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研究产业组织的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这里从全球化的含义、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等不同角度为本书研究建立基本的事实背景。正所谓经济学乃致用之学，能够解释现实并预测未来发展规律或趋势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理论”。

1.全球化的含义

从经济史角度考虑，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初宣告结束，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时代的一个后续事件，但并不是其必然结果。自1973年以来，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产出及实际工资的增长都大幅度下降，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然而，如果缓慢增长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征，那么，另一个特征就是经济活动更加国际化。[3]

按照华盛顿Cato研究所的布林克·林德塞（Brink Lindsey）在《反抗旧势力》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所谓全球化包含三个层面的相互关联的含义：首先是市场活动跨越政治边界，一体化程度加深的经济现象（不管是政治上还是技术上的原因所致）；其次是特定的政治现象，政府对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设置的限制减少；第三是更广泛的政治现象，国际和国内的政策越来越表现出市场导向的特点。第一层含义的全球化主要是由第二层含义的全球化带来的，而第二层全球化又主要来自第三层全球化的推动。[4]

全球化还具有其非经济方面的含义，波士顿大学的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指出了四个方面的文化全球化，即商业价值观的普及、知识价值观的影响、大众商业文化以及宗教运动的扩张（特别是据称在全球拥有2.5亿信众的福音会基督教派）。[5]诚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包含社会、心理、道德等，它们深深地影响了今日经济全球化的各个方面，但本书主要研究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主要是技术经济）层面，更进一步，特别是研究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导论部分有一个更开阔的视角，也是有益的，它们为下面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和注脚。

2.经济全球化的程度

首先，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席卷全球，“市场社会”范围不断扩大。苏联解体后，重新建立了俄罗斯和15个小的独立国家，然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事实是1990—1999年俄罗斯经济大幅跌落（年均GDP达到6.1%的负增长[6]），失业率剧升（2004年俄罗斯的失业率仍高达7.8%[7]），通货膨胀严重（2004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0.9%[8]）。但是，改革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且开始显现成果，2000—2004年俄罗斯GDP年均增长6%。[9]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并在此间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此外，在巴西、墨西哥及印度等国，也显示了“市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50年全球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为7%，而到2006年该比重已达到22.3%[10]，增加了2倍多。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GDP的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跨国并购的影响。到2002年，全世界有63000多家公司、超过850000个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在国外经营业务；这些外国子公司的雇员人数超过5300万人，估计销售额达170多亿美元，超过了世界出口总额，是10年前销售额的3倍。[11]

第三个方面是国际金融的爆炸性增长。21世纪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量超过2万亿美元，甚至超过一年的世界贸易额，外汇买卖量是20年前的10倍。[12]根据《OECD国际资本市场统计1950—1995》的数据，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在1988年为3694亿美元，1995年达到8322亿美元。世界上市公司已经接近5万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自2000年后就已超过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2007年股票交易额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87.4%，股票交易周转率为157.2%。[13]

3.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影响方向与程度不一，某些国家可能得利更多，同一个国家可能短期获利而长期受损或正好相反。这里只对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分别列举几个主要的方面，但远非全面。

正面影响：

首先是全球意识的兴起。[14]将世界视为整体的全球意识的发展有很长的历史，其间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其一是蒙古在13世纪对于大部分欧亚大陆的征服，这是人口最多、文化和技术最发达、面积也最大的陆地。其二是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全球化意识从欧亚大陆扩散到全世界。自此以后，以前彼此孤立的人们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开始重新认识自身和作为整体的全球。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以贸易、技术、生产、投资等全方位的方式将全球连为一体，带来了全球意识的最高值，这从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人数基本相当能明显地看到。

其次，市场的扩大为专业化经济发展创造了最佳条件。在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中，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这被称为“斯密定理”（Adam Smith，1776）。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运输成本持续降低，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今天的船运成本不到1950年的一半；由于大规模光缆投资和互联网扩张，通讯成本依照“摩尔法则”每18个月降低50%。生产全球化将生产过程拆分为多个部分，然后在不同的国家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完成各部分活动。全球产业链已经形成，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使得专业化经济的发展明显提速。本书将在第2章中进一步深入探讨专业化经济的影响。

负面影响：

首先，某些国家将面临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外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的过程中，资本流动性剧增，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甚至部分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可能面临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外债。

其次，全球协调日趋重要，但协调的难度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通过外资进入、跨国并购和对外贸易等方式对一国经济构成挑战，也存在资本合作、技术模仿和制度学习等多种机遇。放任单边行为，将可能造成“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即本国利益的部分获得以他国利益受损为代价，比如各类保护性贸易政策可能盛行。为了更好地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多种机遇，消除单边政策的不利影响，此时全球协调就十分必要。与此同时，各国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增多，使得全球协调的难度越来越大。此外，从企业层面看，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合作性竞争已经成为新时期企业必须遵循的竞争规则。本书将在第5章中拓展该项专题研究。

最后，国家主权可能被部分地削弱。一方面，随着国际市场变得与国内市场同样甚至更加重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跨国界经营。企业将追求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利益最大化，其自身的利益不再与任何国家的利益相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协调需要相应的国际治理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为了全球协调的需要，部分国家主权将被削弱。如在欧洲，1997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建了欧洲中央银行，为11个欧洲国家管理货币政策。此外，由于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拥有巨大权力，特定国家的主权被严格限制了。

1.1.2　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组织及其发展趋势，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组织进行理论剖析，并且深入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产业竞争状况、规模结构的调整变化情况，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具有借鉴意义和针对性的产业结构转型对策与产业组织政策。其主要意义和价值为：

一是有助于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组织理论，寻求各国产业组织调整变化的规律和趋势，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产业组织理论是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以及规模经济与效率的关系和矛盾进行考察研究，目的是探讨这种产业组织状况及其演变对产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为维持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运行效率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然而，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框架以一国国内市场的分析为基础，基本前提和假设是市场范围与企业竞争范围不变。在生产国际化、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及全球统一市场逐步形成的时代变局中，市场范围成为影响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的一个重要变量，原有的产业组织理论愈显其局限性。因此，进一步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组织理论，寻求各国产业组织调整变化的规律和趋势，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二是有助于深入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产业竞争状况、规模结构的调整变化情况，正确把握产业组织及其发展新趋势，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60%。[15]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以及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危机过后调整期的背景下，深入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竞争、结构、绩效的调整变化情况，正确把握产业组织及其发展新趋势，顺势对中国产业组织及相关对策进行调整变革，有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三是有助于向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与建议，对于更好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更加剧烈的竞争，具有积极的对策价值。当前全球经济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期。中国正面临着一个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此时正确地把握产业组织及其发展新趋势，制定有针对性的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对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对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迫切性和关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