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清谈”“雅集”到“沙龙”的转变

沙龙是一个外来词，在它作为一个新名词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文人交游的说法有“清谈”“雅集”“茶会”等。而自晚清“沙龙”一词进入中国，文人交往在方式、内涵及功用上，都发生了改变，不仅参与沙龙的主体由传统文人转向现代知识分子，“沙龙”概念本身，也具备了一种现代意识，并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林纾1917年在《论古文之不宜废》中曾表达对滥用新名词的忧虑，可以说林纾的这一忧虑颇具长远眼光。他说：“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亟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之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91]Salon作为新名词进入中国文化人的视野，也是处于“西学涌入”的大背景之下。“学不新而唯词之新”。究竟沙龙与中国传统的“清谈”“雅集”之间的关系是否也是这样，仅仅是“词之新”？这里，我们需要辨析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人所热衷的公共交往方式：“清谈”“雅集”和“沙龙”的区别。

“清谈”一词在史书、诗文中出现较早。“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后汉书》卷五八《臧洪传》），“清谈同日夕，情盼叙忧勤”（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座有清谈之客，门交好事之车”（《魏书》卷六五《李谐传》）。这些史籍中的“清谈”，虽然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有“高谈阔论”之意。后来，“清谈”逐渐专指士大夫之间的言语辩论活动。唐翼明先生曾对“魏晋清谈”做出定义：“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所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92]清谈虽盛于魏晋，然而不限于魏晋，总览全局，不妨借用唐先生的定义，把“清谈”定义为“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所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至于“清谈”的起因，学界将其归因为汉末的“清议”。陈寅恪先生认为：“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催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93]《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文人清谈的案例。这些清谈，学界一般将其分为“正始清谈”“竹林清谈”“西晋清谈”“东晋清谈”几个阶段，这也是清谈最为盛行的时期。[94]正始清谈以何晏、王弼两位玄学家为中心，《世说新语·文学》（六）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此时期所谈大抵为儒家和道家经典。“竹林清谈”指的是嵇康、阮籍、王戎、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几位名士的交游。西晋统一之后，清谈再度兴起。《世说新语·言语二三》刊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95]由此处可知，西晋清谈开始涉猎史书。到了东晋时期，清谈的学术性开始减弱，“藉卉饮宴”成为比较普遍的新形式，严肃的理论探讨开始转向轻松的休闲娱乐。《世说新语·言语三一》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辙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96]至此，“清谈”开始向“雅集”方向转变。

“雅集”一词较“清谈”出现为晚，据已有研究，大约在北宋以后，“雅集”逐渐取代“清谈”成为文士聚会谈论的代称。“雅集”和“清谈”有重合之处，又有不同，“清谈”更多强调聚会之时的言语辩论，而“雅集”则形式多样，士人可以饮酒，可以赋诗，可以辩论，亦可赏景，较之“清谈”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了许多拓展。魏晋清谈以儒家和道家经典为主要话题，而到了雅集时期，则主要以诗画为题了。士风的改变可见一斑。

文人集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正是宴饮雅集的场景。西汉以后，曾一度出现过宫廷君主与文学侍臣的文学集会，西汉梁孝王与枚乘、司马相如等常相唱和，到了建安时期，曹氏父子常于邺下都城招待文人宾客。此乃君主与侍臣的雅集，因为等级之故，难免不得尽兴。到了西晋时期，一些朝廷重臣或贵戚开始在私家宅院举办文会，其中石崇的金谷园最为知名。在此金谷园内，陆机、陆云、刘琨、潘岳等才子文人常相聚会，这就是闻名后世的“金谷雅集”。《晋书·刘琨传》载刘琨“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这批文士“昼夜游宴，屡迁其座，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97]。可见，当时文人宴游乃一时风尚。

随后东晋王羲之笔下的“兰亭雅集”更为著名。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及其隐居时期，常与朋友在兰亭集会，而以永和九年的雅集最为知名，对于这次雅集，王羲之有很详细的记载：“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契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端，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98]与金谷园的“琴瑟笙筑”“丝竹管弦”相比，兰亭集显得更纯粹些，注重精神上的交流。中国历代文人画中不乏表现文人宴会、品茗、吟诗、游览的题材。其中，兰亭修契便是最常见的一个素材。

隋唐时期文人雅集也很盛行。自帝王至臣子，均有文集之风。隋炀帝杨广曾在晋王府广召文人雅集。《旧唐书·杨师道传》载：“（杨）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唐代雅集更为常见，李白等有春夜宴桃李园的集会，“序天伦之乐事”。到了北宋时期，以苏东坡为核心的元祐文人圈更是将雅集这一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出现了“西园雅集”这样一个盛大的文士集会。据米芾《西园雅集图记》描述，这次雅集参加者共有：王诜、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僧圆通、道士陈碧虚共十六位名士参加，可谓“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到了清代，中国士人之间的交往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雅集传统，每逢佳节良辰或是著名诗人（比如苏东坡、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诞辰，往往借以举行雅集活动。

