降。从各省份替代率情况来看，经济不发达省份养老金水平占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比例较高，替代率也较高。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替代率较低，甚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发布《关于2018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按照该通知规定为2017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按照总体调整水平为2017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上调养老金待遇。这是自2005年以来，连续第14次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2005～2015年的11年间养老金上调比例都保持在10%左右。但由于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已经连续3年有所下降，到2018年调待比例仅为5%。根据未来经济增长情况判断，未来5年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仍会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

（四）当前职工队伍职业安全方面的新情况

1.职工队伍职业安全持续改善

事故总量同比持续下降。2018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3.1%和10.1%，已连续16年保持“双下降”。较大事故同比持续“双下降”。2018年，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2.1%和8.5%，已连续14年保持“双下降”。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2018年，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5.0%和25.2%，已连续8年保持“双下降”。大部分行业领域安全状况好转。农业机械、渔业船舶、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化工、烟花爆竹、铁路运输、道路运输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建筑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烟花爆竹、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等行业领域全年未发生重特大事故，农业机械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

2.事故总量仍然偏大，部分行业领域和地区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2018年，尽管事故总量实现连续“双下降”，但事故总量仍然偏高，全年发生5.1万起事故，造成3.4万人死亡，平均每天仍有140起事故发生，造成93人死亡。从行业领域看，冶金机械八行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建筑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上升。虽然全年重特大事故同比下降，实现了历史最好水平，但重特大事故仍然时有发生，防范化解重特大事故风险仍是重中之重。一些时段事故较为频发多发。第二季度事故起数和事故死亡人数居各季度之首，5月份事故起数最多，其次为6月份和7月份。

3.职工队伍安全方面的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工会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工会的安全生产权利得到了法律的进一步明确。职工群众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证和更有效的行使。集体合同的签订，维护了劳动者在劳动报酬、劳动安全与卫生、保险福利、女职工特殊保护等方面的劳动安全与健康权益。劳动安全权益被纳入集体协商使劳动者可以更加明确认识到和监督自己的劳动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工作的实施。社会保险范围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享有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帮助的权利。劳动安全权益集体协商应该向纵深化、细节化、专业化发展，应重点关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应重点防范的部位、环节，要有控制目标和措施，以便于操作、检查、考核和监督。

（五）当前职工队伍职业卫生方面的新情况

1.职业性心理健康问题和工作有关肌肉骨骼疾患逐渐引起更多关注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广泛应用，新的职业、工种和劳动方式不断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更为多样、复杂，传统的职业病危害尚未得到根本控制，社会心理因素和不良工效学因素所致精神疾患和肌肉骨骼损伤等工作相关疾病问题日益突出，职业健康工作面临多重压力。目前，我国将工作有关肌肉骨骼疾患和职业性心理健康问题认定为工作有关疾患，未纳入职业病的范畴。职业性心理健康问题给城市就业职工带来很大困扰，工作枯燥、生活压力、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情感问题等都会影响职工身心健康，这方面应当是未来职工队伍职业卫生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领域。单调的工作方式，电子产品在工作中的普遍运用，上班时间伏案工作等同样困扰职工队伍的身体健康，这方面也应引起职工队伍职业卫生方面的更多关注。

2.职业病防治更多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注重源头控制职业性有害因素

通过对我国和其他国家作业场所矽尘作业接触限值比较发现，我国矽尘接触限值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英国的标准，这也是职业性尘肺病高发的原因之一，提示我们可以从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改革工艺，制订或修订职业接触限值出发，为易感者制订就业禁忌证，从根本上消除或最大可能地减少对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接触。我国的职业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与发达国家已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律体系相比，我国的职业卫生主要存在缺失职业卫生综合法、多部门对职业卫生工作进行监管、条例标准未能及时有效更新和部分用人单位缺乏主体意识等问题，未来这方面将是进一步提升和改善的领域。

（六）当前职工队伍劳动争议方面的新情况

1.劳动关系保持和谐发展，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较好实现了主要预期目标。经济的平稳发展，为全国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各产业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网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物流业、电商平台等催生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也带来了更多新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高科技、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新产品、新科技、新岗位改变着劳动者的就业环境、就业条件。就业形势的稳定，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保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就业压力明显加大，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政府社保减免、失业保险返还、稳岗补贴等各项稳就业、保民生政策落地见效，各地复工复产加速，企业用工需求上升，就业形势出现积极变化，农民工也逐渐外出务工。

