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新世纪词典体小说研究
作者名：李晓禺
本章字数：14296字
更新时间：2021-09-30 12:44:11

绪论

一选题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关于词典体小说，我们要先从20世纪90年代的“马桥风波”谈起。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于1984年发表了《哈扎尔辞典》，该书影响巨大，曾获得南斯拉夫最佳小说奖，现已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文坛享有崇高的声誉。无独有偶，中国作家韩少功也于1996年发表了与《哈扎尔辞典》文体结构相似的《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辞典》最初在国内的默默无闻相比，《马桥词典》曾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引起了一场笔墨官司，并引起批评家和读者长久的关注。[1]关于《马桥词典》是否“模仿”“剽窃”了《哈扎尔辞典》，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认真读过两书的读者会发现，两书的共同之处，一是都使用了“词典”（辞典）作为小说的标题，二是都采用了词条式的写作方式（或者说词条式编撰方式）。显然，这些都不是认定作品是否“模仿”“抄袭”的核心“指标”，中国古典诗词里经常出现的互文现象以及固定的诗词格律都是文学的史实和常识。当年各方纷争的立场、态度、观点以及学理性等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在一场纷争过后，学界并没有对词典体小说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新闻事件而被传播。今天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下问题：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到底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什么？到底什么是词典体小说？这种文体形式本身意味着什么？这种特殊样式的小说到底给我们已有的文学经验带来了哪些新质素？给当下中国文学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我们能否从这场纷争中重新思考新世纪文学生产中文学出版与文学批评、读者接受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要先回到《哈扎尔辞典》上。身为哲学家和语言学博士的米洛拉德·帕维奇在其《哈扎尔辞典》的创作（或者说编写）上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深厚学养及哲学追求。该书与“常规”小说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了三教合一的资料汇编形式，即词典体写作的编撰方式。全书主要由“红书”“绿书”“黄书”三部分组成，分别编撰、介绍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古犹太教关于哈扎尔问题的史料，通过不同的史料记载（或者说编撰、讲述），探索哈扎尔这个民族突然消失之谜。文本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三卷既可独立成书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有什么像“常规”词典那样对于语词的解释的话，那么，就只有一条是有关语言的词条，即“绿书”里的“库”（哈扎尔语：水果），其余全是人名。其中涉及哈扎尔大论辩史料和传说的只有八个词条。很显然，学术界之所以称这部特殊的小说为词典体小说，并不是因为它书写了多少个语言学、词典学意义上的词条，而在于它用词条式写作所编撰、建构的开放性文本，或者说读者可以按照词典特有的非线性阅读方式来自由阅读。作者（词典编纂者）“编纂”了三大教派的不同文献，用不同的视角和观点探寻着“同一”历史事件，但“同一”历史事件却因叙事视角的不同而创造出了不同的意义空间和阐释空间。千百年来，人类对于这一不解之谜的不懈追求也使这种追求和探索本身具有了哲学层面的意蕴。很显然，这种文体效果及意义阐释空间的增值扩容主要是由该书词条非线性叙事特点来实现的。当然，我们不是形式主义者，小说主要的艺术成就与魅力并不仅仅来自于表面的外在结构——词条式写作，而是词条形式与特殊的叙事策略所形成的非线性阅读特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巨大的意义阐释空间。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上述思维方式主要是将“小说”作为中心词来理解的。其实，词典体小说里面不仅包含“小说”，而且包含“词典”，或者说是包含了“百科全书”，即词典学意义上的“词典”。台湾著名作家董启章1996年出版的《安卓珍尼——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被誉为词典体小说的原型。小说主要描写一位城市女性、知识女性——“我”因不满、不安于做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到山上独居，并寻找一种叫“安卓珍尼”的动物。但故事发展的趋势与结局，与“我”的“独立”“寻找”恰恰相反，“我”与一个看房园丁产生感情并同居。后来，看房园丁为“我”捕到了安卓珍尼。此时，已怀孕的女学者完成了关于安卓珍尼论文的写作，同时也面临着和丈夫分手的局面。作者将女学者寻找安卓珍尼的过程与“我”寻找“独立”性别的过程合二为一，意在表达对性别问题的思考。从文体结构来看，这部小说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仍是用一个传统“套路”讲述的“故事”，甚至有些通俗小说的味道，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关于安卓珍尼的生物学知识，并作为小说的两条线索之一，用“生物志”的方法讨论安卓珍尼的进化过程。这大概是该文本之所以被誉为词典体小说原型的主要原因。试看小说开头：