晚清以降，欧美茶会之风开始传入中国，时人的雅集开始浸染上欧西色彩。南社前身“神交社”初创时，特意撰文《神交社雅集小启》。在此文中，陈去病呼吁：“夫当此俗敝风颓之日，正吾侪论交讲学之年。何况秋令方新，长日如岁，雷雨既过，薰琴乍调。竹林清谈，世何让乎嵇、阮；德星夜聚，今不异乎太丘。际吴会之名区，结海天之胜侣，论文道故，一朝而集。虽乏曲水流觞之雅，庶追江湖惊隐之风。”[99]期待本社“雅集”不让“竹林清谈”的风采，承继传统的主旨不言而喻。有意味的是，在同一天的《神舟日报》，陈去病还写了一篇《神交社例言》，对“神交社”作了如下定位：“本社性质，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故开会仪式暨其他经费，悉有发起人等担任；来宾到会，但签名而已，毋庸纳金。”[100]此处的“欧美茶会”即“沙龙”。在这里，对欧美茶会的模仿限于体式上的“毋庸纳金”。可以看出，神交社的发起已经具备了从“清谈”“雅集”向“沙龙”过渡的性质。

雅集到了民国，仍然存在。在北京，比较著名的有1913年4月9日梁启超召集的万牲园修禊。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梁启超详细介绍了此会情况：“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兴，召集一时名士于万牲园修禊赋诗，到者四十余人（有一老画师为我绘图），老宿咸集矣。”[101]在此信中，梁启超将此雅集称为“兰亭以后，此为第一佳话矣”，显然是夸大之语。在上海，有晚清遗老创办的超社雅集，超社成立于1912年，主要主事者为沈增植，参加者有陈三立、周树模等人，每月一聚，饮酒赋诗，相互唱和。此外，成立于1913年的淞社也常举办雅集，1913年4月9日，淞社同人修契徐园。此为当年沪上规模最大的旧诗社。淞社成员比较复杂，寓居沪上的晚清遗老较多，此外也有新式报人和编辑。[10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沙龙”成为新文化及新文学中的热门词汇，沙龙交游也成为知识界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上节所述。然而，在新文人热衷沙龙的同时，习旧文学者对雅集的兴趣亦未曾稍减，几为并行不悖。在南京，国学氛围浓厚的几所大学，雅集之风尤为浓郁，计有梅社、潜社、上巳诗社、如社及扫叶楼登高雅集等活动。梅社成员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几位女学生，有尉素秋、沈祖棻、王嘉懿等，常集会填词，沈祖棻在《忆旧游》一词中，回忆当年梅社雅集情形：“记梅花结社，红叶题词，商略清游。蔓草台城路，趁晨曦踏露，曲径寻幽。”[103]潜社的发起和活动是以吴梅为核心的，主要成员是吴梅的学生。吴梅在日记中记载：“潜社者，余自甲子、乙丑（1924、1925年）间偕东南大学诸生结社习词也。月二集，集必在多丽舫，舫泊秦淮，集时各赋一词，词毕即畅饮，然后散，至丁卯春，此社不废，刊有《潜社》一集，亦有可观处。”[104]潜社活动自1924年断断续续一直坚持到1937年。[105]

除了北京、上海、南京，全国其他城市的雅集也不在少数。到了1936年，在天津依然有大规模的文人聚会活动。《益世报》1936年9月26日载：

复兴水西庄文物槐厂落成

西院槐厂，昨始建成，其工料系由邑绅严智开宅捐助，巍峨壮观，兹悉阖津名士，定于本年重阳节（下月二十三日）正午，在水西庄槐厂雅集。[106]

雅集当天，《大公报》也著文详细报道了此事，文中提到此雅集活动有饮酒赋诗和赏菊等。以上各类雅集虽然地处不同城市，人员也迥异，然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却几乎一样，雅集之际，宾客往往咏诗赋词，正可谓“不有佳咏，何伸雅怀？”这与同时代的沙龙活动差距很大。沙龙知识分子固然也曾讨论旧诗词，然而旧诗词只是沙龙活动之冰山一角，远非话题的中心。在内容上，沙龙更为多样，不仅涉及诗文创作，还涉及杂志的编辑、出版、经营以及政治观点的讨论等，此外，更有最新的翻译事业的话题。与雅集中人们以旧诗纪事不同，沙龙知识分子更多采用散文、影射小说等文体形式来记录频繁的文坛交游。

沙龙和雅集在抗战之前是齐头并进的。热衷雅集者传习传统，有意味的是，热衷沙龙的知识分子在介绍各自创办的沙龙的时候，却大多引介西方的文化资源而对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生活不做回溯。这和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全盘反传统主义的盛行和全盘西化的观点有关。当“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也不止为用”之后，中国的文化人便把复兴民族文化的希望寄托于西方，沙龙在此只是象征西方文明的一角而已。然而这一角便是瞭望的灯塔，借之可窥见许多遥远而深邃之物。——二三十年代的沙龙是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文化、文明借鉴学习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