2.出台劳动争议处理政策，注重弱势群体权益保护

一系列出台文件的主旨集中在劳动争议的多元处理、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特别是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处理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实施“护薪”行动全力做好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处理工作的通知》，开展针对农民工的“护薪”行动，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内蒙古、吉林、上海、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四川8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西安、宁波、北海3市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司法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就建立健全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协作机制，保障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特别是贫困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七）当前职工队伍舆情方面的新情况

1.“职工议题的媒介能见度”整体可描述为“结构性稳定中的波动”

职工议题的媒介能见度基本特征是“重点突出基本议题”和“低度呈现风险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基于传统的“耳目喉舌”定位，积极响应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主旨，重点关注职工的收入分配、就业状况，“就业”“工资”议题的媒介能见度居于前两位。农民工群体已是中国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相关政策论述均强调要切实保障其劳动薪酬权，“讨薪/欠薪”议题由此也得到较多关注。另一方面或是限于当前以“风险规避”为中心的新闻报道常规，只能零星地、碎片地呈现具有“风险”意味的社会冲突性问题，如“职业病”“尘肺病”等议题，其能见度与现实境况不相匹配。不同类型的媒体可能会存在“量”的分际，但很难出现“质”的差异。

2.“职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整体可描述为“有限的主体性”，能否在媒体空间中进行利益表达关乎个人及群体的切身利益

这一判断在基本议题、报道主题、报道主角、消息来源、话语引述等具体指标上有所体现。主流媒体主要以“宣传+动员”框架为主、以“维权+服务”框架为辅进行报道，其间职工群体的主体性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表达的边界则由党的路线方针、当前政策形势、相关法律法规、媒体具体定位等要素综合划定。

在职工议题上，普通劳动者的真实诉求能否得到全面而深刻的呈现，关乎基本劳动权益保障，以及能否进一步实现体面劳动的愿景。专业媒体在此方面有可见的作为，不过还应进行更为系统的努力。其中关键在于，需要尽可能地提升风险性职工议题的能见度、重视普通职工媒介表达主体性，以增进“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契合度。在系统观察本年度职工议题报道状况的基础上，根据媒体融合时代中新型传播架构的现实需求。

三 中国职工队伍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贡献及影响

2019年底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广大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一场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和阻击战。在战胜疫情的过程中，中国职工队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也对中国职工队伍的就业、收入、生活产生了一系列相关影响。

（一）中国职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巨大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表重要讲话并做出重要指示。2020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到最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广大职工及各级工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全面组织动员，投身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并积极应对后疫情时代生产生活、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关系变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面打响促经济、保民生、抗疫情的阻击战。

广大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广大职工积极配合封闭式管理，认真执行居家隔离政策。以生命至上为原则，全力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作为中国职工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的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公共服务事业单位的工作者和抗疫医疗设施的建设者更是不畏疫情风险，以巨大的勇气和重大的牺牲配合相关的抗击疫情工作，不仅为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各个方舱医院和各种疫情控制项目建设的顺利完工争分夺秒，还要为全国人民在疫情期间的正常生活保驾护航。

广大医护工作者成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最美逆行者。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武汉被发现，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武汉和湖北其他城市的医疗卫生体系带来超负荷的压力。疫情就是命令，全国各地医护工作者在认真应对所在地区疫情的同时，迅速组建援鄂医疗队快速赶赴湖北各地，2020年1月24日至3月1日，全国累计派出344支国家医疗队（其中中医医疗队17支，军队医疗队3支），共42322名医务人员，医生有11416人，护士有28679人。其中，在武汉市驰援的医务人员达到38478名，对武汉和湖北各地疫情的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广大公安干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与医护人员一样，第一时间投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线。疫情发生以来，他们保障交通运输，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矛盾纠纷，帮助困难群体。广大公安干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是一支经受过各种艰难险阻考验的队伍，实践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和担当。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世界大规模蔓延，严防境外输入、严控境内反复成为当前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工作方向。广大公安干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能够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扛起责任、经受考验，能够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把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交通、物流、商超企业和公共事业单位广大职工，积极保证防疫物资生产供应和广大居民居家防疫生活物资的生产供应。疫情对正常的交通物流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广大交通物流企业职工在保证正常防疫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复工复产，保证防疫物资和居民居家生活物资的运输配送。广大公共事业单位职工，应对居家防疫居民对水、电、暖、气、网络、广播电视等的大量需求，保证正常供应，快速处理突发事故，保证居家防疫居民安心防疫。