斑尾毛蜥，毛蜥科，毛蜥属。体形中等大小，头身约长十五厘米，连尾共长四十厘米。背腹略扁平。头身棕色，有不规则黄色横间。腹白色。尾较长，易断，横切面圆形，上有蓝色发光细环纹，形态与光泽酷似四线石龙子的尾部。头背面无对称排列的大鳞；体表鳞片多呈覆瓦状排列；腹鳞平滑；体侧鳞小于背鳞；无肛前窝或股窝。背鬣发达，但并非鬣蜥科属的竖立侧扁的鳞片，而是背项中央自颈鳞直线伸延约三厘米的浅棕色细软毛鬣。眼中等大小，眼睑发达，瞳孔圆形，双眼可分开各自转动。鼓膜裸露，具有喉囊。舌厚，中等长度，前端微缺，舌面上被绒毛状乳突。端生齿，异形。头骨具颞弓及眶后弓。

陆栖品种，但喜爱接近水源或潮湿地区，生活于树林区溪涧附近的石块之间，以树木草叶为掩护。适应海拔四百米至八百米的山区。多作夜出，但间中亦于日间活动。习惯长时间静止不动，遇袭时迅速逃进石隙或草丛，并且自断尾部分散敌人注意。新长出的尾巴不会回复原来的长度和色泽。

主要以蟋蟀、草蜢等昆虫为食，间中兼食植物。[2]

如果我们以“词典+小说”或“词典和小说”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并对词典体小说进行定义的话，就不免会让人想起卡尔维诺所说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卡尔维诺认为：“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3]显然，卡尔维诺主要是将小说作为一种求知方法并以此来认识世界的纷繁与复杂。因此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要尽可能地创作一部关于世界的百科全书，而同时采用小说（文学）的形式。如果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思考，我们有必要在此重申恢复词典体小说的“词典学”意义，不仅是因为词典与百科全书具有同构性，而且是因为就目前的词典体小说而言，大都采用了词条式写作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词典学意义上的词典，或者说至少有这种追求。藿香结的《地方性知识》、贾勤的《现代派文学辞典》、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戴斌的《打工词典》、格绒追美的《青藏辞典》等文本就是与《马桥词典》具有类似特征并具有语言学价值的词典体小说，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等也书写了大量豫西方言、民俗。但同时我们也不否认，“传统的故事、神话和历史具有混合起来并构成百科全书型的集合体的倾向。”[4]耿占春也曾指出：“插曲式叙事又是从百科全书这一模式中派生出来的。一部辞典或一部百科全书的最基本的模式就是其辞目的增删的自由。它是一部随时修订和扩展的书。任何插曲都不影响百科全书的结构。”[5]在这方面走向极端的大概就是藿香结，自从2010年出版《地方性知识》之后，2017年又推出了《灵的编年史》，该书封面上赫然印着广告语：“一部开放性的百科全书小说”。跟《地方性知识》的“知识”密度、容量、规模相比，这部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涉及儒、释、道，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炼金术、量子力学、相对论，人工智能……似乎要囊括人类诞生以来的所有精神成果。考虑到我们惯常使用“词典体小说”这一概念的最初指称主要是指非线性阅读的文本，我们在选择词典学意义上的小说文本时兼顾“形式的特别”这一基本要求。有些作品虽然也以“知识”为主要书写内容，像王旭峰的《茶人三部曲》、王安忆的《天香》等作品虽有词典学意义上的“百科全书”的属性，但其结构形式、阅读形式仍是传统的线性阅读，不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新世纪以来，各种类型化写作当中有“密码小说”“侦探小说”“中医小说”“边地小说”“文化小说”等都表现出较强的“百科全书”式的倾向和特征。如沈泓的《收藏》（被誉为第一部展现收藏文化、揭秘收藏内幕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何马的《藏地密码》（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乱之谜的《紫血衣》（关于中医奇术的百科全书）、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一部关于古董鉴定、收藏、造假、设局的百科全书）、罗萌的《中医不死》（一部讲明白中医原理、经络、治病、养生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蔡黑风的《西域之眼》（一部关于西域的百科全书）等，但由于这些文本都不具备“形式的特别”这一要求，从结构特征、阅读特征来看仍是“常规”小说，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有些文本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如《医案聊斋》《小说中医》等，大都采用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结构方式，兼具非线性阅读的特征，我们也将此类小说作为词典体小说的一个类别来研究。

