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

四月天的一个早晨，我们走在哈瓦那的旧城老街上。初升的太阳照亮了东西朝向的窄窄小路，而南北朝向的街道，却被楼房挡住了阳光，我依然沉浸在长夜初醒的惬意中，轻轻地伸了个懒腰，努力回想着那个夜里做过醒来又忘了一半的梦。据说，古巴的早晨，即使在夏季最热的天，也会凉爽宜人。

我们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看到一个热爱行为艺术的流浪汉，唇间叼着雪茄，手里提溜着一把大提琴，徘徊在一幢粉红色的殖民风格建筑附近。当我走到街道对面，转身想拍一张动态艺术和静态建筑结合的照片时，女儿突然发现，这不就是海明威的“两个世界”嘛！

我们立即决定先去两个世界。每逢这样的时刻，语言便成为多余的东西，只需目光相触的一瞬，我们便可完成心灵的默契。这个年已90岁的老饭店，一部罐笼式铁栅格老电梯每天上上下下，大多装的是来看海明威的人。你根本无须开口，电梯先生便会摁下五楼的按钮。五楼的511房间，如今已辟为海明威博物馆。

因为时间尚早，电梯就临时成了我们俩的专用电梯了。我们走上铺着地毯的五楼走廊，在昏暗的光线中开始寻找海明威的房间。1928年，海明威第一次踏上古巴的土地，第一次住在这个每晚只收两美元的旅馆里。1933年4月8日，海明威在致友人珍妮特·简宁特·弗兰纳的一封信中说：“城里有一个能眺望整个码头的不错的旅馆，叫‘两个世界’，又好又干净的房间，一天才两美元。”据说，在1932到1939年期间，海明威每次来古巴，都住在“两个世界”旅馆中的511房间。

我正在脑海里温习功课之际，听见身后的一扇门开了，走出一个优雅的女人。她的微笑也很优雅，带着几分严肃和拘谨。她问我们是否知道参观需要收费，我们回答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刻在小铜牌上的收费标准：每人2 CUC。2 CUC相当于2美元的兑换率，使用方法相当于中国1980年发行、1995年终止使用的外汇券。

我们买了参观券，女人打开511房间的门，开始为我们讲解。这个女人40岁左右，五官清秀，皮肤白皙，身材玲珑，像是东欧人的血统。如今的古巴，已经没有印第安人，只有白人和黑人构成的两个世界。

别看古巴女排清一色的黑人美女，就认为古巴都是黑人，其实古巴是拉丁美洲唯一的白人国家。

511房间就像任何旅馆的任何房间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是多了一部老式打字机和几支铅笔。据介绍，海明威习惯用铅笔写初稿，在打字机上誊写修改终稿。在这个房间里，海明威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的写作过程。

1939年，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这部作品描写了国际纵队志愿队员罗伯特·乔丹，为配合游击队的一次炸桥行动而英勇牺牲的感人故事。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海明威已经逐步从战后的孤独、迷惘与悲伤的情绪中走了出来，重新找回了尊严和勇气，塑造出自己的硬汉风格和英雄主义精神。

这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优雅的古巴女人，每天要接待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海粉”。当我们得知她通晓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时，便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她却平平淡淡地微微一笑，说是工作需要。她的敬业，她的谦虚，像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博物馆工作人员。

她讲解完毕之后，说我们可以自己随便看看，有问题可以随时问她。我们问是否可以拍照，她说没有问题。自由古巴万岁！这时，进来两个俄罗斯姑娘，高高大大的身材，各自背了一个包包。于是，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容纳了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印记的五个同志。世界真小啊。前苏联已经解体，中国有了自己的特色，古巴这个拉丁美洲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五彩的蝶蛹中躁动不安……