各行业职工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在各地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复工复产。新冠肺炎疫情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地政府认真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积极促进复工复产。广大职工队伍也不等不靠，积极适应疫情后就业环境的变化，积极上岗就业，参与恢复生产。中国职工队伍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使中国经济在疫情基本控制后，迅速得到恢复。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0.7%，增速由负转正。第三季度GDP在前两个季度分别同比下降6.8%、同比增长3.2%的基础上实现4.9%的更快增长，延续稳定恢复态势。我国成为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保持正增长的唯一国家。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职工就业收入产生的影响

1.新冠肺炎疫情对职工队伍就业影响显著，保就业面临巨大压力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首次强调“六保”，其中“保居民就业”被列于首位。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压力空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受疫情影响约有新增失业者400万人，因疫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2600万人，休假不上班的劳动者7500万人。“保就业”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加快复工复产步伐和恢复经济增长，但复工和经济恢复面临国内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国内出于防控疫情需要而对经济活动的减少和经济活跃度的降低，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著减少，特别是具有消费聚集性的服务性行业尤为明显；国际上随着疫情全球大流行，主要经济体采取严格防控措施造成普遍的经济和贸易收缩，全球供应链断裂使我国出口贸易大幅萎缩，全球劳动者收入损失总额高达3440亿美元，将进一步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内外部环境对我国进出口、国内消费、投资均产生不利经济影响，长产业链与外贸业务受冲击显著，中小微企业现金流断裂，已经出现倒闭破产潮。经济下行与衰退对劳动关系亦产生负面影响，劳资双方均处于求生存的困顿状态，失业率上升、数百万企业面临倒闭、数千万人面临失业所可能引发的争议爆发与社会动荡风险亟须严阵以待，“保就业”目标的实现需要系统性劳动力市场政策支持。

2.新冠肺炎疫情促进职工队伍就业形态的加快转变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一方面，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动能的数字经济持续上行；另一方面，以劳动力和资源要素为驱动的传统经济缓慢下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相关领域逐渐成为新就业的沃土，新增就业数量持续上升。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许多线下产业停摆或恢复缓慢，而新就业形态顺势崛起，无疑缓解了传统经济中吸纳就业不足的问题，发挥了就业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未来劳动力市场，大盒子套小盒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新就业形态将呈现一种开源模式，呈现以下趋势：随着涌现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将催生更多的新职业和新岗位；用技术全面渗透，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并存；灵活稳定、兼容并包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政府连续五年对新就业形态发展及未来趋势进行政策调控；新就业助力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随着各行各业人均数字化程度越高，人们的就业未被毁灭，反而工作时间将会缩短，并且收入上升。这无疑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科技向善，未来数字经济将带来更加多元化的就业形态和更高的就业质量。

3.新冠肺炎疫情对职工队伍整体收入产生明显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经济社会秩序有效有序恢复，但国际疫情开始蔓延，外部需求出现结构性萎缩。疫情对广大职工劳动收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负1.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55元，名义增长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2.0%。2020年全年职工工资整体收入水平可能出现年零或负增长。经济增长率下降与失业率上升因素叠加，直接减少部分职工工资收入。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影响了职工就业，农民工、私企及部分小微企业的职工受冲击最大，收入受到明显影响。此外，受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因疫情暂停影响，职工整体收入水平提升受到限制。疫情还导致部分职工收入水平下降，造成部分职工群体“返贫”的现象。

4.新冠肺炎疫情对职工队伍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职工队伍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是封闭式居家管理时期，还是在全面复工复产以后，广大职工队伍的生产生活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明显影响。疫情刚刚暴发时，广大职工利用春节假期居家防疫。职工队伍认真执行各地相关防疫要求，严格控制社交距离，为中国能够快速控制疫情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复工复产后，职工队伍还要认真执行防疫规定，严格佩戴口罩和遵守各种卫生规定，尽可能减少聚集，避免疫情传播风险。很多职工改变了工作方式，大量采用居家远程办公。特别是教育工作者，采用网络教学方式，保证学生居家学习。双职工家庭还要解决未成年子女在家需要照料的不便。新冠肺炎疫情对职工社会生活的影响还包括休闲、旅游、娱乐、餐饮等方方面面，需要职工队伍认真加以面对。

（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纾解职工队伍的困难

1.针对中小微企业解决职工队伍就业的支持政策实效性较弱

现有的支持政策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复苏和大企业的复工复产，这就导致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大企业、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工业企业容易复工，并享受政策支持，而大量难以复工的服务业、餐饮旅游业、中小微企业享受不到政策福利。减税降费、失业保险返还等各类“保企稳岗”的措施，并不能覆盖所有企业和劳动者群体，包括很少或基本不参加社保的、没有明确雇佣关系的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自雇者），没有明确就业单位的新业态就业群体，以及各项参保率都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失业保险返还支持政策基本上享受不到。