既然要将词典体小说作为一个特殊的文体类型来研究，而这些小说又显得如此“怪异”，经常就是否属于小说的范畴而引起争议，我们有必要在此对小说、文体等概念做一个基本的界定。本书所使用的小说、文体等概念既充分尊重当下语境又兼及历史源流。我们所使用的小说概念不仅涵盖“虚构叙事文学”等西方理论要旨，又兼及“琐屑”“小道”“说话”之意、之源。文体也是一个歧义较多的概念。一般而言，文体指的是作品的体裁分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风格和结构特征，依次有四个层次：体制（外在形态）、语体（语言系统）、体式（表现方式）、体性（审美精神）。其中体制的“分辨率”最高，是辨体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小说文体首先是指小说与其他文学样式之间的区分，其次是指小说内部的分类，主要从语言特点、结构形态、叙事模式、审美（文化）逻辑几个层次来“辨体”。当然，文体绝不仅仅是形式，也包含内容。中国古典文体学理论从来就没有机械的形式论，直到近代，学者瞿秋白在谈论新体小说时所采用的“体”的概念也主要是指小说内容方面。[6]基于以上基本概念，按照上述对词典体小说关于非线性阅读特征的思考和再界定，自韩少功《马桥词典》发表以来，[7]当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词典体小说和部分具有词典体小说特征的亚词典体小说，如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韩少功的《暗示》、柯云路的《黑山堡纲鉴》、李锐的《人间》《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藿香结的《地方性知识》《灵的编年史》、恶鸟的《马口铁注》、贾勤的《现代派文学辞典》、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李洱的《花腔》、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林白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马笑泉的《银行档案》、孙惠芬的《上塘书》《生死十日谈》、潘年英的《木楼人家》、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骆以军的《经验匮乏者笔记》、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乔叶的《拆楼记》、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甘南纪事》《定西孤儿院》、李冯的《中国故事》、戴斌的《打工词典》、艾多斯阿曼泰的《艾多斯舒立凡》、东君的《浮世三记》、沈苇的《新疆词典》、格绒追美的《青藏辞典》、黄青松的《毕兹卡族谱》、半夏的《铅灰暗红》、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姜贻斌的《火鲤鱼》、孙且的《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法医秦明的《尸语者》、秦嗣林的《29张当票》、张大明的《医案聊斋》《小说中医》，等等。