古巴女人操着俄语对两个俄罗斯姑娘介绍海明威。我悄悄地观察她，觉得这个女人很有定性，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与外面的古巴女人相比，少了许多热烈与风情。同为古巴女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我相信，如同世界每个角落的女人一样，每个古巴女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区别只在有人愿意讲出来，有人想一辈子埋在心里。一个通晓五国语言的优秀女人，每月也就30美元的工资。一个御医级别的古巴医生，每月也就挣40美元。但古巴人并不觉得委屈，他们会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每月才拿55美元啊”。到目前为止，古巴在制度上还是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形成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旅馆的511房间，有一个可以看风景的阳台。海明威这样描述道：“从哈瓦那的两个世界旅馆东北角的房间往外看，北面是古老的大教堂、港湾的入口、大海，东面是卡萨布兰卡半岛、所有排列其间的屋顶、宽广的港湾。如果你睡觉时脚朝东，这将违反这里某些宗教的信条。太阳从卡萨布兰卡半岛升起，爬上你敞开的窗户，笔直照到你脸上。不管你昨夜身在何处，现在也一定会醒来。”

我看着511房间里的那张床，想象着像今天一样初升的太阳，爬上敞开的窗户，金灿灿地照在海明威的脸上。接着，我仿佛听见铅笔尖划过纸张的声响，不朽的文字诞生了。

海明威是个勤奋的作家，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作，而且是金鸡独立式站着写作。他说：“我站着写，而且是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房间的书橱里摆放着海明威的著作。那两个俄罗斯女孩透过书橱玻璃，目光聚焦在书本上，献上来自远东的敬意。一个美国作家，两个前苏联女孩，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公民，曾生活在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书籍封面照片上的海明威，与俄罗斯女孩隔着玻璃彼此相望。冷冰冰的玻璃，被热切的眼神温暖着、融化着……

我们与古巴女人和俄罗斯女孩说声再见，便离开了511房间。

再见，511房间，再见，海明威先生。

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段文字，有个“海粉”在巴黎街头遇见海明威，便激动地脱口喊道：大师！（Maestro!）海明威回首作答：再见，朋友！（Adios, amigo!）大千世界，滚滚红尘，相遇者都是朋友，这个世界何其美好！我们乘坐老电梯下楼，也对电梯先生说了声：Adios, amigo！

两个世界旅馆大厅一角的墙壁上，挂满了海明威的照片，我们称之为海明威角。其中一幅大照片上的海明威，一贯的硬汉形象，头发白了，胡须白了，皮肤皱了，唯独不老的是眼神，是“桑提亚哥”精神：人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会被打败。（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海明威在两个世界这家旅馆断断续续住过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平静安宁的岁月。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留下了身心创伤，疗伤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于是，哈瓦那的两个世界这个闹中取静的街角旅馆，成了他进行自我修复与完成心灵救赎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再次打破了海明威宁静的写作生活。于是，这位战地记者再次奔赴前线，获得一枚铜质奖章。海明威是作家，是战士，是英雄。

我们坐在旅馆大厅的旧沙发上休息，静享着殖民风情里华丽的忧伤。黑色的落地百叶窗，过滤了白日里的些许光线，营造出若明若暗的舒适气氛。钢琴盖上乌黑晶亮的光泽，绿色植物水油油的茎叶，张望着门外的街道和路人。旅馆的门敞开着，门外的社会主义世界，与门内海明威初见时的殖民主义世界，和平共存，互不相扰，这也是一种和谐。海明威不是古巴人，却是响当当的哈瓦那男人。一个美国作家，能与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并列为哈瓦那的三个男人，实在是一个传奇。

卡斯特罗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古巴，是美国人或欧洲人寻梦的地方。那些破败的精美建筑，50年代以前的老爷车，海边防波堤上吉他手演唱的老歌，都是欧美人寻找的怀旧情结。中国人来寻找的是什么？是凭票供应日常用品的杂货店，还是跑在大街上的宇通大巴？

古巴的特别，哈瓦那的风情，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因此，无论你来自哪里，都会觉得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人类是特别好奇的动物，在一个世界待久了，总想看看另外一个世界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