2.职工队伍就业救助政策、民生保障政策发挥的作用不足

现有社保减免虽然有国家政策，但基本上都由省和地区统筹出面，是碎片化的保障体系，需要中央社保调剂金支持，未纳入社保体系的新业态就业群体等，也需要地方政府出台可操作性的办法。免房租、失业保险返还等作为稳岗补贴，力度太小、时间太短，不足以弥补困难企业的损失，使得仅靠企业的力量“稳岗”十分困难。发放消费券主要解决商家就业问题，对低收入群体作用不大。未被纳入失业保险救济范畴，但同样受疫情影响而就业质量下降的近1亿劳动者群体，无直接保障性措施，很可能下沉为失业者。

3.职工队伍就业优先政策措施未准确瞄准重点人群、重点行业

2019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分别为26.1%、27.6%和46.3%，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所占比例最高，其中超过80%的就业由中小企业贡献。服务业成为受本次疫情冲击最直接、最严重的领域，文体娱乐、旅游、餐饮住宿等对人群集中和流动有依赖的行业几乎停止运行，而这几个领域又是当前的主要就业领域，因此，保就业的基本面主要应放在保新就业形态及中小微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外来农民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上。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运输、文化旅游四大类困难行业企业，需给予定向援助。针对中小微企业，主要解决该类企业复工中的资金短缺、成本偏高等问题，全力提振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从“食、住、用、行”方面为企业提供复工服务保障，同时将重点放在恢复核心产业链、发挥大型企业龙头作用上，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协同开展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推动产业体系的复苏。针对农民工，政府要鼓励企业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技能提升，对暂时因订单不足或取消的企业，应给予大规模培训员工技能所必要的补贴支持；积极发挥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链接”作用，推进农民工精准上岗，给农民工返城复工提供安全、便捷的条件。加大城镇社区和乡村“公益性岗位”的设置力度，发挥其对就业困难群体的“托底线、救急难”作用。针对大学生，要注意开展线上招聘活动，利用视频招聘、远程面试、精准撮合等“云服务”方式，尽心帮助毕业生就业。

4.“保就业”“保民生”政策措施应更具普惠性和实效性

从宏观政策上，在当前就业总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建议政府在新上投资项目时，贯彻“保就业”政策导向，引入就业评估机制，优先上马就业多的项目。适当扩大社会保险费减免与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范围，并允许地方根据疫情轻重与抗疫周期长短做适当调整；运用全国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以解决部分无力承受减免社保费地区的现实困难；扩大社会救助的覆盖面并提高救助水平，将低保边缘群体纳入救助范围，并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及时提高救助标准。

在微观层面，对于就业存量、低质量就业和失业群体，综合运用灵活就业、就业扶助和社会保障政策。对于存量就业，以灵活用工机制助力企业灵活经营，实行特殊时期特殊工时制的扩大实施机制；通过政策引导支持远程办公和错时工作，灵活使用事假、病假制度，防止歧视和排斥。可对经营特别困难的企业划定标准，由政府向其提供最低工资支付补贴。对于低质量就业群体，应考虑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并考虑建立低收入者申报系统实现补贴精准投放。对失业群体，扩大失业救济的范围，并对疫情期间无法就业并丧失收入来源的参保者发放临时性失业保险金。

5.做实三方机制，实现劳资政责任共担和利益平衡

保就业、保民生需要妥善处理劳动关系，而非常时期劳动关系的稳定亟须切实发挥劳动关系调整之“三方机制”的作用，以有效协调劳资矛盾，实现利益平衡，从而最终实现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目标。

“三方”之一的政府一方，肩负宏观政策制定和微观措施落地的重任，非常时期劳资利益的权衡、劳动关系的稳定与保就业大局的实现，尤需通过劳资政三方“社会对话”以获取准确、全面、透明的信息，从而进行政策拟定。在国家层面，对企业和职工目前应考虑出台除现有减免社保、失业保险返还等更实际的“输血”性的救助措施，以资金支持的形式直接提供补贴、资助与救济；在企业、区域、行业层面，政府应利用劳动关系监测和争议预警、调解机制，主动、及时防范和化解大规模劳动争议风险。工会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需能切实担当并为职工所信、所靠，与资方就特殊时期诸多非常规用工安排予以协商，从而使政府以政策引导的灵活用工机制实现“稳岗”的目的得以达成。同时工会系统可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减免企业工会经费和准备金，并以工会经费和资金直接救助困难职工。企业作为三方机制协同作用、稳岗保就业的最终载体，要充分认识到劳动关系稳定对复工复产的重要性，用足灵活用工机制尽可能保留工作岗位，尊重员工、真心协商，激发员工与企业共克时艰的认同感，对不得已的解除、裁员甚至歇业、破产，亦需遵守法律程序，保障职工基本权益与待遇。

