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¹⁾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视角

王志林　刘金鹏⁽²⁾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批判杜林：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的意愿（愿望）

欧根·杜林⁽³⁾是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杜林第一次引起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是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的时候。当时，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们企图以沉默的方式来回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问世。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杜林于1867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第一卷》的书评，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进行歪曲性的评论。19世纪60年代，面对杜林这样一个无知、傲慢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指出了杜林的无知和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歪曲，但是，由于这个时候的杜林作为柏林大学的一位讲师还很年轻，加上杜林是第一个对于马克思《资本论》发表看法和评论的资产阶级作家，所以，马克思还是选择了理解和原谅的态度。

那么，到了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进行深刻、猛烈的批判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19世纪60年代，面对杜林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曲解和歪曲，马克思虽然对杜林表示了理解和原谅，但是，不能由此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杜林的不满和批判。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对杜林的无知和对《资本论》的曲解和歪曲进行了批判。

第二，19世纪70年代，杜林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和原谅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善意和改正，相反，杜林不仅继续坚持他的折衷主义的哲学、庸俗的经济学和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将他的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庸俗的经济学和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化。

第三，杜林在其著作中不仅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歪曲，而且，杜林还打着“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的旗号，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贩卖其折中主义的哲学、庸俗的经济学和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四，批判杜林也是为了清算德国理论界的乱像。19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及其工业化在德国的普遍展开，德国理论界在所谓“科学自由”的旗号之下，充斥着各种胡言乱语的“创造体系”，并企图以此来诋毁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杜林及其思想体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因此，为了彻底清算德国的这种理论乱像，批判杜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必然选择。

总之，正是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为了维护德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揭露杜林及其思想体系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进行批判和揭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为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恩格斯对杜林批判的创作使命

由上可见，对于杜林的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意愿，而且是为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恩格斯批判杜林及其思想体系是受命而为。

第一，恩格斯批判杜林，是受马克思之命而进行的。早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关注了杜林。虽然对于杜林的无知和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和谅解，但是，到了70年代，由于杜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丧心病狂的全面歪曲和恶毒攻击，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对杜林进行批评。

第二，恩格斯批判杜林，是受友人——李卜克内西——之托而进行的。面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在德国社会民主当中的巨大影响以及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严重破坏性影响，李卜克内西先后于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两次写信给恩格斯，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恶毒攻击进行有力反击，并借此清除杜林及其思想体系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人运动的严重的破坏性影响⁽⁴⁾。不仅如此，李卜克内西还于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两次拒绝阿·恩斯特和约·莫斯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吹捧杜林的文章，并将阿·恩斯特及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以供恩格斯批判之用。

第三，恩格斯批判杜林，是受当时杜林及其思想体系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人运动的破坏性影响这一情势之危而进行的。19世纪60年代，杜林正是借助于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书评，以及卑劣的手段和投机，加之马克思恩格斯宽容的态度，打着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家”的旗号，迅速地扩大了影响。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产生了颇大影响。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弗·威·弗利切成为杜林及其思想体系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即成为“杜林分子”。对于杜林的这一危害，1876年7月20日约·莫斯特《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从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证明，说明杜林及其思想体系对于工人运动特别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和危害⁽⁵⁾。

三、一部大写的“百科全书”：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之作

毋庸置疑的是《反杜林论》是恩格斯的力作，是恩格斯独立完成的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深深地影响着无产阶级解放。同样，也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马克思虽然没有具体直接地参与与杜林的论战，但是，自始至终参与了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整个过程。因此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无疑可以将《反杜林论》看作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共同之作。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如一地注视着杜林的新情况、新变化，并及时地将所知道的关于杜林的情况迅速地告诉恩格斯。例如，当马克思知道杜林与瓦盖纳之间的丑闻后，就立刻致信给恩格斯。1877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又将他所得知的关于拉甫罗夫对于恩格斯反对杜林的看法告诉恩格斯，同时又在信中用一种充满无赖的幽默说：“不要把这看作杜林式的手法——总是慷慨许愿，但是从不兑现。”^{(6) (7)}

第二，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如一保持着密切的与恩格斯交换对于杜林及其著作中的思想的看法和评价，并将自己对于杜林及其哲学的看法写信告诉恩格斯。例如，1868年1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杜林（他是柏林大学讲师）的文章颇为大方……。有些东西杜林显然不懂。最可笑的是，他把我跟施泰因相提并论，因为我是搞辩证法的，而施泰因则是通过以某些黑格尔范畴为外壳的死板的三分法，把各色各样的渣滓毫无意义地堆积起来。”⁽⁸⁾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曾以各种方式支持恩格斯的写作。

第三，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过程中，恩格斯也保持着与马克思的密切联系，并与马克思交换意见。例如，当恩格斯看到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歪曲时，就立刻写信给马克思，并将自己的看法告诉马克思。1876年5月24日在《致马克思》的书信中，恩格斯不仅将他收到威·李卜克内西的信⁽⁹⁾告诉马克思，而且，将他自己对杜林及其思想在德国工人党中危害的看法告诉了马克思，并表示要对杜林及其思想进行批判，马克思立刻给恩格斯回信，表示支持。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将对杜林的《哲学教程》一书的看法告诉了马克思。