如果我们将上述文本再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偏重于词典学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写作，如法医秦明的《尸语者》、秦嗣林的《29张当票》、张大明的《医案聊斋》《小说中医》、藿香结的《地方性知识》《灵的编年史》、贾勤的《现代派文学辞典》、格绒追美的《青藏辞典》等；二是偏重于开放性阅读的非线性叙事文本。如果对开放性阅读的非线性叙事文本进行仔细辨析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如同《马桥词典》《上塘书》《地方性知识》《我的菩提树》类的文本，这些文本只是开放式阅读意义上的词典体，但文本故事还是大致固定的，甚至是可以准确描述、复原的。二是类似《花腔》《檀香刑》《少年张冲六章》等的文本，不仅可以任意阅读，而且因其特殊的文体结构而显示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文体结构的开放性与小说精神层面追求的开放性实现了有机统一。三是指表层结构采用词典文体，但似乎为了达到词典释义的目的而采取了图、文等多种释义方式的一种书写体例，最为典型的文本就是李锐的《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这类文本有点类似于网络文学中的“超文本”。或是采用传统经书做注的方式如恶鸟的《马口铁注》，用小说来阐释小说，有着极强的元小说特征。当然，我们的分类主要是基于目前这些特殊文本的大致特征，很多小说往往兼具三种特征，这些特殊的文本或主要因形式方面的非线性阅读而独具特色，或以文本内容的百科全书式追求为特点，或兼而有之。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暂且如此分类。“总的说来，我们的类型概念应该倾向 ‘形式主义’一边，也就是说，倾向于把胡底柏拉斯式八音节诗或十四行诗划为类型，而不是把政治小说或关于工厂工人的小说划为类型，因为我们谈的是 ‘文学’的种类，而不是那些同样可以运用到非文学上的题材分类法。”[8]

当然，在新世纪小说丰富庞杂的类型当中，还有一些小说形式较为特殊，部分地具有词典体小说的文体特征，我们暂且将之命名为亚词典体小说。亚词典体小说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往往以“注释”“絮言”等方式对某一语词（多为方言）、民俗和事件进行叙事性解读，具有词条式写作的特征。同时，这类“注释”“絮言”往往独立成篇、成章、有独立叙事的功能和意义单元，与正文互相照应成为文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类似词典的文本结构方式，可看作某一特殊地域的方言词典。这一种代表文本为阎连科的《受活》和宁肯的《三个三重奏》。第二种是文本表层结构与“常规”小说相同，但其内在结构具有非线性阅读的特征，通常是对某一事件（通常是历史、神话、人物）的重述，但有多位叙事人对这一事件做出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重述”，有着明显的“考证”式的行文方式和追求，这一类文本的代表作品为李锐的《人间》。第三种主要指以潘年英人类学笔记为代表的民族志式写作，这类作品介于文学和人类学之间，又具有非线性阅读的特征，代表作品为《木楼人家》。非线性不仅是一种写作方式也是一种阅读方式。第四种主要是从词典体小说的非线性阅读特征方面而言的，这类文本各个篇章各自独立、各有中心人物，但各篇章又相互关联，有贯穿始终的叙事人物或叙事空间、主题等，类似长篇小说。代表作品有马笑泉的《银行档案》、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梁鸿的《神圣家族》等。这四种亚类型的划分主要以词典体小说的基本特征和新世纪的文学实践为依据，这种划分并没有逻辑上的绝对严密性，主要是对文学实践中这些特殊文本的一种分类划界，并将之纳入词典体小说的谱系中进行重新考察。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逻辑推演和归纳分类都必然会牺牲个体的独特性。同时，小说类型只是学者对于已有小说实践、特征的一种基本分类，新的小说类型的不断出现也将不断调整、重组小说文体秩序。有学者指出：“类型是否一直保持不变呢？大概不是的。随着新作品的增加，我们的种类就会改变。”[9]我们研究的词典体小说也发生着变化，正因为此，研究的必要性才显得更为突出，“文学批评的一个特色似乎就是发现和传播一个派别，一种新的类型式样”[10]。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词典体小说在整个小说“产量”中较小，其本身又具有复杂性、跨学科性等特征，学界尚未对这一特殊类型小说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关于词典体小说的研究主要以《马桥词典》等“标准”词典体小说为对象，而这类文本相对于当下庞大的小说生产规模来说数量很小，因此对于词典体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以及在个案研究基础上拓展的词典体小说类型研究。

就个案研究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角度，以《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辞典》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所蕴含的世界性因素，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思和等人的相关论述；[11]二是以详尽的文本分析对韩少功是否抄袭外国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给出了否定性答案，并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的独特贡献做出了肯定性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南帆等人的相关论述；[12]三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马桥词典》《地方性知识》《人间》《名堂经》（《毕兹卡族谱》）《木楼人家》《青藏辞典》等文本对边缘文化、弱势话语的关注与发掘，分析“地方性知识”对既定知识模型的批判性挑战及其对“边缘人”文化身份的重构作用等人类学意蕴，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叶舒宪等人的思考；[13]四是从超文本诗学的角度论述《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等小说的后现代意蕴等，代表性成果有李彦文等人的相关论述；[14]五是其他研究：方言研究、民俗研究、民间文学研究、叙事学研究、文体学研究、接受美学研究等。

