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非均衡理论构建
——对总体性的解读及其现实意义

徐可(1)

（江苏师范大学）

一、非均衡范式的检验标准：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与归纳

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催生了形形色色的非均衡流派。它们有的源自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内部的分歧，有的以其对立面而出现，虽自圆其说却没有统一的分析范式和方法，造成一系列的矛盾与混乱，甚至对“均衡”与“非均衡”的界限也达不成共识，出现了诸如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机械均衡与生物均衡、纳什均衡与合作博弈均衡等等不同理解和定义。同时，新的均衡概念诸如分离均衡（斯蒂格利茨）、非瓦尔拉均衡（贝纳西）、角点均衡（杨小凯）、演化均衡（霍奇逊）也纷纷涌现，而这些概念按照传统的标准又被视为“非均衡”的。萨缪尔森因此无奈地宣称：“均衡概念是经济学中最难以掌握的概念之一，均衡概念具有诡辩性。”

判别均衡与非均衡的界限并非易事。传统的标准只是以静态与动态、供求是否相等、市场是否出清等外在可观察的、现象层次的状态来界定；但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均衡的理想状态，总是存在许多偏离均衡的干扰和误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偏离”往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宽，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机制不断纳入理论当中，致使原来的“偏离”有了合理的解释。由此，理论的突破也采取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往复递进、循环上升的形式，构成了经济思想史中的深层脉络。这个过程类似于“进化论和分类学”的关系。从进化论的观点看，生物的分类标准总是不断变动的，固定标准总是被新的物种所打破，由此产生了“分类学”。而分类是一种主观认识和概念形成的过程，随着新物种的产生，原有的范畴、分类、概念和理论体系必定不断推陈出新。

均衡与非均衡的界定标准应该超越现象层次，在理论构造的方法上来划分两者的不同。从经济思想史中可以梳理出以下四项标准：

（1）状态与动因。马歇尔被奉为静态均衡的创始者，但他自己却在《经济学原理》中说：“本书特别注意近代的正常状态，表明本书的中心思想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但是，事实上，本书自始至终研究的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2)显然，马歇尔已经意识到非均衡标准划分的复杂性，主张用“动因”来取代“状态”作为两者的界限。

（2）外生性与内源性。均衡理论把各种非均衡现象视为外部因素对均衡的扰动所引起的偏离，因此把事物变化的原因看作是外源性的。而熊彼特说，“我深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深信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一种能源，正是这个东西本身使得将要达到的均衡遭到破坏。”(3)熊彼特因此而享有“彻底的”非均衡经济学家的声誉。

（3）收敛与发散。均衡理论认为各种偏离将会在均衡机制的作用下自行恢复到原有的均衡点，如同供求关系中的负反馈机制，因此事物运动的倾向是收敛有界的。而非均衡理论则认为事物运动过程中存在着相互激励的发散的正反馈机制。例如维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素”、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原理”等等都表达了一种无法收敛于某一均衡点的正反馈发散过程。

（4）共时性与历时性。均衡理论认为各种均衡的恢复过程都是可逆的，因此排除了分析中的时间与过程。而非均衡经济学倾向于在历史过程中找到事物变化的原因，因此是历时性的。

总之，均衡与非均衡不能借助实证标准来判定。从本质上讲，它们是出自不同的理论建构需要，是两种经济分析范式。非均衡的上述四项标准也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具有内在一致性，统一于一种“总体性”的理论构造之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就彰显了这种“总体性”，而这将是下文的论题。

二、非均衡思想的理论构造：马克思经济学的总体性特征

马克思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最终完成了其理论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赋予资本以社会关系的属性，把剩余价值不断回馈到扩大再生产系统的社会条件例如雇佣劳动制度、资本的剩余索取权等引入经济分析，以资本的逻辑来整合各种社会关系；这就得以在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寻求社会变迁的动因与机制。

——资本在自身本性的驱使和相互竞争的强制下，构成了为积累而积累的、加速度的、正反馈的社会机制。从此，资本扩张的力量不断打破均衡状态，成为社会经济变迁以及种种非均衡现象的动力之源，以至于西方经济学中零散的非均衡思想都可以统一在资本扩张的宏大框架下。

——资本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其逻辑的展开也是社会历史的过程。如同熊彼特所说的那样，“积累是正反合的展开过程，经历一种内在的进化。”(4)所谓“积累”就是资本的动力机制；“正反合”就是资本的逻辑环节；“进化”就是资本的演化过程；这“三位一体”地构成资本主义运动的总过程。马克思也因此被熊彼特称为“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人”。

这种理论构造具有一种“总体性”特征。“总体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运用，就是对社会变革力量的内源性求解、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辩证法的坚持（辩证法对总体性的意义在下文还要继续论及）。这三个方面也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性特征，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构造当中：首先是对现象层次即静态均衡思想的批判，得以深入到社会经济系统内部探寻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因。其次是视社会经济系统为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并且按照资本的逻辑来整合与统摄社会经济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以此作为社会经济变迁的发生机制。最后通过辩证的逻辑环节与历史过程的一致性展示，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与演化的总趋势。这种“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又是统一在一起的，标志着马克思总体性的最终形成。

三、非均衡理论的统一解释：资本扩张的三个维度

我们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构建方法，沿着资本扩张的逻辑线索，通过对一系列正反馈过程的揭示，能够对这三大理论做出统一的解释。同时这也体现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市场演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逻辑下的相互契合与内在一致性，从而印证了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特征。

