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回顾

以下简单回顾与本书关心主题有关的几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思想史、社会史与家族史，以及赋役制度史的研究。

思想史著作一般偏重在个人人物或群体的研究，以及思潮的展开与影响，如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就是这类取径，全书以个别人物分章分卷，讨论这些人物的时代角色^[2]。侯外庐其实已注意到明代中晚期许多有关个性解放、个人意识觉醒的言论与思潮，岛田虔次则从“近代性”的视角，把左派王学的流行视为近代性发展的高峰，惜在明末遭遇挫折，但其过度偏重左派王学的主张曾受到山下龙二的挑战与质疑^[3]。沟口雄三从晚明东林学派的研究出发，认为近代性并未在明末绝迹，反而是很曲折地展开了^[4]。西方学者Theodore de Bary自造humanitarianism一词说明在明中晚期的王学思潮中曾发展出类似西方humanism的人文精神。在此研究倾向与脉络下，左派王学的言论思想及其讲学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平民性、社会性，最受现代学者注意，相关研究成果也最丰硕。左派王学的几位指标性人物，如布衣颜钧及其弟子何心隐两人都有不少社会讲学与教化活动的事迹流传，二人文集的点校出版，提供现代学者许多关于二人生平与思想的宝贵资料^[5]，又如罗汝芳虽是进士出身，但其学术教化活动的社会性与平民性并不亚于颜、何二人，程玉瑛的《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近溪）诗文事迹编年》对此颇有涉及^[6]。相对的，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一书则是少数针对学术社群的活动所作的研究，研究对象扩及左派以外的其他学派，主要集中讨论王学学术社群的讲学活动，人际交往的关系网络，以及不同地域学术发展的异同。^[7]

余英时早期曾作如《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等文说明宋、明两代学术的异同与流变^[8]，而其新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则重新思考宋代理学家的政治角色，指出宋代理学家并不仅在思想上有其创发，同时也希望在政治领域上得君行道，实现其经世济民的抱负。但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此一理想不易再得到落实实行的可能，于是理学家逐渐转向地方社会，从事“化乡”的工作。在《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一文，余英时指出明中期王学兴起以后，更全面、更彻底地将此一得君行道的理想转向对社会大众的觉民行道，寻求在乡野闾里间的经世济民^[9]。若跟宋、元、明初相较，明中晚期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所异，理学家对其在政治、社会角色的自我期许上也作了很大幅度的挪移。此一文化风貌的转变是十分惊人而不应被忽略的。^[10]

地方精英与地方家族一直是社会史研究中备受重视并讨论十分深入的两个主题。Robert Hymes以江西抚州的案例证明南宋以后精英士大夫的角色有从professional elite向local elite变动的趋势。^[11]Timothy Brook则认为明中期以后有gentry society的形成。^[12]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一书则集结相关课题的单篇研究^[13]，Mary Backus Rankin在此书序言中指出若不单从功名身份，而从乡里领袖的角度来看local elite，将可发现地方精英更复杂多元的面相。

Mary Backus Rankin的这个提法很值得注意。过去张仲礼与何柄棣二人为了何谓地方精英，而在如何定义诸生，以及贡生是否算是士绅等问题上争论未休，日本学者和田正广从法制史的角度析出“绅”的广、狭两义，狭义的绅是指有任官经验者，广义的绅则涵盖较广，从有任官经验者到生员都算是绅^[14]。然而，从功名身份或从制度史的角度讨论elite的定义固然重要，却不免忽略了所谓“地方精英”除了拥有功名以外，还有其他成为精英的可能性存在。例如在一个功名文教成就不高的地区，即使不具任何功名的人也可能成为地方领袖，Duara对华北农村的研究就很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15]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中国史研究，预设了把中国各个地域都视为同质性存在的前提，对各个地域间的差异不甚措意^[16]，大战以后，如西嶋定生关于明清江南农村研究，方才带领日本学界走出“停滞论”的阴影，许多人开始对江南产生较强的地域意识的关怀，于是预设江南地区是经济先进区域，具有火车头地位的前提，其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或迟或早也将经历与江南同质的过程。江南变成“中国”全体的指标，而其地域的特殊性遂不易得到凸显。

在此一研究背景下，日本学界的“乡绅论”遂将乡绅视为一个整体，或是集中在江南地区的乡绅研究。^[17]如重田德从政治社会的范畴主张的“乡绅支配”说造成很大的影响，与森正夫《日本の明清時代史研究における鄉紳論について》一文则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总整理^[18]。

乡绅论本集中在社会史方面的讨论，但文化、意识层面这些被视为是上层建筑的部分亦渐受到注意。宫崎市定的《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举出“乡宦”与“市隐”两种分类，或酒井忠夫分析“乡绅”一词，都已注意到了“乡评”、“乡论”的存在，酒井忠夫更发明“乡评共同体”一词，二人可说是将乡绅论的成果转向文化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的先驱。^[19]20世纪80年代以后，森正夫提出地域社会论^[20]，岸本美绪的近作《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则专门处理了“意识”与“秩序”等项。