就类型研究而言，一是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词典体小说的共时文本结构、在历时叙事文体中创造共时叙事之可能、假借词典“消解”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词典体写作与后现代阅读方式等词典体小说的本体论意义，其代表性成果是赵宪章的相关论述；[15]二是以《马桥词典》为个案，从当代中国词典体小说的叙事形式方面探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可能性，如辛颖的《昆德拉与当代中国的“词典”体小说叙事》;[16]三是就词典体小说的编撰方式与阅读方式探讨词典体小说的特殊性，主要从文体学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述其独特性及意义所在，但由于所涉文本较少，因此基本上仍可以看作《马桥词典》的个案研究，其主要成果有《词典体小说的编撰与阅读方式》;[17]四是将词典体小说作为跨文体写作的一个类型来研究，但其总体思路是“跨界”的原因、背景、特征及其利弊得失，没有将研究深入细化，其代表性成果是赵勇的《反思跨文体》。[18]除赵宪章的相关论述将词典体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外，其他学者对这一新的小说类型还未有足够的学术敏感性或者说是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

当然，学术界对于《日光流年》《受活》《三个三重奏》《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银行档案》《花腔》《万物花开》《黑山堡纲鉴》《父亲和她们》《人间》《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学展览》《少年张冲六章》《木楼人家》等大量词典体小说以及亚词典体小说等文本给予了充分的研究，但多数学者都是从叙事学入手，将叙事特色与人物塑造、意义生产联系起来加以论述，还未有学者将这些文本纳入词典体小说的体系中进行研究。总体而言，《马桥词典》《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花腔》等特殊文本作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词典体小说，还未有学者进行系统研究。

国外学者如美国的罗格·盖德曼、荷兰的林恪、日本的盐旗伸一郎、法国安妮·居里安、韩国的白池云等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大多停留在对《马桥词典》的译介及个案研究阶段，[19]对新世纪以来的词典体小说还少有人关注。就具体研究成果而言，也多从跨文体写作、叙事迷宫等角度入手，故有必要继续加以深入探讨。而对其他词典体小说的译介和研究以及对新世纪词典体小说的系统研究则尚未见到。

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思路而言，大多数学者还停留在对个案的批评分析层面，所采用的主要是比较文学、文体学、叙事学、文学人类学的批评方法。但所选择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就学者经常使用的跨文体概念来研究词典体小说而言，大多数学者是以西方文体学理论来“匡正”中国古典文体学理论，并以此来“匡正”词典体小说，而且忽略了词典体小说中古典文体学的因子和要素。即使考虑了“历史谱系”的问题，大多也止步于索引和推演。以文学人类学研究为例，很多学者止步于在《马桥词典》《地方性知识》《毕兹卡族谱》《木楼人家》《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中“发现”人类学、民俗学的影子，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目的似乎在于“还原”和“发现”人类学，还没有将哲学人类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文本研究当中，有着典型的“考据学”思路。还有些学者的相关论述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甚至进行盲目的跟风批评，对这些具体文本的研究常常采用几个文学界的热词进行“抬轿子”式的热捧。当然，也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棒子”，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文本细读与符合逻辑的文学批评。