第四，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亲自承担了《反杜林论》的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十节《（经济史）论述》的写作任务。在恩格斯批判杜林及其思想体系的时候，马克思不仅给予恩格斯极大的支持和关心，同时，马克思还亲自承担了对杜林在经济史上错误的批判。在《（经济史）论述》这一节中，马克思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于杜林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无知进行了批判。

第五，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过程中，恩格斯的思想和意见不仅得到了马克思的首肯和同意，而且，在恩格斯最后将批判杜林及其思想体系的系列论文，以《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书名集册出版时，将整部《反杜林论》手稿都读给马克思听过。

总之，笔者认为，我们不仅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将《反杜林论》看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之作。也就是说，从《反杜林论》创作的历史来看，“《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长期进行理论研究的产物，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它的诞生史有力地表明，任何制造两个人观点对立的企图都是徒劳的”⁽¹⁰⁾。

四、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第一次完整呈现

如上所述，我们不仅可以将恩格斯撰写的《反杜林论》看成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共同之作。而且，从《反杜林论》中反映出的思想内容来看，我们也完全可将《反杜林论》看成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共同之作。

第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任务——对杜林及其思想的全面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早在19世纪60年代因为杜林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评论而注意到了他，并对杜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资本论》中的思想的歪曲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理解和原谅。但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杜林及其思想体系对于工人运动的巨大影响和危害时，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进行清算。恩格斯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进行了摧毁性的打击，而且完成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的心愿，即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的批判⁽¹¹⁾。

第二，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思想体系的同时，还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杜林论》作为一部对于杜林及其思想体系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的力作，为了清除杜林及其思想体系对于工人运动的恶劣影响，恩格斯沿着杜林理论体系的逻辑思路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恩格斯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哲学篇中，针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恩格斯全面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同时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¹²⁾。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批判了杜林的本体论，也系统地阐发了唯物史观关于世界本体论的思想。

在政治经济学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¹³⁾也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恩格斯进而不仅对杜林的暴力理论进行了批判，而且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和思想。

在社会主义篇，恩格斯首先论述了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¹⁴⁾由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

第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沿着杜林及其思想体系和逻辑发展对杜林及其思想体系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的同时，还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正是伴随着恩格斯对于杜林及其思想体系的批判系列论文在《前进报》上的发表，一方面迅速地肃清了杜林及其思想体系对于德国工人党的恶劣影响，纠正和澄清了诸如一些工人运动家及其领袖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不仅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而且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运动中迅速传播，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真正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传播的新局面。

总之，《反杜林论》不仅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批判杜林及其思想体系的任务，而且在批判杜林及其思想体系的同时，第一次以“批判的方式”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原理和思想，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影响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传播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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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课题《恩格斯经济思想再研究》（课题编号：16BJL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2) 王志林，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刘金鹏，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1833年1月12日生于柏林，1921年9月21日逝于德国的偌瓦维斯。出身于一个普鲁士的官吏家庭。1853—1856年在柏林大学学法律，毕业后在柏林法院担任律师和见习法官。后因患眼疾退出司法界。1861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63—1877年任柏林大学历史、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私人讲师。杜林原先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宣布改信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和改革家自居。1867年在报刊上撰文对K．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抨击。其后，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和《哲学教程——严格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等主要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折衷主义的哲学、庸俗的经济学和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向马克思主义全面挑战，声称自己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领域都做出了全面的变革。为此，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系统批判了杜林的错误观点。

(4) 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你是否愿意写篇文章（严厉地）清算杜林？他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第二版中重复了他对马克思充满嫉妒的全部愚蠢谰言。我在圣诞节前曾听了此人的一次讲课：狂妄自大，咬牙切齿地忌妒马克思，无非是这类货色。他在我们许多人当中（特别是在柏林）影响很深，必须彻底收拾他。”1875年4月21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你必须下决心收拾杜林。”（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6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390．）

(5) 约·莫斯特在1876年7月20日《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完全从杜林的立场出发，为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进行了辩护。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

(7) 在这里，笔者之所以说马克思是无赖的幽默，是因为，这时的马克思时常被疾病困扰，以至于马克思无法长时间地正常工作。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通信中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有关马克思的传记作家的记叙和研究中来证实这一点。故此，笔者如此表述。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10．

(9) 威·李卜克内西于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保证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

(10)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料（第13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49．

(11)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一种认识，供学界的同仁们批判。我们在学界有一种观点，将《反杜林论》中的体系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归结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再加上受到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的影响，特别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归结为此，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不仅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宣传相背离，而且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相背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说，是沿着批判者的思路对批判者进行的批判。

(12)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13)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2-493．

(14)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