在注意到地方精英，以及从地方史切入研究的同时，当然不能忽略作为传统社会最基本组织单位的家族的角色。徐扬杰、牧野巽都各有贡献^[21]，井上彻则从礼制来看地方家族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22]。西方学界自Maurice Freedman以来也累积了不少地方家族研究的成果^[23]，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一书，则是西方学界家族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结集。^[24]

无论是思想史或地方精英、地方家族的研究，都逐渐转向地域性的、窄而深的研究，希望更具体了解在某个范围的地域中，一门学术如何发展与作用，地方精英又扮演何种角色，以及这门学术与地方精英、地方家族间的关系。吉安这个世族群聚的地区也渐受到注意，相关著作如John Dardess的A Ming Society：T'ai-ho County，Kiangsi，in the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与Kandice J.Hauf的博士论文“The Jiangyou Group：Culture and Society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

John Dardess的著作是以泰和县为中心的地方史研究，他很深入地研究泰和人口结构与家族形态，以及明初以来这些家族政治地位的升降，很细节地展示了从明初到明中晚期当地几个重要家族的变化。由于泰和在嘉靖年间并无重要王学学者在此长期主持学术，因此John Dardess的研究很自然地略过学术的层面不谈，我们也不易了解学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Kandice J.Hauf的博士论文是1980年代晚期的作品，这篇论文虽然名为江右学派，但其实锁定的正是吉安府地区，她在第三、四两章介绍聂豹、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等人的家族及其家族结构，第五章则介绍罗洪先的赋役改革工作，以及王学学者在吉安推行的乡约工作。但Kandice J.Hauf主要将其放在家族史的脉络下处理，并未将这几人的家族与其他地方家族放在一起，因此无法以乡或以县为单位看王学讲学与地方家族、与地方乡里间的互动与作用，所以我们仍难了解讲学活动地方家族间的交涉作用。而她虽介绍罗洪先的赋役改革，以及吉安的乡约活动，也未更进一步注意到赋役与学术草根化间的关系。

除了学术、地方精英、地方家族三者的互动关系以外，地方精英如何扮演地方领袖的角色，与地方家族共同完成地方事务，以及学术在其中的作用也是值得注意的部分。这些地方事务不仅跟当时的乡里制度有关，也牵涉到赋役丈量制度的研究。

关于明代乡里地方制度，包括里老人制、里甲制，以及乡约、保甲等，日本学界都有很深入而丰硕的研究成果，早期松本善海从村落制度的角度切入谈乡里层次的权力运作与秩序的维持，此后酒井忠夫注意到嘉靖八年（1529）王廷相的上疏，以及上疏前后乡约推行内容的差异——在此之前，乡约多是地方官员或士绅自行推行，所以乡约的内容多半模仿或改良宋代“吕氏乡约”而成，嘉靖八年（1529）得到中央的肯定与认可一事则可视为象征性的分水岭，此后乡约便渐以《圣谕》六言为主，“吕氏乡约”反为辅，同时乡约更与保甲、义仓等工作一体实行。至于各地推行乡约的详细过程，栗林宣夫在《里甲制の研究》中皆有陈述。从里甲到乡约是明代地方乡里制度的一大变化，注意者颇众，所以相关的文章与专书颇多，但大体上跟上述研究的取径差异不大。^[25]

在赋役丈量制度上，傅衣凌对江南经济，以及梁方仲在一条鞭法、粮长制度等课题的研究，为中文学界奠下坚实的研究基础，此后还有如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26]，与袁良义的《清一条鞭法》等书^[27]。

在日本学界，清水泰次是最初步入这个领域并卓有成就者，而以和田清主编，集合许多日本学者共同译注的《明史食货志译注》则是重要参考书籍，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の展開》、岩见宏《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等书都是明代赋役制度史的代表性著作。日本学界最初集中研究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后来逐渐打破迷思，谷口规矩雄对华北门银^[28]、三木聪对福建纲银的研究^[29]，也都已自成一家之言^[30]。

社会经济史家对各种文献史料，诸如地方志、实录、会典、官箴、公牍，甚至士人的文集、笔记，都做了非常深入的实证考察，这些研究成果的累积遂成为日本学界在1970年代以后展开其乡绅论讨论的基础所在。但在这些繁复而丰硕的成果中，除了梁方仲已对隆庆、万历年间一条鞭法在江西的推行有过详细的研究以外，学界对江西在嘉靖年间赋役丈量的研究仍不够深入，社会经济史家常以《南昌府志》或《吉安府志》中的相关叙述来概括江西全省的发展，但这些府志资料所能展示关于赋役丈量工作的细节十分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王学学者在嘉靖以后江西地区的赋役丈量工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许多与赋役丈量有关的文字都留存在这些王学学者的书信文字中，但因王学学者的社会乡里角色较少受人注意，连带使得这些资料至今未被利用到极致。^[31]王学学者在这方面角色不受人注意的原因可能有几点：（一）不少人仍停留在一种成见，认为王学只讲学术、心性义理，未必有太强的社会实践的关怀。（二）我们仍然侧重在研究王学的讲学教化工作，以致对王学其他面相的关注相较较少。（三）由于相关资料经常零散而不够集中，因此虽也有人有意讨论王学学者的社会乡里角色，但其研究仍不够深入。