在研究方法与学术视野的开拓上还需要进一步拓展，除了陈思和、叶舒宪、赵宪章等人能以个案研究来拓展当代文学批评的思考之外，还未见到将词典体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也未见到将词典体小说作为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及文学类型来窥探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研究对象的范围还是从研究方法的契合度，抑或是从学术视野的宽广度以及词典体小说本身的丰富性来看，词典体小说都亟须进行系统、切实的深入研究。在吸收、采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词典体小说研究在如下方面仍有继续向前发展的空间和必要。首先要有整体关照的思维方式。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大量的词典体小说是当下文坛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变染乎世情”，词典体小说的大量出现与新世纪文学生态有着必然的联系。具体而言，我们的探讨将主要集中于新世纪经济、社会、文化中的哪些因素在哪些层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世纪文学生态，而且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词典体小说的创作、出版、评价与接受等。作为如此“奇怪”的文体形式，它是通过何种文学生产机制溢出纯文学问题边界的。同时，作为文学活动重要环节的批评家对文学读者的审美趣味进行着强有力的“规训”。而大量词典体小说的“生产流程”恰恰是这种文学生态、生产机制的产物和写照。我们强调的整体思维观不仅要将词典体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而且要将词典体小说放置到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世界、作者、文本、读者之中进行思考，考察新世纪以来各要素的变化及其间复杂而具体的影响关系。

其次是强烈的文学时空意识。如果说上述文学生态是指具体的物质层面的，那么词典体小说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时空意识的改变以及随之带来的情感想象、情感表达方式的改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普及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超音速的飞行器，也为人类提供了直面视频的工具，甚至有了逼真的接触感。古人所依赖的特定空间的时间观念已经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人们已经十分便捷地利用科技手段生产了反季节蔬菜等各种人工产品甚至克隆人，古老的历法在现代科技面前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效用和神圣魔力。与此同时，人类的情感世界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古人所讲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已成为真切的现实。这种高科技手段已不再是人们向往的生活愿景，它已前所未有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麦克卢汉曾指出：“速度会取消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即使事件一件接一件，也不存在任何延迟的效果。”[20]人类因此而感叹，也因此而产生时间的无序感，甚至混乱感。时间也因此丧失了因生命本身而带来的厚重和意义。为了抵抗这种无序时间、同质空间所带来的“匮乏感”，很多文本开始狂热地追求非线性叙事策略并热衷于“地方性知识”的书写。而词典体小说的重要标志和特征恰恰是知识性和非线性叙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词典体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这种文学时空意识的表征。

再次，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力争从文本细读入手，将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从多维度探析词典体小说的跨文体特征、人类学意味等，推动词典体小说研究从“跨文体”和“发现人类学”的阶段递进到重视词典体小说作为艺术符号体系与作为意义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基点探讨词典体小说表层现象的丰富性与深层意蕴的多义性之间的关系。从对词典体小说的研究当中初步建立以文学人类学为理论基础、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批评方法，突破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重“外部”轻“内部”的趋势和方法。从词典体小说民族志书写的角度探讨文学创作与人类学写作的当代相遇和沟通，探讨“创作层面”的文学人类学和当代小说叙事新的可能。这不仅对于词典体小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思考、解决当代小说原创力的匮乏、学者型写作等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最后，从文学生产与文体接受的宏观角度思考词典体小说的利弊得失。具体而言，首先从对词典体小说跨文体书写的研究当中厘清新时期以来跨文体书写的背景、规律、突破及症结所在。在勾勒前人见解的同时，区别对待研究对象，重点对一些薄弱环节进行详尽探讨，如乌力波集团与词典体小说的推动与拓展、词典体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手法等叙事学层面的重要内容及其代表文本的详尽分析。其次是在对词典体小说的非线性叙事的研究当中探究、重估“线性叙事”的价值及当代小说“非线性叙事”的可能，并以文学与影视等大众传媒为例初步探讨非线性叙事与文体接受等问题。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基础上，达到对新世纪词典体小说全面的、立体的关照。

