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价值

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并非新鲜事物，而是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只是不同发展阶段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之间融合关系显现的形态有所差异。当前，两者融合程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其顺应时代变迁、技术进步和业态更迭，更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边界。交通运输成为引导经济社会要素流动、相互渗透、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使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成为一个相互促进支撑更为紧密的有机整体，两者深度融合使关联领域、业态、环节等更为紧密互动、双向推动、动态调适，推动交通运输自身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深刻变革，对供需精准匹配与系统整体升级产生深远影响。顺应新的形势变化，推动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不仅是推进交通运输自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交通强国的客观要求，更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具有深度融合发展的条件和要求

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是二者均迈入较高发展阶段后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交通运输均发展到一个新的较高水平的历史阶段，加之国际环境形势特别是全球基础设施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对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见图1-2）。

1.我国迈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时代，运输派生需求深刻变化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即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朝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82万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年贸易总额近4万亿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6万亿人民币，均位居世界前列，相当规模种类的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升级进步，生产、生活、消费、交易方式等加快变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迫切。由此带来的交通运输需求随之发生深刻调整，在继续保持大体量运输需求规模的同时，多样性、异质性、实效性、个性化等运输需求迅速增长，特别是互联网等带动下的新业态新需求快速涌现，需要通过融合发展予以及时有效满足。此外，随着新时代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调整，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创新驱动、区域协调、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军民融合等战略实施，要求交通运输在基础设施能力、服务模式、服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适应更加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传统的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以相互依存为主要特征的融合关系，转向顺应经济社会深度变革的多层次、多模式、广范围的深度融合互动发展，为现代经济体系，特别是产业、城镇、开放、民生、生态、军民等领域，提供更适用的交通运输承载平台和营造全链条发展环境。

专栏1-7　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新需求新变化

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8.8%，交通是消费增长较快的主要领域之一。汽车保有量已由2000年的13辆/千人快速增加到2017年的156辆/千人，小汽车加快进入家庭极大改变了人们的出行理念和方式，拉动了假日消费。

2017年，全年民航旅客运输量达到5.5亿人次，同比增长13%，其中国际航线达5545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017年，通用航空企业数量、在册通用航空器架数、全年飞行小时分别同比增长14.1%、15%和9.5%，通用航空发展迅猛。

2017年，多式联运、无船承运、无车承运等货运组织形式快速发展，快递业务总量同比增长28%，国家铁路集装箱、商品汽车、散货快运量同比分别增长47.9%、58%和9.3%。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超17%。

2.我国交通运输率先步入现代化新征程，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形势紧迫

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优化网络布局的关键期、提质增效升级的转型期、建设交通强国的发力期，率先步入现代化发展新征程。经过多年大规模建设，特别是“十二五”时期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面貌大为改观，“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快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基本建成，高速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一，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基本成网，覆盖范围明显扩大，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共享交通、快递电商、物流众包等业态与模式创新和发展速度惊艳世界，打造交通强国的根基已经奠定。交通运输自身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增量价值的经济活动，成为带动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交通运输自身发展阶段变化以及新时代国家经济转型发展，要求交通运输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和产业化能力。通过融合发展，建设交通强国，为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新的路径和方式，精准对接、创新引领需求变化，优化服务供给，打开全面提升交通运输自身发展质量与效率效益的新空间。

3.全球基础设施进入新一轮代际更替新阶段，融合联动趋势显著

在全球探索经济增长新空间的过程中，受经济社会新需求和交通运输创新发展的双重推动，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在内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已步入新一轮代际更替新阶段，呈现国际联通化、网络化、智能化、跨界融合化等新特点。高速铁路、智能公路、超级港口、智能电网、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基础设施已成为各国角逐热点和现代化发展标志，对技术、产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为抓住领先世界经济社会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迫切要求我国在经济布局调整优化、产业升级、城镇发展、全面开放、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实施中，从融合加快发展和融合引领发展的视角，顺应规律趋势，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系统。

总体来看，尽管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程度在加深，两者在共生互促发展方面进步显著，但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和要求，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方面仍存在需求对接不精准、供给服务不配套、资源共享利用效率不高、牵引带动能力不足等不充分不平衡不协同问题，传统发展方式、运行模式、管控手段等已难以适应当前及未来发展需要。迫切需要转变理念，抓住战略机遇，系统推进两者向更高水平深度融合发展。

（二）当前推动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在许多领域都已步入融合发展，融合产生的效益也在逐步显现，影响不断扩大。顺应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形势深刻变化，推动二者深度融合，不仅对交通运输自身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更对牵引带动经济社会整体升级进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有利于提高交通运输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推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更好地保障社会民生，满足人们美好出行需要