（一）资本的技术维度：生产力理论与规模报酬递增

规模报酬递增是技术进步的同义语，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论盲区。而发展经济学将之归诸于人力资本、产业集聚、边干边学、技术创新等因素，各执一词却无法形成共识。如果顺延着资本扩张的逻辑线索，可以发现报酬递增产生于资本组织控制下的一系列累积作用形成的正反馈机制。这就不再指涉某一具体要素，而将之归诸一种机制；避免了盲人摸象的局限性而得到了总体性的解释。

马克思说“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方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5)可见，报酬递增以特定的生产规模为门槛，规模越大，劳动力之间、生产资料之间，以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越是容易产生累积作用，最终表现为报酬递增现象。

总之，在资本的组织控制下，生产要素的相互累积使得报酬递增产生于一种自发状态：“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6)报酬递增所导致的社会后果超乎所有个体的预期。从技术维度看，它如同资本扩张过程中的自然现象，是一种客观的、最具变革性的社会力量(7)，构成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最核心的内容。萨缪尔森因此由衷地承认：“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了这一点。”(8)

（二）资本的市场维度：市场演化与总供求的正反馈

凯恩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是以“非均衡”的革命面目出现的；其主旨在于揭示“总需求决定总供给”。而在巨额赤字、经济乏力等“凯恩斯政治遗产”上诞生的供给学派则强调了“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9)两者看似针锋相对、各执一端；而从马克思总体性的角度来看，实则构成了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相互激励的正反馈过程，统一在规模不断扩展的市场演化历史中。

“总需求—总供给”正反馈的另一古典表达形式是“分工—交换”的相互激励的关系，两者都对“总供给恒等于总需求”信条的颠覆。古典经济学家包括斯密、杨格与当代的斯蒂格勒对此都不乏论述。而马克思的独创之处在于，他以破除封建的人与土地固定关系的“可变分工”的雇佣劳动制度为社会条件，如此方能使得资本获得剩余索取权，方能开启分工与交换之间的一系列正反馈过程，导致市场的急剧扩张与演化。

马克思认为市场的历史与语言、货币的形成一样，呈现一种“自然的扩展秩序”。《资本论》的开篇就用很大的篇幅描述了货币从“偶然的交换”到“扩大的交换”，直至“一般的交换”的漫长演化过程。货币的广泛使用通约了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之可用于“资本主义算计”，为资本扩张做了工具与理性上的准备。更重要的是，由于货币的普遍使用，市场成为人们普遍交往方式，促使人们从“机械分工”转向“有机分工”，从“口袋里马铃薯”的简单构成关系转向了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只有如此，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因素才能够相互作用和累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各种奇迹才得以涌现出来。

资本所到之处一方面消解了原有的传统结构，另一方面又按照市场关系重构了新的社会结构：即以“货币资本”来消解“等级资本”，以“契约权力”来取代“科层权力”，以匿名的“市场关系”来重构血缘身份的“社会关系”使得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资本的历史维度：历史唯物主义与路径依赖

伴随着报酬递增现象与市场的扩展，资本不断借助“技术”与“市场”的力量来壮大自己，终于能够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带来冲击并使之急剧变迁；而这些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与新的生产力以及组织形式相互适应，构成第二级的正反馈。层层正反馈之间的相互累积作用凝聚为更为宏大的正反馈系统，释放更大的社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这一过程的宏大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博大精深，本文特别关注的是其中所包含的“路径依赖”原理，这是一种历史过程中的累积作用。马克思说：“生产力是以往活动的产物，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既得力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历史中的联系。”(10)这种历史的联系构成了单向度的、递增的、自我增强的发展路径，保障了生产力的单调递增式的不断积累和扩大。这是因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去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一段著名的论述被广泛引用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其中对路径依赖原理的揭示也是清晰可见的。

路径依赖理论类似于物理学的“惯性”，经济主体一旦选择进入某一路径就对之产生了依赖性，并在既定方向和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意味着事物发展的单向度不可逆性，或者说“均衡”的不可恢复性，因此具有了非均衡的性质。诺思把技术领域中报酬递增的讨论引进到制度变迁之中，最先使用了“路径依赖”的术语并将之理解为累积的“自我加强的机制”。而马克思看到了人们为了既得的物质利益将不惜改变生产关系与社会的形式，而这种改造过的关系与形式反过来又保障了物质生产力的持续增强与不断进步，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层面上的“自我加强机制”。

四、本文的启示与现实意义

本文针对性地回应了美国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观点：“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在无论怎样不完善的程度上是同他的社会哲学的其余部分分开的。”(11)他进而试图构造出马克思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方程组并求解得出均衡点，认为“这个体系显而易见是一个无矛盾的或全部均衡的体系”，从而调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争论，认为两者“决不会产生重大矛盾”。布朗芬布伦纳的观点非常流行，我国也有不少学者热衷于构造“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

一般均衡是由诸多局部均衡所构成的，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一般均衡理论构造的前提是将之分割为各个部门经济，这必然是牺牲马克思经济学的总体性为代价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困境正是在于“总体性”的缺失。正如科尔内在三十年前说：“经济系统理论处于零散分割的状况。如果每一流派都清醒地意识到其他流派的存在将是很好的事情。然而更常见的是它们之间竟完全忽视了对方的存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几乎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发展的。用数学公式表述的经济学和用文字表述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瓦尔拉学派和行为学派，计量经济学和数理规划之间同样如此。在经济学的多维空间上，各学科之间这种相互分割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但全面综合的时机正在成熟。”(12)

总体性还要求更多地吸纳、融合其他流派不同的理论，因为马克思的总体性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整合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方法论优势，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这对于“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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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可，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教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士后。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0页。

(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9页。

(5)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页。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0页。

(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0页。

(9)　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10)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页。

(11)　布朗芬布伦纳：《现代人理解（资本论）》，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页。

(12)　科尔内：《反均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