三选题的意义与逻辑架构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的逐渐边缘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和必须面对的“困境”。文学能否在新环境下实现突围？突围的途径在哪里？用跨文体写作博得精英批评家的赞美还是用类型化写作占据市场和读者？也许这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许“困境”“突围”这些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所享有的“大红大紫”本身就是一个非正常现象。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如下事实：一方面是跨文体写作的盛行，“泛文体”“无文体”写作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是青春小说、玄幻小说、盗墓小说、密码小说、穿越小说、耽美小说等类型化写作日益“泛滥”。1999年甚至被称为“跨文体年”，关于跨文体写作学术界一直思考、争议不断。就在一批作家、评论家对跨文体现象争论不休的同时，就在我们还未对跨文体写作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时候，类型化写作又从网络走向了纸质媒介，成为网络写作与图书市场的主要品类。网络文学、青春小说、盗墓小说、玄幻小说、穿越小说、耽美小说等类型化小说不仅俘获了大量青少年的阅读时间，由这些类型小说改编成的影视剧甚至主宰了各大卫视的黄金播出时段，“而且被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所看重，被改编成影视、动漫、游戏等形式的延伸产品，以 ‘全媒体’的方式广为流传”[21]。如果我们承认上述两大趋势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发展变化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大量词典体小说显然兼具跨文体特征和类型化特征，同时，其创作者不仅囊括了贾平凹、张贤亮、李锐、韩少功、阎连科、宁肯、林白、李洱、孙惠芬、潘年英等实力派作家，又有马笑泉、藿香结、恶鸟、贾勤等文坛新秀，还有法医秦明这样的网络作家，而有些作家如贾平凹、林白、周大新等又具有“成名作家的文体转型”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将词典体小说作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标本”，在跨文体写作与类型化写作的视野下将词典体小说作为一个切入点，充分考虑词典体小说的内外部因素，“小题大做”，以窥新世纪文学之生成机制、现状和趋势。

本书在词典体小说“形式的特别”的基础上，强调词典体小说的非线性阅读特征，改变了以“作者”“文本”为中心进行概念界定的思维方式，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新世纪以来的词典体小说。自《哈扎尔辞典》《马桥词典》等文本发表（翻译出版）以来，新世纪文坛出现了许多文体特征类似的词典体小说及亚词典体小说，但学界大多以《马桥词典》《花腔》《受活》《地方性知识》等文本为个案进行批评分析，并未对词典体小说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词典体小说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以及可能具有的“典型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特别是新世纪词典体小说的发生、发展及其表现形态与新世纪文学生态、文学期刊、乌力波集团及批评家的推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未有学者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由于《马桥词典》《地方性知识》《受活》《青藏辞典》等文本较明显地具有地方性知识特征和人类学色彩，很多学者采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词典体小说进行研究，但目前的研究多止步于“发现”人类学阶段。本书力争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对新世纪词典体小说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推动词典体小说研究从“跨文体”和“发现人类学”的现状，逐步深入词典体小说作为艺术符号体系与作为意义价值体系之间内在联系的新阶段，并以此为基点探讨词典体小说表层现象的丰富性与深层意蕴的多义性之间的关系。从对词典体小说的研究当中初步建立以文学人类学为理论基础、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批评方法，突破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重“外部”轻“内部”的趋势和方法。从词典体小说民族志书写的角度探讨文学创作与人类学写作的当代相遇和沟通，探讨“创作层面”的文学人类学和当代小说叙事新的可能。这不仅对于词典体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思考、解决当代小说原创力的匮乏、学者型写作等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从对词典体小说的非线性叙事的研究当中探究、重估“线性叙事”的价值及当代小说“非线性叙事”的可能；并以文学与影视等大众传媒为例初步探讨非线性叙事与文体接受、多媒体时代读者群的转移流动等问题。

对词典体小说关注边缘、底层这一重要特征的研究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传统彼此协调、共融而至共荣。对词典体小说所蕴含的本土经验和人类学意义的挖掘也将成为反对新老种族主义、批判和解构殖民主义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学术先锋，在彼此碰撞、激发中确立本土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具体思路是从新世纪文学生态与词典体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在人类时空意识变革与情感表达方式变化的双向互动中思考文学变革、文体变革。将词典体小说作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标本”来进行系统研究，管中窥豹，探究新世纪文学之生成机制、现状和趋势，并就词典体小说的一些重要变化、规律特征等进行深入思考。在文学期刊的变革中还原文体变革的“现场”，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将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坚持大文化视角，综合运用文学人类学、叙事学、读者接受美学、空间诗学等理论方法，多维度探析词典体小说的跨文体特征、人类学意味等。将文本细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同时充分考虑文学的“外部因素”对词典体小说的推动、拓展作用以及文学批评对词典体小说的界定等。在勾勒前人见解的同时，区别对待研究对象，重点对一些薄弱环节如乌力波集团与词典体小说的推动与拓展，亚词典体小说类型分析，词典体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手法等叙事学层面的重要内容及其代表文本进行详尽探讨。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对新世纪词典体小说的全面关照。