（1）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是提高运输供给质量的基本路径

交通运输作为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行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纽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作为派生需求的运输需求日益多样复杂，对运输服务供给的总体要求，特别是供给弹性、灵活性和多样性方面要求进一步提高。这就需要进一步精准对接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人们出行消费、社会民生保障等需求，在保障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提高交通运输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高品质、快捷化、差异化、定制化的交通运输服务供给。

（2）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是推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的有效支撑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运行成本高、效率低、效益差等问题较为突出，其中运输和物流成本高是一个重要原因，既加重了制造业、商贸流通业等企业的负担，又制约了产业和企业转型，影响经济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尽管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率已由“十一五”末的18%下降至2017年的14%左右，但仍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印度的1.3倍、巴西和墨西哥的1.4倍左右，企业物流费用率为8.3%，比日本高3.5个百分点。这一方面与我国产业结构有关，但同时也与运输供需精准匹配度不足、运输供给效率水平不高等直接相关。推进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就是要准确对接制造业、商贸业等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高效匹配现代产业运行组织模式和人们生活方式，提供专业化、精细化、一体化、多样化的综合运输及物流服务，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链条、优化服务供给，激发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提升整体效率效益，有效降低成本。

（3）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是满足人们美好出行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畅捷出行、便捷运输、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是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发达地区还是偏远欠发达地区，人们对美好出行的向往都是一样的。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假日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出行频次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五一”“十一”“暑运”等假期客流最高峰已经超过春运，“十一假期”客流年均增速超过10%（见图1-3）。推动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准确、更加广泛地把握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日益提升、日趋多样的出行和货物运输需求，精准地予以供给保障，真正做到“行有所运、无忧畅行”。

2.有利于节约集约共享共用资源，盘活存量资产，提升增量价值，进一步带动技术与服务进步创新，提高交通运输及经济社会全要素利用水平

（1）精准对接需求，优化供给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水平及全要素利用效率

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快速发展，运输结构不断优化，运输资源配置效率和水平不断提高，由此带来全要素利用率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现代信息技术与运输技术、物流技术等集成创新，以及交通运输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共享利用水平，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提升增量价值。以智能交通为例，通过与交通视频监控、交通采集与诱导、交通信号控制、交通类平台、GPS与警用系统、出租车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客运枢纽信息化、智能公交、电子警察、电子停车、电子卡口等细分行业和领域深度融合，实现大数据分析层面上的交通智慧管控，大幅降低无效运输，提高运输效率。目前，我国利用互联网等技术，依托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每天服务全国45万用户、铁公水航23个交换场景和2300万条业务单据交换管理，向社会提供主要港口船舶和集装箱状态、全国300多万营运货车实时位置、全球船舶位置等信息数据查询服务，每天查询量达到29万次。

专栏1-8　创新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析指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有较大变化，2002～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为5%～6%；而2008～2013年，增长幅度下降到2%～3%。IMF预测，如果中国把正在试点的自贸区改革等推广到全国，对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年度贡献可达到0.8%；再全面推进和落实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制度改革，该生产率可再提高1.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十三五”期间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将达到5%～6%。

（2）助推共享经济发展，强化资源集约共享利用

交通运输是共享经济的先行领域和重要载体。网约车、共享单车、定制公交等共享经济理念下的共享交通发展，在带动共享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既培育形成新业态和供给新模式，又引导诱发新的消费增长。近年来，我国共享经济快速发展，2017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4.9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188%，参与共享人数超过7亿人，提供服务人数约7000万。共享单车仅用9个月时间便实现周活跃用户量超过850万人，网络预约出租车用户规模快速突破2亿人，在自身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动汽车、自行车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在科技进步驱动、产业跨界融合、模式深刻变化、空间不断拓展的趋势下，跨界合作、资源共享已成为交通运输以及经济社会融合联动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具有深远影响。

3.有利于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催生新业态，激发潜在需求，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提供交通支撑和承载平台

（1）加速传统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联动升级，推动制造业服务化

交通运输关联产业众多，对关联产业影响带动作用显著。一方面体现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建设直接带动钢铁、建材、机械、电子设备和能源工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并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体现在运输服务有效串接关联产业链条，如紧密衔接商贸流通、金融、信息、口岸等综合服务与业务，形成价值链延伸和增值（见图1-4）。例如，现代国际航运中心的金融服务增值部分，大都建立在传统航运业务基础之上。再一方面体现在交通技术装备研发制造应用，尤其是高速铁路、民用飞机、汽车、特大桥梁隧道等高技术设施装备，对于带动制造业等关联产业整体升级具有重要作用（见图1-5、图1-6）。精准匹配需求，主动深入推动交通运输与农业、制造业、商贸流通业等企业协同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能够极大延伸服务链条、拓展市场空间和服务领域，既有利于通过实体经济服务化运作模式创新，带来新利润源，又可依托供应链高效服务提高产品辐射范围与流转效率，提高产业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促进传统产业价值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2）催生新兴业态，激发潜在需求，为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提供交通承载平台