（四）疫情下中国工会工作和职工权益的保障措施

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和劳动关系协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积极协助做好稳就业工作，督促和协助企业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团结动员亿万职工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贡献力量。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下，首都各级工会组织认真落实党中央、北京市委和全总的部署要求，积极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充分发挥工会主力军的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保证职工群众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多措并举，积极稳妥推动做好全市职工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助力党和政府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实防线，扛起了工会组织的时代责任，经受了工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考验，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再次验证了各级工会组织无愧为职工群众的“好娘家”。

当前，全国上下正处于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的关键阶段，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也正在安全有序进行。如何更好地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也是摆在工会组织面前的重要使命。这需要各级工会积极作为，发挥出工会的应有作用，在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中，做广大职工群众信得过的“娘家人”。

做信得过的“娘家人”，要有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敢于担当意识。从助力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助力企业做好稳岗就业工作，关爱职工权益和身心健康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出具体措施，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职工服务工作，支持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要既帮助职工当好群防群控“组织员”和“宣传员”，成为广大职工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也要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做好职工安全的“守门员”、解困解难的“服务员”。

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既是大战，也是大考。对企业而言，各级工会组织要主动扛起责任，发挥工会组织优势，助力企业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既要积极宣传相关政策，指导职工学习防疫知识，引导职工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也要协助企业做好疫情期间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突发情况处置等工作，稳定企业经营和劳动岗位，引导职工安全生产，自觉担当起劳动保护的监督检查员、群安员等职责，成为企业复工复产的积极推动力。对职工而言，各级工会组织要做好服务，可通过建立工会复工复产便企服务平台、设立疫情防控扶贫专项资金、推动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帮助需要转岗的职工提升学历技能、做好法律咨询援助等方式，为企业职工提供困难帮扶、就业指引、法律援助、心理咨询、亲情关爱、生活保障等服务，以保障职工劳动权益。尤其要做好职工心理疏导，守护职工心理健康，以树立起“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工作心态，为广大职工打造排忧解难的精神家园。

当前受疫情影响，稳就业任务十分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发生疫情，越要注意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特别是要高度关注就业问题，防止出现大规模裁员”。从一定意义上看，稳就业、帮扶企业复工复产就是保民生。各级工会要增强仁爱之心，多措并举，精准服务，主动助力稳疫情防控和就业“两不误”，及时解决群众所急所忧所思所盼，在疫情防控中以“娘家人”的情怀和关怀，当好职工群众的贴心人，凝聚起广大职工群众新时代抗击疫情的磅礴伟力。

（五）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的变化和中国职工队伍的历史任务

1.坚守生命至上原则，职工队伍安全复工复产

中国选择生命至上，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党章和宪法里都明确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拥护，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在落实党章和宪法的基础上，选择生命至上是不言而喻的。广大职工队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生命至上，积极复工复产，为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

2.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职工队伍努力将疫情损失挽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生命至上原则保证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包括广大职工队伍在内的劳动者的生命安全。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十分不易。同时付出巨大代价，第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首次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中国牺牲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来保护生命。“发展是硬道理”不言而喻。广大职工队伍在抗疫常态化之后，一边抗疫，一边生产，努力挽回疫情导致的损失，中国经济在艰难中不断恢复。

3.坚持创新发展，职工队伍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改变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并没有减缓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摩擦。双重危机同样给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新机遇，坚持科技创新将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主流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广大职工应当积极应对后疫情时代，参与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进行创新和改革，为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努力奋斗。

4.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职工队伍要承担经济社会发展责任

病毒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国界，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克时艰、共担风险才是人类最正确的选择。是否愿意承担人类社会的共同风险，也成了一国是否具有合作精神的表现。中国职工队伍积极承担全球疫情防护的社会责任，积极配合“一带一路”和“双循环”发展政策，认真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积极承担社会发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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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燕晓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处长兼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收入、劳动就业和劳动者教育培训；柯希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治理、劳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