具体章节安排为：绪论部分是本书的总纲，介绍词典体小说的研究对象及范围、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书意义及逻辑框架。

第一章：新世纪文学生态与词典体小说的提出。从新世纪文学生态的宏阔背景与词典体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在跨文体书写、类型化书写的潮流中，将词典体小说作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标本”来进行系统研究，“小题大做”，以窥新世纪文学之生成机制、现状和趋势；指出新世纪文学生态的大背景、人类时空意识变革与情感表达方式变化以及成名作家的文体“焦虑”是词典体小说产生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文学集团与词典体小说的开拓。主要从文学期刊、乌力波集团与词典体小说的推动和拓展入手，在还原文学“现场”的基础上，厘清这些具有文学集团属性的期刊及乌力波集团对于新世纪词典体小说的推动、形塑及拓展作用：它对于非线性叙事的推崇、将语词从写作工具到写作对象的变革、小说艺术风貌的学术化转向。

第三章：亚词典体小说的四种类型。主要介绍亚词典体小说的四种类型即絮言体小说、重述体小说、新纪传体小说、人类学笔记，将这些特殊并部分拥有词典体小说属性的文本放入词典体小说的谱系与范畴当中去研究，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新现象新问题出发，力求发现新观点，并以此窥探新世纪文学文体形态的复杂性与新的可能性等；初步探讨了当代作家文体转向的得失问题。

第四章：词典体小说的两大转向。主要从词典体小说的“质疑”历史、超文本转向、民族志转向等特征入手，论述词典体小说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和人类学转向。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叙事结构、视角、意蕴的人类学转向，可看作“隐性”的人类学转向；二是从“常规”文本穿插田野笔记这一现象来探讨这种人类学转向的过渡状态；三是从跨文体写作的民族志转向论述“显性”的人类学转向。

第五章：有意味的形式。主要从形式美学的角度出发，论述作为文体的“词典”与小说之间的碰撞组合所可能产生的新的美学意义，读者作为文本生产者、参与者的作用，词典体小说的独特形式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等。词典的“大”与“实”和小说的“小”与“虚”之间的张力，是词典体小说文体意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文体的散文化倾向和文本内容的边缘书写具有同构性；读者的“展演”是词典体小说文本重构性和再创造性生成的深层原因。

第六章：文学史视野中的词典体小说。主要从文学史论的角度论述词典体小说在具体的叙事艺术方面所展现出的新风貌：人物的消失与故事的没落；词典体小说的命名规律，分析其利弊得失，以此初步探讨文体与文学接受、多媒体时代读者群的转移流动等问题。从文学接受和人类根本性情感需求的角度出发，重估“线性叙事”的价值，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

如果说前三章是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及类型分析等“外部”研究的话，那么第四、五两章便是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综合多种研究方法的小说叙事学研究，即文学的内部研究。第六章从史论的角度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

[1]参看田原《〈马桥词典〉纷争要览》,《天涯》1997年第3期。

[2]董启章：《安卓珍尼》，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1页。

[3]卡尔维诺：《未来千年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4]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5]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6]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7]如果将非线性阅读作为词典体小说的核心特征，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的《心灵史》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词典体小说倾向。张贤亮在1994年就出版了典型的词典体小说《我的菩提树》，该书完全采用日记加注释的结构形式，但由于《马桥词典》一直以来的巨大影响力，学术界大多以《马桥词典》作为词典体小说的典范和起点，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沿用这一说法。

[8][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268页。

[9][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10][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260页。

[11]陈思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