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互动渗透、协调联动，加速重构资源组织方式。以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实体与虚拟、线上与线下一体化高效组织，区域资源共享共用、畅捷流转、高效配置，市场新领域不断开辟，发展新动能进一步增强。近年来，围绕“交通运输+”的跨界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客运服务领域的滴滴出行、神州专车，货运物流领域的货拉拉、菜鸟联盟，租赁服务领域的摩拜单车、PP租车，导航服务领域的百度、高德，票务服务领域的携程、艺龙，停车领域的ETCP、PP停车等快速发展，通用航空、邮轮游艇、自驾车房车营地等蓬勃兴起。交通运输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引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见表1-1）。

4.有利于加速国际国内互联互通，高效组织配置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国际产业合作和国内产业梯度转移，拓展经济社会发展新空间

（1）支撑引领国土开发空间优化，促进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推动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可以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对国土空间开发的支撑引领作用，加速区域资源和人口流动，促进生产要素集聚与扩散，形成以经济开发区为代表的经济产业带、以大型集贸市场为代表的商品流通产业带、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县乡产业带及旅游资源开发产业带、以科技园区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带等各类产业带，推动国土空间优化开发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有助于培育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等区域经济发展新形态，形成以枢纽场站为核心的区域综合开发新模式。我国京沪高铁开通运营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突破4.5亿人次，有力促进了沿线经济产业发展（见图1-7）。

此外，加强交通运输与新型城镇化以及脱贫攻坚的协同联动发展，有助于形成交通运输服务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支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承接产业转移和特色产业发展。也有助于改善贫困地区和乡村等欠发达地区交通条件，强化交通与关联产业发展，提升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造血发展能力。

专栏1-9　日本新干线高铁通道经济带动效益

1964年，日本新干线建成以后，活跃了沿线的经济活动，促进了沿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带的形成。新干线从大阪延伸到九州后，冈山、广岛、大分乃至福冈、熊本等沿线地带工业布局迅速变化，汽车、机电、家用电器等加工产业和集成电路等尖端产业逐步取代传统的钢铁、石化产业。同时，新干线将京滨、中京、阪神、北九州四大工商业地带与静冈、冈山、广岛等新兴工业地带连接起来，形成沿太平洋伸展的“太平洋工业带”。

为谋求均衡开发，消除经济上的地区差异，日本于1970年制定了《全国新干线铁路扩建法》，并据此确定了总长约为6000km的新干线铁路建设基本计划。1982年东北新干线和上越新干线先后通车，形成伸向东北和日本海地区的高速铁路线。统计资料表明，1982年东北新干线开通后，沿线的企业及商业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其他地区，自开通以后沿线城市的企业增加了45%，人口增加30%，远超日本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增加为企业15%，人口10%），东北新干线产业带逐步形成。同时，新干线的建设，使原先集中于关东地区的产业活动向中部地区、近畿地区扩散，为日本经济均衡发展做出了贡献。

（2）支撑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积极拓展海外合作空间

未来我国将以“一带一路”为统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发展，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交通运输是密切与全球特别是周边国家合作的重要基础。依托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特别是跨境多式联运交通走廊，建设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立各种范畴、不同空间尺度的国际合作区域，促进国内国际要素资源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要求加强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特别是对外经济融合发展，围绕国际产能合作，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2018年，“中欧班列”共开行6300列，覆盖欧洲15个国家的49个城市，有力支撑了我国国际合作空间的拓展。我国的远洋船队目前已航行于世界10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港口之间，拥有国际海运航线100多条，将我国沿海港口与亚、非、欧、美及大洋洲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我国对外经济和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专栏1-10　“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走廊重点建设方向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一带一路”建设走向主要包括：

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是从中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是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二是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三是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

但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特别是通过融合所催生的新业态，对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消费需求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风险，特别是如共享单车、网约车等交通新业态快速扩张发展“虚火”过后，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冲击尤其值得反思和警醒。在没有筑牢“防火墙”、形成有效应对方案的情况下，这些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带来的风险将会由经济社会共同承担。为此，必须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在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发展的同时，避免交通领域创新带来的风险延伸至经济社会其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